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明，不是什么玄妙的东西，而是某种社会治理方式。只要存在国家、存在社会，就会出现适应其需要的社会治理方式，就会形成某种政治文明。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是“西方民主制”，它符合欧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有力推进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形式，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但近百年来，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因其国力强大，头脑膨胀，滋生了“救世主”狂想，把仅适用于部分国家的社会治理方式美化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强行推销，甚至不惜发动侵略战争，给世界许多地方带来灾难和痛苦。这种近乎疯狂的作为促使人们冷静下来，去透视这种“普世价值”，还其本来面目。
一、柏拉图的怨恨
西方民主制源自古希腊的雅典民主。雅典民主是在一个城邦中实行的很粗糙的民主。即使在这么小的一个城邦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妇女和奴隶都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只是由男性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通过大声呼喊或投票，决定宣战与媾和、法庭终审等重大事宜。然而，这些拥有平等投票权的男性公民良莠不齐、贫富悬殊。他们投票作出的决定有时是相当荒唐的。例如，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苏格拉底就被他们认定为有“腐蚀青年思想”之罪，判了死刑。
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此非常怨恨，强烈指责雅典的民主制是“暴民政治”。柏拉图是比孔子晚生124年的大思想家，他在西方民主萌芽时期就看到了其内在的缺陷。他认为，人的智力、品行和能力是有差异的，而古希腊的民主制否认这些差异，让所有男性公民一人一票决定国家大事。这样的民主，有可能导致像杀害苏格拉底那种悲剧的暴民统治。
后世的思想家针对西方民主理念，也有过一些深刻的反思。主张“主权在民”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有这样的分析：假设一个国家有一万公民，按主权在民的思想，每个公民可以享受到主权的万分之一；如果是十万公民的国家，每个公民只能享受到主权的十万分之一。依此类推，国家越大，人口越多，每个公民享受的主权就越少，民主效果就越差。卢梭本人没有找到解决国家越大、公民主权越少、民主效果越差这一难题的办法。无奈之下，他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认为只有人口少、贫富差距不大的国家，才能建立理想的民主社会。另一位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认为，民主政体“只适合于非常小的国家。即使如此，也会出错”。
哈耶克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师。他把民主严格界定为一种决策程序、一种政治手段，而不是终极价值。他说，只有人的自由，才是终极价值。在《通往奴役之路》一书中，哈耶克写道：“我们无意创造一种民主拜物教。我们这一代人可能过多地谈论和考虑民主，而没有足够地重视所要服务的价值。”
哈耶克说得很有道理。西方社会确实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忘记了柏拉图的怨恨，也不重视民主所要服务的价值，只醉心于制造一种“民主拜物教”。
二、爱因斯坦的论断
爱因斯坦是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但是很少有人知道，爱因斯坦还是了不起的社会科学家。他揭露了金钱对选举的控制，推进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制的认识。
西方民主是靠资本的乳汁喂养的。换句话说，当今的西方民主，是资本主导的民主，是大金融财团控制的民主。西方民主的这种本质，早就被爱因斯坦批判过了。他在《为什么要社会主义？》这篇文章中写道：“私人资本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这样发展的结果，造成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它的巨大权力甚至连民主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有效地加以控制。事实的确如此，因为立法机构的成员是由政党选出的，而这些政党要不是大部分经费是由私人资本家提供的，也是在其他方面受他们影响的，他们实际上就把立法机构和选民隔离开来了。结果是，人民的代表事实上不能保护人民中无特权的那一部分人的利益。此外，在目前的条件下，私人资本家还必然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情报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报纸、电视广播、教育）。因此，一个公民要得出客观的结论，并且理智地运用他的政治权利，那是极其困难的，在大多数场合下，实在也完全不可能。”爱因斯坦关于西方民主是“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的论断一语中的，西方民主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以证明爱因斯坦的正确论断。
比如，民主的前提是人的平等，而人的平等必须以人的独立性为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打破封建等级制，追求人的独立和自由，这是很好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多数人真的有独立性吗？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马克思说的“物”，就是生产资料和金钱。如果社会上大多数人没有生产资料，没有足够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金钱，他们的独立性就是虚幻的，因为他们必然要依赖拥有“物”的少数私人资本家。金钱决定一切的冷酷现实已经使民主的前提荡然无存。
再比如，民主的本意是“人民做主”。但西方民主从投票选举、组成政府，到制定和执行法律、政策，真正做主的从来不是人民大众，而是少数金融寡头。以西方的选举为例，所有参选总统、州长和议员的人，都要按规定缴“保证金”。如果在竞选中得不到一定的支持率，保证金要被没收掉。当然，如果是某个政党成员，其参选得到党的支持，政党会给予参选补助费。问题是一个国家有很多选区，政党给每个参选党员的补助费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除了财力雄厚的全国性大政党，一般小党是不敢参与全国逐鹿的竞选的。可见，仅仅是参选保证金这个关口，就把千百万平民百姓阻挡在组党参选的大门之外。
西方民主的选举过程都很长，开销也甚巨，这足以拖垮财力有限的政党，从而保证选举过程完全垄断在大金融寡头手中。在美国，真正能操控选举政治的大财团数量并不多。大选期间，“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十分活跃，这种委员会可以无限额地接受捐款，为特定竞选人提供资助。这为大金融寡头操纵选举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美国的民主制，实际上是金钱民主制，是爱因斯坦说的“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美国的统治者对此心知肚明。曾经帮助威廉·麦金利赢得1896年总统大选的马克·汉纳就吐露了这种民主的要义。他说：“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第一是金钱，第二我就不知道了。”
美国总统几乎成了富豪们的“专利”。有人把首任总统华盛顿说成是一个出身卑微的农民。其实，华盛顿的父亲是大庄园主，拥有1万多英亩土地和49个奴隶。华盛顿本人，也曾被《福布斯》杂志列为当时“美国400富豪”之一。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经常说自己年轻时多么穷困潦倒，实际上他父亲是肯塔基地区的一个大地主，拥有600英亩农场和大量城区土地。
历史学家统计过，从1860年到2008年历次大选中，竞选经费占优的一方几乎都获得了胜利。例如，1860年大选，共和党筹得10万美元，民主党筹得5万美元，结果是共和党候选人林肯获胜。2008年奥巴马和麦凯恩对决时，民主党筹得6.41亿美元，共和党只筹得3亿美元，自然是奥巴马胜出，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美国的选举，已经成为比赛奢华的政治游戏，竞选经费不断创造新的纪录。1980年大选花费1.62亿美元，到1988年翻了一番，达到3.24亿美元。2000年，猛增到5.29亿美元。2004年再创新高，达到8.81亿美元。2008年美国大选，足足花掉24亿美元。
对于捐款选举的大财团来说，选举过程就是投资过程。风险肯定是存在的，但回报会很丰厚。某个政党的候选人一旦当上总统，就会立即回报他的金主恩人。最直接的手段是官职分配，按政治献金的多少，把大小官位分配给各大财团。在美国，1953年到1980年的几届政府中，担任过国务卿、财政部长和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的有23人。其中，有18人是大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或高级董事，其他5人是大牌律师。杜鲁门总统任命的120名高官中，49位是银行家和实业家，其他人也都与大财团关系密切。艾森豪威尔首届政府中，共有272名高级官员，主要来自86家大公司。
议员当选也要报恩，西方国家的议会运作机制就是为了方便议员报恩设计的。以美国为例，法案要进入议会议程，首先要经过议院的常设委员会。有利于大财团的法案会优先得到审议和通过，不利于大财团而有利于人民大众的法案往往会被无限期推延。这种常设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是选举产生，而是根据各政党的实力，也就是根据各大财团的实力进行分配。有了这样的运作机制，就可以使大财团的利益得到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
各国议会对法案的审议和通过时间往往设有期限，目的也是为了预防不利于大财团的法案获得通过。大财团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就自然反映在议员们的争斗之中。有时候，不利于某个大财团的法案会冲破常设委员会的关口，提到议院大会上进行审议。这种情况下，这个大财团豢养的议员们就会用辩论和投票的诡计打掉这个法案。
按照议会规则，法案审议通过有时限，但对议员的演说和投票时间没有限制。1908年，参议员拉福特为了反对一个法案，连续演讲了18小时，他的一个同党议员也连续演讲了12小时，使该法案因超过表决时限而被废。日本议员除了马拉松式演讲外，还创造了“牛步投票法”，用来反对他们不喜欢的法案。他们利用议会没有限制投票时间的规定，把前往投票点的脚步放得奇慢，甚至一个小时才往前走一步。这样一来，往往是超过了法案审议截止时间，他们还没有投票。
如果报答大金融财团的法案难以通过，实行西方民主的政府甚至会动用残暴手段来强制通过。1960年5月，日本与美国修订《日美安保条约》，遭到日本人民抗议和反对党抵制。执政的自民党就指使其议员挑起同反对党议员的冲突，政府随即出动500名警察，强行把反对党议员赶出议会大厅，由清一色的自民党议员审议。仅用15分钟，《日美安保条约》就获得了通过。
三、西方民主的困境
西方民主制是人类政治文明探索过程中的重大成果，它帮助西方国家最早实现现代化。然而，我们在肯定西方民主历史价值的同时，必须记住这样一个事实：西方民主的黄金时代，是同这些国家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紧密相连的。在此前的一两百年历史中，西方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独占了国际话语权。它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世界秩序。这种强势地位，使这些霸权国家的统治阶级可以攫取世界财富，垄断地球资源。他们从超额利润中拿出一小部分，去笼络国内民众，去打造福利社会，去美化议会制民主，并将其推向世界，以图永久主导人类社会发展方向。
强权政治认为，富裕之邦必是真理之地。但是，假如他们不能像以往那样在海外捞取超额利润，就会遇到无穷无尽的麻烦。支撑西方民主的财富根基在许多地方已经崩塌。实体经济“空心化”，政府和国民沉迷在虚拟经济中。休闲美食的福利一样不能少，流汗辛苦的活儿绝对不想干。为了骗取选票，政客们的空头许诺花样翻新，把选民胃口吊得越来越高。但是，胜选执政多少要兑现一些承诺。没有钱怎么办？美国、欧洲和日本，都在大印钞票，大借国债，用饮鸩止渴的办法维持“美妙”的西方民主制。事到如今，西方民主的“普世价值”不但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深深陷入危机之中。
“普世价值说”宣称，只有一人一票竞选才算民主，才具有合法性。事实又如何呢？且不说许多选票是操纵在大财团手中的，就算真是选民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总统，也不表明他得到多数国民的支持。以美国为例，1960年总统选举中，只有62.8%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到1964年，投票率降为61.9%，1968年为60.8%，1972年为55.2%，1976年为53.6%，1980年为52.6%，1988年为50.2%，1996年为49.1%。总体来看，参与投票的选民只勉强过半，竞选胜出者只是得到这一半选民中的一部分人支持。2004年小布什胜选，获得51%的选票。但是，考虑到当年实际投票率不高，实际上真正支持小布什当总统的，只占全部选民的30%左右。一个大国的总统和政府，仅得到这么少的国民支持，它的合法性何在？如此畸形的民主也配称为“普世价值”吗？
制衡和监督本来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美国的权力制衡重重叠叠。总统、参议院、众议院三家之间往往相互拆台，参众两院内，两党也彼此对立，根本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我们看到，即使美国的车轮已经走到“财政悬崖”边上，两党议员和总统还在打口水战。这种恶质化的政党竞争和三权制衡怎么可能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呢？
“普世价值说”宣称，只有实行西方民主，才能防止腐败。这是骗人的鬼话。西方民主制有着内生的腐败元素。意大利曾出现三任总理和361个内阁成员全是腐败分子的情况。在最“民主”的美国，前几年的党派之争，把国会游说集团涉及政府腐败内幕的冰山一角暴露出来。如果追究下去，可能伤及美国的政体和国体，刚刚开始的相互揭露便戛然而止。
从本质上说，西方民主中的政党竞选就是一种合法的腐败。政客和财团之间有一条割不断的金钱脐带。财团拿金钱给政客去收买选票，以竞选总统、州长或议员；胜选者又用官位、优惠政策和项目承包等回报财团金主。这种大规模的、长时间的权钱交易，不是人类社会最大的腐败吗？
历史发展到今天，西方民主的光环正在世人眼中暗淡下去。就是在西方国家，也有不少有识之士猛然醒悟。他们记起了柏拉图的怨恨，记起了爱因斯坦关于“私人资本的寡头政治”的论断，对西方民主的恶质化痛心疾首，试图提出一些克服西方国家社会危机的改革设想。应该说，这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积极现象。
（本文为王天玺著《中国模式论》第四章中的一节。本刊编发时作了适当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