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红军长征；民族政策；实践；现实意义
（冕宁彝海结盟纪念馆。来自四川日报，何勤华 摄）
党的民族政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并不断发展完善的产物。[1]在二万五千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民族政策和措施，不断完善发展了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理论。[2]中国工农红军模范地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真正实现了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这是工农红军长征顺利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保障。纵观党的民族政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次党的民族政策的伟大实践，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地位。[3]深入总结和研究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弘扬中国工农红军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荣传统，进一步宣传、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做好当下的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凝聚民族力量，维护祖国统一，这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红军长征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实践
(一)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
实行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是党和红军在长征中民族政策首要的和最基本的、贯彻始终的内容。[5]坚持民族团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苏维埃政府处理民族问题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政策，红军长征中贯彻和发展了这一政策。[6]红军每到一个地方，总是积极向各族人民宣传党和红军的根本任务在于解放各民族，实现国内各民族的平等与团结。[7]党和红军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主张，唤起少数民族的觉醒，以实现中国革命的共同目标。主张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是党的民族政策的根本原则，是革命事业胜利发展的基本保证。首先是反对大汉族主义，又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8]1934年11月29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进入湘桂、湘黔边瑶、苗少数民族地区时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瑶苗民族工作的原则指示》中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在中国劳苦群众中间的大汉族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汉族的统治阶级利用中国民众来反对瑶民等弱小民族；同时揭发在瑶民中间所存在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害处，这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必然会破坏瑶民民族同中国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联合。”[9]其次是在政治、经济上各族人民享有同样的平等权利。1934年11月29日，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在其颁布的《对苗瑶民的口号》中就明确地提出：“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10]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还明确提出：“内蒙古区域的汉、回、藏、满等民族，应根据民族平等的原则，发展民主主义，使这些民族与蒙古人民受同等的待遇，并有应用自己的语言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的自由。”[11]第三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汉族广大劳苦群众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求得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彻底解放，才能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红军总政治部在长征刚开始不久即提出“帝国主义、军阀、财富者是汉族工农与苗族共同的敌人”[12]，“苗族与汉族的工农起来共同扫平国民党军阀的统治”[13]，“反对苗汉民族对立，只有苗族与汉族的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苗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14]。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川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时，指示各部队要向各少数民族“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坚决反对国民党的民族压迫与欺骗政策，只有中国共产党是解放少数民族唯一的政党，红军是解放少数民族唯一的军队，少数民族劳苦群众应当与红军和汉族工农穷人不分种族联合起来，打倒共同敌人(帝国主义与中国反动统治地主发财人……)才是出路”。[15]贺龙、任弼时等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在长征中提出“川滇黔边区的少数民族(苗、彝、瑶、回……)团结起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民族平等，发展民族文化，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和信仰自由，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各民族之间相互歧视，反对剥削和压迫，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16]“川滇黔革命根据地的工人、农民、红军士兵、一切劳苦群众和他们的家属，不分男女，不分民族(汉回苗彝瑶……)在政治上享受平等待遇。凡年满十八岁以上的革命群众都有公民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参加工农兵代表会议。有享受教育、居住、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等自由的权利。”[17]1935年1月，党和红军提出了苗族、瑶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平等。[18]1935年8月，我党“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19]1935年12月和1936年5月，毛泽东同志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分别发表对蒙古族、回族人民的宣言[20]，揭露历代统治阶级，特别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压迫和剥削的罪行，并庄严宣布：“民族是至尊的，同时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21]在长征中，红军积极宣传各民族一律平等，揭示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以唤起少数民族反帝反封建、实现民族解放的意识[22]，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敌人。[23]长征开始不久，当中央红军向贵州进军中，总政治部即发出关于瑶、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提出“反对一切汉族的压迫与剥削”，[24]“揭发在瑶民中间所存在着的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害处”[25]，实行“民族平等”，宣传“只有苗族与汉族的工农一体，同心打倒共同的敌人，苗族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26]1935年5月，红军进达彝族地区的四川冕宁县，朱德在群众大会上亲自宣传民族平等、彝汉一家，号召穷人团结起来，打倒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并张贴布告，鲜明生动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的纪律，深得彝民拥护。在中央红军先遣队刚到彝民地区时，曾遇到成群结队彝民的拦阻和袭扰。由于红军严守纪律，不予还手，耐心地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红军宗旨，终于感动了彝民同胞。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还根据彝族的传统，与彝族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红军取得了彝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在短短的两天中就顺利通过了彝族居住区，赢得了向大渡河进发的宝贵时间。
(二)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
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认为宗教的起源、存在和发展是有其历史和社会根源的。各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的宗教信仰或神灵崇拜。互相尊重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语言文字，也就是尊重这个民族。这也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民族和睦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执行信教自由的宗教政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字，也是红军长征中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27]红军长征开始后，红军陆续进入社会历史情况复杂、宗教信仰深厚的各数民族地区。因此，党和红军特别注意宣传贯彻党的宗教政策，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28]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具有广泛深远的群众性、民族性和传统性，同时又具有很强的敏感性。[29]言行不当，可能会刺激甚至伤害民族感情，影响党的民族团结政策的落实。在长征过程中，红军把尊重少数民族的习俗作为一条纪律，反复予以强调。[30]1935年5月，总政治部颁布了“训令”，要求全军指战员要“绝对的遵从少数民族群众的宗教的风俗的习惯”，“严厉的反对轻视、鄙视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的愚蠢的偏见。”[31]一切民族不分大小、人口多少一律平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自由，反对剥削和压迫，各民族人民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共同努力建设和保卫革命根据地。[32]在长征途中，党的领导人和红军将领视民族政策为党的生命，做出了表率。毛泽东每经过一座县城，都设法查阅地方志，了解少数民族的风俗民情，教育部队。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率部进入回民聚居的甘肃静宁时，适时提出纪律规定，严格要求部队尊重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并拜访清真寺，赠送匾额和礼品，扩大了党和红军影响。为巩固工农民主政权、争取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33]。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不能回避宗教问题。宗教是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宗教问题与民族问题虽属于两个不同范畴，但在基本上是全民族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地区，宗教问题就成了整个民族问题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党和红军在长征中严格执行党的宗教政策”[34]，坚决“避免一切伤害群众宗教的民族的感情之行为”[35]。1935年5月，毛泽东同志郑重宣布：“我们根据信仰自由的原则，保护清真寺，保护阿訇，担何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36]红军长征初期，红军针对蒙民提出，“信教自由，准许人民信奉菩萨，不愿当喇嘛的准许还俗”。[37]对番民规定，“番人领教自由，念经、敬佛、当喇嘛听其自愿”。[38]1935年5月，《西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强调：“我们主张信仰宗教自由，不伤害他们的风俗习惯和宗教感情，反对宗教只是我们的非常深入的经常宣传工作。[39]”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对番民的策略路线的提纲》指出：“宣传无神论(但不要妨害番民宗教感情)”[40]。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军长征到达甘肃哈达铺、渭通回民居住区，红军政治部颁布《回民区域政治工作》，宣布“保卫回民信教自由，不得擅自进入清真寺，不得损坏回民经典”。[41]1936年6月27日，红四方面军经过西北民族地区时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信教自由保护清真寺！”“尊重伊斯兰教，尊重阿訇、尊重教门风俗！”[42]红二、六军团进入川康藏民区时规定部队不得进入喇嘛寺，不准撕贴在门上的封门“神符”和红布条[43]。红二十五军进入回民聚居区的隆德县兴隆镇之前，及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44]红军向甘孜前进途中，刘伯承和刘志坚来到东固喇嘛寺，按照寺院的礼仪向神灵行礼，然后说明来意，并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得到了理解和支持。该喇嘛寺派人向甘孜大喇嘛送信，红军队伍在甘孜喇嘛寺受到盛大欢迎。1936年5月，红二、红六军团途经云南最大的喇嘛寺——归化寺，任弼时、贺龙等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保护寺庙，秋毫无犯。贺龙还亲率红军代表到归化寺拜访活佛，赠送“兴盛番族”的锦幛。[45]活佛和掌教八大老僧深受感动，表示愿为红军效力。次日归化寺即令商富开仓，向红军出售青稞3万余斤，解决了部队的粮食急需。[46]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主张创办民族学校，在学校内用民族语言文字进行免费教育。[47]1935年5月20日，《中华苏维埃西北联邦临时政府番夷少数民族委员会布告》规定：“提高回番夷民族的文化教育，创立回番夷民众的学校，用回番夷自己的语言文字教书，回番夷青年男女读书不出钱。”[48]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方面，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宣布，“汉藏蒙回满等少数民族”[49]“有应用自己的言语文字及信仰与居住等自由”[50]。
(三)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红军胜利提供了组织保障
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是调节民族关系的中心环节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和民族工作的重要方面。[51]红军长征时期党对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非常重视，把其当作红军长征的一项重要工作，并制定一系列的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政策。[52]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提出要重视培养少数民族的领袖干部政策。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举行，毛泽东当选为政府主席。会议通过的《决议案》明确指出：“尽量吸收当地民族的工农干部担任国家管理工作”[53]，强调“注意当地干部的培养与提拔，以消灭民族间的仇视与成见”[54]红军长征时期党和红军非常注重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55]1935年8月5日，毛尔盖会议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秀少数民族，“给以阶级的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56]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为红军的胜利提供了组织上的保障。长征时期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培养少数民族军事干部和少数民族领袖干部。军事干部的培养“可以争取尚在军阀统治下的回民武装和成为将来扩大回民独立的武装之基础。”[57]红军长征的许多军团在实际工作中都认识到培养军事干部的意义，提出了“为着建立整个回民工作意见，以及为着更顺利的来争取回民武装部队……培养一批回民工作(特别是回民武装部队)的干部。”[58]这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创建以来第一次提出培养少数民族军事干部的问题。长征期间的艰苦斗争使党也认识到了培养少数民族领袖的重要性。1936年5月，总政治部《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提出了“造成为强有力的回民领袖干部，同时，从工作斗争中提拔和培养回民的新干部，尽量吸收一切愿意为回族自决而斗争的回民人才[59]，特别是对于在回民中有信仰的领袖，指导他们从各方面去进行回民自决运动，及吸收他们参加回民自决斗争的和政权的指导机关[60]，于必要时可组织短期训练班。”[61]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提出的要重视培养少数民族领袖干部的政策。[62]党在红军长征中的干部培养是十分成功的，先后培养了关向应(满族)、罗炳辉(彝族)等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他们为我国新民族主义的胜利做出卓著的贡献。还有原红军中的谢扶民(壮族)、龙贤昭(侗族)等少数民族干部为革命担负了重要的工作。[63]在红军长征中，途经各少数民族地区，党吸收和培养了一批苗、瑶、彝、土家、壮、藏、羌、回等少数民族干部[64]，他们为本地区的革命斗争乃至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65]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干部政策是非常成功的，先后培养一大批少数民族干部，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66]
(四)主张民族自决，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主张民族自决和民族区域自治，是党和红军在长征时期关于民族政策的一项最基本的内容。[67]在长征初期着重是强调民族自决，到长征后期主要强调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尤其着重突出和强调的是中国各民族联合起来，从帝国主义的奴役之下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和独立，才能最终取得和实现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在建立政权问题上，由长征开始时号召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改为建立区域自治政权。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长征开始不久进入湘桂黔边苗瑶少数民族地区时，就将民族自决和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对少数民族的基本的政治主张提了出来：“我们对瑶民(或苗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一切汉族压迫与剥削，汉民与瑶民的民族平等[68]，给瑶民彻底的自决权(通俗些说，即瑶民的事由瑶民自己去决定，汉人不得干涉)”[69]《中共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少数民族中的基本方针，是在无条件的承认他们有民族自决权[70]，即在政治上有随意脱离压迫民族而独立的自由权，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苏维埃政府应实际上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71]。1936年5月，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回族人民的宣言》中提出：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则，回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建立回民自治的政府[72]；回汉两大民族亲密的联合进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73]
(五)实施统一战线政策，争取和团结民族上层人士
长征时期，党对少数民族的统一战线政策内容是非常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长征中，各路红军都根据党关于将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作为争取团结对象的政策，大力开展了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统一战线政策开始突破以往统一战线主要是针对少数民族下层民众的状况，而把联络和争取民族上层人物作为统战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74]中共中央在《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中指出：“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开始的阶段上，除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外，还有统一战线的可能。”[75]1934年11月，中央红军在对苗、瑶民族工作中指示：“瑶民的土司管事等，瑶民心目中还有极大的权威与威信，他们依然还是瑶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一切对外关系，都为他们所垄断。[76]我们苏维埃红军也不能不开始同这些代表者发生关系。”[77]特别是召开遵义会议之后，党中央关于争取少数民族的一系列“决定”和“指示”都把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78]特别规定了少数民族地区不打土豪，不没收喇嘛的土地和财产，还明确指出，我们不拒绝剥削分子、上层分子参加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来。[79]1935年2月，中央红军进入云南扎西(今威信)时，红军首长邀请苗族副族长熊治荣座谈，向其讲述党的民族政策，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争取翻身解放。3月，中央红军转战贵州时，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在镇宁与当地拥有一批民族武装的领导人陆瑞光签订了《反对蒋介石，反对王家烈，反对犹国材及国民党苛捐杂税的协定》，并送给陆瑞光一批枪支弹药，留下12名工作人员和伤病员与陆一道坚持斗争。4月，中央红军进入回族聚居区寻甸县柯渡地区时，朱总司令亲自到清真寺会见回族首领，向他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得到回民首领帮助和支持。红二、红六军团长征经过苗族地区时，军团领导人王震主动向苗族首领宣讲共产党的主张和民族政策，解除了苗族上层对红军的疑虑，并和苗族同胞合影留念。红四方面军长征转战川西北藏、羌族地区时，也认真开展了对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争取了羌族上层人士安登榜，藏族上层人士格达活佛参加革命斗争，尤其是藏族宗教上层人士格达活佛，他代表白利寺与红军签订了《互助条约》，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并被选为博巴(藏人)自治政府副主席，使他在红军长征和创建保卫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还为争取西藏的早日解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红军长征到达陕甘少数民族地区后，更是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对回、蒙等民族、宗教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80]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兴隆镇时，就向当地清真寺阿訇赠送了“亲如一家”的匾额，阿訇也带上物品对红军做了回拜。在甘南，红军争取了卓尼藏族土司杨积庆并与之建立了十分友好的关系。[81]
长征后期，党中央更加明确地提出要争取和团结民族宗教上层人士，以扩大反帝的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5年12月20日，毛泽东同志代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标志着党对少数民族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又向前迈了一大步，为民族上层人士真诚团结抗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82]1936年8月，党中央提出：“为了进行蒙古人民的反日的民族解放斗争，必须建立民族统一战线。[83]这个统一战线，不但应当团结广大平民群众，并且应当把王公军人喇嘛知识分子也都团结在内。”[84]
(六)实施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在长征的过程中，党中央和红军关于少数民族经济政策内容相当的丰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只要有条件和可能，都尽力帮助少数民族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并将这项任务作为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一项主要的内容，突出出来。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川西北藏、羌等少数民族地区，帮助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建立起少数民族政府—格勒得沙政府之后，立即以格勒得沙政府的名义，发出了“加紧生产，供给革命战争”，“赶快生产玉麦、黄豆、小豆以及各类蔬菜”[85]，“不荒赤区一寸土地”等口号，动员群众勤于生产，多种粮食。[86]红军还实行“武装保卫春耕”，派出部队清剿反动武装，保护少数民族群众生产安全，使根据地内的土地基本上都种上了庄稼。同时红军还组织代耕队，帮助军烈属和劳动力缺乏者耕地，组织部队帮助少数民族群众修堤筑坝。红军还组织各族群众发展工业、副业生产，如烧炭、熬盐、制硝、炼铁、制革、修造农具，纺织毛、麻制品。[87]红军还帮助少数民族成立合作社，收购工副业产品，供给军需民用。开办各种商店，建立了炸弹炸药厂、军械修理厂、制鞋厂、服装厂、土盐厂、造币厂等。[88]在保护正当商业经营的同时，红军还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成立合作社，贩卖布匹、盐巴、粮食，活跃和发展民族经济，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红军帮助少数民族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不仅改善了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发展了民族经济，也使红军长征中所需物资供应得到保障。[89]
实行各民族经济上的平等政策。“实行民族平等，在经济上、政治上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90]在众多的商业活动中，党和红军始终把自己当作市场交换的一个普通实体，平等地和广大少数民族进行交换购买活动。[91]红军还制定了一些具体的经济政策。[92]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布告》规定：“红军所到之地对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对农民不交租、不纳税、不还债，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93]，“对于城市乡镇商人，其安分守己者，亦准予自由营业”[94]，“买卖按照市价”。布告着重强调，对苗瑶等少数民族在经济上应享有以上规定的与汉族工农同等的待遇。[95]1935年6月，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连续下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康藏番民从书》、《关于收集粮食的通知》和《关于粮食问题的训令》三个涉及经济方面的重要文件宣布：“为着群众生活的提高，允许商业自由，但是必须采取限制剥削征收累进税。”[93]规定了筹集粮食的方法，要求公平买卖，重申了“绝对禁止强买粮食、私买粮食不给钱、群众不在家不给钱等违反政策纪律的行为”[97]。1935年8月，红军制定了《约法十章》，规定了“取消款子，买卖公平。”[98]1935年11月，中共四川省委做出了对红军和地方财经工作的八条决定，规定了“提倡群众办合作社”，“提倡开设各种工厂”，根据当时的需要，红军办起了许多工厂、作坊、合作社，这促进了生产和商品交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二、党的民族政策在红军长征中成功实践的重大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红军长征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革命中的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民族政策，开展深入细致和内容丰富的民族工作，确保长征实现了重大的战略转移，取得了长征的最后胜利，既为解决红军长征中的民族问题积累了成功的宝贵经验，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99]。红军长征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大规模实践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的初步尝试，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一次成功的伟大创举，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现实意义
(一)赢得少数民族的大力支持是长征胜利的重要保证
处于敌强我弱态势下的中国工农红军，在长征中被迫经过的少数民族地区是险山恶水、民情陌生的地区，多数是远离城市的穷乡僻壤，社会经济文化非常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反动统治者，一方面残酷剥削压迫各族人民，另一方面为维持其反动统治，把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党的主张视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阻止先进思想的传播，而且对共产党和红军竭尽诬蔑之能事，挑拨共产党和红军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以达到消灭共产党和红军的目的。再加上国民党反动派推行大汉族主义和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政策，造成了民族之间的严重对立与隔阂，各少数民族对汉人，尤其是汉人军队更是恐惧与痛恨。针对这种严峻的现实，党和红军通过实施正确民族政策，开展深入细致、行之有效的民族工作，[100]打破了反动派的封锁，把革命真理和共产党的主张，尤其是党的民族、宗教、统一战线政策广泛深入地传播到各少数民族中去，唤起了广大少数民族群众的觉醒。这不仅化解了结怨已深的民族矛盾，成功地解决了当时十分尖锐复杂而又紧迫的民族问题，[101]还取得了各少数民族群众对于红军长征人力、物力，尤其是粮食的支援，一批批少数民族儿女踊跃参加红军等，从而全面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使红军顺利地完成了战略转移，这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和重要保证。换言之，若没有正确的民族政策和行之有效的民族工作，红军是不可能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的，也就是说长征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红军到达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时，刘伯承与彝族家支头人果基约达“歃血为盟”[102]，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彝族区，赢得了神速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的有利战机，最终粉碎了蒋介石将红军围歼于大渡河地区，[103]使其成为太平军石达开第二的图谋。[104]因此，我们认为，长征的胜利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为以后特别是建国后制定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105]长征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创造的英雄史诗，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模范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篇章。[106]
(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丰富了党的民族理论
党的民族政策制定的依据是党的民族理论，党的民族政策是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而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的。[107]红军长征前，党的民族工作还处于不断探索的初始阶段。自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之时起，就把中国各民族的解放和发展作为自己奋斗的价值的目标追求，并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过一些关于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主张。[108]但是直到长征之前，由于党还处于幼年时期，同时也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在处理民族问题上还缺乏应有的实践经验，因此，只能照搬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模式。正因为党的工作重心是在以汉族为主的地区，民族工作还没有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有关民族问题的主张还有待通过实践来检验。在长征中的两年时间里，从党的领导人、多数高级领导干部到红军的广大指战员，都深入到十多个省的十几个少数民族中，和少数民族直接接触和交往，身体力行地开展少数民族工作，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其在不断深入了解各少数民族实际情况的基础上，[109]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和实践党的民族政策，在实践中制定和不断修正、发展、完善党的民族政策。如在少数民族中从建立苏维埃政府到建立自决的联邦制政府再到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打土豪，以及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等。[110]党的民族理论与政策随之得到发展。无论是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还是解决民族问题、实现民族平等的基本思想，随着党的进一步成熟和实践的不断丰富，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也更加系统、完善。时至当下，党的民族政策中“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制度、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队伍建设”[111]等的基本原则，仍然是经过红军长征时期的提出和实践过的。红军长征的历史充分表明，长征是党的民族政策开始走向成熟的关键时期。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党中央和毛主席及时总结红军长征时期党的民族工作的经验，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在党的六上全会上，提出了更加成熟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长征中党的民族、宗教、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宗教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第一次的成功结合。这些政策是我党制定相对成熟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前提和基础。1952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和1982年颁布的《宪法》以及1984年颁布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所体现出的一切民族政策，都是对长征中党制定和实践的民族统战政策的继承和发展。[112]红军长征时期的民族统战政策，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走向成熟”[113]，形成了较全面、正确和完整的民族政策体系。比如说现实执行的民族政策中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民族区域自治、宗教信仰自由……”等都是党在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宗教政策成功实践所取得巨大成就，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为我们党在长征胜利后制定和完善党的民族政策、开展民族、宗教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114]，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党和红军在长征中成功实践民族政策的伟大业绩已经载入党的光辉史册。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115]
(三)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少数民族工作积累了经验
党的民族政策在红军长征中的成功实践，形成了党正确的民族、宗教和统一战线政策，[116]这为红军在长征中结交了朋友，红军的言行在各族人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光辉形象，一路上，许多民族上层人士、土司和宗教神职人员成为党情同手足的真诚朋友，特别是党的全民抗日方针政策，激发了各族人民的抗日热情，坚定了各族人民的抗日决心。[117]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在西征中，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军和马家军积极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了争取民族上层人士和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有益的探索，并取得明显的成效。党的这些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到了重的作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共两党矛盾不断激化，不少中间和敌对势力，又毅然站在我党一边，与我党团结一致，一同击败了国民党的反动阴谋，这种情况的出现，完全是党在长征时期的民族政策成功实践积累的经验。[118]
党的民族政策在红军长征中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我们应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1119]，实事求是地认真学习研究总结红军长征中民族、宗教和统一战线政策的成功经验，继承和发扬红军在长征中红军模范执行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优良传统，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凝聚中国力量，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团结奋斗。[120]
（参考文献略）
作者：陈明富(1973-)南京大学法学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民族干部学院少数民族军事教育研究中心特骋专家、反恐维稳教研室研究员；陈娜(1983-)北京师范大学法学博士，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流动站科研秘书、讲师。
原载：《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3期；文稿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