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在几经婉辞、无法拒绝的情况下，时任滇中镇守使兼昆明戒严司令官的龙云为《昭通县志》写了一篇序言。序言不长，四五百字，开篇第一段，尤云就极为坦率地承认“忆予10年前虽毕业于讲武学校，窃恨绛灌无文，古人腾笑。”序言的主体部分，谈及地方志的体例、记述规则等，比较专业，龙云也表明是“闻之言宿”，不是自己的发现。序言的最后一段，龙云表示“……爱志数语，以记欣慕之意，若欲弄清简端，付之梓人，是献予之拙而掠人之美也。”
龙云是坦白的、诚实的，并不因为官高爵显而摆出一派很学问样子。
1884年，龙云出生在昭通炎山一个极偏僻的村寨，没有学校；龙云的家境也不像后来人们所传说的那样富裕，是“土司”，可以请家庭教师，事实上，童年的龙云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1896年，12岁的龙云进了昭通城，在一家私塾发蒙读书。塾师课读是认真的，无奈龙云对《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打不起精神，兴趣所在是武术――这和龙云性格有关，更和少年龙云的成长环境有关，1912年人云南陆军讲武学校，走了捷径，不是凭学力考选的。于斯，尤云非常自知，从不敢标榜自己是知识分子，且对青少年时代的荒废学业深自悔恨。知耻而后勇。中国有庙堂讲学的传统，可以礼聘硕学名儒为“帝王师”。龙云知道该怎样充分利用这一传统来弥补“绛灌无文”的缺憾。周钟岳、袁嘉谷、由云龙，云南的大学者都被龙云诚惶诚恐、礼而敬之地请上了讲台。经史子集，诗书六艺，先生因村施教，龙云虚心向学，进步神速，让人惊叹。1939年，当民国《巧家县志稿》付忖杆，再请龙云为序时，龙主席可就自信得多了，引经据典，酌古参今，就地方志的缘起、体例、文化品格以及“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洋洋洒洒地写下了一篇很专业的文字。“……章实斋谓，方志者，国史之要删，见哉斯言。……苟县皆有志，志皆有征，则一国文化递嬗之迹可了然也。往昔国史多偏重皇家政治，今则既日民国政府、曰国民政府，史之体裁自宜略变，参用通志之例，广裁各地方社会情形，而不能偏重于中央政治。若是，则有赖于方志者实多。此犹谨就国史取村之需要而言也。若夫地方长史，既负一方政治之责，必深察民俗之所成，与其所遗传。所蕴蓄、所演进之迹，而后可为中理合度之措施，而达成其好恶国民之政治。昔韩退之过岭，先借阅韶州图经；朱子知南康军，下车即以郡志为问；贤者之用心，其与众不同也。此则是志之有神益县政也，何待烦言。”序的结尾，也不像上一次那样局促，惶恐，行文落笔处，又别是一番光景：“县绅袁君昌荣、陆君崇仁、杨君天理，合词函请作序，其书纲目初具，记述翔实，因为述修志之旨趣以弁其端云。”――很有些大家气度了。事实上，龙云很有几篇文章写得非常精彩，如痛悼胞妹的《龙志帧墓表》，情真意切，文字平实隽永，真是写出了痛失手足那种椎心位血的悲痛。那样的文章不是捉刀者能写出来的，非感同身受者无以为之。
龙云学养如何，文笔怎样，似乎不是我们应予特别关注的。但于龙云的特定身份而言，他是不是个文化人，确乎又对云南文化的发展关系甚大。主滇18年，龙云对云南文化建设有两件事是不能不提到的。
一是倡修云南通志、云南省志。
1930年，统一云南事权未久，龙云就亲自提案并交省务会议决定：新纂云南通志、编纂民国云南省志。倡修各州县志。为保证修志的顺利进行，在龙云的主持下，还通过了相应的决定：其一，成立省志筹备处，礼请周钟岳任主任，省属各厅厅长为筹备员。翌年9月1日，筹备处正式改为云南通志馆，周钟岳任馆长、赵式铭任副馆长，袁嘉谷、由云龙、顾视高、吴琨、宋嘉俊、李根源、金天羽、钱用中、秦光玉、熊廷权、肖瑞麟、张华澜、张鸿翼、丁兆冠、马聪、徐文深、华封祝、方树梅、夏光南等为编纂员……方国瑜为编审员。精英荟萃、群贤毕至，云南文化教育界的音宿、政界名流皆网罗其中，且都各自负有实际的责任。其二、责令各州县行政主官主持修撰州县志，并负责省志资料征集工作。其三、拟订凡例及分类纲目。由于尤云主持其事，各方唯命是谨，不敢怠慢。1935年《新纂云南通志》定稿；1941年，80卷、21部类，计400余万字的《续云南通志长编》也基本完成，为保存云南历史文献。研究云南近现代历史作出了积极的贡献。龙云主持滇政时期云南修志的盛况，为前代及同时代各省所不及。有两件轶事可以看出龙云对编修地方志的热忱：一是参与修志的周钟岳、袁嘉谷、由云龙等，皆当代的硕学名儒，不是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等闲之辈，尤云对他们执礼甚恭，叩门拜望，吁请殷切，甚至到了牵马坠蹬的地步。札贤“上”士，虽然有功利所在，也难为龙云愿意这么做。二是抗战军兴，为防日机轰炸，通志馆资料损失，尤云把自己在郊区的灵源别墅让出来做了通志馆的战时办公处。
二是扶持、推进滇剧的发展。
滇剧是云南主要的地方戏，是戏曲百花园中一朵幽香袭人的奇葩。但由于诸多因素制约，滇剧在剧目、声腔、表演的继承。创新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处于自流的状态。1936年。龙云请财政厅长陆崇仁、新富滇银行董事长缨云台两位财神赞助，札请滇剧泰斗栗成之主持，成立了滇剧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科班――继字班，培养了一批杰出的表演人才。其后，龙云又在省务会议上提出：“京剧要提倡，滇剧也要改进和复兴。”责成陆崇仁由财政厅拨款，成立了云南第一个滇剧艺术研究机构――戏剧改进社。适逢抗战军兴，改进社组织募捐、慰问演此，整理、创作了鼓舞抗战士气，振奋民族精神的《戚继光》、《三尽忠》等剧目。1942年2月，龙云再次提出要振兴和改进滇剧，复组云南戏剧改进社，尤云亲任社长，李培天（龙云内兄，时任民政厅长）、安恩傅（60军军长）任理事，陆崇仁（财政厅长）为监事，下设戏务、演出、纂编、训练班、稽察、警卫等机构；日常事物由云南防空司令部副司令杨济之主持。改进社成立挂牌之日，龙云辛临现场，撰题“滇剧重光”匾额，军政商学各界名流也光临捧场。后来，虽然因所用非人，杨济之贪赃在法，而使改进社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但龙云振兴和改进滇剧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对滇剧的发展确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至于捐资兴学，购置书籍捐赠民众教育馆，保护地方文物胜迹。“以风物寓教化”，龙云也多有建树。
文化人龙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