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新明|弦歌不辍伴征程——红军长征中的文艺
作者 ​马新明(彝族) 2026-10-14
原出处:彝族人网

​马新明,彝族,中国文联全委会委员,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出版专著《新闻的力量》《保守与偏见》等。

长征的硝烟早已散去,但那段绝境远征中应运而生的红色文艺,必将熔铸成永恒的精神丰碑。长征文艺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生长于战火纷飞的征程,以笔墨为刃、以歌舞为旗,在绝境中凝聚军心、唤醒民众、播撒火种,成为伟大长征史诗中温润而刚劲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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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时而作

长征,是红军为突破国民党军层层封锁、摆脱生死危局,开启的震惊寰宇的战略转移。长征文艺是绝境征程催生的精神火种。当时的中国,外有民族危亡之虞,内有军阀割据之乱,红军深陷敌军围追堵截、物资极度匮乏、环境极端恶劣的多重绝境。行军途中,山高水险,雪山封路,草地噬人,天上敌机轰炸,地上敌人围剿,经常粮草断绝,伤病疫情频发,长期的艰苦鏖战极易消磨意志、滋生倦怠情绪。加之,国民党反动派肆意散播虚假舆论,抹黑红军形象,歪曲革命宗旨,沿途各族群众受反动宣传蒙蔽,对红军心存猜忌隔阂。在这种危急情况下,红军必须绝地反击,亟需创作通俗易懂的文艺作品,沿途传播革命、动员群众、凝聚队伍。

危局孕育担当,时势催生文胆。正是在这生死攸关之际,长征文艺宣传应运而生、逆势生长,成为红军破局突围的重要精神武器。不同于和平年代精工雕琢的文艺形态,长征文艺是战火淬炼的应急之作、绝境求生的精神之作、凝聚民心的应时之作。如《突破封锁线》旋律采用江西民歌调,歌词“路迢迢,秋风凉,敌重重,军情忙”实时传递行军感受,“红军夜渡于都河,跨过五岭抢湘江”记录快速急迫的行动;原始版《遵义会议放光辉》歌词唱到:“遵义会议指方向,毛主席领导有希望”,鼓舞激昂士气。这些作品鲜活生动,摒弃浮华辞藻与刻意雕琢,贴合行军作战的流动节奏,真正做到为时而作、为事而作、为民而作。

文艺即战力、宣传即使命。红军指战员打破专业创作的壁垒,实现全员参与、全程创作,上至领袖将帅、文坛前辈,下至普通战士、青年宣传员,人人皆是创作者、传播者。毛泽东在行军间隙挥毫泼墨,以诗词抒发革命豪情;徐特立、董必武等老革命家,在跋山涉水之余躬身执笔,刷写标语、宣讲真理;基层战士就地取材,即兴创作,用山歌、快板、戏剧等激发革命斗志。没有固定的创作场馆,山林草地、战壕、营地皆是舞台;没有精良的创作工具,木炭、石块、茅草皆为笔墨;没有充裕的创作时间,行军间隙、雨夜宿营、战后休整皆可创作。这种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文艺创作模式,让红色文艺扎根长征沃土、顺应革命实际,成为穿透黑暗、照亮征途的星火,完美诠释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艺真谛。

《文心雕龙·时序》言:“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长征文艺的应时而作,本质是革命信仰的艺术外化。它不追求形式的华美精致,而是立足当下,简明通俗,凝心聚力。在民心未稳、前路迷茫的绝境之中,这些接地气、有力量、含温度的文艺作品,消解了身处困境的绝望情绪,重拾力量,坚定方向,凝聚成钢铁洪流,成为红军跨越万水千山、战胜千难万险的重要精神支撑。

二、百花齐放

长征征途漫漫、境遇复杂,面对多变的战局、极端的环境,红军文艺工作者突破形式桎梏、打破题材局限,创作出一系列品类丰富、形态鲜活的文艺作品,构建起全方位、接地气的红色文艺谱系。这些作品覆盖诗词歌谣、标语板报、戏剧歌舞、漫画速写、报刊短文等,既能登精神高地承载信仰,又能入市井乡野传递初心。

诗词歌谣是长征文艺中最具风骨、流传最广的艺术。领袖与将帅创作的古典诗词,气象雄浑、意境高远,兼具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骨,定格长征壮阔图景,抒发必胜信念与家国情怀。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写下《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清平乐·六盘山》等6首名篇,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抒壮志豪情,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彰无畏胸襟,将绝境远征的苦难淬炼为气吞山河的革命浪漫。张爱萍、李一氓、彭家伦等将士亦提笔抒怀,创作《西江月·遵义大捷》《安顺场怀古》《渡金沙江胜利歌》等作品,记录经典战事,镌刻历史、凝聚军心。

民间红色歌谣更具烟火气,是更贴合行军生活的通俗文艺形态。红军文艺工作者吸纳当地山歌、民间小调的韵律,改编创作大量朗朗上口的歌谣小曲,如《打骑兵歌》《瓦解敌军歌》《当白兵苦得很》《两大主力军会合歌》《突破封锁线》《四渡赤水歌》等20多首。这些歌谣句式简短、节奏明快、通俗易懂,无须刻意记诵便可随口传唱。歌谣无雕琢之态、无晦涩之语,以最质朴的表达承载最纯粹的信仰,让革命旋律响彻万水千山。

标语板报是长征途中最便捷、最高效的文艺宣传形式,是红军长征发挥“宣传队”“播种机”作用的重要载体。受制于流动作战的特殊属性,书籍报刊传播受限,简短醒目、随处可书的标语板报便成为最优宣传载体。红军专门组建标语队、錾字队,推行“连队写标语竞赛”,要求能写字的战士每日书写标语,上至将帅、下至新兵,人人执笔、处处留痕。利用长征途中休息间隙,有的连一晚上就能刷出一百多条标语,留下“红军是工农群众自己的军队”等数万条简明扼要、易记易传的标语。

行军沿途的岩壁石碑、民居墙壁、桥梁牌坊、树干石阶,皆成为红军的“宣传阵地”。据史料记载,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瑞龙曾带领队伍,在川陕沿途镌刻留下一万五千余条红军标语。标语内容精准贴合时局、紧扣需求,涵盖革命宗旨、民族政策、拥军主张、抗日初心等诸多内容。最为经典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以六字韵文铺陈,一韵到底、通俗易懂,清晰阐明红军尊重少数民族风俗、追求民族平等、守护百姓安宁的初心,破除民众猜忌、凝聚民族同心。这些静态的笔墨痕迹,留存于山河大地、扎根于百姓心中,成为永不褪色的红色印记。

戏剧歌舞是长征文艺中最具感染力、最能活跃氛围的动态品类,是凝心聚力、军民同心的重要形式。长征途中,红军宣传队、演剧队克服道具匮乏、场地简陋、人员紧张的重重困难,就地取材、即兴编排,打造出《破草鞋》《遵义会议》等数十部短小精悍、主题鲜明、贴近生活的作品。李伯钊、陆定一等文艺骨干牵头创作编排《扩大红军》《打骑兵舞》等经典剧目,兼顾观赏性与教育性,适配部队休整、群众集会、祝捷庆典等各类场景。

歌舞表演灵动鲜活、感染力极强,在行军疲惫之时提振队伍士气,在群众聚集之时宣讲革命道理。女红军队伍尤为擅长,一路行军、一路演唱、一路宣讲,以快板、山野歌舞、即兴小品等形式,把革命道理、红军纪律、抗日主张转化为群众听得懂、愿意看的文艺表演,消解了国民党的虚假宣传,打破了军民之间的隔阂壁垒。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着一份手抄的《突破封锁线》歌谱,是红军战士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创作的。歌词简单直白:“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这种朴素的表达,是真实的情感,是即时的记录。

日记和漫画速写是长征文艺中最具纪实性、史料性的品类。日记有《陈伯钧日记》《随军西行见闻录》《红军长征记》等50多部。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红军文艺工作者以木炭、煤粉为工具,即兴速写行军作战、军民同心、绝境攻坚的真实场景,诞生了一大批珍贵的红色漫画作品。其中黄镇创作的《长征画集》(原名《西行漫画》)最为经典,以极简笔墨勾勒出红军翻越雪山、跋涉草地、行军宿营、帮扶群众的鲜活画面。无繁复技法、无华丽修饰,却真实还原长征的艰苦卓绝与红军的乐观坚毅,成为记录长征历史的珍贵视觉文献。

战地报刊则是传播长征精神的重要阵地。《红星》报在长征途中坚持出版二十八期,克服采编困难、运输难题、战火干扰,持续传递中央指令、播报战事捷报、表彰英雄模范、宣讲革命思想,成为红军的精神食粮。在留守苏区,瞿秋白带病坚守岗位,持续编辑出版《红色中华》,巧妙迷惑敌军视听,掩护主力红军顺利转移,以笔墨为矛、以报刊为刃,为战略转移赢得宝贵时机。这些图文作品,既是文艺创作,更是历史纪实,用最真实的笔触留存下长征的峥嵘岁月。

三、特质鲜明

在战火纷飞行军途中,红军将士就地取材、即时创作的文艺作品,具有极高的历史真实性和现场感。如红军宣传员创作的《四渡赤水歌》采用贵州花灯调、四川船工号子旋律,记录四渡赤水的军事行动;红军宣传员和彝族向导在大渡河畔安顺场创作的《飞越大渡河》,采用四川民歌《川江号子》曲调改编,记录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实时战况。红军宣传员在川西北草地创作的《过草地歌》,采用四川藏族民歌元素,真实记录草地行军的艰难和豪迈实况。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共生。长征文艺最鲜明的特质,是以现实主义直面绝境苦难,以浪漫主义超越生死困境。作品皆源于真实征途、真实战事、真实生活,不回避湘江战役的惨烈、雪山草地的苦寒、围追堵截的凶险、物资匮乏的窘迫,真实还原长征的艰难险阻,尽显革命征程的厚重沧桑。如红军宣传队在夹金山脚下写出《过雪山歌》,歌词“夹金山,高又高,红军战士志气豪”“雪风吹,冰雹打,一步一步往上爬”,记录翻雪山的艰难和顽强,充盈着昂扬向上的革命浪漫情怀,抒发红军“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无畏气魄和“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实现“写实扎根大地,抒情仰望星空”的艺术品格。

政治性与艺术性相融。长征文艺不同于纯粹的艺术消遣,而是服务战斗、凝聚人心,承载党的政治主张与革命使命。如《甘孜会师歌》,歌词写道:“甘孜城里来相会,三个方面军是一家”,记录甘孜会师的壮阔场面,为三大主力会师作舆论准备。同时,它并未陷入刻板说教的桎梏,而是以鲜活的艺术形式、生动的语言表达、丰富的情感内核,让政治理念落地生根、入脑入心。诗词讲究韵律意境,歌谣贴合民间审美,歌舞兼具动感温情,漫画追求真实传神,以艺术之美包裹信仰之力,让宏大的革命道理转化为有形有感有效的文艺作品,实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群众性与通俗性兼具。长征文艺是真正属于人民、属于战士的文艺,彻底打破了传统文艺的阶层壁垒与审美藩篱。将帅抒怀、战士放歌、群众传唱,全员参与、全民共创。作品语言摒弃晦涩文言、华丽辞藻,以白话、方言、民间韵律为主,直白质朴、通俗易懂。如在甘肃哈达铺至陕西吴起镇途中,中央红军创作《到陕北去》,歌词“到陕北去,找刘志丹,那里有红军,那里有家园”,记录发现陕北根据地的喜悦,在部队中迅速传唱,极大鼓舞士气。这种扎根群众、贴合大众的创作特质,让红色文艺拥有最广泛的受众、最强大的生命力,真正实现革命思想的全域传播、深度浸润。

机动性与战斗性并行。区别于和平年代从容雕琢的文艺创作,长征文艺是战火催生的“战斗文艺”,机动性、即时性、实战性极强。创作随行军节奏而动、随战局变化而调——遇战则激励将士奋勇杀敌,休整则安抚军心凝聚力量,途经民族地区则宣讲民族政策,遭遇敌军则创作舆论武器瓦解敌方斗志。如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李伯钊在贵州遵义创作的《破草鞋》,用活报剧形式讽刺国民党军追击失败,颂扬红军将士英勇果敢,演出时引起军民热烈反响。创作即时高效、随写随传,精准适配需求、直击当下困境。长征文艺融入实战、服务实战、助力实战的硬核战力,成为不可或缺的革命力量。

四、凝心铸魂

毛泽东曾深刻总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文艺在艰苦卓绝的征途中,发挥了凝心铸魂、聚力强军、唤醒民众、播撒火种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长征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精神滋养。

长期的长途奔袭、残酷鏖战、绝境求生,极易消磨将士意志。在物资匮乏、弹药短缺、伤病频发的绝境中,肉体的煎熬亟须精神的慰藉,意志的动摇亟须信仰的锚定。长征文艺以歌声驱疲惫、以诗词振豪情、以榜样聚力量,成为全军将士的“强心剂”。正是这种润物无声的文艺浸润,让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而军心不散,历经生死考验而初心不改,淬炼出无坚不摧的革命意志。

长征是军事力量的对抗,更是思想舆论、精神意志的博弈。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舆论抹黑、思想封锁,红军以文艺为武器,主动发声、正面破局。《瓦解敌军歌》《当兵苦得很》等作品,直击国民党士兵被压迫、被剥削、饥寒交迫、前途迷茫的现实困境,语言真切,共情力强,有效瓦解了敌军的战斗意志,引发大量底层士兵厌战思乡、弃暗投明。红军在舆论战线上的主动出击,打破了国民党的话语垄断,掌握了思想斗争的主动权。

文艺唤醒民众,播撒革命火种。长征沿途多为偏远山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百姓受反动宣传蒙蔽,对红军心存疑虑。红军宣传队创作的《红军与彝民》,记录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的历史事件,采用彝族舞蹈元素,民族团结主题,在彝族聚居地区演出,促进民族团结。长征文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把革命道理、民族政策、红军纪律转化为歌谣、戏剧、标语、漫画,让百姓在观看、聆听、传唱中自然而然地了解红军、认同革命。从西南民族地区到陕甘黄土高原,红军走到哪里,红色文艺的种子就播撒到哪里。这些种子在百姓心中生根发芽,为后来根据地建设、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

1935年6月,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时,军委纵队中有一支特殊的队伍——“红星”宣传队,负责携带油印机、铅字和纸张。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不中断宣传,让党的声音、革命的道理,随时传播到战士和群众中。长征中还有一支著名的“战士剧社”,后来改称“战斗剧社”“工农剧社”。他们背着简单的道具和服装,在行军途中编排节目,在宿营地为战士们演出。他们的舞台,是平坦的草地,是村庄的晒场,是篝火的周围;他们的观众,是疲惫的战士,是受伤的伤员,是沿路的群众。不是为个人的名利,不是为艺术的完美,而是为信仰的传播,为士气的鼓舞,为“走到有光的地方”的共同信念。

有一位藏族老人的祖母曾见过红军剧社的演出。那是1936年的夏天,红军在甘孜地区休整,剧社为藏族群众演出了《活捉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剧目。老人说:“有一位演员演的是蒋介石,戴着纸糊的高帽子,穿着长袍马褂,在舞台上摇摇晃晃丑态百出。台下观众看到那个样子,都哈哈大笑。”虽然语言不通,但演员们夸张的动作、鲜明的服装、激昂的音乐,让群众理解了剧情,赢得了欢呼和掌声。

这种演出,是政治宣传,也是文化交流;是阶级斗争的教育,也是民族情感的沟通。红军剧社的演员们,用艺术打破了语言的障碍,用幽默消解了陌生的隔阂,用真诚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们不是专业的艺术家,他们是战士,是宣传员,是革命者,但他们创造了专业级的艺术效果。

在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看到一张老照片:一群剧社演员,穿着自制的戏装,在篝火边合影。他们的面容年轻,笑容灿烂,背景是黑暗的夜空和跳动的火焰。这是长征中最温暖的画面之一,是苦难中的欢乐,是死亡阴影下的生命活力。照片中的李伯钊格外引人注目,她是剧社的领导人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文艺工作者。她曾在苏联学习舞蹈,回国后致力于革命文艺的创造。长征中,她不仅组织演出,还亲自登台。她背着剧社的道具翻越雪山,在雪崩中险些丧命;她在草地上为战士们演出,用最后的体力跳完最后一个舞步;她在宿营地为伤员唱歌,用歌声缓解他们的疼痛。这不是艺术的表演,这是生命的燃烧,是信仰的绽放。

这样的感人故事不胜枚举。危拱之作为长征的文艺工作者,她擅长编快板、写歌词,用通俗易懂的形式,把党的政策、革命的道理传递给普通战士。当然,在长征途中,更多作品是红军宣传员创作的,这些作品贴近士兵、贴近群众,受到广泛欢迎。

(阅读全文,请见《民族文学》汉文版202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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