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党就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1922年7月，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各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指出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是革命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1930年底开始，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接连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指挥下，中央红军连续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但未能粉碎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的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离开了原来的根据地，开始长征。
从1934年10月中央红军撤离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到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红军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陕西、四川、西康、甘肃等十几个省区的少数民族居住区，与彝族、苗族、瑶族、壮族、布依族、土家族、侗族、纳西族、白族、藏族、羌族、回族、维族、蒙古族等等少数民族群众直接接触。红军在经过少数民族地区时，充分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进行广泛的关于我党民族平等政策和红军政策宣传，使长期受到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少数民族群众第一次感受到民族平等的温暖，在顺利地通过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同时取得了推行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胜利。
一、红军长征中党的民族政策制定
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党就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1922年7月，党的“二大”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了各民族的解放斗争是全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指出蒙古、西藏、新疆等地区的少数民族是革命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923年6月，党的“三大”上又重申了对西藏、蒙古、新疆、青海等地的少数民族实行自治的主张。1926年12月，毛泽东出席了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作出的各项决议中，就有《解放苗族决议案》，指出苗族、瑶族同汉族在政治上、经济上一律平等。1934年7月，红二军团在川东南、黔东北的苗族、汉族混合居住区建立的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苗族问题决议》，提出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建立民族武装、发展民族语言文化、消除民族隔阂等一系列主张。
红军长征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不但广泛宣传党的这些民族政策，而且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特点，制订了许多政策、法令和纪律。
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到达广西北部瑶、苗少数民族地区。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党通过对该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综合考察，红军总政治部于11月29日，在红军纵队尚未渡过湘江脚山铺战斗和新圩战斗还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就发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是红军总政治部自长征以来发布的第二个民族工作文件，首次制定了具体的民族政策，为以后红军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重大的政治指导作用，是红军长征中执行民族政策的重要文献。《指示》中提出“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提出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原则，要求全体红军在一切工作中，必须认真做好民族工作。接着，还专门下发了《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指示》，着重强调把少数民族工作提高到关系实现我军战略任务的高度。指出，野战军今后的机动和战斗，都密切地关联着争取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实现我们的战略任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各军团政治部，必须立即把这个问题提到重要的地位，必须向全体指战员宣传争取少数民族的重要性。
1935年4月10日，红军总政治部创办的《红星报》上刊登了《注意争取彝民的工作》的文章。指出“现在我野战军已经到达了彝民的地区，争取彝民群众，发动他们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是极端重要的工作”。由于我党的高度重视，5月，红军进入四川彝族地区时，沿途广泛张贴了朱德总司令签署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向广大彝族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布告指出：“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可恨四川军阀，压迫彝人太毒;苛捐杂税重重，又复妄加杀戮。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军纪十分严明，不动一丝一粟;粮食公平购买，价钱交付十足;凡我彝人群众，切莫怀疑畏缩;赶快团结起来，共把军阀驱逐;设立彝人政府，彝族管理彝族;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这张布告通俗、生动的宣传了党的民族政策和主张，在彝族地区曾经产生重大影响。
党中央在红一、四方面军第一次会合后，1935年8月4日，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进一步把民族问题提到关系中国革命事业是否成败的高度。指出：鉴于“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正在少数民族番彝占多数的区域，红军今后在中国的西北部活动，也到处不能同少数民族脱离关系，因此，争取少数民族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领导之下，对于中国革命胜利前途有决定的意义”。在宣传民族政策过程中，毛泽东亲自要求战士们，必须与各族人民建立密切的关系，用平等态度对待各族人民。在少数民族的村村寨寨，红军还专门召开少数民族座谈会，讲解党的民族政策。红二方面军由云南进入四川藏区时，到处张贴布告，明确指出解除藏民痛苦，扶助藏民生活，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希望藏民群众、喇嘛僧侣安居乐道，不要惊慌逃窜，申明共产党是保护藏民的党。
我党在红军长征途中，还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注意与苗民关系加强纪律检查的指示》，《告川西北藏彝民族书》、《藏回地区工作须知》、《藏区十要十不要》、《告回番民众》、《共产党红军对番人的主张》、《回民区域政治工作》、《回区十要十不要》等等一系列决议、指示、口号和文告。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足以说明党和红军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从而及时、正确、广泛、深入地推动和指导了民族工作的发展，有效地争取了少数民族对红军的信任和支持，为长征的胜利提供了保证。
二、红军长征中党的民族政策运用
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立场和根本政策。在长征途中，党和红军依据并坚持这一原则立场和根本政策，遵照党和红军有关民族工作的决议、指示、口号及文告，具体开展了多方面的民族工作，团结各族人民，为北上抗日以争取中华民族解放和推翻国内反动统治的民族压迫进行了艰苦而成功的斗争。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此无不模范遵守，身体力行，都亲自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给各族人民留下了许多美好动人的回忆。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进入当时广西省的龙胜县，9日，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住在龙坪大寨。当时，国民党特务为了挑拨红军和少数民族群众的关系，深夜纵火烧房，周恩来亲自指挥战士灭火，保护了寨中清朝嘉庆年间建成的鼓楼和一百多户民房。红军当场抓住纵火特务3人，次日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纵火敌人罪行，就地正法;同时发粮食救济灾民，受到龙坪侗族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中共中央纵队进驻黎平草坪村时，朱德住在侗族老人石大爷家中。他亲切的向老人嘘寒问暖，像摆家常一样宣传革命道理，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介绍红军是各族人民的队伍，和侗家是一家人。朱德与石大爷同吃同住，以礼相待，老人非常满意的说：“红军这样看得起我们侗家，真是侗家的知心人”。
1935年春天，中央红军强渡天险金沙江之后，以风驰电掣之势继续向北前进，北上的道路面临着强渡天险大渡河，渡过大渡河必须经过四川冕宁以北大凉山的彝族地区。彝族人民，由于长期受封建王朝和国民党政府及地方军阀的压迫与歧视，经济文化落后，生活极其贫困，对汉人抱有很深的民族成见。为了顺利通过冕宁县大凉山彝族区，争取彝族人民的支持，红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向广大彝族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纪律。同时，在部队中普遍进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和纪律教育，要求坚决尊重彝族风俗习惯，严格遵守纪律，做到秋毫无犯，以模范行动扩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并且组织了中央红军先遣队，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担任战略侦察、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开路任务。5月21日红军先遣队进入彝族区后，便遇到了成群结队的彝族群众的拦阻和袭扰。他们有的手持土枪、弓弩，出没于山林草莽之中，聚众示威，摇旗呐喊;有的拿着大刀、长矛、棍棒，拦住道路，不许通行;有的竟然扒掉红军身上的衣服，抢走装备。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先遣部队停止前进，一面向群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主张，一面派出代表和彝族首领谈判。当时的彝族地区分为沽基家族、老伍家族和罗洪家族。按照各个家族不同的政治态度，采取不同的政策。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按照彝族习惯，在彝家海子边同“沽基”家族首领小叶丹饮鸡血酒，结拜为兄弟，帮助他们成立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并赠送了枪支;说服老伍家族保持中立;对受国民党利用同我军对立的罗洪家族耐心说明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宗旨，晓以大义。同时释放出被国民党扣押在县衙里的彝族群众数百人。由于这些工作卓有成效，加上红军所到之处纪律严明，对人民秋毫无犯，深受彝族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顺利的通过了大凉山彝族区，为红军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时间，粉碎了国民党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渡过了涪江、岷江、大金川等大江大河，5月进入川西高原少数民族地区。这里，人口稀少，主要居住着藏族，少量的回族、羌族、彝族，汉人更加稀少。人民生活极其艰苦，长期以来受封建军阀、土司头人的压迫剥削。同时，由于历史上大汉族主义造成的民族隔阂，一般少数民族群众对汉人，特别是对汉人军队是抱有仇恨心态的。红军经过时，由于不了解我军的性质、宗旨、民族政策，对红军持敌视态度。加之，国民党趁群众对红军缺乏了解，开始进行反动宣传，制造谣言，中伤红军，并在土司头人的鼓励下，在高山上对红军部队开枪、砸石头……为了粉碎国民党的阴谋，让少数民族群众了解红军，红军大力开展了宣传工作。战士们到处张贴石印的四字句、五字句或六字句大布告，阐明共产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和主张。红军在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同时，还具体规定“一尊四要四不”，其内容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要严格执行藏族的民族政策，不进住藏民的喇嘛寺。要严格执行回民政策，不在回民家吃大荤。要宣传实行政教分离，不干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要爱护少数民族农作物，不践踏少数民族的青稞大麦。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党和红军没有去搞阶级斗争，去反对土司头人，而是团结少数民族全体群众来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军阀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些土司头人是较之有文化、有见识的，也乐意接受我们的主张。如红四方面军在西康省的炉霍、甘孜等县，与甘南的德格土司订立了“互不侵犯协定”;又如俘虏了国民党政府派赴甘孜等地活动的所谓“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诺那呼克图(活佛中的尊称)，红军优待他、争取他，并礼送出境，事后对工作的开展，起了良好的作用，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影响很大;再如红30军，在西康绒坝岔地区战斗中俘虏的叶巴(土司头人下面管军事的官员)夏格刀登，对他耐心作争取工作，请他到甘孜，受到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的接见，结果，同他签订了“和约”，还请他到“波巴依得瓦”政府参加工作。所有这些，都大大改善了红军与藏族群众的关系。经过一段艰苦的工作后，少数民族群众逐渐认识到汉、藏、回、羌、彝等等各个民族本是一家，都是平等的。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少数民族广大群众把红军当做自己的亲人，真正感受到共产党、红军、苏维埃是少数民族的救星，投靠红军，帮助红军顺利通过自己居住的地区。
三、红军长征中党的民族政策作用
红军长征后，从到达黔桂边区进入少数民族地区起，中国共产党为谋求新的正确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从红军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出发，进行了艰苦的实践及相应的理论、政策的探讨和创新，使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民族大团结。
由于红军正确执行了党制定的民族政策，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和爱戴。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纷纷消除了对党和红军的疑虑与戒心，在以下三个方面帮助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
第一，为红军筹集粮食物资，照顾伤员。红军长征途中，经历的地区大多气候恶劣，偏僻荒凉，道路崎岖，前有高山峡谷，急流险滩，雪山草地，后有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加上缺衣少粮，许多红军战士倒在长征路上。当时，粮食问题是长征中的头等大事。少数民族群众虽然原本就很贫困，但还是极力承受了对红军的供给需求，使部队物资供应基本有了保证。1936年7月当红四方面军迎接红二、六军团，在西康甘孜、理塘会师时，红四方面军已经充分准备了几百万斤粮食和牛、羊、盐、油等物资。这众多的红军部队，在高原艰苦的地方，由于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保证了粮食、物资供应，并得以过草地北上长征。妥善安置、掩护并耐心照顾伤员，也是少数民族群众对红军长征的一大贡献。许多伤员受伤后，受到当地群众安抚、治愈，重返部队，继续北上。大多重伤员暂时无法前行，被群众救护转移，设法躲开国民党军阀对伤员的追捕和屠杀。当时，仅留在康北的伤员就达三千余人，藏区许多活佛派出手下得力的喇嘛掩护伤员，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
第二，为红军当向导、翻译、修路、架桥、造船，配合红军作战。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辗转征战，除必须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带来的困难外，还遇到诸如民族隔阂、语言障碍、宗教习俗各异等等困难。因此，向导、翻译在协助红军战胜种种困难的过程中具有特殊重要作用。1935年6月，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翻越长征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藏族青年不顾危险，毅然为红军带路，使红军顺利通过“鸟儿飞不过，人们不可攀”的夹金山。征服雪山后，红军又来到了一望无际的茫茫草地，这里根本没有道路，只有大片大片的沼泽，可供作路标的树木也极少，稍有不慎就会迷失方向或者身陷泥潭，被沼泽吞没。1935年8月，党中央率领右路军离开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请到了当地藏民毛儿盖寺庙喇嘛为向导，为红军带路，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走出草地顺利到达班佑，确保了党中央的安全。中央红军在渡乌江时，当地群众为红军修建了6只木船，仅靠36名汉、彝、傣族船工，经过7天7夜，将几万将士迅速的渡过天堑，未伤一人一马。可想而知，红军长征途中遇到的种种困难，没有少数民族群众的大力支持，是无法完成这一壮举。
第三，踊跃参军，红军队伍不断壮大。由于党和红军在长征途中执行正确的民族政策，赢得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和爱戴。面对红军这支优秀的队伍，各族青年踊跃报名参军。红军经过贵州、云南时，有五、六千少数民族青年参军，其中多数是苗、回、彝、瑶、藏族人。为此，在红军队伍中设立了“回民连”、“彝族连”、“苗族排”等建制。在四川彝族地区，青年成批加入红军行列，仅越西一地就有七、八百人参军;经过藏区，就有二百多名藏族青年加入红军。长征途中一些重大战役：乌江战役、四渡赤水战役、金沙江战役、大渡河战役、腊子口战役都有许多少数民族战士参加。他们的加入，加强了红军的战斗力，为长征胜利做出了卓著贡献。长征告诉各族人民，只有跟着共产党才有出路，只有参加红军，才能彻底解放自己，少数民族群众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国共产党、工农红军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综上所述，红军在长征时期由于正确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确保了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红军长征的战略计划。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对少数民族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基础。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和毛泽东总结了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更加成熟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
原载：《军事史林》，文字来源：中国理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