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南华县的“郑和研究”，如果从一百多年前李根源先生的考证、立三块“郑和故里碑”、改灵官桥“灵官庙”为“郑和庙”算起，应该是全国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比袁嘉谷考证出昆阳晋宁为“郑和出生地”还要早一年多。之后，写过“郑和与南华”相关诗文、有文字存留可查的，有梅花老人郭燮熙写的《明三保太监郑和故里碑》（见民国《镇南县志》），郭燮熙次子写的《明三保太监郑和事略考》（见民国《镇南县志》），杨春茂写的《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说》（见《云南文史丛刊》），李文臻写的《郑和为什么姓郑》（见《南华县志》），马志坚写的《南华“郑和故里碑”及郑和姓氏辨析》（见《南华县志》），马旷源写的《郑和故里》（见《滇边春曙》），张兆钫写的《郑和故里碑》（见《云南百年历史名碑》），杨甫旺写的《郑和幼年流落镇南考》（见《云南日报》）等等。但因这些文字，或记录于志书，或发表于内部出版物，层次低，传播范围有限，专家学者并不知道李根源在镇南立三块“郑和故里碑”的原由及其经过，南华的“郑和研究”并没有真正进入“郑和研究者”的“法眼”，就连本州文化宣传系统的一些专家学者都从未听说南华李根源“郑和故里碑”之事。
李根源“郑和故里碑”
其实，早在民国年间，关于“郑和故里”是在昆阳，还是在镇南，就曾引发学术界争论，政府曾承诺：“昆阳与镇南, 哪个县把郑和故里一事考证落实, 可免粮赋。”据南华第一位留学日本的刘德榜侄子刘炳厚回忆，民国初年，刘炳厚在昆明读书，为“郑和故里”的争论曾问过他的老师张希鲁（当时在昆明文史馆工作），张希鲁是站在“昆阳说”一边。刘炳厚又请教其叔叔刘德榜（当时在胡若愚部任总参谋长），刘德榜说：“对郑和故里的问题，我参加讨论过，李根源的考证是有根据的。”显然是站在李根源“镇南说”一边。
第二次关于“郑和故里”是在昆阳，还是在镇南”的争论，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晋宁县的有关领导来到我南华县，与有关部门的领导打招乎，说了些“郑和故里省里已定在我们晋宁县了，你们南华就不要再搞了”之类的话。严格地说，这一次谈不上争论，而是为了需要，把“郑和故里”拱手让给晋宁。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杨春茂、马志坚、李文臻、马旷源、杨甫旺等等学者在这一时期，都写过南华郑和故里的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就关注过南华的马旷源教授（原楚雄州政协副主席）在《郑和故里》一文中有如此记载：“知道南华是郑和故里并保有李根源的亲笔题字碑，已是好多年以前的事了，也曾亲自踏访。但因省内刻意炒作昆阳郑和故里，时任云南大学党委书记、云南省回族研究会会长的高发元先生与我相约：暂不宣传南华，全力打造昆阳。为大局计，我沉默经年……”现在，该是还原郑和在镇南的历史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2012年春节后，南华文联邀请一批州县作家到龙川江两岸开展“春天之旅”采风活动，走了鹦鹉山公园、逯家屯郑和故里摩崖、灵官桥等地。我们当时觉得南华的“郑和故里”是个大题材。时值小日本侵占我钓鱼岛，写作意义更为重大。于是开始搜集资料，梳理有关“郑和故里碑”的前前后后。哪些人写过哪些文章，他们的观点是什么？证据是什么？又重新查找核实了好多前人的记述，形成我们的思考和分析，包括到大罗邑访郑和养父后裔。为了弄清楚梁启超考证出“郑和为楚雄人”之说，我们到处找《饮冰室合集》第六删，县图书馆没有，州图书馆没有，听人说县一中的老图书馆可能有，又去县一中找。仅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一文，我们就查过三个不同版本（电子版），仔细逐句阅读，均未查到实据，只差没查页脚的注释了。最近李天永打电话给我，说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和李根源编的《滇西兵要界务图》他从网上购买到了……我们为完成《南华是航海家郑和故里》这篇论文，耗尽精力，考证研究历时一年半时间，是十分认真严谨的，并不是人云亦云。就是梁启超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对我们论述十分有利的证据，我们都把他否定了，专门写了一节：《梁启超论著未说郑和是楚雄人》。
现在，“郑和故里”是在昆阳还是在镇南，还需争论吗？不需要！明洪武四年辛亥（即1371年），马和出生于云南昆阳州（今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4岁时被父亲米里金马哈只送来我镇南郑姓回族家避难，11岁时被沐英在镇南俘获。昆阳是马和出生故里，镇南是郑和成长故里；郑和在昆阳不姓郑，姓马，叫马和，马和来到镇南郑姓养父家生活之后，“遂袭其姓”，改姓为郑和；郑和被掳在镇南，不在昆阳！结论已经清清楚楚了。我们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郑和幼年史实不详的空白。
今年南华的郑和研究也有新的进展。2005年10月，在南京挖掘出一座明代古墓，墓穴中出土了两块保存完好的墓志，解读后得知墓主人为云南楚雄州姚安人杨庆。巧的是，此杨庆是随郑和一起七下西洋的航海家，负责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郑和、杨庆、洪保是元梁王统治下的酋长子女。他们被俘及后来的经历如出一辙，为我们研究郑和幼年生活在镇南提供了又一个旁证。
《云南南华为航海家郑和故里考》在南京《郑和研究》2013年第1期发表后，立即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2013年7月11日，中国第九个航海日，上海“海事大学”的时平教授等人，千里迢迢从上海来我南华踏堪论文中的“郑和故里碑”，只可惜那天为出版《南华美丛书》，省作协主席黄尧率云南20名作家来南华采风，天永和我陪作家到五街去了，双方没有进行学术交流。黄尧主席也对我们“郑和故里”的论证大为赞赏，说论证充分，文笔不错，就是口子收得有点紧（结论下得太硬、太死）。著名文史学家黄懿陆先生看了我们的文章，也大为兴奋，写了篇长文——《郑和姓氏源自南华考》，文章多处引用我们的论述，整版发表在《云南经济日报》2015年7月17日“三迤瞭望”上，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我们研究“郑和与南华”的一年多时间里，一些记述采访考证过程的文章、图片就陆续发表在《台湾新闻报》“西子湾副刊”和我们的博客上，首先引起了楚雄电视台“文化大观”栏目施为民导演的关注和兴趣。于是，施导演来南华策划拍摄了三集《探秘郑和故里》电视纪录片，再现郑和4至11岁在我镇南的历史和记录下了我们考证“郑和故里”的过程。纪录片除在州县电视台播放外，还在《中国纪录片网》展播。并荣获楚雄州第四届“马樱花文艺创作奖”一等奖。
发表在《郑和研究》2014年第1期上的《2012—2013年郑和研究综述》(作者彭勇、蔡亚龙)，作为两年来有关郑和研究的最新进展或总结，特意提到了我们南华的研究成果，说我们的研究“围绕新材料进行分析和论证，丰富了郑和下西洋及其对时代的理解”。现将涉及我们南华的这一段辑录如下：
作为七下西洋的掌舵人，郑和的历史功绩自不待言，而对郑和乃至郑和家族的研究一直是研究的热点。唐宏杰、陈惠娥在《“三宝”郑和研究新论》（《郑和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郑和“三宝”的称谓其实是其官职“三宝信官”之简称，官职职责决定郑和下西洋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办营建北京皇城的一切所需。葛晓康《郑和笔迹之研究——与确认郑和德塔有关》（《郑和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相关文物的研究和鉴定，认为出土文物铜鎏金喇嘛塔铭文为郑和亲笔所书，为确认郑和归葬处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李天永、普显宏合著《云南南华为航海家郑和故里考》（《郑和研究》201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云南省南华县的三块“郑和故里碑”及相关史实进行考证，认为晋宁是郑和的出生地，而南华是郑和的第二故里。郑自海《云南昆阳郑和后裔迁徙玉溪等地的历史调查与考证》（《郑和研究》2012年第2、3、4期合刊）一文对郑和后裔迁徙的原因、玉溪大营为中心的回族社区建立时间及主体郑和后裔迁徙的时间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彭勇、蔡亚龙发表于《郑和研究》2015年第1期的《 2014年郑和研究综述》，我们南华的郑和研究成果再次进入专家学者们的视野。 虽然论文是同一篇论文，但综述仍将其列为成果给予肯定，只是说法又有了侧重，现将涉及我们南华的这一段辑录如下：
地域文化视野仍然是文化郑和研究的关注热点，即在郑和的家乡云南、生活和任职的南北二京，以及下西洋出航的重要城市等，对郑和及其时代的研究、文化现象和遗存的保护、开发与利用等颇为重视。这些地域文化又与“一带一路”的国际文化视角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杨经元《弘扬郑和精神，大力实施云南内河航运强省战略》（《回族研究》第3期）认为，以“一台三运”即构建一个投融资平台和建设畅通航运、绿色航运、文化航运为抓手，以国家“一带一路”即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西部大开发和“两强一堡”战略为着力点，坚持科学谋划，统筹发展，迎接云南大力发展内河航运的春天。普显宏、李天永撰写的《南华：航海家郑和第二故里考略》分上、中、下三篇刊于《云南档案》第8、9、10期上，作者认为在郑和年幼的时候，很有可能是被其父、也就是滇阳侯米里金寄养在镇南(今南华)一个郑姓的回族家庭，成为南华郑姓回族的养子，从4岁多到11岁这段时间里生活于此。作者认为，郑和被掳的地点，是在镇南而不在昆阳，并对郑和养父后裔进行了探访。比较而言，由于江苏南京、福建等地是郑和成年以后生活的场所，这里的地域文化研究与历史研究有更多、更扎实的结合……
学术争鸣，观点各异，这是很正常的现象。我们考证南华为郑和故里，也不外乎有赞同或提出质疑两种声音。从县内、州内反映来看，两者都有，相比较在文化界获得支持和赞同的人可能要多一些。从论文在南京《郑和研究》、《云南档案》上的公开发表来看，至少证明我们的考证和观点在更高层次上得到了学术界专家们的支持或认可。南华文献之祖陈元编修的南华最早第一本志书——康熙《镇南州志》是在郑和下西洋三百多年后，镇南州城是在郑和下西洋两百多年后筑成，许多史料断代、文献奇缺，的确是无从考证，给南华的郑和研究带来很大困难。但志书里记载的“州城如船”，什么桅啊棹（桨）啊，肯定与郑和有关！李根源一百多年前的考证肯定有其依据……正如省作协主席黄尧所言，如果连李根源先生的考证都不可信，那就什么都无法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