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作为亚洲地区最成功的戒毒实践之一，虎日戒毒模式在我国西南边陲乃至整个中南半岛的山地民族中具有特别的示范意义。这是一次文化和方法论的胜利。
在任何一个学术会议上，只要庄孔韶报出这两个统计数字，台下的中外学者都会悚然一动：1999年，参加“虎日”仪式盟誓的吸毒者戒毒成功率为64%；2002年，另一组人员的戒毒成功率为87%。而在世界各地，复吸率徘徊在80%-90%之间；中国更高，约为99%，也就是说，戒毒成功率仅为1%。
今年9月1日，记者跟踪了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庄孔韶教授的回访――云南省宁蒗县跑马坪乡沙力坪村，虎日戒毒仪式发生的地点。2002年盟誓的16个吸毒者中，只有2个人复吸。
涕泗交流、满地打滚、撞墙自残……毒瘾发作时的痛苦和由此导致的戒毒困难，人们已从文学、影视作品中获得大致印象。当政府和研究机构正在戒毒所、药物甚至手术中苦苦摸索戒毒路径时，云南小凉山彝族社区的这种基于强大的家支和家族组织、认同、信仰、尊严、伦理和习惯法的仪式悄悄奏效了，传统文化的综合的力量在相应条件下战胜了人类的生物成瘾性。这个发现，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批人类学博士之一庄孔韶的布道内容。
10月18日晚，面对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庄没有站在讲台上，他习惯性地两手插在裤兜里，紧靠课桌第一排，娓娓道来，几近潇洒。然后，同学们看到了那个著名的纪录短片《虎日》。
云南省宁蒗县，毗邻金三角，是毒品进入中国的南大门，历史上曾经种植过罂粟并因此有过短暂的繁荣。1980年代以来，为了保护生态，当地政府严禁山民砍伐森林，又关闭了一些造纸厂，失业者于是出现。90年代初，海洛因流入，一些人开始贩毒，其中也有以贩养吸的。至1999年初，跑马坪乡共有吸毒人员86人，其中，沙力坪村的嘉日家族占22人。
1999年，庄孔韶招收了一个名叫嘉日姆几的博士生(汉名杨洪林)，来自云南宁蒗跑马坪乡沙力坪村，是当地彝族的一个年轻头人。一天闲聊中，他告诉庄，当地头人们对毒品的侵害非常震怒，因为毒贩子利用了彝族家支的网络及其忠诚度，使得毒品泛滥。1999年1月，嘉日家族首次择“虎日”举行戒毒盟誓仪式，同时采取有关措施以隔绝毒品。
彝族历法中的“虎日”，是举行战争或集体军事行动的日子。在″虎日″这天举行盟誓大会，象征彝族人将消禁毒品视为维护家支家族生存的战争。借古老的习惯法以及信仰仪式的力量以与毒品抗衡，恰好契合人类学研究家族、社会组织如何运转的视角。庄大喜，委托杨洪林在家乡做铺垫性调查。考虑到保护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的自主性和自组织性，直到当地族人确定了第二个戒毒虎日(2002年5月22日)，庄孔韶才带着他影视人类学的弟子们走进大山，介入拍摄。
山路弯弯，树木葱茏，金古忍所家支的神山王家坡忍威然屹立。三个家族的彝族男女顺着山路聚拢在神山角下的一块坳地。男人们扛木架锅，女人们往一块布巾上放钱，头人清点后说：“现在有三千元了。”
三千元是宰杀一头牛、一头猪和一只鸡的费用，由族人共同分担。家支头人金古雾千手握象征吉兆的新鲜牛胆猪胆，宣布血誓仪式开始。三个家族的头人身穿寿衣，激昂演说，主题是毒品的罪恶和仪式的目的。然后，头戴法帽、身披法衣、受全族人尊敬的宗教师“毕摩”出现了，他手里提着一只鸡，诵读古老的经文。
16个吸毒者，此时正离开族人，单独围坐在一边，其中4人是头天晚上被头人从强制戒毒所带回来的。当地政府非常支持虎日戒毒仪式，同意他们回到家族中去戒毒。硕士研究生富晓星参与了这个过程，她告诉记者，从戒毒所回来的时候，四个人非常高兴，因为可以重回家支的怀抱。当时戒毒所里还有一百多个他们的同伴，都非常激动和羡慕，盼望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回到自己的家支去戒毒。
毕摩杀鸡取血，分倒在16只碗中。他问：“以前吸毒，现在还吸不吸了？”
众吸毒者：“不吸了！”
毕摩又道：“喝了这碗念过经的血酒之后，愿你们的头比石头坚硬，眼睛比太阳明亮。”
众吸毒者将鸡猪血酒一饮而尽。喝完后，一个吸毒人员首先将酒碗摔碎，众人随后效仿。富晓星说，将碗摔碎是一种语言，表明与过去决裂，重新做人。在那一瞬间，她看到了虔诚，他们是有所敬畏的。
对彝族人来说，家支传统的力量非常之大。即便像杨洪林这样离开家乡、进入城市十余年的人来说，此种敬畏也根深蒂固。按照家族的安排和意愿，他必须娶一个彝族姑娘，他遵从了，并在招亲仪式之后告诉师妹富晓星，他因此而“神清气爽”。他说，内心最深处的东西，注定无法改变。
在整个家支面前盟誓后产生的约束力亦是巨大的。关于彝族人的盟誓，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红军长征时，刘伯承元帅尊重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得到了彝族首领小叶丹的信任，双方喝血酒盟誓互不侵犯，结果，彝族人和红军都遵守了自己的誓言。杨洪林说，在这个民族中，誓言是绝不能动摇的。如果复吸，这个人就再无颜面活下去了。
最后，家族长老在坚硬的岩石上凿刻十字，十字被彝族人视为永恒的象征。他们在十字上涂鸡血、粘羽毛，啸吟誓与毒品斗争到底的诗文，高亢之声在山谷中久久回荡……富晓星告诉记者，当时她彻底被仪式的威严悍然攫住了，拍摄中险些掉进河里；整个仪式贯穿着一个主题，就是忠诚――对信仰的忠诚，对诺言的忠诚。
庄孔韶告诉记者，当古老的习俗与现代文明发生某些冲撞(譬如复吸者认定只有自杀一途)时，一些建议和商榷是必要的。作为人类学的小小介入，一项新增的担保人制度被添加到仪式中。
嘉日光体是嘉日家族的首领之一，本是个体面的男人。几年前，他认为最有本事的儿子嘉日阿宏却开始吸毒。作为父亲，他为儿子和他的家庭伤心，作为长老，他为此蒙受了耻辱。这一天，作为儿子的担保人，他在家族协议书上按了血手印，承诺要管教好自己的儿子，与此同时，还有两位在家族中德高望重的人一起为他的儿子做了担保。
盟誓后，担保人负责了解吸毒人员每一天的行动，帮助他，开导他，并且避免吸毒者在毒品依赖下发生极端的行为。杨洪林说，这包含了整个家族对吸毒者的一种责任分担，从精神到肉体到经济上的需求。
夜幕降临，吸毒人员回到家中，开始举行家庭祈祷、驱秽仪式。画面上，阿宏和他的妻儿在接受驱邪，他的眼睛里有一种类似孩童的顺从和受到蛊惑的迷惘。他对着镜头说：“我再也不想吸了！从今天起，我要呆在家里好好劳动，至少要呆满两年。”(研究表明，一个吸毒者戒毒一年以上才趋于稳定，在三年半时间里完全不沾染任何毒品才可称为“戒断”毒瘾。)
彝族人认为，无论一个人犯过什么样的错误，只要他在家支的仪式上表示过悔改并且获得族人的许可，他就回到了家族的怀抱中。没有人会再歧视他们，拥抱他们的是接纳、平等和融洽。
至2003年6月，参加这次虎日仪式的16人中，只有2人复吸，其余14人都已融入正常生活。今年9月，当庄孔韶重访金古忍所家支所在的跑马坪乡时，这里已成无毒社区，阿宏没有复吸，而且更重要情形是这里再没有出现新增吸毒人员。许多当年的吸贩毒者在新建的水泥砖厂和小型榨油厂上班，生计问题也解决了。而且，毒品贩子再不敢进来，也许他们终于明白，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何其强大的家支。
《新民周刊》：许多人记得，《霸王别姬》中张国荣扮演的名伶在毒瘾发作时丧失理智、无法控制的狂态。一个最大的疑惑是，当这些戒毒者毒瘾发作时，家支家族的力量管用吗？保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庄孔韶：平常说有钱人抽好烟，钱少抽差烟。那里的山地少数民族农人收入菲薄，他们从境外通过层层倒手得到的廉价海洛因纯度不高，里面掺了许多其他的东西(如头疼粉等)。而且他们主要是口吸而不是静脉注射。所以我们的思路是，医生的科学思维是考虑对静脉吸毒者的药物替代、手术等方法，而我们的人类学则思考和发现了另一种民间戒毒模式——借用各种文化的力量同生物成瘾性较量，经过几年考察，终于在这部分人群中稳定地获得了较高的戒毒成功率。在方法上，一科学，一文化，可谓异曲同工。其后者，我们正是针对那些在广阔地理面积上的有巨大人口基数的低收入农民的口吸者。虎日仪式的力量已经证明他们有可能在精神和行动上战胜对上述毒品的依赖，在这个组织和信仰力量强大的彝族社区，其毒品成瘾性败下阵来。
如果虎日模式能够覆盖西南山区这部分可抑制毒瘾的口吸人群，我觉得已经很有价值了。至于你问到的第二个问题，保人基本上每天跟戒毒者一起劳动，一起分担责任，本身也给戒毒者一种提示：如果你克服不了毒瘾，会累及整个家支族人和德高望众的人，尊严随之失去，灵魂也永不能回归祖地。
《新民周刊》：这些仪式和家族习惯法在城市人看来是有距离的。这个模式在彝族人中有怎样的推广价值？
庄孔韶：彝族人总共700万人，其中200万在我国大小凉山及其周边，500万分布在它的南部，并延伸至境外。在200万彝人中，家支力量仍然强大的占一半。
而云南和中南半岛的不少山地民族有著类似的宗教师和信仰制度，所以，现在认为，这一模式在我国西南边陲乃至整个中南半岛具有特别的示范与借鉴意义。
《新民周刊》：我知道您是一个创新精神的推崇者，虎日模式的发现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创新，在学术传统中的创新。
庄孔韶：人类学田野工作的重要发现是，人类的文化资产是中性的。既然如此，我们可以用选择和激活一些几近凝固了的、古老民俗传统的方法解决当代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这不是没有可能的。这样我们人类学的研究，既能保持象牙塔里的一些研究的成分，同时又能在适当的时候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走入现实社会，用人类学理论直接解决一些社会问题，特别是一些目前全世界都倍受困挠的问题，如吸毒和艾滋病。
《新民周刊》：我注意到，您带领的团队最初并没有介入，譬如商定选择虎日。
庄孔韶：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它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文化的差异性和少数民族在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文化不适应性在现代会更多地表现出来：像长江峡区山上的农民移民到平地，结果走路时常踏空摔倒，甚至骨折，这我们一般人想都想不到；而大兴安岭世代游徙的鄂伦春鄂温克族现在要让他们下山定居，结果生活过不惯又跑回大山林，所以说明城里人制订的政策带着定居比游猎生活好的外来价值观判断，有良好的出发点，却事与愿违。
人类学正是有这样一个原则：不要以外来者的价值观评价所接触到的异文化，这就是文化的相对主义。我们在研究、拍摄的同时当然要关注地方人民的权益和发展，更重要的是持一个平等的态度。研究者到一个民族地区去，如果是猎奇的态度，本身就是居高临下，就是不平等。
2002年3月-5月之间，我委托杨洪林在他家乡的铺垫性调查一直在进行，主要考虑的就是保护这一民间性戒毒仪式的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而且起初也并不需要其他的外界力量介入。前期铺垫性调查的结果是：举行一次民间禁毒仪式的安排得到了当地政府的认可，彝族同胞的参与热情很高，家族头人和长老也积极投入到筹备工作中。所以，当“虎日”仪式的一切安排就绪时，我们才介入的。
《新民周刊》：虎日模式的本质是文化的力量战胜了生物成瘾性，但为什么会发生在那个特定的边远山区？而文化的力量，听起来是很玄的一个东西。
庄孔韶：人类的生物性和文化性合在一起是一种整体性研究，这是建立研究不同思路的基础，这些年倍受重视。后天文化的影响在社会学上叫社会化，在人类学上叫濡化。一个部落群体，它的生活方式和周围往往是不一样的，它世世代代的教化又使得这种方式延续，这就是濡化的过程。在边远的少数民族里，濡化非常明显，而在现代城市，你则找不到这样一个一个孤立的、单一濡化的族群，它是多元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混合体。虎日仪式所在的彝族山地社会，证明至今存在着强大的文化濡化的力量。
在现代戒毒手段中，有药物(如美沙酮)替代，现在还有动手术的，都是运用科学的方法。科学是可以定量分析的，而虎日模式是一种文化的手段，是难于测量的。譬如对毅力的分析很难量化，视死如归的激情可以准确测量吗？所以人类学给出的是一个文化的诠释，其诠释的意义在于，在科学以外，还有一种可以如愿以偿的成功的文化力量可以运用。
《新民周刊》：人类学社会研究的目的只是文化诠释和洞察人性吗？
庄孔韶：这里有两种态度，一种叫做价值中立，一种叫价值介入。有一些学者我们可以看出来，他采取的是价值中立的态度。但现在社会的很多的事情都要有一个价值判断。比如说有一个国外影视人类学家，她在南美做水库移民的研究。她本来可以采取一个价值中立的态度，做一个很好的论文。但是后来她发现在水库移民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工程技术人员都忽略了移民的利益，因此她决定介入，穿梭在政府、工程技术人员和移民之间，最后，她的作品里反映了移民的疾苦，帮助政府和工程技术人员改善他们的态度，也为移民谋到了利益。就这个问题来讲，我本人也赞成价值介入的态度，这样才能实现人类学研究的责任。
《新民周刊》：既然在城市里没有可复制性，虎日模式的研究有什么意义？
庄孔韶：虎日模式目前是亚洲地区最成功的戒毒实践之一。它的意义在于，当科学手段面对生物成瘾性一筹莫展之际，它提供了另一种角度。一位美国学者告诉我，虽然虎日模式对美国的吸毒者没有直接的作用，但他们学到一种思想，可以到地方去转换，寻找本土的文化的力量。据我所知，后来也有一些其他的运用地方性文化的戒毒尝试。
在城市里，也有各种可以开掘的力量。我举个例子，有一年我在美国西雅图参加了两次戒酒协会的活动，十余名戒酒成员每周二晚上聚会。聚会时他们总要站立围成一圈，手挽手，在全体诚信和认同的气氛中以精神相互鼓励。他们谈论“这星期你喝没喝，毅力怎么样”。结果发现，这种星期二制度容易在戒酒者中不时产生一定自律的反射：如果反悔了，在星期二的聚会上会颜面全无。长此以往，戒酒就有了效果。当然戒酒社团的约束性约定不像我说得这样轻松。
在城市里，很多戒毒者离开戒毒所之后又复吸，除了毒品本身的机制以外，环境也不可忽视。是因为戒毒所常常出现管理者和戒毒人之间的二元对立，当他们出了戒毒所，这种人人携带出的歧视性感触与对立思想，很容易成为戒毒者复吸的“动员”的基础。所以，从社会歧视转变为相互平等关爱氛围无疑是一个成功行动的必要土壤。做为一个多元思想影响的城市面临艾滋病防治与戒毒的课题时，的确需要调动医学的、社会的合文化的诸种合力，使得这些人能主动戒毒，重获新生。
《新民周刊》：学人类学需要对研究对象了解到什么程度，才能做到对当地文化深层结构的真实而科学的记录？
庄孔韶：一般说来，人文世界的作品是人文的记录、解释和说明，当然可能会用到科学的方法，但我们特别避免用科学、客观、真实这样的词，因为无论是拍片还是写作，都不过是对真实世界的陈述。
按人类学来说，应该要有不少于一年的田野工作，才可以考虑写作或拍摄选题。但有时也会拍一些带着人类学视角的影视片，调查的时间会短一些。深刻的调研是由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引导的，深层结构的记录和结论不可能是短期的工作能够奏效的。我们经常作为范例告诉学生，早期人类学家米德和他的搭档贝特恩，通过长期的田野工作，拿出大量的照片，两万多英尺的电影胶片，同时还有研究报告。
《新民周刊》：《虎日》这个纪录短片在当地被认同吗？
庄孔韶：《虎日》曾在丽江地区连续播放了一个星期，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彝族同胞非常感动，一些人甚至落泪，当地一些头人希望能够模仿，“他们能做，我们也能做。”
其实，联合国非常鼓励用民间的方法来戒毒，我们最近正在和国家卫生部、地方政府商讨，制定一个计划，在邻近家支推广这一戒毒模式。
《新民周刊》：在这一轮的研究过程中，最打动您的是什么？
庄孔韶：彝族人对家支家族的忠诚和集体对每个个人的关怀，让我很感慨。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如果这个环境让他感觉很温暖的话，这个人犯错误的几率可能会小很多；即便犯了错误，也能允许他继续在亲情的感召下弃旧图新。这是值得现代城市人反省的。(本文照片除署名外均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厅提供)
庄孔韶：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出版影视人类学片《端午节》(英文版，1992，美国)等多部；主编《人类学通论》获国家图书奖(2003)，《独行者――人类学随想丛书》(五部)(2002)，专著《时空穿行》(2004)刚刚上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