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云南广西铸运京币事件，应该结合雍正继位、中国与越南宗藩关系变化的历史背景进行讨论和分析。云南广西府铸运京币，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使广西府出现了“车马辐辏，商旅络绎”的百年繁荣景象，被称为“雄峙东南第一州”；同时对红河州后来工业和商贸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清代；雍正；广西府；铸币；繁荣
清代云南广西府(今泸西)，按照朝廷旨意，于雍正和乾隆时期开炉铸运京币的这段历史，在《清史稿》《广西府志》《泸西县志》等文献资料中有明确的记载。对涉及这段历史事件的研究，有一些专家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程度相继进行了研究和分析。有全国知名学者李强教授写的《清代云南广西府铸运京钱始末》、云南学者刘黎老师写的《清代云南铜政与皇朝中央的财政思想探析》、云南学者陈艳丽和杨黔云老师写的《清代云南广西府铸运三省铜斤钱文研究》、泸西县历史文化学者詹学达老师写的《泸西钱局街解密》等等。
这些专家和学者的研究，说清了当时广西府铸运京币的来龙去脉，也对当时清朝廷在云南广西府铸运京币的决策和“放本收铜”的财政政策，呈述了各自的观点与看法。总体上看，对清代皇帝及其朝廷推行的政策和作出的决策，肯定的少、批评的多。但根据《广西府志》记载，广西府铸运京币与出现“车马辐辏，商旅络绎”繁荣景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就如何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此事件的历史客观性和历史影响，我们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从不同角度进行讨论和分析。
一、云南广西府铸运京币的历史背景说明和分析
(一)历史背景情况
云南广西府铸运京币的原因，许多专家学者分析说明，主要有四点：一是雍正皇帝继位后，朝廷京局铸制铜钱所需铜材，由于国外贸易政策调整，进口洋铜困难，国内“矿禁政策”有所松动和变化，而云南铜矿(滇铜)开采业又兴盛发展。二是雍正帝认为与其令湖南、湖北、广东三省采买滇铜运京，不若在云南就地铸钱，将成品钱文运至抵京，以节省铸钱成本。三是户部在计算对比后，在云南铸钱运京与运铜进京相比可节省16万余两白银。四是当时云南巡抚张允随报请朝廷，昆明、临安、东川三府因人口稠密、物价昂贵、距离铜矿较远等原因，不适宜铸币，而广西府有大面积森林、有煤和交通方便，成本的相对会低，可以开炉铸币。
就上述四方面的理由，专家学者列举了许多数据以作实证，说明这些是促成雍正皇帝最后下旨在广西府铸运京币的成因。但基本没有对其历史背景，进行过多的、深入的讨论和分析。有鉴于此，有必要对当时结合一些历史背景作说明和分析。
背景之一：康熙皇帝留下的经济基础。康熙在位61年，被尊为“千古一帝”。他在位期间铲除鳌拜、平定三藩、驱逐沙俄，收服准噶尔、统一了台湾。经济发展方面，康熙皇帝亲政不久后，便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重农治河，兴修水利，招徕垦荒，恢复生产，使全国经济发展逐渐稳定，开创了史称的“康乾盛世”。康熙在位期间，所干的几件大事，都是在打仗，用现在话讲都是在“烧钱”消耗财力而不是积蓄，后期又大兴土木，挥金如土兴建畅春园、避暑山庄、木兰围场，到其驾崩时国库存银只有700万两左右。从经济上讲，康熙给儿子雍正留下的是一个国库空虚、银根紧缩，产业发展显现凋零的摊子，并不是经济强盛、国库充溢的国家，其实康熙的盛世在经济意义上是需要打引号的。因“千古一帝”生前，一半以上的时间都在用其铁蹄踏遍万里河山，根本就不可能让一个多次经历战争的国家在经济方面有大发展、大繁荣。
背景之二：中越宗藩关系的的变化。夏商周三朝，华夏文明处于河流定居时代，而交趾所在仍处于蛮荒地区。战国时期，列国争霸，秦国攻灭了成都平原的古蜀国，公元前257年，古蜀国末代王子蜀泮率领其族民，向南逃亡，到达交趾，建立了瓯雒国，自称安阳王。秦国统一六国后，建立大一统的秦朝，并向百越地区用兵移民，公元前214年设立了三个郡，交趾归属象郡管辖。汉朝时期，交趾地区得到开发，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正式设立交趾郡。由汉朝直到唐朝，交趾或是为郡县，或是为州县。东汉时期，交趾所在地区，距离红河流域较远的日南郡，被占族人所占领，并不断向南开拓疆土，公元192年建立了占城国。唐初，交趾地区所在部族常常外引南诏兵，与唐朝对抗。唐代中后期，交趾所在行政建构为安南都督府以及静海军节度使辖区。唐朝崩溃后，各个割据势力也纷纷建国。交趾地区归属南汉国，不久，脱离了南汉国，建立了地方割据政权的吴朝(938一968年)，虽然未建国，也未使用年号，一直臣属于中原大国。宋朝建立后，交趾地区经历了几个朝代更迭，但并未立国。宋越战争之后，宋朝册封交趾李朝国主为交趾郡王。淳熙元年(1174年)初，李朝国王李天祚遣使入贡，南宋孝宗始正式“诏赐国名安南，封南平王李天祚为安南国王”，淳熙二年(1175年)八月，又“赐安南国王印”，“安南国”之名从自开始使用。明朝永乐五年(1407年)，交趾地区撤藩设省，中原朝廷对交趾进行郡县式的行政管辖，二十一年后又恢复藩属国管理方式，清王朝建立后，虽然与安南国发生了多次边界争议，但宗主国与藩属国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中法战争后(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法国侵占了安南(越南)，中越结束了宗藩关系。
(二)说明和分析
针对上面两个方面的历史背景情况，作如下讨论和分析：
1、就越南(交趾)而言以唐代为界，唐代之后随着中原朝廷都城和疆域版图的变迁，前为郡县后为藩国；宋元明清时期中原朝廷对安南国(越南)实行半独立半行政管辖的宗藩状态一直维持到清代的中法战争。尤其是在明代，交趾地区在藩国与行省之间的切换，完全取决于明王朝对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视程度。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归来的时候，就开始撤藩设省，后因行政成本的问题又恢复藩国。到了嘉靖皇帝初期，又有重视海上丝绸之路的动向。公元1530年，明朝廷屯兵镇南关，安南国请降，从藩属国降为属地，改其十三道为宣抚司，这是安南国(交趾地区)再次属明的历史时期。嘉靖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迹象出现后，海上丝绸之路又被放弃。可以说大明王朝如何管辖交趾地区，撤藩设省，还是废省置藩，主要的因素取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衰。
清朝雍正继位后，面对困难的经济局面，作为一国之君他不可能熟视无睹。雍正皇帝执掌朝政后，大力推进“官绅一体当差纳粮、摊丁入亩，火耗归公”三大新政，集中精力抓经济发展和财政税收。在这个背景下，云南铜矿开采，自然也兴起。雍正三年(1725)，云南地方官员勘查铜矿时发现安南国(越南)，从明末开始至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两次侵占中国领地，把两国边界向北推移了120里。从雍正三年至六年，双方发生了边界争议，清朝廷调动了军队，恩威并施，让安南国(越南)臣服，最后雍正皇帝还是赐地40里，就是为了让宗藩两国友好相处。
2、从另一个角度看，清朝廷对安南(越南)撤藩设省还是废省置藩只是方式问题，目的都是为“打通茶马古道，保护海上丝绸之路”。这从实质上讲，这种“打通”和“保护”也就是清朝廷从国家经济发展层面考虑所作出的战略决策。雍正继位后，是否有效仿明朝永乐皇帝一样把安南(越南)撤藩设省的构想，虽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一些历史迹象表明，他最终下定决心在云南广西府铸运京币，应该是具有出于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加强对外贸易战略决策实施的因素。首先，自汉代以来广西府具有地处交通枢纽的地缘优势，她北接滇中、南控交趾(越南)、东达两广出海，其地理区位可以说是具有战略意义。其次，广西府当时是云南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好的地区，在明代中期就实施了改土归流，接受汉文化较早，民族关系和谐，社会稳定，利于管理和驻军。再次，清朝廷在广西府（后为直隶州）先后四次开炉铸运京币，持续时间45年，说明没有轻易改变和放弃国家发展经济和加强对外贸易战略决策的实施。
3、据于前述二个方面的理由分析，可以肯定地讲，雍正下旨在云南广西府铸运京币，不是头脑一时发热，或者说不仅仅为了节省16万两白银。雍正45岁才继位，他熟知历史和形势，更明白强行用兵安南国和撤藩设省的决策，都需要以大量的财力作后盾。但他接手时整个国家层面的经济格局，基本就是一个烂摊子，根本就不是所谓的经济发展盛世。在这样的情况下，雍正皇帝对云南省和藩属国(安南)，很可能重点考虑的是，一方面必需推动云南当地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采取逐步推进货币通行使用的政策，这样才会更有利于稳定全国经济形势。所以才会有表面上的铸运京币，而实质上的利用藩属地的矿产资源和通过对外贸易获取更多经济利益。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用有些媒体上宣扬的沉迷女色、不理朝政的不实信息，去误解雍正皇帝和其作出的决策。因为事实是，雍正皇帝是一个极有战略思维和积极勤政的执政者，在位十三年，他每天只睡2个时辰批阅过的奏章总数超过24万件，每天平均批阅书写超过50个，8000字，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为后续者留下近7000万两白银，为国家续命200多年，成全了父亲和儿子的“美名”，自己死后却给世人骂了几百年。
4、云南广西府铸运京币是在乾隆皇帝继位后才开始的，先后四次开炉，四次停止。从节省成本的角度看，开炉第一次后，就发现执行的结果是得不偿失，那么，乾隆皇帝为什么后来还要同意后三次的铸运京币？难道他真的是昏庸无知吗？答案是否定的，是另有其原因。这正如金一南教授所讲：“清朝相比明朝没有一个昏庸皇帝,各个能干......”。尤其是康雍乾三位皇帝，他们都是大有作为的。首先，雍正时期，不轻易实施用兵安南国和撤藩设省的决策是基于财力保障的因素，但并不能说“打通”和“保护”的战略决策在乾隆时期就被彻底放弃了。从成本费用计算方面讲，云南广西府第一次铸运京币是“失败”的，但奇怪的是对于这次“失败”，清朝廷却没有责罚、惩处云南地方官员。张允随是当时的巡抚，是他上书建议在广西府铸运京币，同样也是他上书建议停止铸币。需要注意的是，只是停止铸币但并没有全部销毁工具。而张巡抚之后的官阶不是降却是一路上升，由原来的巡抚成了云南总督、云贵总督、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并加封了加太子太保衔。从这个角度讲清朝廷对云南广西府第一次铸运京币“失败”是不认可的，或者说是另有其他原因的。泸西当地民间传说，雍正十二年(1734年)末，雍正皇帝秘密经广西府到过安南(越南)边境，返回后下密旨给云南巡抚谋划吞并藩属国安南的“秘密计划”，并派出皇亲国戚来云南表面监督铸币，实际协助地方官员为实施“秘密计划”作准备。虽然这些民间传说不足为信，然而雍乾两位皇帝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的真实性却不容置疑。因为畅通的“茶马古道和海上丝路”，是清朝廷最需要的宗藩关系和最希望维持的局势。其次，史料记载云南广西府铸币运京币前后45年，实际铸币29年，第一次(1735年)与第二次(1751年)铸币运京币的决策相隔16年，实际开炉铸币相隔11年；第二次之后的开炉铸运京币，都是因为“官钱广铸流通”或者说是钱币(铜币)需求量增加的原因。据泸西民间口传历史讲，广西府私人小规模铸币时断时续、一直持续，两头相加计算近80年的时间，持续的主要原因是私人铸铜币可以多换取白银求得实际财富的积累增加。尽管广西府存在私铸铜币的民间说法不可能成为史学研究的证据，但也不能完全忽视和否认其具有扶助和参考的作用。在当地文献资料缺失的情况下，更不能轻易推断广西府绝对不存在私铸现象。从一些学者的结论研究和其他地方的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私人铸币行为不仅在民间有，而且官局也有，一些炉头、工匠偷漏减重，假公济私，非法私铸。如《清朝文献通考.卷十三》记载：顺治十年，“向来官炉夹带私铸，尤为病国。”；再如《乾隆朝上谕档》第十七册记载：“不肖官员，将官钱私行减少，额外多铸小钱，希图盈余肥橐。该管上司曾不顾问，或且从中分润”。第三，如果说“官钱广铸流通”是广西府第二次铸币运京币的直接原因，那么实际情况，就如杜家骥教授在《清中期以前的铸钱量问题》一文中所讲：由于“官钱广铸流通”,已是 “ 迩年钱价平减”,因而乾隆三十六年以后,由于一些省份已“钱价平贱”,铸钱最多的云南已银一两换制钱一千一百二十文。按史料记载，云南广西府后三次官方的铸币都已经是获取银息，到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底，才全行裁撤。这说明乾隆皇帝同意后三次开炉不仅仅为了增加货币(铜币)供应量；相反说明，乾隆皇帝在坚定不移地实施国家发展经济和加强对外贸易的战略决策。从雍正到乾隆的几十年间，由于中越宗藩两国关系正常，没有影响到茶马古道路的“打通”和海上丝路的“保护”，所以清朝廷就没有对藩属国(安南)进行用兵。
综合前面所作的讨论和分析，我们认为对清代雍乾两朝在云南广西府铸运京币，如果只从为节省成本费用和增加货币(铜币)供应需求的两个方面简单地去认识和理解，可能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这一事件的出现，应该说是具有历史背景，也有当时执政者的个人因素。清朝廷两代皇帝在作出战略决策的时侯，立足点与归宿点，肯定都是从王朝延续和发展的方面考虑，至于对历史的发展形成了什么样的影响，自然是后来人才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就需要进一步讨论其历史影响。
二、云南广西府铸运京币的历史影响
云南广西府铸运京币事件已经过去了200多年的历史，
文献记载虽然有一些，但还是十分有限。尤其是当地(泸西县)文献记载更少。有一些专家学者刻意追求历史文献中的文字记载，这本来无可厚非。现在史学研究已经认可，当文献史料不足以支撑和说明一切时，还需要依据考古、民间口传历史和口头文学来补充论证。也就是说，接下来讨论和分析，不会形而上学、机械地停留在历史文献资料上，可能会引用其他的东西。
(一)历史影响之一：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对现
代贸易发展有启示作用
1、清代云南迤东观察使储之盘在《广西府志》上写道：“宝源既开，商旅络绎，车马辐辏，百货杂陈，气象更新，俨称东南一都会焉”。这是广西府最值得骄傲的一段经济繁荣历史。这几句话意思很明确，广西府从开炉铸运京币，千百商贾来来往往，到处是车马声音，货物是琳琅满目，气象更新，称得上是滇东南一个大都会了。储之盘当时是朝廷官员，如此写是有为朝廷作出铸运京币之决策唱赞歌的因素，但不能片面理解为都是虚假的。“宝源既开”是指广西府第一次开炉铸运京币。在铸币制造业的拉动下，开采、运输、金融等产业，出现了快速发展，也带来了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商贾云集、百货杂陈的现象出现是必然的。
2、广西府开炉铸运京币，铜币供求关系的变化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应该明白官方史料记载当然重点讲是增加铜线的需求量，不可能把所有的背景和目的讲清讲透。可以肯定地讲，从第一次开炉起官铸和私铸就同时存在了。也就是官方和民间的铸币，都起到了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官方铸运京币的作用，不用讨论，大家都认可。那么，私人的铸币作用呢？如郑永昌教授在《清代乾隆年间的私钱流通与官方因应政策之分析》上分析所讲的：“私钱流通是制钱不足导致市场自我调适之现象”，在那个时期私人铸币(私钱)流通对经济的发展是起到了的积极促进作用。这方面其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给出了相应的研究结论。如王光越教授在《试析乾隆时期的私铸》一文中表述：“尽管私铸规模很大，私铸形质低劣，但并未严重影响银钱比价，形成恶性通货膨胀，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官钱不足给商民日常贸易带来的不便。应该说，它对当时的经济活动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再如潘敏德教授在《中国近代典当业之研究》中表述：“由于银铜本位货币无法适应经济发展之需要，导致私经济部门采用私人信用工具以利交易。在私人信用工具中，钱庄、当铺以及有实力的商号纷纷发行钱票、私票和私帖，在地方上通行，这在清代是很普遍的事。”
3、泸西民间口传历史讲，当时朝廷决定在广西府开炉铸币，随后指派多尔滚、多铎的后人（弟兄二个），着红顶戴，来云南监督铸币。他们到广西府后，利用皇家宗室关系，开设了银庄、票号，做起了生意，在北京设总号西南几省设分号，全国通兑。广西府出现了“江西丝绸街”“豫通宝银庄”“满汉宴席楼”等反映其经济较为活跃的事件与情况。关于银庄和票号这些民间口传的历史，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已经无法去考证，但就当时“江西丝绸街”的形成和存在，从一些碑刻记载可以得到映证。泸西县城原肖公庙保存道光年间刻立的《中元碑记》记载，从明代成化十二年(1476年)，就有许多江西客商就来到广西府经商、谋生。广西府的这些经商者在明清时期，相互之间就开展了“上賨”活动。这种活动正规史料虽然没有文字资料记载，但却一直在今天的泸西县得到真实的保留和传袭。“上賨”可以理解为起源于封建时期商人之间的资本互助或者说原始形态的资本运作。先是在同行业之间以实物资产(主要是丝绸匹数和纺织的纱头数)，后来规模扩大和跨越行业又以货币代替。随着清朝廷铸币决策的实施，银庄、票号这种类似现代银行的金融组织或机构，虽然服务官方和大客户的功能与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但还是不可能覆盖所有的投资创业、经商贸易者。在这种情形下，广西府私铸顺理成章地催生了相当份额的私票和私帖，从而加速了民间资本互助活动(“上賨”)规模的不断扩大和行业拓展，也有效地破解了民间小规模资金(资本)借贷与筹措的难题，激活了民间创业和经商的热情，使当地经济发展在铸币期间，得到大幅度持续和稳定的增长。
4、储之盘写“商旅络绎，车马辐辏”是广西府第一次开炉铸运京币时期，之后三次开炉的广西府的经济发展情况，地方史料的记载也是简单几笔。100多年后，举人甘雨到云南广西直隶州任儒学训导时，称广西州为：雄峙东南第一州。甘举人的描述至少说明，从乾隆至光绪年间，在滇东南这个区域，广西府(直隶州)的经济发展情况仍然是处于领先位置。也就是说广西府(直隶州)后来的官方三次开炉铸币，伴随着民间私铸的持续不断，有力推动了当地的经济有效增长，使当地的经济发展保持一定度时期的繁荣。否则，甘雨作为当时的官员不可能随意用“东南第一州”来表述。
从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广西府成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的区域，也不完全就是如储之盘所说在“宝源既开”的清乾隆之后，在《广西府志》中，明代官吏说广西府在明中后期就是“文物冠裳、彬彬称盛”，清雍正年间的文人李绶描述广西府是“满城烟火，参差绣错，前街后市，攘攘熙熙，亦大都会也”。从这点上推理说，广西府从铸币开始到甘雨所讲“东南第一州”这个时期，应该是在之前的基础上，经济发展呈现稳定增长，繁华景象持续时间较长(百年以上)。所以，当地民间才会有“百年铸币繁荣”的说法。
5、云南广西府乾隆年间官方四次铸币，用现代货币理论分析，是调节铜币供求关系的手段与措施。尤其是第二次开炉铸币，应该说体现了清朝廷货币(铜币)政策起到了对市场的调节主要作用。结合的历史背景的分析，广西府铸币的决策在主客上不能完全排除清朝廷考虑国家战略决策的因素，随后伴随着官铸和私铸持续的同时出现，收到的实际效果是对当地的对外贸易和形成贸易顺差同样也起到较好的作用。日本学者黑田明伸的研究指出：私钱跨省性的流通则呈显传统中国货币流通的另一面貌。显示出“私”的经济相对于“公”的经济对穿越政治疆界的活力。云南广西府官方所铸铜币，主要运往了京城，但民间所铸铜币，一部分虽然进入了国内市场流通，但因地缘优势和政治因素，通过贸易结算的方式已经进入到了藩属地(主要是越南和缅甸)换取了白银。现有的文献资料查找不到当时宗藩两国(中国和南越)的实际贸易数据，但法国没有侵占越南之前的事实，足够说明所谓宗藩关系的维持和进贡臣服，都是以最直接的经济利益为主要出发点。从雍正到道光时期，安南国内部政权发生了多次的更替，到1803阮福映才把安南改称为越南并得到了清朝廷的册封。而且这一时期的藩宗两国关系对安南当政者尤其重要，相互之间的贸易往来，肯定是宗主国的货币(铜币)换取了藩属国的白银。也就是说不论是官铸的还是私铸的铜币，对宗藩两国而言，实际上都具有了较强穿透地缘彊界的作用，成为了贸易往来的主角之一。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间接控制货币、控制价值流向和获取利益及财富，从而形成了贸易顺差。清代末期(1840年起)西方列强对中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从经济利益获取角度看，都是为了解决贸易之间的顺差和逆差。泸西县民间讲，当地鸦片的大量进入是在咸丰末和同治初。这说明在咸丰皇帝在位时期，云南和藩属国(安南)的贸易应该仍然保持着顺差的状态。1885年中国和越南结束了宗藩关系，大清王朝的衰落已经是日趋加剧，对外贸易的顺差也就变成了逆差，国力衰败成为必然。
6、透过广西府铸运京币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肯定地讲正是这四次开炉铸币，才为广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持续百年的经济繁荣。这也就是该事件所形成的最有积极作用和意义的历史影响。
透过广西府铸运京币的历史变化轨迹，我们从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这两个侧面，看到了大清王朝康雍乾三代皇帝由稳定疆域到盛世高歌的经济发展历程。这些货币政策影响了清王朝金融和贸易产业的发展，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研究和借鉴的历史经验。或许我们应该感受到从雍正皇帝开始，可能在其内心深处已经萌发出就宗藩两国而言控制货币可能比控制彊域更为有利。历史上所谓宗藩关系已经远去，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的历史进行正在继续。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构建并形成了持续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把货币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功能，已经扩展为了价值流动和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当下，把云南建设为对外开放发展的“桥头堡”“辐射中心”已经是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战略之一。280多年前广西府铸运京币发生于今天红河州的境内，由此我们联想到了云南自由贸易区红河片区的建设。历史经验给予的启示是：在相互平等、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把自由贸易区的结算货币，努力争取由其他方式转变为以人民币为主，这无疑将是一项重要的经济发展举措。
(二)历史影响之二：有利于补充和丰富地方历史文化的内涵
为进一步促进地方历史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最近红河州的一些专家学者提出，讲红河州的古代历史看建水、讲红河州的近代历史看蒙自和个旧。这个理念与前些年“三千四百年”的形成基本是一致的。“三千四百年”的提出总体上是尊重了红河州的历史，不应该置疑。但并不说就不可以补充、丰富和完善。也就是我们所指的历史文化内涵需要进一步的补充、丰富和完善。这种补充、丰富和完善可以把广西府铸运京币作为一个基础点展开。
1、就云南广西府铸运京币事件，研究清代历史的专家学者、研究古代货币理论的专家学者，应该是都比较清楚，但红河州州级层面相关的许多历史专家学者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红河州“四个百年”历史文化名片的提出，基本上围绕了近代工业和商业贸易发端展开。广西府铸运京币，不只反映了当时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而且带动了其他产业，尤其是商业贸易和金融业的发展。不论是当时的清政府还是民间，相互之间的商业贸易同样持续了200多年。1883年后法国之所以侵占越南、殖民越南，主要原因就是看到了清朝廷在广西府铸币过程中有效使用了宗藩两国的矿产资源和宗藩两国相互贸易所产生的经济利益。法国殖民越南后为获取更大经济利益，在与清朝廷的交往中，才使红河州在近代出现了百年锡都矿业、百年开埠通商和百年滇越铁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广西府铸运京币事件，对红河州近代工业和商业贸易的发端，有着重要的历史影响。目前，反映广西府铸运京币历史事件，所保存下来的大型古建筑等物证虽然较少，但文献资料及史学研究结论，已经提供了许多真实和有力的证据。因此，讲红河州以百年计算的历史文化，不应该把广西府的“百年铸币繁荣”遗忘。
2、把历史向前推移，在红河州这块红土地上，先秦以前就出现过“哀牢古国”“漏卧侯国”“进桑古国”等部落王国，今天的红河、元阳、绿春、金平等几县就属于“哀牢古国”的领地，今天的泸西和弥勒两个县市就属于“漏卧侯国”的核心势力范围或中心区域，今天的屏边、河口、蒙自等县市就属于“进桑古国”的中心区域。南宋大理国时期，以泸西、弥勒和师宗为中心建立的“自杞古国”，是云南神秘消失的八大古国之一，是当时西南地区仅次于大理国重要的少数民族政权，曾经是滇东最辉煌的古王国。这些“千年的部落王国”都有历史文献记载和史学研究资料记录，是现在史学界都认可的。这些部落王国中的哈尼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先民及其后人，经过几千年的不懈努力，创造和传承了耀眼的地方民族文化和历史文明，这些都是红河州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同样，讲以千年计算的历史文化，也不应该把这几个部落王国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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