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川彝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通过政府引导、农民自主转移等多种渠道对外劳务输出，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彝族地区乡村发展。本文以凉山彝族自治州劳务输出现状，劳务输出对彝区乡村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促进作用，彝区乡村劳务输出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为例，对彝族地区劳务输出后乡村治理的路径进行研究。
【关键词】四川彝区；劳务输出；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以来，四川彝区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凉山州乡村社会出现大面积、普遍的劳务输出，在获得较好收入的同时，对农民工个体自身素质的提高和其周围相关的人员素质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促进了彝区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也对彝区乡村社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国内学术界对劳务输出与乡村治理的研究数量很少，大多集中于研究劳务输出造成的农村精英阶层和能人的流失，或侧重于对农村青壮年外出务工造成的空巢现象、留守人员状况的研究。对彝区劳务输出的研究，也主要针对流入地的彝族农民工的就业、权益、文化保护，或者是对彝族农民工流动原因的分析。少量对流出地彝区农村的研究，也主要对“空巢”现象，以及对留守人员关爱与保护角度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将彝区普遍的农民外出务工与乡村治理结合起来的研究。本文将立足彝区劳务输出与乡村治理现状的实际，在分析彝区劳务输出现状的基础上对其给彝区乡村治理产生的积极作用与当前四川彝区乡村劳务输出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尝试提出促进四川彝区劳务输出与乡村治理的路径，以期对提高四川彝区乡村治理水平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一、凉山彝族自治州劳务输出现状
2010年以前凉山州有280万农村劳动力，而其中高达一半以上的剩余劳动力闲置。2010年，为让农民增加收入脱贫致富，凉山州启动“双百”劳务开发工程（到2015年争取实现100万剩余劳动力的转移，100亿元劳务收入的总体目标）。近年来，凉山州通过建立和完善“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政策引导、流动有序、管理规范、服务完善”的劳务经济开发新机制，劳务输出已进入良性发展。
从数据统计表上可以明显看出劳务输出数量快速增长，2014年之前劳务输出总量同比增长在20%以上，但随着彝区多年来大规模的劳务输出，输出总量毕竟有限，2014年以后开始放缓，同比增长15.56%。2015年全州劳务输出达到118.6万人，已占到全州农村剩余劳动力的85%左右。
近年来，随着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增高，土地资源日趋稀缺带来的产业转移，以及伴随着中西部经济快速发展，凉山州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比例日益提高。2015年全年凉山州城镇新增就业21431人，比2014年增加1693人，同比增长8.58%。2016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21895人，2017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23426人，同比增长6.99%。凉山州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稳定增长。同时一些农民工在积累一定资金，掌握一定的技术、管理经验后，返乡创业。
凉山州通过劳务开发工作体系建设，形成了有序、规模化的劳务输出，农民工收入切实增长，农民收入显著增加。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当前彝区农村经历着大规模的劳务输出，其势必对凉山彝区的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
二、劳务输出对彝区乡村治理的积极作用
（一）对彝区乡村扶贫攻坚的促进作用
外出打工成为农民赚取现金的直接途径与改善生活条件的主要手段。凉山州彝区普遍的外出务工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开始流行起来。在我们深入凉山调研时，了解到彝族婚姻中男方需要给女方的彩礼钱动辄几十万；还有孩子受教育问题，家长也认识到孩子接受教育是改变家庭命运的出路，只要孩子自身能读，家长都会持续不断地创造条件。在当地，一个高中生每年花销在5000左右，大学生则10000以上。而彝区乡村的现实情况是，在家务农的收入支撑不了家庭的各项开支，外出打工是增强家庭收入的现实选择。喜德县红莫镇的村民阿苏某某说到：“现在种庄稼辛苦，一年也就一两千斤水稻，基本就留下来自己吃。就只能解决温饱问题，余粮也卖不了多少钱，娃娃读书要钱，还有修新房子要钱，这些钱都只有靠打工来挣。”每年都会带人到新疆打工的劳务经纪人说：“没得啥子比打工更好的了，我们去新疆摘棉花，仅两个月就挣回一万多元呢!这让我们这里很多家庭能改善经济条件。”调查过程中随处都可以感受到“外出打工挣钱”这一观念对当地人的务工选择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外出打工的收入已经成为凉山彝区农村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务输出也正成为推动当地彝区经济发展的动力。
2015年，凉山州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四川省21个州市中排名第十八位，增速排名第三，显示出其经济增长活力。凉山州贫困人口从2010年的107.67万人降到50.58万人，扶贫攻坚取得阶段性成效，贫困发生率由23.4%减少到13.5%。凉山州劳务输出对增加农民收入、减贫脱贫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缓解彝区乡村人地矛盾，促进规模经营
彝区社会人口大量增加，人均耕地面积减少，使得农村人地关系紧张，制约着彝区农村经济发展。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动，缓解了劳动力积压在有限土地上，造成有限土地资源紧张化而引发的乡村社会的矛盾和纷争。同时，外出打工可以创造比在家务农更多的经济收入。也正因为此，使得规模经营成为可能。昭觉县沟洛村一位彝族村民称：“我经常在外打工，都没怎么在家。现在就家里老人种点洋芋，其他的土地亲戚要就拿给他们种，没人要就只有放起。屋里头的米都是拿钱买起吃了。”自2010年以来，他先后在山东、广州等地打工挣到钱后，也不种地了，把家里的两亩地便宜转包给堂兄弟种。该村正是在村民大量外出打工的情况下，有效流转和规模使用村里的土地，在村上建立了农民合作社。发动、组织村民建起了规模为100多亩的花椒基地，520多亩的核桃基地，并且还建立了年养殖1000多只土鸡，400多头乌金猪的种养殖场，实现了规模经营，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实际经济效益。
（三）全面提高彝区农村群众素质
目前，凉山州在外务工中的部分彝族群众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同时还存在传统的一些陋习影响，比如凉山彝区普遍存在婚丧嫁娶大操大办的陈规陋习，婚嫁彩礼钱超高，不注重财富的积累，生活卫生习惯较差等。通过调查发现，农民通过外出务工的形式从农村中转移出来，这不但可以带回较为可观的经济收入、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同时对于提高他们的个人素质、扩大他们的视野有很大的帮助。很多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农民，他们的思想观念从过去的封闭逐步走向开放，还养成了新的生活方式并带回到农村，提升了当地村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受到城市新观念的影响和对文化知识的感染，一些较高收入农民工加强了对子女教育的管理，有助于在乡村形成文明、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形成良好卫生习惯，逐步转向喜事新办、厚养薄葬、勤俭节约。彝区群众在外务工学习到实用的生产技术技能，思想观念得到提升，生活方式得到改变，这些新思想新观念有利于倡导文明、倡导科学、健康的社会风气，从而提高彝区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为彝区乡村社会注入新的内涵。
（四）优化彝区农村经济结构
近年来，有部分在外打工多年的彝区农民工陆续返回家乡，主动回乡创业，将在城市中获得的资金、经验、技术等资源带回到农村，开始从事种植、养殖、加工、服务、交通运输等业务。政府通过加快农村金融改革步伐，对彝区农民工返乡创业给予政策、信贷、税收等方面的支持，积极全面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人在政府支持下，回到家乡自己开办起了商店、餐馆、理发店、洗衣店等，有人甚至建立起农民合作社养殖场，从事茶叶、土豆、核桃、乌骨鸡等特色的规模化种、养殖业，农副产品深加工业。普格县沙合莫村阿力某某，夫妻俩外出打工6年，依靠“三房改造”国家补贴和这几年打工挣的钱，回乡自主创业开了一个乌金猪养殖场，规模不断扩大，现已发展为集养殖、屠宰、加工为一体的经营模式，并雇佣了三名当地的村民。通过返乡创业人员的努力和辛勤工作，返乡创业逐渐显出成效，不仅自身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还促进了本地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当地乡村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了新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拓宽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渠道，将他们从农业中解脱出来，从而优化调整了彝区农村的经济结构。
（五）提升彝区农村群众政治参与水平
返乡创业农民工大多积极参与乡村社会事务，成为改善农村村貌和农民生产和政治生活环境的一支重要力量。农民工在外打工过程中，保守落后的传统思想观念发生转变，提升了自身的政治民主、法制意识，逐渐意识到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城市的先进文明和开放的思想观念增加了他们的见识，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会在返乡后直接、间接地传播现代文明，提高农民法制意识和政治民主水平，从而促进乡村文明建设，有效促进民主政治建设。村民选举不再绝对受传统家族观念的束缚，而会选择那些有文化、见过世面、有经济头脑、公正廉洁的人作为乡村领导。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乡村精英更有可能带领村民致富、实现公平，建设好乡村，乡村选举由家支偏向理性选择。村民参与到乡村事务的诉求得以增强，一定程度上优化了农村基层组织结构，提升了政治参与质量，改善了农村社会政治环境。
三、劳务输出对四川彝区乡村治理的影响
（一）劳务输出对彝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影响
彝区农村劳务输出的人员大多是知识文化水平较高的青壮年，在乡村社会公共事务中承担着参与组织、决策监督的角色。而留守农村的人员大多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导致彝区村干部队伍结构老龄化。例如昭觉县四开乡洛且吾村有16名党员，年龄40岁以下的党员仅有5名，占党员总人数的31.25%，40-50岁的党员有5名，占党员总人数的31.25%，50岁以上的党员有6名，占党员总人数的37.5%，年龄结构明显老化。目前，彝区乡村选举，本身村干部候选提名人数就有限，再加上农民工常年在外务工，无法保障按时回乡参加换届选举，而在留守村民中很难找到能够接替干部职务的村民，也就造成无法更替或补充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很多乡村普遍存在村干部连续连任的现象。此外，外出务工也使得党支部会议和组织生活受到影响，因为打工的流动性，对在外打工的党员的管理基本处于“放养”状态，基于组织原则，需要沟通和交流的事情都是靠手机维系。发展新党员的事情，也因为空间的隔离对积极分子没有办法进行考察而处于停滞状态。这给彝区乡村基层组织的发展带来困难，使乡村治理在组织基础上受挫。
（二）劳务输出对彝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彝区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其中又以青壮年农民居多，导致村民对乡村民主政治建设参与不足。首先，劳务输出后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重心转移到城市，与乡村的利益相关度日益下降，对参与乡村的政治生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便是一些对乡村事务比较关注的农民工，也因为交通的阻隔，信息沟通不便、滞后，回家参加选举的成本耗时耗费过高等原因，使得农民工个体民主参与大打折扣，也只能普遍采取委托投票的方式，或者直接放弃投票。农民工普遍的参与力的不足，造成彝区基层民主政治和选举的质量得不到保证，直接打击了农民工参与乡村民主事务的积极性。据统计，2014年昭觉县有10万多的农村登记选民，只有6.8万人到现场参与选举，有1.3万选票是委托家属代为投票，并呈上升趋势。其次，村里的留守人员因文化水平、个人能力的限制，对乡村自治缺乏认识，不了解自己的民主权利，表现出对基层政治的参与度不够。乡村政治民主缺乏带头人，认为自己作为普通老百姓管不了，也轮不到自己来管政府的事情。这种观念容易导致村民缺席乡村事务的决策和监督，弱化对村干部政治行为的制约，民主监督无从谈起。留守村民集体缺乏主体意识，使得彝区乡村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最终流于形式。
（三）劳务输出对彝区农村人力资源的影响
人力资源是彝区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随着大量承担农村生产和建设重任的劳动力外流，造成本地劳动力减少，劳动力质量下降，影响农业生产，同时也导致了劳动力老龄化。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剩下的老人和妇女儿童，无法完成劳动强度大的农业生产活动。同时，留守人员多采用传统落后的农业耕作技术、经验，缺乏对现代化农业科学技术的掌握。农业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加之技术受限，影响到彝区农业经济活动的开展。冕宁县拖乌乡鲁坝村支书说：“村里准备规模种植，比如种香菇和地膜玉米，但入伙的不多，总形不成规模，因为村里懂技术的劳动力都出去打工了，留在家里的劳动力又不行。造成种植技术推广难，无法形成产业支撑。就算农忙的时候出去打工的回来帮忙种上了，后期的管理跟不上也没用。每年遇到这些工作，村干部跑前跑后的，压力相当大。”由此可见，作为主体参与农业生产劳动的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影响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制约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四）劳务输出对彝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
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常年在外，使得彝区乡村社会事业的发展受到影响。首先，在大规模的劳务输出之前，彝区农村的农田水利、交通设施建设大多采取国家投资，每家每户共同集资、出人工的形式修建。随着劳动力外流，仅是对原有乡村道路、饮水等设施的维修，都面临协商无人，筹款难、出工难的困难。谈到昭觉县四开乡洛且吾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村长莫色某某说：“说到村上的修路、修堰沟就脑壳痛，人都找不到，年轻人打工去完了。村上结婚、老人去世的，出席的就一些老的、妇女、娃娃，勉勉强强支撑着。现在有点突发事件，处理都处理不起。”其次，农民工进城以后对乡村公共基础建设不再热心；而留守人员由于参政议政不足，造成村民自身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上表达渠道不通畅，也影响了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五）劳务输出对彝区农村文化教育发展的影响
教育是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途径，对于彝区农村而言，教育不仅可以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而且可以消除农村文盲半文盲现象，提高农民的素质。彝区劳务输出导致大量留守儿童的出现，对于彝区农村文化教育发展产生很大影响。首先，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弱化。大量进城务工人员将子女留在农村，常年由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抚养，一年也很难见上几面，只偶尔通过电话进行短暂的交流，小孩缺乏父母的关怀，亲子分离使得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弱化。普格县的吉格某某和她的两个孙儿生活在一起。儿子儿媳在深圳打工，平常都是她自己一个人带孩子，还要做家里的农活，能给孩子们吃上饭就很好了，谈不上对两个孙儿的培养、教育。其次，传统文化传承受到阻碍。彝族传统文化包括生产工具、居住建筑、民族服饰、宗教信仰、民间文化与风俗习惯、道德标准等方面。其中的天文历法、毕摩经籍，社会生活中的习惯法典籍及应用，生产工艺中的漆器制作、银饰制作，彝族服饰绣法等，都是依靠言传身教、口口相传、代代传承下来，父母和家庭在传承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然而，随着作为民族传统文化重要传承者的年轻人流向城市，常年在外加上受到城市和新文化的感染，许多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和接受度很低，认为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了，自然也不再愿意学习和继承这些传统技艺、文化。
四、促进四川彝区农村乡村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引导彝区农村群众积极参与民主政治建设
第一，提高彝区群众的文化素质和民主意识。首先，多形式对彝区民众加强文化教育。通过发展农村的基础教育、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及政府加大补贴力度，利用现有的小学、中学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在乡村传授农业技术、文化科学，从而最终全面提高民众的素质和改变观念，转变成经济和社会效益。其次，培养彝区群众的民主意识，引导他们积极参与乡村事务。“社会的最后决定权只有交给人民自己来掌握，此外，别无更安全的寄托。如果我们认为人民见识不足，判断不周，不能执行他们的权力，补救的办法不是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取走，而是通过教育，让他们善于判断。”政府可以通过组织村委、村干部和村民集体学习、了解关于农村的政策、法规、村民自治的权利义务等，或者通过电视、书报、广播等媒体形式对农民日常生活相关的事项进行宣传。让农民了解自己在乡村政治民主中的权利，明确自己在乡村社会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激发其参与到乡村治理当中来。
第二，吸纳彝区农村农民工参与村民自治。基层政府要注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外出务工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乡村的精英，可以吸纳他们参与制定村规民约，破除婚丧嫁娶中大操大办的陋习，转变不良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推动形成文明健康、勤俭节约、卫生整洁的良好风气，并从中发展优秀人员成为党员干部，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身体力行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遵纪守法。同时，乡村基层政府也可以建立农民工参与村民自治的有效合理机制，让他们作为基层群众的代表，加入基层组织管理工作，保障村民政治参与渠道畅通，表达村民的意愿，参与乡村事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促进乡村政治民主。
（二）引导农民工参与彝区农村公共服务建设
第一，推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随着交通、经济的发展，外出务工人员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和家乡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彝区农村基础设施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当前，凉山州乡村公路升级改造工程，安保工程建设正深入实施。在包括县乡道联网改造升级，乡村油路铺设、通村路硬化、以及农村饮水安全保障建设，农网升级改造工程和电力建设扶贫工作的实施过程中，其中也不乏懂技术、有资金的农民工想参与到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中。基层政府可以通过采取灵活多样的有效合理机制，引导农民工不出门就可以打工，参与到家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与管理中来。
第二，逐步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凉山州各级政府要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中起到主导作用。推动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贯彻实施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提高乡村基层医疗质量，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等，从而构建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基本需要、村民公平享有。乡村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沟通联系机制，及时让村民知晓乡村事务，并参与到村庄公共服务建设中。有条件的村落，可以采取成立村级基金的方式，吸纳村民，包括外出务工人员的资金，集合民间各种力量，参与到乡村公共服务建设中。
（三）发展乡村经济是完善彝区乡村治理的中心任务
第一，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渠道，促进农民增收是发展乡村经济的重中之重。政府要加强产业扶持，立足乡村自身实际，因地制宜构建优势突出、产出高效的特色经济作物农业产业基地，以及畜禽和水产养殖业等现代种养殖业。培育一批花椒、桑蚕、中药材、烤烟、畜牧等产业突出乡村，发展有前景的村级集体经济。结合彝家新寨、民族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打造一批有亮点的特色产业，比如“彝族漆器制作”、“彝绣产业”，提高传统产业的附加值，以及创新电子商务和发展乡村旅游，切实提高彝区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通过发展乡村经济，为拓宽农民收入来源提供更多的可能性，并吸纳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转移。
第二，加速土地流转，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在彝区劳务输出的现实状况下，出现了土地荒废和农业生产下降现象，而将土地资源资本化是应对农村劳动力缺乏的有效办法。一方面由于土地流转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市场体系还不健全、行为不规范，导致当前彝区农村土地流转规模较小，另外一方面是许多农村家庭不懂得如何将土地资源进行转让和整合，所以当前土地主要是自发、个体之间的流转，也就谈不上实施规模化生产。彝区村乡政府应积极探索和制定土地流转机制，出台一定的优惠政策，引导乡村能人把农村闲置土地形成规模化的农场经营模式，通过集约化经营发挥农业资源的潜力，从而让土地流转能在彝区农村得到广泛推广。
第三，加强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和就业帮助。劳务输出让农民工有了一定的资本积累，学习到先进生产经营方式，并了解彝区当地乡村的农业生产条件、农业信息。有相当部分农民工想通过自己掌握的技能回家乡进行农产品深加工，或者发展特色农业。政府应加强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税收、资金信贷等方面的支持，完善农业生产、加工、销售产业链条。农民工返乡创业应结合凉山州易地扶贫搬迁、彝家新寨建设和特色产业发展契机，积极推行“公司+合作社”、“公司+农户”等生产经营模式。另一方面提供就业帮助，整合职业技术学校、培训机构等资源，针对性开展大棚蔬菜、核桃、黑山羊、规模化养猪等种养殖技术和挖掘机、装载机、建筑、彝绣等职业技能、农村实用技术的免费培训，多措并举，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就地、就近就业。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年第8期，第7-12页
作者：毛呷呷，西南民族大学教务处讲师；毛燕，四川省委党校社会和文化教研部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