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越西彝汉人民反对国民党24军发动起义
1934年农历3月，越西王家屯（现新民）一带的彝汉人民起来反对国民党24军的事，开始酝酿组织时，我不大清楚，因为当时我在地主巴莫安国桢家里当长工。到了3月24日打响以后，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那天是王家屯逢场赶集，起义军首先把驻扎在王家屯关帝庙中的一连敌军的枪缴了，并把那些兵押起来，押了不久就放了，这些兵就跑回越西城。这样驻越西城的敌军团长聂秋涵就立即派兵增援王家屯。
起义爆发以后，地主安国桢从城里回来给我们说：“蒋明远、蒋维州、王义芳、王义全等人闹事了，要我们去攻打县城，不去的以后脱不了手。”当时穷苦的彝汉人民都想去打仗，反对国民党24军，我也想去，就怕地主安国桢不准去。可是他回家那一说，我就和其他许多人去参加，安国桢也没有阻挡。当时我们瓦岩乡的穷苦人都参加了，我知道我们后山村吊口岩的人都是参加了的。我们一直打到离越西城不是很远的大寨，又去攻城。当时守城的国民党军队约有一两千人，据城死守。我们的人是很多，但是枪弹太少，多数是火药枪，只有从敌人那里缴来的枪好一点。那天晚上雨落得很大，许多人带来的干粮也不多，又冷又饿。我们战斗了三天就失败了。只有王义芳、王义全和蒋明远等人各带领了一百多人。蒋明远逃到大瑞沟被敌人捉住了，王义全被敌人关在狱中。
敌人准备把蒋明远等人押解到西昌去杀，我们穷苦人晓得这个消息后，大家都纷纷议论说：“蒋明远是个穷苦人，是好人，帮我们穷人出气的，要想个办法把他救出来！”于是大家纷纷组织力量，决定到小相岭（当时越西到西昌的必经之路）去阻击敌人，把他营救出来。哪晓得敌人也知道我们穷苦人准备救蒋明远，于是就在一个晚上偷偷把蒋明远送到西昌，鼻子用牛绳子穿上，以后被杀。被关在越西监狱里的王义全，敌人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拉出来枪毙，害怕激起穷苦人的反抗，于是他们把王义全暗杀在狱中。
我们到王家屯去参加起义军时，蒋维州、蒋明远、王义芳、王义全等人我都看见过，蒋明远、王义全还给我们讲了话，当时他们已把王家屯的国民党军队解决了。蒋明远说：“我们穷人要翻身，要吃饭，要衣穿，要打倒土豪劣绅，取下越西城，打到会理与红军汇合，大家要鼓劲干！”蒋明远讲话完了以后，王义全又说：“你们没有吃的，到我家去吃，有啥吃啥！”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们讲红军，没有听到共产党。在他们讲话的旁边，还插了一面镰刀斧头的大红旗。我第二年参加红军以后，才发现那面红旗与红军部队的旗子是一样的。
我参加红军以后常常想：1934年的起义很像是我们党领导的，可是又没听到他们讲过共产党，也不知道他们当中哪个是共产党员，只晓得是蒋明远、王义芳等人领导的（蒋明远是起义军团长，王义全也是团长）。
这次起义我只知道是因为反对国民党铲烟闹起来的，因为国民党军阀政府想发烟财，该种烟时他们叫老百姓种烟，老百姓把烟种下去以后，他们就来实行鸦片烟登记。烟的税额比实产往往高几倍、十几倍，而且要用鸦片去上税。如果老百姓不答应，说交不起时，他们就要强迫把田里的烟铲了。这样，老百姓当然活不下去，于是就起来反抗。
二、我参加红军和第一次回到家乡纪实
1935年5月红军到达越西。5月22日红军先头部队到了王家屯，大部队23日到达。红军到越西前几天，地主豪绅造谣说：“共产党杀人像割麻。”他们纷纷跑到我们瓦岩乡的彝区躲藏，但是我们穷人都没有跑。国民党军队除留一营入驻城里而外，都跑光了。这时我仍然在地主安国桢家当长工。22号那天我到王家屯街上挑粪，红军就来了。红军战士送了我一件长袍子，我没有要，那个红军战士就对我说：“你是穷人嘛！为啥不要这件长袍子呢？”因为当时我心里老是在想：去年我们就要和红军汇合，结果闹失败了，没汇合成；现在红军来了，这支军队那么好，错过就没法去。参加红军以后，永远也不给别人当长工了。由于我正在想参军的问题，所以要不要长袍子就没有放在心上。
那天很凑巧，我父亲也到了王家屯来看红军，于是我就告诉他参加红军的事。他说：“好是好，我只担心你打不来仗，一听到枪响就吓住了！”我说：“不怕！搞两回就行了。”于是我父亲就同意了。
24号我父亲送我参军，大家都有些舍不得。我对他说：“我们打回来以后，就不给别人当长工做短工了，没有闹出名堂一定不回来的！”
我所在的团是井冈山时期就很有名的红12团，这次是越西这路红军的先头部队。那天晚上，我们就在海棠梅子林宿营。第二天，我们在接近石棉地界的竹子岗就追上了最后逃命的国民党那一营人，全部被我们歼灭，营长也被我们打死。
到了现在石棉县城的地方，我们就和走冕宁那一路红军汇合了。红军经过越西时参军的人很多，有的是城里参加的，有的是沿路参加的，仅我们那一营就有20多人。我认识的有洛十巴、谢宝寿、杨天华、李聋子、邓荣华、陈维明、王东放等人。其中，有些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其他和我不在一个营的人，我只认识王海民、潘占云和李木林等。把越西参加红军的人总计起来，至少在400人以上。
我是1952年才回四川的。在进军大西南和西南解放以后，我们部队驻贵州省。我是独山军区司令员。1952年时组织忽然来调我，当时我不愿意，因为我的首长和同志差不多都是我们原来红12团的人，我不愿意离开他们。后来才给我说：“凉山成立自治州，你的家乡就在那里，调你到那儿去工作。”这样，我才答应了。
到成都后，领导给我说：“你回家去一趟，看看父母兄弟姐妹亲戚，看望你们那里的老乡亲，然后到凉山昭觉。”
当我回越西时，巴不得一下子就看到我的父母兄弟和家乡的一切，离别家乡十多年啦！什么都非常亲切。和五个警卫员骑着马，一股劲跑回家。家乡的人都不认识我了，年纪比我大的人差不多死了，年纪比我小的人都不认得我。父母也不在，说我父亲在1951年谢世了。我一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心里一阵悲慟，但是再悲伤也没法了。于是我们几个就到我小时候爱玩的地方去东看西看，到了晚上我们六个才回家。家中只有我二弟和二弟媳在，三弟给奴隶主当奴隶去了。
那天晚上，我才给二弟及二弟媳说明我是他们的哥哥，特别回家看望父母和他们。相隔十多年，大家悲喜交集。二弟及二弟媳那晚硬要宰猪，我劝了半天才劝住。
第二天一早，我们回越西城。我们老家附近的彝汉老乡听说我回来了，次日有几十个人进城来看我，他们说是来欢迎老红军。他们还告诉我：1950年解放军进凉山，当进越西城时，我父亲在那里等了三天三夜，见解放军就问：“你们看见我的儿子陈占云（以后才更名陈占英的）没有？红军长征到我们这里那年当红军的。”解放军战士安慰他：“你的儿子要回来；如果他没有回来，您老人家就把我们当成你的儿子好了。”我的父亲多么想看见我回来，可是他在1951年去世了。
（沙马加甲搜集整理，蒋志聪荐稿，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