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清时期彝族文学家族兴起，出现了宁州禄氏、蒙化左氏、姚安高氏、武定那氏、芒部陇氏、威宁安氏、毕节余氏、水西安氏、普底黄氏九个文学家族，共计四十八人。其形成原因错综复杂，尤与当时政治制度的推动、彝汉文化交流加强、科举教育的推广、文学世家强强联姻四个因素最为密切。彝族文学家族创作颇丰，家族创作呈现出鲜明的特色，体裁广泛，文学创作比较全面，践行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士风，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交相辉映。彝族文学家族的价值意义十分重大，既为彝族培育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又有利于保存、弘扬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更为中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增添了活力。
明、清两朝是彝族古代文学兴盛的重要时期，世家文人的涌现是彝族文学繁盛的重要标志。从彝族“土司制度”建立之始，世家大族便以读书传世，到明清时期彝族“一门能文”现象较为普遍，文学家族的家学渊源与文人化创作，为彝族古代文学创作注入了新的生机。
长期以来，学界对彝族文学有一定的关注度，出版、刊发了一些与之相关的著述和论文，如：《高奣映研究文集》《百年家学，数世风骚：大屯余氏彝族诗人家族研究》《明代彝族诗人禄洪与〈北征集〉》《清代黔西北彝族诗人的文化品格》《彝族余氏一门五诗人》《云南古代彝族文人文学简论》《彝族明清时期诗文论述评》淤等。在充分考察、学习、研究的过程中发现，目前对彝族文学的研究，多拘囿于单个文人或单个家族的汉文创作研究，对彝族文学家族的整体解读较为零散，缺乏全面的观照和解读，尤其对文学作品保存较少、文学成就较小的云南武定那氏家族、云南芒部陇氏家族、贵州普底黄氏家族、贵州水西安氏家族，并未投以关注目光。针对这一现象，笔者认为对明清彝族文学家族有更进一步的考察和分析的必要，以期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对彝族文学家族做出一个相对客观、公正和全面的整体观照，这对正确认识彝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有着一定意义。
一、明清彝族文学家族概况
明清时期，彝族一姓为主的文学作家群，集中于云南、贵州两省，唯贵州毕节余氏家族祖居四川永宁，为了避乱求安，由余家驹携领一家老小从故居迁至贵州毕节。彝族的文学家族都具有良好的文学创作传统，他们不仅创作了大量诗文，并且有多部诗文集传世，不仅在该时期的地方文学中蔚为壮观，也对整个彝族文学史影响颇大。
彝族文学家族的很多成员允文允武，簪缨采笔，作家群体庞大，作品数量多、质量高，为彝族文学的繁盛做出了很大贡献。现据《蒙化府志》《鸡足山志》《姚安县志》等存世文献淤，统计出明清时期彝族文学家族九家，共计四十八人，分别为云南宁州禄氏、云南蒙化左氏、云南姚安高氏、云南武定那氏、云南芒部陇氏、贵州威宁安氏、贵州毕节余氏、贵州水西安氏、贵州普底黄氏。为了整体感知明清时期彝族的文学家族，特列表如下：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这九个文学家族的文学发展有着很强的继承性，文学创作活动世代传承，持续时间长，横跨明清两朝。随着具体历史时代的迁移，创作主体从“土司群体”转为“土司后裔”，如：乌蒙世胄左氏统治巍山五百余年，汉文学创作始于明弘治年间，终于清嘉庆年间，门祚较长；诗礼之家姚安高氏威风赫赫，据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史志办所收集《姚郡世守高氏源流宗派图》可知，从汉到清共计五十四世，文学创作活跃，代有人才，家声远播；百年簪缨世族毕节余氏，文学创作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桂馥兰馨延绵不断。
彝族的文学家族大多身份高贵，他们或为土知府、土知州、土目，或为有科举功名的士子。元明清三代，姚安高氏先后世袭姚安路总管、姚安府土知府、土同知、姚州土同知，延续七百余年。近代赵鹤清为姚安高让公故里撰写的楹联：“九爽七公八宰相；三王一帝五封侯。”这正是姚安高氏门第显贵的概括；宁州禄厚、禄洪父子诗礼传家，世笃忠贞，代代承袭土知州；普底黄氏以武举起家，转而习文，黄氏群体以考取功名为荣，黄思远举人出身，历任福建永春直隶州州同、德化县知县；贵州水西安吉士、安家元父子是厅属文生，虽无品阶，但品行出众，在地方上倍受尊崇。彝族的九个文学家族身份显著，载入史册的不止文治武功，其文艺创作也被后人记录，这既有利于提升家族声望，也有利于文学作品的流传和保存。
二、明清彝族文学家族成因
研究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家族，绝不能忽视由时间、空间两大维度所交织而成的学术文化生态背景。文学家族涌现与发展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不仅受到外部社会生态环境的影响，也与家族内部的重视与持守密不可分。政治制度的推动、彝汉文化交流加强、科举教育的推广、文学世家强强联姻等多方面的合力推动，使彝族文学家族崭露头角。
（一）政治制度的推动。首先，明清两朝提倡以文治国，统治者非常重视倡导少数民族学习儒学，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以一元的文化态度对待少数民族。明朝历代帝王都极其重视儒学教化之用，如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着重强调育化之效，洪武二年（1369）谓中书省臣曰：“大学育贤之地，所以兴礼乐，明教化，贤人君子之所自出。古之帝王建国，君民以此为重。”淤宣德三年（1428），宣宗朱瞻基敕谕两京国子监“：太学者，教化之本，贤才之所自出。帝王之政，必先于斯。我国家奄有天下，太祖皇帝、太宗皇帝、仁宗皇帝致理兴化，率由学政，简道德以为师，明条制以立教，劝励勤至，廪养丰厚，士之成才，毕效于用。”于重申了明朝此前推行儒学教育的基本思想和做法。清朝为了笼络士子，维护社会稳定，维持专制统治，在文化上依旧沿循儒学治国思路。顺治十年（1653），清廷在给礼部的煌煌上谕中言道：“国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设立学宫，令士子读书，各治一经，选为生员，岁试科试入学肄业，朝廷复其身。有司接以礼，培养教化，贡明经，举孝廉，成进士，何其重也。”淤雍正即位伊始，也首重儒学，推崇孔子，谕礼部曰：“至圣先师孔子，道冠古今，德参天地，树百王之模范，立万世之宗教，其为功于天下者至矣。”于在上位者的大力倡导下，儒学兴盛，举国学习汉文化的风气甚是浓厚，彝族聚居地亦纷纷潜心学习儒学，其中尤以高门大姓为最。
其次，为了安抚西南少数民族，明朝及清朝前期沿袭元朝法制，以族而分，以俗而治，推行土司制度，并且强化了对土司的控制，土司制度的全盛是文学家族形成的重要政治背景。土司官职的袭替、升降、裁革，皆由中央操控，尤其注重在思想层面上的监控，对他们“示以恩信，谕以祸福，亦当革心。”盂明朝洪武二十八年（1395），朱元璋下令，在“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榆，对归顺的彝族普定军民府知府者额谆谆告诫“：今尔既还，当谕诸酋长，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岂不美哉！”虞规定土司子弟，必须入学习礼。顺治十五年（1658），贵州巡抚赵廷臣上奏疏：“臣以为教化无不可施之地。请自后应袭土官年十三以上者，令入学习礼，由儒学起送承袭。其族属子弟愿入学读书者，亦许其仕进”愚，下部议行。顺治十八年（1661）上谕“令滇省土官子弟就近各学立课教诲”舆。康熙四十四年（1705）下诏：“令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肄业，以俟袭替。其族属子弟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余王朝教化土司子弟的措施十分得力，取得了显著效果，如洪武十七年(1384)六月，者额遣其子吉隆及其营长之子阿黑子等十六人入太学。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土司家族为了保持门第的高贵、政权的稳固，纷纷派遣子弟入太学，系统学习汉文化，为家族文学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土司世家的出身为家族文人提供了优越条件，他们世代承袭，垄断了统治区内的重要官职，并且占有大量的土地，除了享有免除赋役、荫庇亲属、生杀掠夺等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外，还垄断了教育的机会，司主明确禁止辖区内的百姓上学读书，独霸入学、科举名额，极尽一切为家族成员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这些举措都为家族文人学习汉文，提升文学修养带来了便利，是土司世家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保障。
（二）彝汉文化交流加强。云贵高原地区，彝、汉两族杂居，朝廷的强制同化政策与民间自觉的文化往来相辅相成，使彝、汉交融的色彩明显加强。彝族和汉族交流、融合的程度不断深化，是彝族文学家族形成的重要前提。
首先，因为集市贸易的发展，彝民开始学习汉话。彝族聚居地处于云贵川地带，元、明时期因受“屯田”政策的影响，彝族的农业经济逐渐发展为主导地位，但其矿业发达，手工业产品也极富盛名，集市贸易很繁盛。随着经济的发展，彝民的贸易不再局限于本族聚居地，而是将生意做到全国各地，为了做好生意，他们意识到与外族人交流必须掌握汉语，在学习语言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学习汉文化。
其次，便利的交通促进了汉文化在彝区的传播。彝区地处滇、黔、川要道，交通便利，四通八达。明朝的交通路线在元朝原有的驿道上发展起来，不仅修复和改建了原有的线路，而且还新修了一些线路，到清朝实行改邮归驿，从而形成了一套完善而便利的交通邮驿网络。与此同时马帮运输、水路航运等，也为互通有无和文化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彝族人民走出大山，沿途学习到先进的汉文化和技术，将其带回自己的故乡，来云贵高原做生意的汉人，不只带走彝族的马和手工品，同样也将汉族先进文明的器物与思想留在彝区。彝族与各地的联系加强，信息传递量得到了提升，省内外的经济、文化交流日渐密切，汉文化在彝区的传播迅猛。
再次，彝族、汉族交错杂居，互相学习，友好相处，其文化的相互影响和交融混合现象相当普遍，为家族文人进行文学创作创造了氛围。尤其是明朝在云南腹地实行大规模的移民屯田后，先后迁来云南的汉族人口总数远远超过当时云南境内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他们与当地彝民朝夕相处，进一步传播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理念。在民间自觉或自发的文化交流中，彝民纷纷改汉姓，穿汉服，识汉字，读儒家经典，甚至将本民族的经典翻译成汉文，如水西安家元曾作《翻译夷书》“闲课儿童读爨书，千年虫篆复虫鱼。莫嫌言语侏离陋，水木根源见太初。”从诗中我们即可见彝民对翻译夷书的看重，又可见汉文化普及程度之高。
最后，彝族的文人墨客积极与名流儒士交往，礼士崇文，学习高层次的汉文化。如姚安高金宸与大思想家李贽交好，李贽还专撰《高同知奖劝序》（又名《贺世袭高金宸膺奖序》）一文，称赞其：“年幼质美，深沉有智，循循雅饬，有儒生之风”淤；《蒙化府志》称左正“能文翰，工诗画，有魏晋风，好尚高洁，礼士崇儒”于，他和贬谪四川的状元杨慎交往甚密，诗赋往来，其家族另一成员左明理是杨慎的门生，受杨慎指导，在诗文创作方面受益良多；宁州禄厚、禄洪父子皆与董其昌、陈继儒是至交；毕节余达父与罗振玉、万慎子鱼雁往来，探讨文学诸方面问题，且时常与留日学生郁曼陀、刘揆一、盛倚南等切磋诗文技艺，与思古吟社、随鸥吟社等汉诗社团成员唱酬往来。随着汉化程度加深，彝族文学取得了长足进步，正是在彝、汉文化交融加深的前提下，彝族文学家族才得以崛起。
（三）科举教育的推广。文学家族往往出于文化家族，而文化家族往往出于科举家族，科举入仕是宗族延续、光耀门楣的重要手段之一。保全门第不衰，提升社会地位，是彝族土司家族的头等大事，要达到此目的，最好的途径便是使自己的子孙后代个个成才，并入仕为官，他们以科举入仕为目的，开展宗族教育、文化传承，从而保持整个家族的政治文化优势。彝族科举家族大盛，有利于文学家族的形成。家学渊源，鼓励宗族成员科举入仕的家庭传统一直保持下来，且中第人员甚多，尤以蒙化左氏为最，现据科举文献、家牒宗谱等资料，综辑梳理，把明清两朝左氏仕进登科情况罗列如下：
水西安吉士中秀才，其子安家元考取进士。普底黄氏也是科举之家，康熙间中武庠者有黄显荣等六人，文庠仅黄纬一人。但在雍乾盛世，武庠有黄缄、黄崇正二人，入文庠者有黄崇信等五人，国学黄崇仁、黄璋二人，增生黄崇安、崇行、黄理三人，可谓人文蔚起。家族对科举的重视，使族人接受汉文化的程度及汉文化修养显著增强，这对文学家族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礼记·学记》云：“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完善的教育制度对学习的重要性。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颁诏：“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淤永乐十二年（1414），乌撒军民府经历钟存礼言：“府故蛮夷地，久沾圣化，语言渐通，请设学校，置教官，教民子弟，变其夷俗。”于同年，云南临安府熠峨县丞周成奏：“境内夷民焚人、哕哕、百夷、普蜡、和泥，其类不一，而焚人子弟多有俊秀，宜建学校教之，使习诗书，知礼义。”盂彝族聚居地大兴学校之设，儒学教育设府、州、县三级，每级应有多少生员，学习内容，教师、生员的考核等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教育机构在设置上规范、成熟，彝族名门望族接受汉化教育的机会增多，一时向学成风。如洪武二十三年（1390），四川建昌卫土司安配派遣其子僧保等42人到国子监读书。其后，播州、乌撒、乌蒙、芒部、建昌、会州等土官及海南岛儋州土知州等，皆相率遣其子弟入国子监。
彝族文学家族的儒家观念不断强化，他们读书明理，偃文修武，重修文庙、学宫，兴办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希望子侄后辈们成为芝兰玉树的子弟，对自己家族中的突出人才褒扬有加，内部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有着一种强烈的家族自豪感。家族成员纷纷入学习礼，浸染墨翰之风，这对文学家族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四）文学世家世代联姻。彝族的土司家族身份尴尬，他们介于统治者与平民之间，为了与朝廷博弈，他们通常会和身份地位、财力势力较为接近的家族姻亲互结，这样不仅有利于家族在政治的风口浪尖上立足，也有利于家风与家学的培育，亦可使家风与家学不断累积，渐臻醇美。世家大族的联姻关系，讲求门当户对，如此着意讲求，除了政治因素在，还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文学家族不仅在本族内部通过诗书传家的方式进行文学传承，还通过与其他家族的沟通与交流提高文学创作水平，其中世家联姻是经常采取的手段之一。“文学家族的女性出嫁，会带出父母家的家教，此种家教与夫家的家教汇合，或互补或强化，形成家学传承的新动力。”榆彝族文学世家联姻关系庞杂，不仅彝族内部通婚，如毕节余昭与威宁安履贞的结合，文苑伉俪，鹣鲽情深，夫妇诗歌唱酬，为彝族文学增添了一份勃勃生机。余昭之妹嫁武定陇氏，然不幸早逝，安履贞作组诗《暮春夜坐小园，抚时忆旧，感纯媛小姑别赋于归，不禁有作。后闻溘逝，竟成忏也》四首，深挽小姑；彝族文学家族也与汉族、白族、纳西族等文学世家联姻，盘根错节，守望相助，为文学家族的传承提供了保护屏障，其联姻情况从下表中可见一斑：
“合二姓之好，结他族之亲，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必敬慎重正而后亲之。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王斯备矣。”淤文化传延因联姻而生生不息，而家学因为多重联姻的保障，不至于在短期内中断或衰败。如姚安高氏家族世代与丽江木氏结秦晋之好，丽江木氏家族至木泰以后相继产生了一大批著名的纳西族诗人，尤其木增，文采出众，蜚声于世，将木氏文学家族推向顶峰。高奣映就是在这两个民族土司世家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他既从父亲这里接受家庭教育，又受到外祖父丽江木氏家族的文化熏陶。
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家族既能使本家族文学群体的特征得以延续，又能促进其发展变化以保持活力，与其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机制、家族内部重视等原因密不可分，在内、外因共同催化作用下，彝族文学家族才得以蓬勃发展。对明清时期彝族文学家族文学生态环境的构拟、还原，并不仅仅是为了阐述当时社会文化、政治经济、思想学术、士民心态、家族传承等综合背景,更是为了开掘、诠释家族文学背后的历史变迁、人文底蕴、民族特色、宗族意识，并以一种大文学观、大历史观、大文化观去观照我国多元共生的文化生态环境。
三、明清彝族文学家族创作特色
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家族多为兄弟并肩、父子相承、同宗共祖的血缘关系，他们笔耕不辍，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家族世代相传的文学创作经验与相近的创作特色，为文学发展链条增加了延续性，在当时乃至后世文学史上均有着重要意义。然因时代久远，兵连祸结，几经辗转，文学作品大半流散，目前只能根据现存的少量作品，对其文学创作特色管中窥豹，探幽勾微。
（一）体裁广泛，文学创作比较全面。明清时期云贵高原文学创作繁盛，彝族文学家族在此时期的创作实绩不容小觑。他们创作体裁广泛，除了进行传统诗词文的创作外，还涉及到地方志、历史、翻译、佛学、哲学、教育、谱牒、楹联等方方面面，其中尤以姚安高奣映为最，他专心著书立说，内容广泛，无所不包，近代云南名士由云龙对高奣映评价颇高：“平生著书八十一种，为邑中先正著述之冠。盖大而经史政教，精而儒释性命、老庄哲理以及医、占、杂艺，皆能扫前人支离，自辟精义，并于先儒偏驳处，时加救正。故清季北平名流有谓：清初诸儒，应以顾、黄、王、颜、高五氏并列，非过论也。奣映学虽博，而立达功深，成己成物……而滇中学术，多受其惠。”淤足见其在学术界地位之重。
为对家族文人的创作状况进一步了解，据《蒙化府志》《姚安县志》《高奣映文集》等典籍史料，整理得知，几乎每一个家族都有诗文集付诸梨枣，如蒙化左氏家族左俊熙《晓堂诗》《省身诗集》、毕节余昭《大山诗草》、普底黄氏家族黄思永《慎轩诗文集》、水西安氏家族安吉士《竹林山房集》等，惜不传者居多，深为文坛一大憾事。文人群体对史志的撰写也是洋洋大观，毕节余昭所作《叙永厅志稿》《土司源流考》，水西安吉士与子安家元合撰的《贵州新志》等，为我们了解当时、当地的人文风貌提供了原始资料。毕节余若瑔的《且兰考》是一部彝族的系谱，彝族称它为“瓦沙楚尺”，意为且兰部落的家史。该书叙述了从远古至明末，二千六百多年且兰彝族发生、发展、变迁的历史，是研究彝族的重要史料之一。彝族在学习汉文化的同时，也尝试将用彝族语言所书写的古籍文献，翻译整理为汉文，如水西安国泰的《夷书九则》、安光祖的《夷书四则》，都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对后世彝族的古籍文献翻译、整理影响深远，补充了汉文记载的不足之处，也为我们深入了解彝族文化提供了书面材料。
明清彝族的九个文学家族以诗歌创作为主，创作式样丰富多姿，四言诗、五言诗、六言诗、七言诗、古体诗、杂体诗等都有所涉猎，诸体兼备，如：宁州禄洪《北征集》五言古体2首、七言古体2首、五律28首、七律11首、五绝9首、七绝15首，共有67首；姚安高奣映的《妙香国草》四言诗8首、五言古体5首、七言古体3首、五律9首、七律20首、五绝8首、七绝5首、杂体7首、词4阙，共有69首诗词；毕节余家驹的《时园诗草》上卷录五言古体26首、七言古体36首、五律36首、七律26首、五绝16首、七绝76首、六言诗2首、杂体20首，共有238首；下卷录五古29首、七古34首、五律14首、五言排律6首、五绝14首、七律20首、七绝21首、杂体15首，共有153首。可见，家族文人汉化程度已经很深，艺术造诣达到很高水平。综观文学家族作家群体的诗作,有咏物诗、写景诗、叙事诗、赠酬诗、田园诗、边塞诗、情爱诗等多种题材。咏物诗都有所寄托；写景诗往往情景交融；叙事诗简洁明了，行云流水；赠酬诗情深意重；田园诗桃花流水，高蹈出尘；边塞诗纵横捭阖，使人心胸为之开阔；情爱诗或引而不露，或直抒胸臆。题材多样，构思精巧。
家族文人亦有填词之作，然与诗歌相比稍显冷清，但其所透露的创作风貌与汉化程度不容忽视。如左麟哥的词作《满江红·喜友至》：“日掩柴扉。向来身、类逃空谷。喜故人、足响相寻，辉增蓬屋。适性闲调梅与鹤，忘机莫问蕉隍鹿。话多年，住笏得优游，升平福。微雨过，苔痕绿。凉风起，茶香馥。共花下诗牌，桔中棋局。今夕莫迟莲漏永，连床书胜芸窗读。约西楼，菊放可还来？平原熟。”不仅平仄合律，更是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词人取“梅鹤”“蕉隍鹿”之典，表达自己超越世俗的隐者风范，一派闲适清远之致，可见彝族文人在词作上的功力。
他们不仅作诗词也习作文赋，且文笔流畅，构思严密，颇有特色。如芒部禄维凯《禀镇雄州请复赡产议袭土职稿》一文，在七百余字之间，时空纵横捭阖，从雍正八年追溯至同治元年，从四川横跨至云南，上述祖德，下陈己功，将家事一一禀明，以期“俾赡产复还以为祭祀之供，土职是袭永杜边疆之患。”淤武定那振兴所做《传家实绩承先启后赋》，为四六体韵文，长达千余言，“宗功奕奕，祖德绵绵。振簪缨于历代，统继述于百年。诗书业绍，罗婺星悬。基肇前绪，佑启后贤。”于用诗赋的形式记载了从那氏祖先罗婺部长到凤氏、那氏的家族源流，陈述了祖先的光辉事迹，以及子嗣继承情况。语言简洁得体，有一定的表现力，较好的掌握了汉文写作技能与行文规范。
文学家族中的文人在汉化的过程中，做出了彼此有别的审美选择，并在文学创作中体现出来，诗文风格多样，艺术个性迥异，或清新明丽、或婉转缠绵、或慷慨悲凉、或雄壮豪迈等。宁州禄洪，允文允武，一生戎马，是乱世中的“儒将”，其诗文《北征集》慷慨豪迈，多选边塞征战诗，其诗作《春日北征途次有怀》：“千山迷故国，万里赴都城。夜夜闻鸡舞，朝朝祭马行。鸟啼乡思动，花拂剑光生。一洗腥膻净，其歌奏凯声。”在他的笔下，千山万水，金戈铁马，呼啸而过，同时又夹杂着一腔豪情壮志，然《北征集》亦收录了禄洪许多反映宁州风土人情之作，陈继儒谓“其诗赋小令，气骨沉雄，风华秀整”淤，如《三弟山居·其一》：“几家人住水东西，一岭一峰一派溪。风送稻花香不断，短篱小巷午鸡啼。”征战八方的将才，也有恬淡之属、故园之思，轻风稻花、短篱小巷，大概是禄洪浴血奋战归来后，想寻找一方宁静。安履贞和那宪章作为女性文人，其诗歌风貌跌宕多姿，在一群男子中甚为亮丽。安履贞才华横溢，却不愿自恃于人前，其诗多为闲适感伤、思情悼亡之作，清新典雅，别具风味，如《小园独步》：“小园独步意深长，最爱蕉阴纳晚凉。宿鸟一声啼竹外，清风明月共悠扬。”此诗描写了安履贞在小园中独自散步时的闲适心情，芭蕉叶密，暗影重重，因太过静谧，以致诗人轻轻的脚步声，都能惊到在竹子上休息的宿鸟，蕉叶、宿鸟、清风、明月，再加上一个才女，一派安详，表现出诗人高雅的志趣。武定那宪章和妹妹那宪英并誉为“西南双姝”，在邑中名声飞扬，其授业恩师甘受被二姊妹的才华所折服，满怀深情地写下了一首《忆宪章宪英两门人》七律诗，原诗只残存两句：“眉岭漫夸苏小妹，瑶台新谪许飞琼”。将此二才女比作才气逼人的苏小妹、天宫神女许飞琼。她们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家境优越，二姐妹唱酬相和，佳作迭出，多表现闺中情趣，展现出大家闺秀应有的气度与风范。然惜其诗文大多不存，只留下那宪章的三首诗，情趣盎然，清新宜人，对人生和生活有无限慨叹。如《督婢子种菜晚归》：“种菜山阴趁晚凉，天边归鸟两三行。野亭日淡烟光紫，小圃风高木叶黄。滋蔓唯凭益母草，疗饥何减救军粮。长馋短柄忘辛苦，一雨青添一尺长。”家族文人群体的文学作品，展现出不同的人生志趣与诗歌风貌，文学创作中强烈的个体意识和主观色彩，使文学创作拥有了更大的张力，有助于家族文学创作的繁荣与进步。
随着彝族家族文学诗词、文、史志等各体文学的全面发展，其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也有所起色，出现了高奣映、余家驹等文艺理论家，他们把握文艺规律，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高造诣。如姚安高奣映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也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文艺理论家，其文艺理论有较强的系统性和独特的诗学价值。从他在各种文艺专著和散论中所阐述的观点来看，他所提倡的文学思想为“气格说”，其表现是多方面的“，进规正人，忠以为国，慈以惠民”于,为国、惠民是其理论基石，陶学良将之归纳为“真、新、浑”盂；毕节余家驹，饱读经史，性情旷逸，终身陶然，除进行诗歌创作外，还酷爱绘画，尤工泼墨山水，关于诗歌创作，他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自谓“我生自有面目存，效颦何苦傍人门”（《祭诗》），存世的《时园诗草》文集中有多首他关于诗学理论阐释的诗歌，如《赠挥岚李君成章》等；“词锋气贯三千弩，韬略胸藏十万兵”的余昭，自幼受教于伯父余家驹，关于诗学理论，他胸中自有沟壑，有明显的继承性和创造性。他主要继承宋人严羽“妙悟说”和黄庭坚的“点铁成金说”，其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不据囿于一家之言，取诸家精华为己所用。彝族家族文人的文艺理论虽有部分因袭前人之旧，但也有自己的理论探索和创新、自己的文化立场和文化觉醒，他们提升了彝族整体的的文化层次和文化品位，为彝族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践行儒学为核心的传统士风。明清两朝统治者将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应用于民风教化，他们对儒学的尊崇和实践必然会在国家机器的运行当中体现出来。如顺治以身示范，努力学习汉文，“经书史策，手不释卷”“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淤，并要求大臣们“外则为真儒，出则为循吏”于，亲率王公大臣祭拜孔子，并谕下“圣人之道，如日中天，上赖之以致治，下习之以事君”盂；康熙积极推广儒家学说，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先师”，将程朱理学定为科举考试的惟一内容。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彝族的家族文人们多是官僚或受过良好儒家教育的士绅，他们是积极推行儒学观念的传播者和实践者，于是在文学创作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儒化痕迹。
首先，家族文人对中原传统礼仪倍加推崇。彝族的文学家族都有着强烈的家族观念，他们追先贤，述祖德，兴建祖祠，热衷于编撰族谱，如蒙化左熙俊修订《蒙化左族家谱》、普底黄述先编撰《黄姓族谱》等，姚安高泰翟在《高氏续修家谱序》中写道：“谱者，亲亲也，亲亲，仁也；孝弟为仁本，礼乐修而天地泰，昭穆明而世系远。”毕节余家驹在《通雍余氏谱序》中言：“事惟求实，词不敢浮夸，遗之子孙，俾知祖宗功德，敦木本源之思，尤期善继善述，恢弘钱烈云”，他们所提倡的仁义礼乐，正是儒家孝悌文化精华之所在；“家诫”作品盛行，也是他们对儒家道德规范的一种认同，如威宁安履贞的《女戒》、姚安高奣映的《迪孙》等都是对儒家伦理道德的体认与实践，《迪孙》内容上分为两个方面：一为对后代品行操守，即仁义忠孝等道德层面上的教育，另为寄语后代，希望子孙在经籍文章上能有大的成就，以光大门楣，成为文章世家。“家诫”作品的编写，既使家族的良好家风得以源远流长，又促进了家族文学创作的繁盛。
其次，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的浸润。家族文人们个个出身不凡，有着报效祖国、大展身手的儒士情怀，然世事多变，一生襟抱难得舒展，故而将情绪泻之笔端。他们常怀忧民之思，如宁州禄洪《塞上奉寄董天宗伯玄宰先生》诗中所写：“千秋不朽方为业，一代风流更属谁？”追求功名，渴望建功立业；姚安高乃裕在七古《哀劳行》中言道：“年年孽息已无多，何事为农独坎坷？田荒饥馑都无恨，逋欠官粮奈若何。”对农民的悲惨命运给予同情，同时也对沉重的征粮予以强烈谴责；普底黄思远锐意科举，豪情壮志时时显露，如诗作《中秋京选后夜题》：“战罢文场笔阵收，客居此夜正中秋。月明银河三千里，人醉金风十二楼。竹叶酒添才子兴，桂花香进少年头。今宵先于嫦娥约，明日蟾宫任我游。”忠君爱国、忠诚节义也是家族文人所重视的，姚安高奣映《书盟神祠》中写道：“一书奉天子，效顺丹心期。王风今益盛，报祀点苍祠。”秉持忠信之质，对统治者满怀赤诚之心；威宁安履泰《烈女行》：“报主纷纷说捐身，临难泱泱几能真。多少将军怕死降，何况区区一妇人。……我初为之发长叹，从容就义古来难。几人屈膝几授命，试将青史从头看。”褒扬从一而终的忠节烈女，赞叹从容就义的报国之士。他们在作品中表达了忠信坚贞的信念，寄寓了深厚的儒家文化内涵，使作品深具感召力和穿透力。
儒化程度的逐步加深，使彝族家族文人对传统士风极其看重，他们有着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文学作品时常展现他们“达则兼济天下”的抱负，他们积极汲取汉族文人的文化传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明的铸造。
（三）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交相辉映。故土家园是彝族家族文人不竭的艺术源泉，乡土情结对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观念及情感模式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出于对故土的热爱之情，对本民族的自豪之感，他们尽情讴歌故乡的地理风光、山川物产，精雕细缕地描绘彝族独特的社会风情、民族风貌，在艺术创作上别具新意。
家园是文人们的精神寄托、心灵归宿，他们对养育自己的土地充满了眷恋，他们怀念这里的山川、建筑、花草、时令、人物等，经常将养自己的这片土地入诗，如宁州禄厚所作的《烟萝园》：“探春出东郭，园松何菀菀。仓庚鸣子时，载阳日迟出。入谷寻幽栖，盘石当林越。众鸟应山喧，野花四园发。独坐人寥寥，临泉一濯发。冷冷有余香，荡花复飞越。东皋兴正长，正隅颓阳没。山色转霏霏，溪声有汩汩。高树拂青云，积萝成宫阙。欲依树为巢，松杉挂皎月。”在甸尾城东，禄氏家族营造多年，修建了一座别墅，烟萝园是其中的一方庭院，禄厚从小生长于斯，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诗人娓娓道来，慢慢地渲染、铺陈园中的动人景致，寓情于景，虽无一字言爱，然字里行间所倾注的情感已表明一切。
彝区多山地，敏感的诗人们对山的书写占据了很大比例，毕节余家驹笔下的黔地山川风貌，千姿百态，雄奇瑰丽，寄予了作者浓郁的热爱之情，如《落太赫山》：“仙子隐山中，于今在何处。一片白云深，混沌不知路。元鹿呦呦鸣，穿云自来去。”诗人踏足于落太赫山，面对云雾缭绕的大山，想到了动人的彝族神话，不禁自问仙女奢茂的行踪，“仙子”的意象和“山”的意象结合在一起，为普通的一座山注入了灵气，同样也为诗作增添了浪漫气息，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现实空幻感。又如《桃林》：“闲赏兴自高，步入深山处。山深无居人，十里桃花树。花落舞缤纷，清风悠扬度。红堆三尺深，迷却来时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恍然人间仙境，细腻的诗句勾勒出乌蒙山区的诗情画意。
彝族人民的生活情况和风俗面貌也是家族文人们的重要写作内容，他们高度关注本民族历史，用动情的笔触描绘了彝家独特的风俗和传统，摹写出别具一格的诗歌内容。如毕节余家驹诗作《村中请新酒》：“七月家家请酒浆，闲人无事尽奔忙。刚逢西舍来牵袂，又被东邻去举觞。野老懵懂忘岁月，村氓妄言说洪荒。不嫌昼夜连连卜，同享丰年化日长。”对于“酒”，彝族有着很多本民族独有的习俗，诗人描绘了七月份彝人家家忙于酿酒，酿好后请邻里街坊品尝的“请酒”习俗，除了将热情好客的民族性格、独有的“请酒”的民族习俗呈现在纸上外，还于结尾处隐晦的展现了彝族传统的信仰仪式——祭祀毕摩念经做法的场景。
随着朝代的更迭、土司制度的式微，家族文人对家族和族群的历史兴亡感怀颇多，历史的沉浮、家庭的兴衰也随之纳入写作视野。如毕节余氏家族是赤水河畔扯勒彝的后代，家族中的文人多次以诗缅怀往昔，余昭《宣威城》其诗曰：“属部旧分乌爨境，开疆人忆汉唐年。蜗争龙战知多少，古迹微茫一散烟。”他虽视往日峥嵘如烟，然诗中也悄然流露着一股自豪之情，幼年失怙、屡试不第、至亲离世的沉重打击,使他吞咽了不尽苦涩，正是心灵的激荡颤动，方使他对家庭的荣辱兴衰悲切万分。余家驹《入芒不山》《登毕节龙蟠山岗》、余珍《大方城怀古》、余若瑔《武侯祠》《宿西流水海氏故园》等，也都是怀古叹今、追缅先贤之作。
彝区山川神秘绮丽，民族风情斑斓多姿，彝族家族作家群体用满腔的深情进行书写，揉入具体的时代内容，表现出极具有生命力的民族风情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风貌，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情交相辉映，相得益彰，获得了超越时间、空间的永恒意义。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明清彝族文学家族的文学作品在写作技巧、创作体裁及审美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体现出鲜明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特色。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具有特殊地位，而且在儒家思想传承中也具有重要意义。在考察其文学活动时，要准确把握家族文学作品的体裁、题材、主旨、内涵及基调，从而追溯出几百年间彝族家族文人的心态演变轨迹，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动荡、文学变化。
四、明清彝族文学家族的价值意义
彝族是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长期以来，彝族在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直接参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为祖国的文化繁荣和团结统一作出了非凡贡献，明清彝族文学家族更是其中的杰出成员，他们对彝族以及整个中华民族都意义重大。彝族文学家族在百年间的兴衰沉浮，是彝族文坛在明清两朝的缩影，他们既展示了在政治风云笼罩下的文人心路历程，也烛照出封建王朝统治下的时代变迁。
（一）为彝族培育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名门望族与杰出人才相互诠释，相互映照，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家族为杰出人物的成长提供了优渥的环境和充盈的空间，杰出人物则将家族文化的葳蕤繁盛具体表现出来，同时又反哺了家族肥沃润泽的文化土壤。当我们在考察分析文学家族的多个文人时，考证其生平、著述、道德、功绩、文章等，既是分析人物言行，还原史实原貌，又是在试图建构家族的整体轮廓，把家族作家群当作一个有机整体深度解读。在家族文化的背景上研究彝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以诗证史，史诗互证，更能切近历史的真相以及杰出人物的真实风貌。
彝族人民勤劳勇敢，聪慧锐进，有许多才能出众之士，其中很多人都是出身自明清彝族文学世家，其中既有政治军事人物，如著名军事家禄洪、进步革命者安健等；又有文化学术名人，如著作等身的学者高奣映、爱国诗人余达父等。彝族文学家族作家群有着深厚家学渊源和文化累积，是站在时代前沿的领袖人物与中坚力量，引领了彝族的时代风尚。
家族文人既是家族之英，又是民族之杰，点缀着彝族繁花似锦的历史，究其原因：文学家族内部非常注重对族中子弟的培育，他们花费大量的时间、金钱、精力，不遗余力地培植家族成员，而后起之秀继承祖先世泽，积极进取，以期光耀门庭。两者相互促进，大量人才从文学家族中走出。这些杰出的人物，不仅为自己挣得荣耀，也为家族增光添彩，更重要的是增强了本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二）有利于保存、弘扬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地方出现声名显赫的家族，有利于构建厚重而浓郁的人文环境氛围，此环境“不只激发乡邦文化的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对传播地域文学史知识，培养地域文学观念产生积极影响。”淤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家族都是当地的名门望族，自幼受到当地地域文化的熏染，对当地风俗文化了如指掌，撰写了大量的地方志，如水西安国享与弟安国泰合撰《大定县志》，毕节余昭《叙永厅志稿》等；家族文人也创作了大量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作品，他们将故园写进文学作品，赞美家乡人文，歌颂梓里风貌，地方特色与民族风情交相辉映，如宁州禄厚诗歌《烟萝园》、毕节余家驹诗作《村中请新酒》等，当读者阅读这些文学家族的文学作品时，首先能够感受到的是他们所代表的地域文化；而当人们“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提到这些地域文学时，能想到的也正是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家族。这促进了云贵地区文化的发展，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真实面貌。
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化圈互动频仍，也体现在乡邦文献对文学家族文治武功的记录。彝族文学家族的发展依托于云贵高原的人文地理环境。云贵高原风景殊异，美不胜收，大理、昆明、洱海、滇池……江山形胜，自古即是群英荟萃之地，在中国疆土中别具一格，前有郑和生长于斯,后有徐霞客游历此地，骆宾王等众多诗人也和云贵高原有着不解之缘。黔滇之地在明清时期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既孕育了彝族、白族等文学家族，又与杨慎、李贽等重要文人密切相关，在文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地方性诗歌总集，如《滇诗》《滇诗拾遗》《滇诗嗣音集》《黔诗纪略》等，收录了彝族文学家族数位诗人的篇章；其他地方文献，如《蒙化府志》《宁州志》《姚安县志》《云南通志》等，也有大量关于家族作家群人、地、史、事、文的记载，这对于构建云贵高原的地域文学，增强地域文化与文学家族的互动，彰显地域人文精神，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都有着积极意义。
（三）为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增添活力。明清彝族的九个文学家族在弘扬彝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功不可没。他们将自己文化精华奉献出来，形成各民族文化共享的局面。杨义曾说过：“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创能力、兼容能力和经历数千年不堕不断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中原文化在领先进行精深创造的过程中，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丰富的边缘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保存着、吸收着、转运着多姿多彩的激情、野性和灵气，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使中华文明成为一潭活水，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一个波澜壮阔的沧海。”淤彝族为中华民族输入了新的文化要素，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互化共生，共同造就了生生不息、兼容并蓄的中华文明。
彝族的文学家族不仅积极学习汉文化，同时也尝试把本民族的文化展现给世人。他们将彝语书写成的古典文献翻译成汉文，如水西安国享《夷书九则》；在文学作品中追忆彝族历史，悼缅先贤，描绘彝族浓郁的民族特色，增强了本民族的文化吸引力和生命力。他们在保护和弘扬彝族文化的同时，也营造了中华民族多元共生、兼容并存的文化生态环境。
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世家，作为云贵高原的东道主，由于其优越的政治地位、雄厚的经济实力、优雅的居住环境以及丰厚的文化底蕴，为文人墨客搭建了良好的文化平台。他们广交良朋，大宴宾客，使各族文化在这里得以交流与碰撞，使得彝族文化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也为中华文明的构成增添新的元素，使中原文化呈现出多元化色彩。例如贬谪贵州的王阳明，他悟道于龙场，讲学于贵阳，与当地“诸苗夷”的交往颇繁，受益于贵州地区各民族所带来的新颖艺术感官形式和特异的精神文化生活。值得一提的是，在龙场期间，王阳明与水西宣慰司安贵荣交往甚密。安土司敬仰阳明先生的大义气节与道德文章，视其为师，不仅在生活上万分关切，更对之赞赏有加，每有难则请教之。王守仁亦不吝教，有著名的《与安宣慰书》三封信存世，他曾应安贵荣之邀，做《象祠记》一文，旨在宣扬“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于，劝喻世人却恶就善，这与其之后提出的“致良知”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彝族文化凭借其继承性、稳定性和嬗变性的特点，依托高门大姓之族为中介渠道，在与其他文明的相互激荡中，虚怀若谷，不固步自封，借鉴和吸收先进文化、民族智慧，不断丰富和发展本身固有的文化，并反刍到其他民族文化上，为璀璨夺目、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带来新的精彩。
明清时期彝族的文学家族对提升家族成员的文化修养、传承习文风气倍加重视，家族作家群的艺术修养和精神面貌可看做彝族文人的代表，他们用独特的文学方式关照社会、思索人生，无论是从文学自身的传承状况，还是从地域文学的流变现象来说，彝族文学家族都是云贵高原乃至明清两朝文学史上的重要一环。家族多出杰出之彦，并将精神风致涌现于楮墨之间，是明清政治、经济、文教、民族政策等因素交汇与碰撞的产物，是儒家文化南渐同化的典型表现，也是彝族文化从狭小的一隅走向广阔天地的必然。明清时期的彝族文学家族既呈现出与历史发展脉络相一致的特点，又带有自身固有的地域文化色彩，更有着彝族鲜明的民族特色，在文坛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他们践行了“风雅祖述，前薪后火，息息相继”淤的文化信念，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汉文化交融中的清代少数民族文学家族研究”（项目编号：14BZW156）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多洛肯，新疆霍城人。现任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三级教授、西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汉文学典籍研究所所长、硕士研究生导师，甘肃省古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屈原学会、教育部学位中心评审专家，甘肃省社科规划评审专家等。
本文来源于《民族文学研究》 2016 年 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