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波县城新貌（唐晓军摄于2022年6月）
雷波土司在元朝末年称为“雷波长官司”，明朝仍为“雷波长官司”至清代改为“千万贯长官司”。后来夷族称“阿卓土司”，汉族称“杨土司”。（注：参照《雷波县志》凡例，解放前的夷族用“夷“字，解放后一律用“彝”字）
“土司”是元、明、清时期，封建王朝于西北、西南地区设置的，由少数民族首领充任并世袭的地方官职。封建王朝鉴于少数民族地区语言不通、习俗不同、民族隔阂、山高路远、鞭长莫及等特殊情况，而采取的一种“仍土官以顺其情，设流官以制其势”的政治制度，目的是加强对地方少数民族的统治（注：元朝根据土司管辖范围的大小，对土司官职进行高低分级，武职设有指挥使司、宣慰使司、宣抚使司、安抚使司、招讨使司及长官司等官职；文职设有土府、土州、土县等官职）。雷波千万贯土司系大小凉山地区四大土司之一，现就雷波千万贯土司的产生、发展和衰亡过程略述于后，以反映大小凉山地区土司兴衰的一个侧面。
清朝时期的雷马屏峨地区（红圈内）
一、杨土司的姓氏与官职的由来
阿卓（又称阿照）部落属古侯系，为地跨大小凉山一大家族，元末该部落大头人阿卓（阿照）称雄于马湖地区。据《马湖府志》和《叙州府志》记载：“元季（元朝末年）马湖路（注：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276年〕在雷马屏峨地区设置马湖路，下辖雷波、沐川等5个长官司）有一夷族部落名阿照（即阿卓），以雄杰著称马湖。闲其孙曰：‘匹夜’于明洪武四年（1371年）投诚纳土，因赐姓于杨（即皇帝钦赐杨姓），授武德将军承值郎，给以印信、号纸（以此作为朝廷承认其统治权的凭证）”，数传至杨九乍。
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杨九乍同黄螂夷首安兴、邛部夷首撒假号称凉山三雄，举兵反朝廷。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四川总兵李应样统兵讨平，擒获杨九乍，革除武德将军承值郎，承袭终止。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阿卓十三世孙杨喇哇赴省投城，四川抚宪（下属对巡抚的尊称）奏请授为雷波千万贯正长官司，并颁给印信、号纸，以示鼓励。这就是“雷波千万贯正长官司”的姓氏和职官的由来。
二、杨氏土司的发展
杨氏土司自杨喇哇正式授“千万贯正长官司”后，至杨安敦良共承袭了14代，经历了明、清、民国3代（朝），共560年（未承袭的年代未计入），共世袭了15个土官职，其中“土司”7个，“土千总”8个；嫡系世袭了7代2个土司，6个“土干总”；旁系世袭了5代，1个“土千总”，5个“土司”。
雷波传统习俗打铁水花表演（丰木补 摄）
三、千万贯土司的兴衰
“千万贯土司”的发展道路是起伏不平的，但有一条共同的规律，即当土司顺从并效忠于封建王朝就兴，反对其统治就败（衰落）。
杨喇哇投诚清王朝后传至杨明义时，正值清雍正王朝在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杨明义与云南夷族土司对清政府推行的改土归流措施极为不满。清雍正六年（1728年）云南永善米贴夷妇陆氏在杨明义暗中支持下进行公开的反叛。杨明义除私遣部落帮助陆氏外，还“劫夺粮运、伤害兵丁，并诱附近结觉、阿路、阿照、平底等处苗、夷伙同造反”。四川提督黄廷桂率部赴滇捉拿陆氏，再奏请朝廷派兵搜捕陆氏余党。此后黄廷桂又带领官兵会剿云南永善米贴土汉官兵，并着副将张瑛严行防范，相机抚剿。又着云贵总督和四川总兵张耀祖等分别在永善、凉山堵截，扼守要隘。经大规模用兵，云南夷乱遂平。杨明义见陆氏反抗朝廷失败，又迫于大军压境，遂向清军投降，明义被革职，不再承袭土司官职。
当清兵剿办陆氏时，杨明义继母沙氏为了免受株连，令其子明忠（明义弟）助顺（朝廷）杀敌。清廷复赏明忠“土千总”职衔，仍住千万贯，管辖诸夷。由此，“千万贯土司”遂降为“千万贯土千总”。
杨明忠的“土千总”传至杨荣耀，荣耀因病故无子承袭，遂以族人杨文承袭，至此，“杨喇哇”的嫡系告终，旁系世袭开始。
杨文承袭“千万贯土千总”后传至杨石金，他一方面积极效忠朝廷，一方面加强与汉族的团结，于是使杨氏势力达到了极盛的地步。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叙州府农民起义军首领李永和、兰朝鼎率众攻占长宁县城，杨石金随叙马营都司徐步云平定李、兰叛众，奏请赏给杨石金五品蓝翎顶戴。同治二年（1863年），石金随同官兵攻克横江双龙场股匪，在事出力，奏请赏换花翎。四年（1865年）正月奉上谕，赏还“千万贯正长官司”原职，并颁发印信、号纸，于是杨氏土官，又由“土千总”恢复到“长官司”。
杨石金升任“千万贯正长官司”后声威大震，当时承管谷堆、鱼红、天喜、鲁哈等夷寨，东至马边土百户普阿姑地方；西至西昌安土司属两河口；西南至西昌安土司属烈科地方；南隔金沙江与云南永善为界，纵横数百里，地域广阔。这时土司不仅可以调集所属地区的各支黑夷，而且汉族群众只要持土司一纸，也可在辖区通行无阻。
杨石金土司与汉族和睦相处，维护民族团结，保卫夷汉人民的生命财产，这不仅获得清廷的信任，亦受到汉族人民的尊敬。但在黑夷头人中对杨石金经常征剿叛夷为清廷效劳不满，尤以恩扎、吴奇两支为甚。此后恩扎支逐渐不服土司管辖，乘机武装背叛。同治六年（1867年），恩扎、吴奇两支夷出扰雷波牛吃水、海脑坝、黄螂等地，石金奉命率家丁百余人随雷波厅普安营参将韩廷贵征战，阵亡于黄螂匡海坝。
杨石金保卫人民生命财产有功，民众感其德，捐资为石金建立祠堂，供夷汉人民祭祀，该祠于民国二年（1913年）落成，取名“杨公祠”。还将剩余款项购置成田土产业，每年收租以作常年祭祀经费。
杨石金阵亡后，由其子杨德寿承袭，光绪十一年（1885年）德寿病故，其子忠廷尚幼，由杨安氏（德寿妻）护理。参军韩廷贵将杨忠廷送到马边厅，托马边厅通判代为教育培养。光绪十三年（1887年）杨安氏病故，子忠廷回雷波承袭。
杨忠廷承袭后，于当年将原建于千万贯的“雷波千万贯长官司”衙门，迁自厅城北外大旗山下。忠廷虽年轻，但言行谨慎，与汉族颇为融洽，夷汉人民和睦相处。但黑夷吴奇、恩扎两支却认为石金已死，忠廷年幼可欺，他们不仅不服从忠廷管辖，还不断侵入土司领地，烧毁市场，抢夺财产，抓“娃子”，占土地，估收地租等等，致使千万贯地区汉人纷纷逃走。
清光绪戊申年（1908年），杨忠廷见黑夷叛乱，乃积极支持官兵征剿，是年秋，随续备军（普安右营）出征，在马颈子八寨的母狗坡大战叛夷。辛亥（1911年）夏，忠廷再同普安营营长陈遐龄、张占鳌征剿恩扎支，在黄茅埂遭到阻击。忠廷出重金探得捷径，突入大凉山攻打恩扎瓦喜，大凉山各支夷人大惊，继前往请罪，认赔命价、兵费、认缴难民（汉族被抓的“娃子”），忠廷正与官军商议乘胜追击，又适逢川中“路潮”（即四川保路运动）高涨，保路同志军兴，成都岌岌可危，清廷驻成都总督赵尔丰电饬诸统领带兵进省，普安营奉调撤走，忠廷乃罢。
清军撤走后，恩扎支为了报仇雪恨，乃乘山棱岗、马颈子武装空虚，率众前往杨土司之领地――锅洛镇，大肆洗劫，烧毁民房数十间，捆走土司百姓数十人，抢去大量牲畜财物。此时，雷波厅城正闹“同志会”，土司杨忠廷自顾不暇，亦无法保护百姓了。不久，杨忠廷配合雷波厅通判王丕臣调遣军队，将罗恩科的“同志军”击溃，并将罗恩科全家老小及官兵处以刀劈，遂将厅城的“同志会”运动镇压下去。
民国三年（1914年），杨忠廷随四川汉军南路后5营统带张占鸿与雷威军统领王献办理一车、马尔红夷务，由于积劳成疾，不久病故。子杨先烈承袭土司职位，先烈年幼，委杨忠国护理。
民国六年（1917年），新受招安的绿林人物杨春芳受四川汉军“雷马屏峨”屯殖军司令张午岚派遣，率三、四百人枪进驻雷波县城（编者注：1914年4月雷波改厅为县）。杨部号召哥老会组织军队纳入编制，并以筹集军费为名，先是估提公款、强占粮仓，继而敲诈勒索富户。他们先从土司开刀，杨春芳之参谋何晃，以开会为名，扣留杨先烈勒缴千金，杨先烈无法只得照缴。但川军并不以此为足，是年6月15日又围攻土司衙门，杨先烈抱病无力抵抗，率家丁退避山后，结果土司衙门上下两署财物被抢搂一空，两院房舍及家丁住所数十余间全部烧毁，县城内正街和东门外公馆财物也被抢劫一空。期间杨先烈曾组织家丁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败退云南。到云南后，正值“滇省靖国联军第三路军”司令廖月江部被川军赶回云南，杨先烈遂请廖率部前往雷波替他驱逐川军。廖正走投无路，于是满口应允，遂于民国七年（1918年）1月，由云南永善锅圈滩（今沸滩）过河到雷波，至龙门桥，与川军守桥部队交上了火，但川军并不抵抗，交火后便向县城撤退，滇军也随后前进，途中川军不阻击，滇军亦不乘胜追击，两军入城后，划域驻防，互不侵扰，滇军不但不帮助杨土司驱逐川军，反而与川军握手言欢，共同鱼肉雷波人民（后川军于1918年7月奉令撤离雷波，滇军于1919年6月被雷波军民联合驱逐出雷波）。
民国八年（1919年），雷波县知事罗正冠（字冕南）改雷威军为四川陆军第8师雷波戍边军，委杨先烈为第二营营长。十年（1921年）10月，雷波县知事李光明缩编“戍边军”后，委杨先烈继任第一营营长。
民国十三年（1924年）2月，杨先烈率部前往千万贯清查叛乱，捕获吴奇支黑夷一名，要求该黑夷解缴枪50支、难民50名，黑夷不从，先烈将其带回关押在土司衙门。后该黑夷买通看守逃走，因饥寒交迫而死于一岩洞中。消息传入凉山，吴奇支纠集金曲、布兹、恩扎等支夷聚集数千人滋扰县城，县知事窦维昌紧急派人赴乐山请8师师长陈洪范派31团2营协防雷波。县城虽未被叛夷攻破，但顺城乡（南田乡）民众再次遭受兵戈战火劫难。
民国十六年（1927年）6月，罗正冠复任雷波县知事后，将原戍边军又改为“雷威军”，委杨先烈为营长。随即令其率部随同罗知事前往羿子村（今卡哈洛）办公益银厂，后不幸染病，于7月13日病逝于巴姑。先烈无子，女杨代蒂时年4岁，遂由其妻杨安敦良承袭土司职衔。同年，经罗知事引荐，杨安敦良率哨官杨寿宣赴泸州晋见国民革命军21军南路司令官潘文华，潘荐举到省晋见军长刘湘。刘湘批准杨安敦良承袭雷波千万贯正长官司职衔并发给步枪50支和子弹。刘湘还指令雷波县知事林霞生委杨安敦良任雷威军特遣第1营营长，杨寿宣为副营长。
民国二十年（1931年）6月2日，雷波县知事陈述初奉雷马屏峨屯垦司令部训令饬（读音chì）审定“废除土司制度”案，呈复：“雷波千万贯土司名存实亡，同意废除”。此至，世袭了560年的雷波土司遂告终结。
青年时期的杨代蒂
延伸阅读：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立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和制度。“土司”又称“土官”，是由中国古代中央王朝任命和分封的地方官，拥有世袭的政治统治权，辖区土地的世袭所有权及对附着在土地上的农民的世袭统治权。
土司制度在唐宋时期称羁縻制度，由中央王朝委任当地首领为府、州、县的文职土官。元朝加强了军事统治，设置宣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长官司等武职土官。明沿袭宋、元制度，并进一步完备了土官的考核、任免、贡纳、征调等制度。
土司制实质上是封建领主制，土官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当地的大领主，掌握着军、政、财权，对农奴有“生杀予夺”之权。土司制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统治机构，治理辖境的政治、经济、文化及诉讼、刑罚等。政治上依靠封建王朝，册封世袭，划疆分治，军事上实行土兵制度，以种官田、服兵役的方式，把农奴组织成土官武装，维持土官统治和供王朝征调。经济上，土官是辖境土地最高所有者，实行劳役地租、实物地租等经济剥削。文化教育方面，则不准土民读书和参加科举考试。
明代为土司制度全盛时期，清雍正六年（1728年）起，清政府为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管控，在西北、西南地区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措施，即把少数民族土司世袭管理的方式改由中央政府委派流官直接进行统治，实行和内地相同的地方行政制度。由于这次改革触及到土司的切身利益，遭到了各大土司的强烈反抗，清政府为此发动了诸多战役平乱，其中以乾隆时期征战大小金川战役最为著名。自此，土司制度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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