1935年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进入凉山，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一路北上，经德昌、西昌，于5月20日到达冕宁南部重镇泸沽，从泸沽至大渡河有两条路，原定中央红军走大路，从越嶲大树堡强渡大渡河，刘伯承、聂荣臻根据红军侦察组的报告、破译的国民党5月17日电文和冕宁地下党送来的情报，料定蒋介石已在越嶲大树堡方向布置了重兵，建议中央红军主力走小路，经冕宁县城、彝海、拖乌、擦罗从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北上，同时先遣二团按原定计划走大路，佯装主力红军声东击西，20日晚9时，刘伯承、聂荣臻率先谴一团向冕宁县城出发。21日下午，中革军委同意了刘伯承关于泸沽改道分兵的建议，决定红军主力改由冕宁经大桥过拖乌彝族聚居区，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为了顺利通过冕宁北部百里彝区，中央红军于1935年5月22日在冕宁县城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
“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
《布告》的第一句，“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夷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马克思主义民族观。
“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夷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指明了四川军阀及国民党政府是彝族人民和红军共同的敌人，是压迫彝汉人民的大山。“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夷人风俗”。进一步说明了红军不以强凌弱，尊重彝人的风俗习惯，进一步向彝族群众宣传了党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表明了红军是一支纪律十分严明的队伍，不强买强卖，买卖自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动彝人一丝一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与国民党和地方军阀的根本区别。
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不明真相的群众弃家进山躲藏，红军用了他们的粮食就把钱放在粮袋里，用了柴就把钱放在柴堆里、火塘边，用了水就把钱放在水桶边，就是老百姓送的酸菜和食物，红军吃了也要付钱给群众，严明的纪律，亲民为民的行为，使红军很快赢得了彝族群众的信任。“凡我夷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表明红军和彝族人民是一家，国民党政府和军阀是彝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
“设立夷人政府，夷族管理夷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政治目标就是要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体现了充分尊重和保障各少数民族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权力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先声。这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颁布的《共同纲领》中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脉相承。一诺千金，1952年建立凉山彝族自治区，1955年更名为凉山彝族自治州，当年《布告》的主张得到了实现。
一纸《布告》广为传诵，使得我党的民族政策在彝族地区得到广泛宣传，深入民心，红军得到了彝族同胞的信任，也坚定了他们能够顺利借道彝区、强渡大渡河的决心。中央红军派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萧华为群众工作队长的先遣队，从小路向大渡河进发。党的民族政策在彝区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为彝海结盟创造了有利条件，红军化险为夷抢先机，变禁区为通途，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先机，《布告》功不可没。
《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第一次以书面的形式提出了“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从此，“万里长征”一词从冕宁传遍凉山，传遍全中国。红军长征过凉山，一张布告播西蜀，赢得民心过彝区，《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光照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