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学(1826——1874)，又名李正学，彝族，弥渡县牛街彝族乡马鞍村公所瓦卢村人。清末哀牢山彝族农民起义军领袖。
李文学，清末出生在云南赵州（今弥渡县）一个彝族佃农家庭。从小家里十分贫困，租种“庄主”（地主）几亩薄田，难以糊口，父亲不得不常年进山打猎，靠打点野兽，卖点兽肉和兽皮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李文学长到十一二岁时，因欠庄主租谷，被迫卖身为奴，他每天要替庄主挑水、砍柴、放牛、割草、洗衣，披星戴月，辛苦劳作，经常挨打受骂，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清咸丰五年（1855年）是个大旱之年，农民多吃草根树皮，狠心凶恶的庄主和官吏却乘机敲诈勒索，加紧催租逼债。李文学的父亲上山打猎，不幸被猛兽咬伤而死；他的母亲因地主逼粮而服毒自杀，未遂。残酷的阶级压迫和剥削，给李文学带来了无穷的灾难，逼得他豁出性命，与乡亲们一起点燃了反抗地主、贪官的斗争烈火。
1856年5月，李文学组织、发动彝汉等族五千群众，聚集在天生营（今弥渡县瓦卢村后山），誓师起义。他慷慨激昂地对穷苦弟兄们说：“我哀牢山（云南南部）彝民，住在这荒山野岭，历代受汉庄主的欺凌，饱经苦难。官府与汉家庄主狼狈为奸，苛虐我们彝汉百姓，害得我们终年辛苦劳作，食不能糊口，衣不能遮体，老少悲啼。现在，我们唯一的生路就是高举义旗，铲除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他的号召得到了百姓的热烈拥护和响应。因为李文学斗争坚决，有智谋，威望高，所以起义群众推举他为起义军首领，号称“彝家兵马大元帅”。
起义军的大旗高高地飘扬在哀牢山上。李文学带领大家同封建地主阶级展开了猛烈的斗争，惩办了一些罪大恶极的庄主，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金银财宝。不久，四面八方的彝、汉、哈尼、白、傣、苗、回、傈僳等族贫苦农民纷纷起兵响应，前来投奔起义军，声势日益壮大，不到十天，起义队伍超过万人。
1856年10月，杜文秀的回民起义军占领了哀牢山北部的名城大理，然而清军迅速派兵包围了大理，准备残酷镇压这支队伍。为了挽救回族兄弟，李文学率领哀牢山彝族起义军北上，日夜兼程赶到了大理附近。李文学指挥起义军向清军发起了突然袭击，清军措手不及，被打得落花流水，死伤五千余人，清军指挥官也被当场击毙。清军在败退途中，又遭到起义军的伏击，损失了七千多人。回民起义军因而得到解围。李文学旗开得胜，以少胜多，威震云南。李文学率军向南发展，扩大根据地，又联合了傣族起义队伍，起义的力量更加壮大了。
李文学领导的起义军不仅作战勇猛，而且还善于运用先进的武器克敌制胜。当时，起义军战士们腰上系着葫芦，清军以为其中装的是酒，便嘲笑他们说：“个个都是酒鬼，还能作战打仗？”他们哪里知道，起义军腰间挂的不是什么酒葫芦，而是彝族有名的火器——“葫芦飞雷”。
一天黎明，随着震天动地的呐喊声，起义军奋臂扔出了葫芦，顿时敌军城头上发生了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铁渣、铁片、铅弹四散飞溅。敌军的碉堡土崩瓦解，守城的清军被炸得鬼哭狼嚎，纷纷倒下。城内的敌军惊恐万状，也慌忙四散逃跑。起义军于是控制了敌人的城池。
不久，起义军在李文学的率领下，又攻占了一个重要关口通关哨。这时的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盘时期，在近三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约五十多万人口的地区，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并在弥渡县蜜滴村建立农民政权的最高领导机关——“彝家兵马大元帅府”。帅府规定了“吏有扰民者斩”的严格纪律，还规定“土地归庶民所有，免租减赋”等制度。广大农民无不拍手称快，喜形于色，奔走相告说：“没想到今天我们又能重见天日，德勒米（彝语：大元帅，指李文学）可以做王呵。”
就在李文学建立起农民政权之时，清军正疯狂地进攻回民起义军。李文学为了维护彝、回起义军的团结和巩固哀牢山的北部防线，率领战士三千人，前去增援。结果起义军与清军作战失利，起义军只得退回哀牢山区。
清军到处缉拿李文学，李文学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敌人千方百计地诱骗李文学投降，都被他严词拒绝了。敌人使用各种酷刑来折磨他，他也始终没有屈服。敌人软硬兼施都不管用，最后残暴地杀害了这位英雄，李文学英勇就义时年仅四十八岁。李文学牺牲后，他的部将李学东率领起义军余部继续坚持战斗在哀牢山区，持续了二十年，打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
李文学牺牲后，哀牢、蒙乐、六诏等地区的各族起义群众，“老幼皆嚎歌山野"，清贡生夏正寅有联云：十八载励马磨刀，当世英雄，志在灭清兴汉，完整河山成一统；千百户馨香俎豆，今日人民，心存覆浪翻江，口碑清史颂达人。
李文学彝族农民起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65年省人民委员会将起义遗址天生营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拨款于1974年11月16日建立了李文学彝族农民起义遗址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