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0年，《西康青年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刊发了一篇题为《彝族革命先进——曲木藏尧》的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国民政府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一个薄暮冥冥，风凄欲泣的午后，正殚精竭虑着猬集的工作如何结清之际，骤然掀起缭乱不安的心情。霎时，一幼童怆跄而来，面致急件一通。即拆，内书：“笃伦组长，曲木突于昨晚弃逝，团失砥柱，良深痛心，弟之悲伤，岂言辞可了。遗体今日入殓，后事如何料理，刻尚无确安方针，敬请组长莅临指导，是幸！十一月四日清晨。”捧读未竣，清泪交溢。幼童忽云：“三爷姑临死时说，要张先生去料理。”倐听之余，悲伤疚痛，至于哽喉，太息其生平事，绵绵更此恨。原拟即赴泸沽，协助料理，并一瞻其清仪，奈何职责冗身，无法分暇，徒留此遗憾……贾谊不寿，长吉早亡，人生真似朝露……稍叙其身平，以资后人之纪念。……
曲木是谁？他做了哪些事情？他的死，西昌行辕主任为什么会悲伤疚痛、清泪交溢呢？关于这一些问题，我们得从1905年开始说起。
张笃伦文章里的曲木指的是曲木藏尧。1905年，曲木藏尧出生在今天凉山彝族自治州的越西县。曲木藏尧的先祖也跟大小凉山所有彝族人的祖先一样，也是从云南一路迁徙而来。据《凉山文史资料》记载，曲木藏尧的祖先从云南迁至雷波龙头山下，后迁至昭觉、喜德，到其祖父曲木毕摩的时候，定居在越西县。祖父去世后，曲木藏尧的父亲曲木王家木在吴晓东部当兵，深受吴晓东的器重，后经吴晓东推荐，到越西县衙门任“通司”，也就是翻译。1914年（彝历虎年），冕宁和越西爆发了“拉库（虎年）大起义”，曲木王家木是当时越西县境内的起义领导人之一。从此，曲木王家木名望大增。在衙门里任职以及凉山彝族相互间的内斗，使得他深刻的认识到知识文化的重要性。于是，他下定决心让儿女们从小就进学校读书，学习知识文化。张笃伦的《彝族革命先进——曲木藏尧》对藏尧的父亲这样介绍到：
“其父曲木王家木即汉名王家木，为宁属白彝中曲木之望族……重三字经，百家姓杂志等书，凡字不识与不能写时，不耻下问，何独能写不能识也，可见其思想之灵活也，至其立身处世为人，以样样都谨得祖宗也沾光之句，是篇行实践，并以之教子弟，尤奇异者，土木石木工等之劳力工作不师而能做，开其房屋亦为共亲手所造，可见曲木藏尭同学能有禀赋者实非偶然也，今乃父年七十尚康健，负委员长西昌行辕咨议之职并兼任越嶲全县夷区特编联保之职务。”
在落后地区，一代人的受教育程度，跟上一代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开明且认识到知识文化重要性的父母，才会把自己子女的教育当成一等一的大事。曲木王家木就是这样一位父亲。
在曲木藏尧还没有到十岁的时候，他就被父亲送到越西县高等小学读书了。据《凉山州文史资料》记载，此时，父亲对曲木藏尧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们彝族落后、贫穷的主要原因是没有文化知识，要救民族，靠青年刻苦，莫偷安废学。”越西县高等小学毕业后，曲木藏尧考进了雅安川南师范学校。去雅安上学的那一天，父亲王家木外出未归。曲木藏尧没有等到父亲归来就骑着家里的一匹白马跟小学同学杨尚忠一起出发了。而曲木藏尧走出去不久，父亲王家木就回来了，他知儿子已去上学但还未走远，就骑马追上了儿子曲木藏尧。据记载是追至河南站，这个河南站应该指的是大渡河南边的一个站。曲木王家木追上儿子后，给了他一些银子（当时彝族地区通用的货币），并对曲木藏尧交代了三件事情，确切的说，应该是三个期望：要发奋读书，要团结汉族同学，不要给彝族人丢脸。
曲木藏尧也牢记着父亲的嘱咐。据记载，在雅安川南师范学校读书期间，他刻苦用功，成绩拔尖，深得各族同学之钦佩。也是在这个时候，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学成归来，办好学校，培养彝族青年，唤醒彝族同胞。他在此时定下的目标，在几年后进行了实践，可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顺利进行，最后以失败告终。关于他办学的具体情况，我们后面再做具体介绍。后来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川南师范学校，并且考上了贵州大学。关于他在贵州大学期间的读书情况，目前没有找到相关资料，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对知识文化的渴望越来越强烈了。
贵州大学毕业后他没有去工作，而是要求老师给他写推荐信，推荐他去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去学习。当时，他的父亲王家木知道儿子要去南京学习后，他害怕儿子走太远会出现什么意外，所以遣自己的大儿子曲木倡民去找曲木藏尧进行劝说，劝说他回来谋个差事。但是曲木藏尧去首都求学的决心很坚定，兄弟俩畅谈一夜后，兄长倡民回到越西老家，曲木藏尧则去了南京。
当时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了蒙藏委员会，并在中央政治学校设立了一个蒙藏华侨特别班，专门接收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学子。曲木藏尧拿着贵州大学老师写的推荐信，找到了当时蒙藏委员会负责人石青阳。但是蒙藏华侨特别班，正如其名，只招收蒙藏族籍的学生。曲木藏尧求学心切，遂把族别改为藏族，改原名王治国为曲木藏尧，以藏族的身份进入了蒙藏华侨特别班。但是入学没有多久，他的名字又被修改了。在读书期间，戴传贤先生为了统一名字之见，专门给从西康来的同学名字末尾都加了个西字，遂改曲木藏尧为汪济西。所以后来也有人称他汪济西。
应该是冥冥之中自有注定的缘故吧，数十年前，曲木藏尧求学心切，改族籍为藏族，数十年后藏尧的女儿曲木阿依嫁给了藏族人杨岭多吉，从此藏尧家不仅有了藏族人的族籍，也有了藏族人的血统。
曲木藏尧在蒙藏班读书期间，刻苦读书之余，重在练习演讲。据记载，他经常在操场面壁练习演讲，其演讲声音洪亮、流畅且深情并茂。有一次，曲木藏尧还是像往常一样在操场上面壁练习演讲，正好被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给撞见了，陈立夫十分赏识他，而当时国民政府正要招收一批来自边疆并且愿意到边疆工作的青年到中央政治学校进行重点培养。陈立夫就把他选入中央政治学校学习，一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成为第一个毕业于中央政治学校的大小凉山彝族人。
在南京求学期间，他结识了许多汉族同学，如：为他的著作《西南夷族考察记》题写书名的陆清一，作序的四川籍民主革命家、书法家谢无量，还认识了龙云、刘湘、刘文辉等地方军政要人。
曲木藏尧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后，没有继续求学，而是投入到了建设国家当中。直到此时，他依旧没有忘记当初在雅安川南师范学校读书时立下的目标——办学校。
二
1931年，曲木藏尧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为了取得彝族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他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要代表彝族参加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同时也向中央政府提出回西南彝区工作的要求。在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第三十八期上发表了国民政府中央组织部收到曲木藏尧的请求后做出的批示：
案据曲木藏尧呈，略称：“为请本民族平等精神准予代表夷族列席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陈述夷族之历史和现状，并建议请宣化川滇康边区夷族，并改善其生活，用固国防之方案。”等情到会。经提出中央第一五八次常会决议：“交组织部计划议复”在案。特分别抄检原呈，及建议书录案函达，即希查照办理。
此致！
中央组织部。
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五日。
没过多久，东北地区发生了“九一八”事变，全国上下群情激奋，各学校学生到处讲演救国。曲木藏尧在蒙藏学校时，刻苦练习的演讲能力，此时有了用武之地。张笃伦在《夷族革命先进——曲木藏尧》一文里这样写道：“曲木同学毕业之时，当‘九一八事件发生，乃以夷族同胞资格补邀赴南京各中等以上讲演，情词恳切，而语言尤流离动人，颇能激奋当时一般人同仇敌忾之心理，实极一时之盛。”一个人所展现出来的才能跟他平时的用功程度是分不开的。曲木藏尧的演讲能激奋人心，这和他在蒙藏学校时经常面壁练习演讲是分不开的。
1931年末，国民政府任命曲木藏尧为川滇康夷务党务宣传员及蒙藏委员会夷务考察专员。蒙藏委员会负责人石清阳写信通知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协助曲木办理夷务。曲木藏尧到达成都后，受到四川各界的热烈欢迎，刘文辉和刘湘亲自出面迎接曲木藏尧。“二刘”的出面迎接使得曲木藏尧名动成渝两地。各机关、中小学校邀请他去演讲，他住的地方记者、访客络绎不绝。他的小学同学杨尚忠在《曲木藏尧之死》一文中这样说道：“当时，我在成都马冰原家做客，他（曲木藏尧）在杨森办的天府中学演讲，在越西学生周绍淮处知我的住址，则来请我搬至青年会同曹良壁一起帮助他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来客。”从请朋友去帮忙应付客人这件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当时曲木藏尧是多么的受到重视。作为一个彝族青年，他为什么那么受重视呢？最主要的是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职务的特殊性，他的职务是川滇康夷务党务宣传员及蒙藏委员会夷务考察专员。这一连串的职务名称里有两个字分量很重——党务，当时国民党统治全国，虽然刘湘和刘文辉独霸四川，但他们不敢公开的反对南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党务特派员的到来肯定要受到重视了。第二，蒙藏委员会石青阳写信通知“二刘”的缘故。石青阳是四川巴县人，川军将领，跟刘湘、刘文辉都非常熟悉，又是国民政府中央的官员，所以“二刘”肯定会对石青阳推荐之人礼遇有加了。
曲木藏尧在成都呆一段时间后，刘文辉任命他为军部参议，以军部参议的名义到西昌考察彝族事务和创办宁属化夷学校。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统治的中国是国中有国。曲木藏尧是有中央职务的，但是刘文辉也给他封了一个职位。意思是说，中央给你的职务那是你为中央办的事情，跟我没关系，要在我的地盘上工作，还得需要我给你封职务。从这些就可以看得出中央和地方是分离的。不久之后，曲木藏尧离开成都经过老家越西来到西昌，着手创办宁属化夷学校。
在曲木藏尧来西昌创办学校的时候，大凉山地区的教育状况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们来看看《四川月报》发的一篇题为《曲木藏尧在宁属办学情形》的报道，报道里这样写道：“宁属各县教育，西昌、会理两县，除小学外，尚设初中及师范等学校，其他各县，小学亦极有限，教育事业无从发展。由于宁属（凉山）土司甚多，既不知何为建设，亦不识何为教育。其土司以盐边、盐源、会理三县最多。其最强霸者为禄安佑。”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曲木藏尧面临的是一个教育极其落后且地方官和土司矛盾极其尖锐的局面。他到西昌后，经过半年的辛苦筹划，创立了宁化学校，专门招收彝族孩子入学，他既是学校的领导，也是学校的老师。据记载，当时彝族孩子不懂汉语，所以曲木藏尧经常用彝语和汉语夹杂着教学，这可以说是我们彝族地区双语教学的第一人了。
当时，曲木藏尧是信心满满的，据《西昌县志》记载，刚开学的时候就招来了百余人彝族孩子；四川省政府也对他的教育事业充满了期望，《四川月报》这样记载道：“中央复派彝人曲木藏尧回宁（西昌），经半年之辛苦筹划，创办一宁化学校，由政府命令各地彝人，申送彝童就学，一切费用盖有公家担负。曲君系越西彝族，中央政治学校毕业，办理此校，极为合宜。当授课时，如汉语学生不懂，则用彝语说明，因此全校学生进步颇速，前途殊可乐观。”
曲木藏尧在西昌创办的宁化学校，招生两期就停办了。关于他停办的原因，《西昌县志》说是彝族儿童不习惯学校里的生活，所以经常有逃学的，开学没有多久，逃学的学生就达一半。后来委任一位叫周继权的人协助曲木藏尧办理学校事务，由于宁化学校学生越来越少，周继权就把宁化学校全部彝族孩童送人省二师范附小一年级，而宁化学校就只负责孩子的伙食了。到了专门为汉族学生设的学校省二师范附小后，彝族孩童更感不自在了，最后大多逃学。这是《西昌县志》对曲木藏尧办学失败原因的记载。但是，《凉山文史资料》和《越西文史资料》却是这样记载的，说：地方长官刘元璋不支持，经费支拙和受到川战的影响才停学的。其实我认为曲木藏尧办学失败的真正原因就是这些记载的综合：彝童逃学也是真的，刘元璋不支持也是真的，川战影响也是真的；刘元璋不支持和川战影响，那么经费自然就没有着落了。
办学失败后，曲木藏尧的心情应该是沉闷的。本以为办好学校就能使得彝族的后代接受到教育，唤醒他们，可是孩子们大量逃学这件事情给了曲木藏尧的美好愿望当头一棒。他带着沉闷的心情，去广西、贵州、云南等彝族地区进行了深入调查，于1933年底回到南京蒙藏委员会工作，并且在此期间运用收集在手的资料写成了《西南夷族考察记》，由南京拔提书店出版发行。全书共分七个部分，约五万字，书中重点介绍了彝族的生活、风俗、社会组织、语言文字等。
1934年，为了提高西南夷族青年的文化，曲木藏尧邀约安腾飞、阿弼鲁德、岭光电、王奋飞等人成立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曲木藏尧任促进会会长，安腾飞、岭光电、王奋飞、阿弼鲁德为委员，曲木藏尧的哥哥曲木倡民为后补委员。促进会还创办了期刊《新夷族》。
1936年，曲木藏尧请求中央政府在中央军事学校成都分校设立屯垦队训练屯垦人员。南京国民政府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调他去屯垦队任教官。这一年7月，他和兄长曲木倡民回越西县招收四十二名学生入学。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曲木藏尧被调回南京，并奉命到平津一带搞敌后工作一年，据记载，说他在平津一带时“出生入死者不下十余次”。民国二十七年九月曲木藏尧从平津脱险，到达武汉，而后写就《平津归来》一文。此时，蒋介石为了统一全国青年的思想意识，团结各方力量一致抗日，通立全国取消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于武汉。曲木藏尧被选入“青年团”，并负责西陲夷族青年的实际领导工作。武汉失守后，曲木藏尧随国民政府迁到重庆。
1939年2月中旬，蒋介石在西昌成立行辕。以张笃伦为西昌行辕主任，委派曲木藏尧为行辕中校主任副官，协助张笃伦成立西昌行辕。同时，协助举办青年团直属西昌区团筹划事宜。而此时日本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区，沿海交通被日军封锁，国民政府修建了滇缅公路来运输国外运来的抗战物资。国民政府为了连接重庆和云南，修筑了乐西和西祥公路。乐西公路经过彝族聚集区的路段，国民政府动员了当地彝族民工数万人参加修路。曲木藏尧被委派为乐西公路督修司令部第二支队支队长，负责从西昌礼州镇到冕宁县段。他调集彝民四千多人参加修路，自己也不辞辛劳，常常奔走于各施工地点，直到去世。
期间，国民政府准备在西昌西乡修建机场。行辕主任命令靖边司令邓秀廷赶修机场，邓秀廷征调了几千彝民到工地集中。但是彝族同胞害怕机场修建后，政府会派军队来打他们，所以迟迟不肯动工，邓无可奈何。行辕主任命令曲木藏尧去负责办理修建机场。据《越西县文史资料》记载，曲木藏尧到工地摸清情况后，用彝语对彝工们说：“修机场是为了打日本人，不打彝族，事关国家存亡，希望大家努力上工。”同时他召集了各黑彝头人，对他们说：“讲私，我是白彝，该尊重你们的意见；讲公，我代表行辕，你们应听我的。希望大家团结奋进，完成此时。”就这样，在曲木藏尧的指挥下，提前四个月完成了修建机场的任务。但是这件事情也为后来他的死埋下了伏笔。岭光电在回忆录《忆往昔》里写道：“邓秀廷是个文盲，平身最见不得有知识文化的，他害怕有知识文化的人一来，就会阻碍他统治彝族地区。”曲木藏尧在修筑公路时所表现出来的才能以及在组织修建机场时彝族民工对曲木藏尧言听计从，使得邓秀廷感到有一股势力正威胁着他的统治地位，于是就对曲木藏尧起了杀心。但是，曲木藏尧是中央官员，又是有家族势力的彝族人家的孩子，杀他谈何容易呢？
据《彝人首领》记载，1940年修筑公路期间，曲木藏尧回了一趟越西老家。在那里，他遇见了来边区办工业合作社的俄国人顾彼得先生。顾彼得对曲木藏尧这样描写道：“像慕理土司（岭光电）一样，当曲木藏尧走进来时，他的外貌使我十分吃惊，与我原来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我的面前站着一个三十出头的青年男子，显得很殷勤、有教养，他穿了一套式样很新潮的西服，另外还配有昂贵的领带和衬衫。他热情的用很棒的英语问候我，然后我们开始用法语交谈，时不时又用另外一种语言交谈。”曲木藏尧带着顾彼得在越西玩耍了数日。期间，曲木藏尧把顾彼得带到他的姨妈家做客，并受到热情款待。回来时，曲木藏尧的姨妈给了顾彼得一只肥壮的山羊和两只大公鸡。顾彼得说他把公鸡和山羊拿到越西县城后，不变携带，所以都送给了曲木藏尧。这期间，顾彼得和曲木藏尧交流了很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顾彼得在《彝族首领》中这样写到离开越西的那天：“我们依依惜别，我不知道今后是否还有机会见到曲木藏尧。”
三个月后，顾彼得听到了曲木藏尧在泸沽被害身亡的消息。
三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十月十三日晚八时，曲木藏尧在泸沽去世，得年35岁。
文史资料里都记载他是被邓秀廷毒害死的。关于邓秀廷毒害曲木藏尧的细节，曲木藏尧的小学同学杨尚忠写的《曲木藏尧之死》一文中记载的很清楚，文中记载：曲木藏尧的工作（修筑乐西公路，修建青山机场），有计划，有步骤，任劳任怨埋头苦干。加之他对上对下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作风，使靖边司令邓秀廷在思想上产生嫉妒，以为曲木藏尧将成为他统治彝人的阻力和政治上的潜在对手，因此起了杀心。在曲木藏尧准备回西昌修整的时候，他向邓秀廷辞行。邓秀廷说：不忙走，我明天还要与你践行……曲木藏尧说：“我疲乏的很，还有感冒，不能久留。”邓秀廷忙说：“感冒无妨，烧口大烟就好。”曲木藏尧说：“我素不喜欢大烟。”邓秀廷说：“叫医官来看看。”结果，曲木藏尧吃了医官开的药后，不等天明鼻孔流血不止，不省人事。第二天一命呜呼！为了掩人耳目，邓秀廷很快把曲木藏尧的尸体烧掉，并向行辕主任张笃伦发报说：曲木藏尧积劳成病，抢救无效，暴病而亡，现已火葬……
那么，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就相信曲木藏尧是积劳成病、暴毙而亡吗？他是相信的。因为曲木藏尧在去世之前几天找过张笃伦一次，关于那次见面，张笃伦这样写道：（曲木藏尧）在九月二十八日返昌来见笔者时，即云腹部鼓涨饮食递减，余劝之为便利服药计，即在昌休养，俟痊愈后，再行动。然曲木同学久以公路之不能依限完成，深自负咎，言之至为悲愤。余知其病言沉重，仍力劝休养，终致奋不顾身，抱病赴泸沽。
邓秀廷老谋深算、狡猾无比，来了一个毁尸灭迹，所以即使是知道曲木藏尧是被毒死的，可也无从追查了。
死，人人都避免不了的。但是像曲木藏尧这样有才有能的人年纪轻轻就死了，那就是国家、民族的一大损失了。
他死后，西昌行辕专门在西昌为曲木藏尧开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同时国民政府中央也发来了唁电。后来他的骨灰被运回越西老家，越西县也为他开了一个盛大的追悼会。他的小学同学杨尚忠依旧记得追悼会上的一些悼词：越山苍苍，嶲水泱泱。天生巨子，曲木藏尧。资质聪颖，品貌堂堂。好学不倦，文武兼长。高瞻远瞩，增力暇荒。考察倮族，建设中央。力主开发，计划周详……鸣乎哀哉！
曲木藏尧是近代彝族人中的佼佼者。关于他的一生，后来的学者给了许多评价：民族学家马学良说是近代第一个彝族人写彝族人的人，《凉山文史资料》里称他为凉山彝族文化教育的先驱。西南联大教授曾昭抡在《大凉山彝区考察记》一书中记述了这么一件事情：李侍安对作者说，彝人当中精通汉人情形的就三个人，曲木藏尧、岭光电、我。
而我个人觉得曲木藏尧是这样一个人——落后土地里的先进人物。
也就是因为曲木藏尧是这片落后土地里的先进人物，才遭到了邓秀廷的毒手。邓秀廷对大凉山彝族是大开杀戒的，据岭光电《忆往昔》里记载，邓秀廷经常把各彝族头目杀害后把头颅砍来挂在离办公地点不远处，供人参观。
邓秀廷，即使他有军队，也就数千人，并且军队里大半都是彝族人，而凉山地区的彝族最起码也有数十万，为什么数十万人就被一个文盲军阀给打来杀去呢？我想，我们在痛恨邓秀廷的同时，也该好好反思一下这个问题。
最后，用一句波斯诗人欧玛尔.哈亚姆的诗歌来结束我们对曲木藏尧的介绍：恶意善心人人有之，离合悲欢命运难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