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姚安籍诗人学者夏诏新官至四川泸州知州，在诗歌和散文创作、史志纂修、地方治理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实绩。在考证其籍贯、姓氏源来的基础上，介绍了他的经历、政绩及诗文创作和地方史志纂修方面的成就。
关键词：姓氏籍贯考证；学术成就和政绩；夏诏新
夏诏新，具体生卒时间不详。大致生活于清康熙至乾隆年间。从清朝中后期开始到民国时期、再到现代，国内和云南出版发行的一些诗歌选本都有他的作品收入。当代的古诗文网、辞之源、古诗大全等很多网站也都有他的作品选登。是古代姚安籍一位对后世影响比较大的知名诗人和学者。但可能是由于他长期宦游省外的原因，州、县地方史志和各种文史资料中对他的记载比较少；而省外一些有关他的介绍资料又十分简略，使得人们对他的生平事迹知之甚少。即使是在姚安，人们也仅仅只根据民国《姚安县志》里寥寥数语的记载，知道他是姚安人，其余情况基本一概不知。本文就将他的家族籍贯、生平事迹、成就贡献等作个考证和简要介绍。
一、夏诏新的姓氏与籍贯考证
民国《姚安县志》在“乡贤”栏目中只对其主要事迹作了简要记述，并没有详细介绍。记载说:“夏诏新，字丹来，号乐村。”《新纂云南通志》记载:“夏诏新，字紫泥，姚州人。”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的“四川省情网”网站上说：“夏诏新，字丹来，号乐村，云南姚州（今姚安县）人。”四川省及泸州市等多地的地方史料以及现代的百科网、学诗词、学门教育网等许多现代网站，也收录了不少关于他的条目，但收录记载的也基本上都是他的诗文。关于他的生平介绍也非常简略，都与《晚晴簃诗汇》收入他诗作时的作者简介“夏诏新，号乐村，姚州人。雍正己酉(1729)拔贡，官泸州知州。”大致基本相同。只是在朝代上都注明了“清，或古代清朝诗人”；籍贯上也都注明了“云南姚州，或姚安。”从这些资料上看，多数史料对他的“字”的记载是“丹来”，只有《新纂云南通志》记载为“紫泥”。但指的都是同一个人，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在所有本地史志和外地资料中，都只说了他是云南姚州或姚安人，并没有具体明确记载是姚安哪那个地方的人。
笔者认为，夏诏新本姓黄，原籍为姚安县原仁和乡蜻蛉村委会黄家屯村。其祖籍是江西修水，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之后裔。祖上到姚安为官，遂落籍于黄家屯。在其祖父黄开商或父亲黄道善时，搬迁至姚安县城栋川镇。并将原来的“黄”姓改为了“夏”姓。姚安县城里的夏姓族人和黄家屯的黄姓族人同为一支，原来都是黄姓。考证材料和理由依据依次如下。
首先，在民国《姚安县志》“氏族”栏目的“氏族表”中，列有这样一条关于姚安县城栋川镇里“夏”氏族人的记载，“始祖为继泉，原籍江西，迁入时间为明永乐间，住址在治城（县城），代数为14代，著名后裔有：开商、诏新、运新、日瑚。”单从这条记载的信息上来看，夏诏新的籍贯应该就是姚安县城栋川镇无疑。
然而，在同一表中记录姚安县原仁和乡蜻蛉村委会黄家屯村黄氏族人时说：“始祖黄连登，原籍江西省临川。迁入时间为明永乐间，代数为19代。著名后裔有：守钟、可嘉、绶、开商、开唐、道善、道吉、庆云、凤岐、云、蔚云、人镜、人钦。”在“备考”栏里还有“《通志》黄守钟，宋代江西黄庭坚之裔，官于姚安，后家焉。”的注明。原籍江西省临川可能是民国《姚安县志》的记载不十分准确。既然在“备考”里已经肯定了是黄庭坚之裔，那就应该是洪州分宁，即今天江西省九江市的修水。
其次，2014年编纂，收藏于黄家屯村黄氏后裔各族人家中的《姚安黄氏宗谱》记载说，黄氏祖籍江西修水，为北宋著名诗人、书法家黄庭坚之后裔。落籍姚安黄家屯后的始祖黄连登。从始祖至今的繁衍发展演变脉络非常清晰。与本文“诏新”有关的这一支脉具体世序是：一世祖黄连登、妻高氏。生二子：绍清、永清。二世祖黄绍清生二子:守钰、守鉴；黄永清生二子:守钟、守镛。三世祖黄守鉴，妻张氏，生二子：应宗、应祖。四世祖黄应宗，生二子，策、铺；五世祖黄策，生一子，可荃（无后）。黄铺，生一子，可达；六世祖黄可达，生一子，朝聘。七世祖黄朝聘，妻张氏、戴氏、孙氏。生三子：开夏、开商、开周；黄开商应为妾戴氏所出。八世祖黄开商，妻靳氏。生三子，道元、道吉、道善。九世祖黄道元，妻施氏。生二子，启新、祚新；黄道吉，妻孙氏。生一子，德新；黄道善，妻许氏。生三子，运新、诏新、綸新。宗谱中其它支脉没有什么变动，一直正常繁衍发展至今天。而黄开商这一支脉，从其孙辈开始已经明确注明“复姓夏”了。可能是由于篇幅所限的原因，没有将全部人员标明出来，只是对嫡长孙进行了标注。也就是大儿子黄道元的长子，嫡长孙启新，标注为：“启新复姓夏号仁菴，雍正元年贡选宁”；二儿子黄道吉的的长子，嫡长孙德新，标注为：“德新复姓夏号迪斋，乾隆元年恩贡选新”；三儿子黄道善的长儿子，嫡长孙运新，标注为：“运新复姓夏号子美，康煕已卯科举入选蒙”。笔者认为，虽然没有将全部人员标注明“复姓夏”，但是可以肯定，从孙子这一辈开始，黄开商这一支脉已经全部改“黄”姓为“夏”姓了。因为，此后宗谱里已再无此支脉后人的任何信息和记录。这里的“诏新”也就是“夏诏新”。之所以宗谱里没有将“诏新”标注明“复姓夏”，是因为他只是黄道善的二儿子，并不是黄开商的嫡长孙。另外，在上述提到的民国《姚安县志》“氏族”栏目的“氏族表”中，关于姚安县城里“夏”氏族人的著名后裔有：开商、诏新、运新、日瑚。但查遍所有的史籍资料，姚安历史上并无“夏开商”这么一个著名人物存在。
因此，从上述的史料记载完全可以确定，姚安县城里“夏”氏族人中的后裔开商、诏新、运新与黄家屯黄氏族人宗谱中所记载的后裔开商、诏新、运新其实就应该是相同的人。县城“夏”氏族人中所说的著名后裔开商，其实就是民国《姚安县志》和《姚安黄氏宗谱》里所记载的黄开商。因为不仅《姚安黄氏宗谱》里已经明确记载“复姓夏”了，而且原籍都是江西，迁入时间都是明永乐间。应该是先落籍黄家屯繁衍几代后，从黄开商之子黄道善这一代开始，这一支脉又再次从黄家屯迁至县城栋川镇里了。姚安县城里“夏”氏族人始祖“继泉”大概率是“诏新”的祖父黄开商的“号”，或者是父亲黄道善的“字”或“号”。
从繁衍发展的代数上看，从黄家屯村黄氏一世祖黄连登到黄开商之父黄可达一辈是繁衍了5代，这与民国《姚安县志》编修时采访调查，黄家屯村黄氏的19代，县城栋川镇里“夏”氏的14代，两地族人从迁入以来在姚安繁衍发展的代数都是19代是大体吻合的。如果不将在黄家屯村繁衍发展的这5代算进去，那县城栋川镇里“夏”氏的迁入时间就不应该是明代了。后来夏诏新官至直隶四川省泸州府知州，在清代已是从四品或正五品的高官，本人及亲属都能得到朝廷的加封赠授。民国《姚安县志》和《姚安黄氏宗谱》等相关史料都记载:“夏诏新，乾隆二十六年(1761)，以四川泸州直隶州知州诰授奉直大夫，妻许氏诰授宜人”。“黄开商，乾隆十六年(1751)，以孙诏新贵，诰赠奉直大夫，妻靳氏勅赠孺人”“黄道善，乾隆十六年（1751），以子诏新贵，诰赠奉直大夫，妻许氏诰赠宜人”。这些史料和事实都印证了《姚安黄氏宗谱》里所记载的“诏新”就是夏诏新。因为姚安地区历史上考中科举的也就那么几个人，从康熙到乾隆这段时期考中科举并官至从四品或正五品，亲属得到加封赠授的唯“夏诏新”一人。
再次，黄家屯黄氏宗谱先后编修过三次。第一次是清末民国初期的民国七年，由族人黄氏第十六世祖黄凤歧和黄宝贤共同纂修。民国《姚安县志》对黄宝贤的记载有“宝贤学富”之语。第二次是民国二十八年，由族人黄氏第十七世祖黄蔚云纂修。黄蔚云，字文裳，民国旧制中学毕业，精于国文，音乐。曾任民国姚安县教育科科长，是蜚声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三姚”地区歌曲《姚安中学校歌》的作者。2014年编修的《姚安黄氏宗谱》是由在外经商发达的族人出资 ，黄氏第十八世祖黄人宪先生主纂、族裔黄立新、族婿徐寅生、邑人李如林等协力，逐支逐脉逐户收集资料，核实真伪，历时七秩寒暑春秋而完成的一部民间宗谱。古代部分的资料主要源自于前两轮编修的族谱资料。主纂黄人宪先生为地方宿儒，道德学养精深，曾任姚安一中文科教师；族裔黄立新曾任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省文史馆馆长等职，著述颇丰；族婿徐寅生曾任姚安一中文科教师，后调安宁市史志办任志书编辑，在史学、摄影等方面皆有造诣；邑人李如林曾任怒江州委副书记、省乡镇企业局局长、省国土资源厅厅长等职，为政之余，长期笔耕不辍，公开发表过不少文章。从参与编纂人员的职位阅历、道德学识，人品修养等诸方面情况来看，2014年编修的《姚安黄氏宗谱》虽然是一部民间宗谱，但所记载的内容和史实应该是完全真实可信的。
那么另一个问题，夏诏新祖上为何要将“黄”姓改为“夏”姓呢？这也是很多人一直弄不明白的问题。笔者认为，这是源自于中国古代的氏族文化。在古代，百家姓中的每个姓氏都有一个自己专门的“堂号”，大概是记录自己姓氏起源的意思。如：王姓“三槐堂”、李姓“陇西堂”、孙姓“映雪堂”等等。黄姓的“堂号”是“江夏堂”。这跟古代人除了姓名外，还有“字”、“号”、“别号”等是一样的。其实所代表的都是同一个人。据历史文献记载，黄姓起源于上古时期的黄国（今河南潢川一带）。至春秋时期黄国被楚国所灭后，其子孙后裔以国为姓，一部分留在黄国故地，大部分则背井离乡，向楚国腹地迁移，其中一支迁至了江夏安陆（今湖北云梦）。到战国楚考烈王时代，黄氏后裔黄歇当上了楚国宰相，被封为春申君，给黄姓带来了转机。原来四处逃散的黄姓后裔都向楚国靠拢，聚集在了江夏安陆。黄姓为了纪念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复聚，便将黄姓祠堂的“堂号”定为了“江夏堂”。前已述及，民国《姚安县志》和《姚安黄氏宗谱》都记载，姚安黄家屯黄姓族人来源于江西修水，是黄庭坚的后裔。而黄庭坚的祖上则是在东汉时期名列“二十四孝”之一的大孝子黄香。《三字经》里“香九龄，能温蓆”，说的就是黄香孝敬父亲的事迹。黄香(约68年-122年，字文强,亦作文疆)的出生地点便是江夏安陆；黄庭坚所属的黄姓支系，是江夏黄氏的分支。在古代的黄氏族人当中都有“天下黄姓出江夏，万派朝宗江夏黄”之说，都把江夏视为自己的根。在江西修水、福建厦门等国内许多有黄姓人居住的地方都建有“江夏堂”，作为江夏安陆总堂的分堂。据原云南省文史馆馆长黄立新在《姚安黄氏宗谱》补笔中说,北宋分宁（今江西修水）“江夏堂”为黄庭坚所立，是分宁黄氏最早祠堂。堂前有对联：“世泽浚源长，孝友无双，千秋俎豆昭前列；家声遗韵远，文章第一，百代衣冠推后贤。”黄姓最早的起源就是地名黄国的“黄”，以地名作为姓氏是有先例的。而江夏这个地方在黄氏族人心目中又有着极其崇高的分量。由此看来，黄开商和黄道善将自己的子孙由黄姓改为夏姓也就说得通了。笔者认为，夏诏新用本氏族的“堂号”做姓，将姓“黄”改为姓“夏”。既没有改变本来的含意和内涵，还有慎终追远，怀念祖先业绩与辉煌的意思。
二、夏诏新的家世和经历
民国《姚安县志》记载夏诏新之祖父黄开商时说：“黄开商，字质公，姚安府学岁贡。……以康熙乙丑廷试，授澄江教授，为诸生讲明经学。于是登科第者奋起，寻获河阳县印，士民交颂，后改平彝教谕。课士亦如澄郡。当时滇中称善教者首推焉。”《姚安黄氏宗谱》记载夏诏新之父黄道善时说：“清康熙38年（乙卯，1699年）中举人，官至蒙自县教谕。”从这些记载来看，夏诏新应该是出生于一个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官宦人家。祖父和父亲均宦游于澄江、蒙自等地教学或为官。
关于他的人生经历，民国《姚安县志》记载:“雍正己酉拔贡。……擢遂宁知县、调补成都，寻迁会理，再转酉阳州、泸州同知。三护永宁兵备篆。”《新纂云南通志》载:“雍正己酉拔贡。历官遂宁、成都知县、会理、酉阳、泸州知州，权永宁兵备道，所至有声”。而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的“四川省情网”网站上说：“雍正七年（1729）拔贡，乾隆元年（1736）来川任遂宁知县，继调华阳县知县，乾隆十三年（1748）升会理州知州，卓有治绩，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升任泸州知州。”拔贡是清代选拔人才制度的一种。初定六年一次，乾隆七年改为逢酉岁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同时，经朝廷考试合格后分等任职，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上述三个不同来源，不同出处的史料，都明确记载了他是雍正己酉(1729)拔贡。也就是说，他是1729年考取功名，然后步入仕宦，开始从政的，这一点完全可以肯定。至于他的任职地点和经历，不同材料的记载略有差异，有的材料记载他还任职过德阳。但就笔者个人而言，更倾向于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主办的“四川省情网”上的记录。因为这个记载不仅标明了具体的任职地点，同时也明确标出了具体的任职时间。另外，关于他卸任归里的具体时间，虽然史料中没有明确记录。但从乾隆三十四年（1769）姚安修建儒学堂时，他捐赠大理石栏杆，并安排其子到大理点苍山购之；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姚安府被裁撤时，他带头捐银购买旧知府署改建为鳌峰书院等的史料记载。说明此时的他已经在姚安了。他卸任归隐的时间大体也应该就在这一个时段。由此推断，他一生长期在四川任职为官，宦历四川多地长达30余年。
从夏诏新的家世和经历来看，他有极大可能是从小就跟随在外地教学、为官的祖父和父亲离开姚安了。考取功名后又远赴四川任职，而且一去就是几十年。这也可能就是他在外面的名声和影响比较大，而在本地州县的地方史资料中记载比较少的原因。
三、夏诏新的文学创作及学术成就
许多现代网站给夏诏新的定位是“清代诗人”。其实，这还不完全准确，笔者认为应该是“清代诗人学者”。因为他不仅有诗歌创作、也有散文写作，还有地方志书编纂方面的成就。一是诗歌创作。夏诏新应该是在清代姚安籍的人士中，诗歌创作水平比较高，成就比较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以山水题材为主，多数描写的是山水和地方风物。在陶应昌编著，云南民族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的《云南历代各族作家》一书中介绍夏诏新时说：“学识淹贯,为官勤勉……嘉惠士林,振饬文风……《滇南诗略》选录其诗。”“先生古今体，皆自写性情气息”，“言情浑括殆尽，故通体但写景，此种格律，非老手不能”。他影响比较大的一首诗是《晚舟》:“岁暮愁思迫，催舟趁夕阳。水寒波尽黑，沙冻草全黄。宿鹭栖洲稳，归鸦绕树忙。江村樵牧绝，镫火遍鱼梁。”这首诗不仅被收入了由末代皇帝溥仪的帝师、曾一度出任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编辑，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的《晚晴簃诗汇》一书卷六十七之中，而且现代的许多网站都一再转发。《晚晴簃诗汇》可以说是清代的一部诗歌大全。它分200卷，入选诗人6100余家，诗作27000余首。选录了清代几乎全部著名诗人的一些代表作。虽然它的编次是先选皇帝、亲王的作品;再依科甲次第选录各时期诗人的作品，没有科甲可依的，略按生卒先后为序进行选编，故而，质量参差不齐，也选入了大量质量一般的作品。但作为一个地方的官员，作品能选入其中，那也着实是不容易的。清代中期云南著名诗人袁文揆纂辑的云南诗歌总集《滇南诗略》也选录了他的《捕虎叹》《建南口占》等十二首诗作。光绪《姚州志》中收录《晚过观音寺》《白云寺》《佛陀寺》等。民国《姚安县志》收录《送杨学博归致》《白云寺》《送丁州尊归致》和《佛陀寺》等诗作。收入地方志书《姚州志》和民国《姚安县志》中的诗作，描写的是姚安地区的景点和风物，应该是归里后晚年的作品。另外，当代云南著名学者、云南大学教授张文勋先生选注，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的《云南历代诗词选》一书中，也收录了他的《沾益州》《白水河观瀑》等。民国《姚安县志》说：“著有《编年诗集》。”但可惜未能找见。二是散文创作。除诗歌创作外，也留下了一些叙事性的文章，大致可以归入散文创作类。如《重修黉宫碑记》《鹤山书院学田碑记》《视远楼碑记》和《修筑河堤碑记》等。《修筑河堤碑记》还被收入了由四川省水利电力厅编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四川历代水利名著汇释》一书之中。三是地方志编修方面的成就。首先是纂修了约15万字的乾隆《直隶泸州志》（八卷）。夏诏新出任泸州知州后，有志于地方志的编修。刚好得到当地人周其祚纂辑的《泸志底稿》，但《泸志底稿》除“艺文”搜录较多外，其他各门类仍有缺遗。随后，夏诏新又征集到了当地进士林中麟采集的州志资料，正好补《泸志底稿》之不足。于是便亲自主笔纂辑，历时三年精心编纂，遂得以成书，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刊刻行世。该志书是清代中后期国内一部资料比较齐全、体比较完备，取舍比较得当的地方志书。方志学界评价它是“考据精确，足称善本”，被赞誉为是地方志中之佳品，原刻本今仍存。其次是与刘庶埴(保山人，拔贡)、张瑄一道，共同篡修了《四川通志》。再次是督修了江安县志。乾隆二十三年(1758)，当地人雷伊在参与完成《直隶泸州志》的纂修后，夏诏新便安排他着手纂修江安县志。历时5年，乾隆二十八年(1763)完成了《江安县志》稿本。此志虽然未能正式刊行，但积累了大量资料，为后来修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人高学濂所撰修《江安志》时，很多资料均来源于雷伊的稿本。据载，晚年归隐回乡后，他还纂修了自家的两卷本《夏氏宗谱》。但遗憾的是，姚安县相关史志部门经过多年的找寻，至今尚未征集到。
四、夏诏新为政四川期间的政绩政声
夏诏新宦仕为官四川30余载，每官一地都能兴水利、重教化，拓城池，颇有政声。在姚安当地，后人对黄开商和夏诏新祖孙二人的评价是“开商授经、诏新善政”。马小彬主编，2013年1月30日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泸州市历代旧志提要》中对他评价说：“州人士称其实心为政，兴修已废之城垣公署等，颇著政声，州民敬之。”涪江是发源于四川省松潘县与九寨沟县之间岷山主峰雪宝顶的一条嘉陵江支流，也是长江的二级支流。经平武、江油、绵阳、三台、射洪等县市，再经过遂宁市到达重庆市的合川后汇入嘉陵江。江段较长，径流面积大。而遂宁段又属于涪江的下游，到此段时不仅江水大，也比较急。经常冲溃堤坝，造成洪灾，遗害百姓。《遂宁档案》记载说：“康熙五十四年（1715） 遂宁知县施士岳捐俸五十金，鸠工修建广利埝，灌南坝田万余亩。”可当时修建的是土堤，还是经常被冲毁决口。“乾隆三年（1738）七月大水，遂宁县冲毁瓦、草房五百余间，冲垮坝地三千九百八十余亩。”夏诏新出任遂宁知县后，把根治涪江水患，造福黎民百姓作为为政的重点。在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多方筹措资金，广泛动员百姓参与，对江段进行全面的疏浚整治，并将土堤改为石堤，堤坝名称也改为了“广积埝”。修筑河堤工程告竣时，他亲自撰写了《修筑河堤碑记》。《遂宁档案》记载说：“乾隆五年（1740），遂宁知县夏诏新改建广利埝为石堤，易名广积埝。”通过整治，彻底根除了遂宁地区的水患。民国《姚安县志》说：“遂宁知县，捐筑堰堤、溉田千余亩。”使遂宁一带成为了成都平原上富庶的鱼米之乡之一。在任职华阳县知县和会理州知州期间，他继续组织和带领百姓治理河道，修筑和加固堤坝，开发良田；重视知识分子，兴办学馆，发展教育、大兴文化；关注民瘼，改善民生。处理疑难积案，匡扶社会正义。民国《姚安县志》说：“其治会理也。嘉惠士林，文风丕振，屡决疑狱，人以‘青天’目之。”因政绩突出，乾隆二十一年（1756）再次升任泸州知州。主政泸州后，夏诏新修葺城池，建祠立寺，重视城市的文脉传承和保护。关注教育、增设学馆，力倡文雅、教化民风。泸州是川南重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泸故蜀名郡也”之誉。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十分重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关于夏诏新在执政期期间对泸州城市建设所做的工作，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左晓丽发表于《巴蜀史志》2017年第3期的《清代泸州城市空间形制》一文多有述及。“乾隆二十二年（1757），因东城崩塌和火灾，知州夏诏新率士民捐资，修葺城池，并在城西北隅增设小北门。”“乾隆二十一年（1756）知州夏诏新增修学宫之时‘颁行书籍自经史以及性理俱存贮学宫，诸士子相与诵而习之，处则有守，出则有为，经术治术一以贯之’，重整学宫，对诸士子寄予厚望。魁星阁明时建于南城楼上，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知州夏诏新倡建训导署后左侧，为楼三，上与学宫遥峙；”“……离明宫在州城北武庙左侧，乾隆二十七年（1762）知州夏诏新增修，治平寺（开福寺）在州城正中，‘有明以来官僚朝贺皆在此，乾隆二十二年（1757）知州夏诏新于寺前建万寿戏楼一座，榜曰普天同庆。’”始建于宋代的泸州“鹤山书院”是全国最为著名的古代书院之一，也是泸州历史最为悠久的教育机构。历代都有大家在此开坛主讲、培养出了众多杰出人才。夏诏新到任时，多任以前的前任知州朱戴震于康熙四十六年主持维缮过的“鹤山书院”又已“俱就倾圯。”于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他首先设置学产，并禁止任何人侵占挪用学产，解决书院的经费来源和保障问题。史料载：“详设学田一处，学铺三十六间，又勒石撰记以杜侵渔。”并亲自撰写了《鹤山书院学田碑记》记录此事。碑记云：“学田之膏腴蓁蓁，石刻者惟有明，称兵燹极盛，而后赋子虚矣。国初馆侨于州，倅废。”接着，乾隆二十四年（1759）夏诏新又多方筹集资金，对书院进行了全面重修。保证了书院的后续健康发展，史料记载，至光绪时，鹤山书院的学田已“收租谷五百八十余担”。董允(185-246年)，字休昭，是古代泸县（泸州）嘉明镇人。为三国时期蜀汉重臣，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东汉末年，其父董和事刘璋为益州太守，刘备立太子时，董允被选为洗马，后为黄门侍郎，其后先后任辅国将军、侍中守尚书令和大将军费祎副手。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知州夏诏新发现了董允的故居后，对其进行了保护。并在泸州北面嘉明镇临溪石壁上亲自书刻了“蜀汉尚书令董允故里”九个大字。1988年2月，“董允故里”已被泸州市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二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夏诏新所书刻石刻也成为了研究蜀汉人物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实物碑刻史料。归里后，他继续兴公益、办教育，捐资倡修黉宫。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姚安府被裁撤，所属州县并入楚雄府。原姚安府辖地重置南安、镇南、姚州3州和楚雄、广通、定远3县。夏诏新利用行政机构设置调整之机，带头捐银一千六百两，并动员邑中绅民捐款七百两，计得银款二千三百两，买下了姚安府旧知府署，并用旧知府署的前三进院改建成了鳌峰书院，使之成为了姚安历史上的九大书院之一。同时，将家藏的《十三经注疏》《二十一史》等一批古籍送入书院，惠泽后学。民国《姚安县志》说：“三姚人无论贤愚贵贱，莫不佩其德行。”
结语
夏诏新是清代姚安籍的一位知名诗人和学者，籍贯为姚安县原仁和乡蜻蛉村委会黄家屯村。原姓黄，后改姓为夏，官至四川省泸州知州。在诗歌、散文创作和地方史志编修以及为政地区的地方治理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参考文献：
1. 由云龙，民国《姚安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重版。
2. 黄人宪，《姚安黄氏宗谱》，2014年编印。
3. 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卷六十七，中华书局1990年10月出版。
4. 张文勋，《云南历代诗词选》，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5. 马小彬主编，《泸州市历代旧志提要》，泸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2013年1月30日编印。
6. 左晓丽，《清代泸州城市空间形制》，刊载于《巴蜀史志》2017年第3期。
7. 四川省水利电力厅，《四川历代水利名著汇释》，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注：本文原载《丽江文化》2023年第6期、《荷城文艺》2024年第2期。
作者简介：戴国斌，男，倮倮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
图片来源：孔夫子旧书网（友利藏品店、昆明旧书哥、苍洱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