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长江漂流记
有人死了，我活了下来，我的生命必然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1、就因为那一条广播
我当了警察，爸爸妈妈自然也很高兴，而且他们特别希望我能在公安系统待下去，也走一条从先进到入党，从普通公安到刑警队队长、再到公安局长的路子，但这种“顺理成章”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分到西昌市公安局的时候，我也就18岁，因为单纯，所以也做出了不少令人觉得“幼稚”的事。公安人员不能烫头，可是我老是要烫，即使有明令禁止，我也要让自己的头发“洋气”起来。以前在警校生活的时候，我也是个让领导挠头的“反骨”，学校不准女生留长发、烫头、化妆、穿牛仔……可是我从来是我行我素。
我的做法确实有破坏纪律之嫌，但这种叛逆却防止了我像别人一样做“乖孩子”，对于我的天性没有被压抑，我真要谢谢当时还能看到我的优点从而容忍我任性的老师们。我喜欢画眉毛“臭美”，四川警校校长一次跟我偶遇后就微笑着对我说：“哎呀，这个阿莎，你看你的眉毛长的就好像画的一样。”——其实它本来就是画过的。不管校长是讽刺还是鞭策，反正他没有恶狠狠地让我失去画眉的自由。不过，即使他恶狠狠，我也一样喜欢画眉、喜欢打口红、喜欢穿得漂亮……我是警校学生，我是刑警，但我更是一个女人，何况把自己打扮得漂亮又不影响工作。
从警校到公安局，我离不开统一的着装，我喜欢警服，也喜欢便装，但最喜欢的还是我自己综合了的“特警服装”——一件小号的上衣、特大号的掉裆男裤、配一双黑色的半高跟靴子、一副墨镜，骑在摩托车上——这难道不像特务阿兰吗，或者更像骑着马的真由美？到了工作单位，我非常卖力，可是作为女孩，怎么可能舍得放弃漂亮呢？我喜欢骑着摩托在西昌的街道以及邛海边溜一圈，那时候的机动车本来就少，所以很多西昌朋友总是会发感叹说：“那个吉胡阿莎，那一身打扮，还戴一副墨镜，哇塞！”
生活的节奏在一个平常的清晨里被打破，随着每天六点准点播放的高音喇叭，我照常在操场中一边跑步一边听着喇叭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这时有条新闻吸引了我：“中国‘长漂’第一人饶茂书在通天河牺牲了，现在中科院四川分院准备组织一支漂流队，组委会已经在成都建立。”
就是这么一条消息，我心里一动：这个事真好，挺有刺激性的。也没搞清楚究竟人家要不要人，自己合不合适，对于“长江”这个概念，只是在地理书上学过，有个基本概念，但并没有具体的感觉。金沙江由于在家的附近，倒是很熟悉，虽然没有小河那样的“哗啦啦”，但给人的感觉却有移山动石的力量，船要划到对岸都很难——她没有瀑布的威风、没有溪水的喧闹，平静的表面下反而藏着更大的能量。“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反正，一种坚信自己就应该属于这种活动的念头就树立了。于是我向自己的直接领导口头请示了一下：“头儿，我能不能请假去趟成都？”
领导说：“干什么去啊？”
“就是买点衣服嘛。”
就这样，我就到了成都。
到了“成都省”，也不管人生地不熟，一个人直接找到了中科院四川分院，一打听，漂流队刚开始进行集训和筛选工作。于是我赶紧要求报名，人家要求还挺严格：首先要你自愿，一切后果自负；其次需要得到单位的批准。
对着考核的人，我当然吹开了：“要漂流首先要会游泳，我游泳肯定不错啦，从小就在金沙江边长大的。我还能代表公安系统、代表彝族同胞、代表妇女群体，这些还不算政治优势么？而且，你去我单位打听打听，问问四川警校、问问西昌公安局，看看他们怎么评价阿莎的。而且你们不也有筛选吗，我要是不合格走人就是了。”就这样，人家对我这个“自来熟”的家伙点头同意了。
报名以后，应该还要进行关于基本的体检，由于我中途报名，又有当刑警的“前科”，所以得以直接跟随筛选过的那批人直接进入培训阶段：高原训练与河上训练。
对我来说，高原不是问题，这得益于大凉山以及彝族祖先的赐予，到了高原，我身上一点异常都没有。有人说在高原身体特别沉，连运动都成问题，可对于我来说恰恰相反，越到高处，我越是兴奋、身轻如燕，即使在海拔七千多米的高度，我简直就要飞了起来。
高原反应和个人高矮壮弱无关，很多在平原待久了的健壮男人一上高原便蔫了下来，我还记得在当时有个美国队员就是因高原反应缺氧得了感冒而牺牲，而我们这边的一个副头儿因为没有及时下高原，从一个活泼的武警参谋成为了傻乎乎的痴呆。在高原，一旦患了感冒、发烧，如不及时下来，无异于自寻死路。
就在这样的高度面前，很大一批的应征者因为身体的不适应而放弃了，我相信这肯定不是畏惧——年轻人有的是勇气。
河上训练就在泸州的大渡河上，内容很多，主要还是掌舵技巧以及遇险救急之类，不过，在大渡河或许还能掌握方向，可是一到金沙江，你就知道什么叫渺小了。这样的训练，其意义也许就在于让将要参加漂流的队员懂得最基本的生存手段，最起码在心理层面能做到心中有底。
毫无疑问，训练与测试都成为我淘汰别人的关口。在雷波中学的时光，除了读书，最好玩的事情就是运动会，我曾代表雷波县参加凉山州举办的田径、排球、篮球比赛，还代表凉山州参加了省里的游泳、体操比赛。不过，我就像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里的一个龙套演员——随着紧密的锣鼓声，一窝蜂跟着主角举着旗子“呼呼呼”地翻腾或者小碎步跑上来，最后的定音锣一响，主角动作一定，来个“出场亮相”的pose，而我们的任务就是等待主角耍够威风再转一圈，不明主题地又“呼呼呼”地跑下场，同一种服装，同一种面具，有哪个能记得我呢？混个脸熟，只不过从来没有得奖。或许那个时候，参加任何运动的动力就是青春的好玩，能够和充满活力的同龄人在一起吃喝快乐，得不得奖又有什么关系呢？
参加了那么多的运动，却从未得奖的我成为一个江湖笑话“十处打锣，九处有你还不要紧，可是那个阿莎跑步还要闭着眼睛从1道跑到5道去，真是个滥竽充数的家伙。”可是现在想一想，要不是各种运动我都积极参加，从而锻炼了自己的反应、耐力，到后来，能得到“长漂第一女勇士”的巨大奖项么？这不是比几块金牌更值得让人回味么？
在孩子的时候，也许我们都拥有同样的梦想，但当一个人到了自己可以选择的时候还不敢于承担，走出一片天地，那就会失去神给你的“A计划”，如果继续畏首畏脚，接下来的“B计划”或者“C计划”都不会垂青你的命运。就好像这条广播，也许在别人的心目中不过是条新闻，而在我的眼中却拥有无限遐想的前景。如果我没有那种选择，那么就会像很多人一样，茶余饭后和朋友们谈笑风生：“你们知道么？有这么一个人居然还要漂长江，死了真可惜……”
2、踏上征途
早在1984年，美国最著名的急流探险家肯•沃伦就申请到我国首漂长江，他以85万美金向我国购买首漂权。但由于尧茂书抢在前面，特别是尧茂书遇难的消息报道出去后，肯•沃伦在香港的两个华人赞助者撤销了赞助，致使他1984年“扬子江探险”没有实现。
1985年，肯•沃沦又召集了世界第一流的急流探险家20人再次以35万美元向我国购买首漂权，并和国家体委组成“中美长江联合漂流探险队”，在美国集训了一年，雄心勃勃地要完成“地球上最后的征服”。
首漂长江应该由中国人自己完成！这是我们这群血气方刚者最坚定的信念，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急流探险的经验，经费也困难——当时只有“攀钢”赞助的五万元钱，但是我们必须抢在技术、装备都胜过我们的外国人前面，只有抢在前面，才能实现首漂！
我所在的队伍包括科考与探险两支队伍。探险队自然是在水上漂流的人员，而科考队则依靠我们采集的标本进行研究。
《四川日报》的记者曾经记录下队伍中的每一个队员：“1986年4月21日，‘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在成都成立，并受到了四川省委、省政府强有力的支持。这是一支来自川、黔、鄂、京、津、沪、甘、吉、皖、解放军十方，包含藏、羌、彝、汉、回等5个民族，老幼妇孺皆备，长者50岁、少者18岁的50余人的队伍。其中，漂流队员、公安武警人员、随队记者各10余名，科考队员6名，来自4所研究所。他们是全国数百报名者中的幸运儿。”
我现在还能记得当年的朋友们：《人民画报》的刘启俊，《川报》的奉友湘、赵坚，上海《文学报》的周桦，四川电视台的姚遥、秦军，贵州电影摄制组的沙颖，武警参谋余成，中坚队员杨斌、宋元清、许端祥、王琦、颜可、杨欣、冯春、王岩……
征途的起点还是比较惬意的，因为我们首先飞进西藏，那也是我第一次坐飞机，一路上我就没有离开过窗户，外面的世界就像我的梦境。我想起小时候在雷波的山坡上和小伙伴们向天空的飞机打招呼，所以也试图向下张望，看看能否看到一两个向我们招手的人影，但能看到的除了雪山，就是云层。
西藏自然不同于内地，下了飞机，就会觉得空气特别的纯净，在这样的气息中，我不由得兴奋，不停地找别人说东谈西，可我的很多同伴们却昏昏欲睡。好在拉萨有很多印度风情的丝巾与饰品吸引着我，充满神秘的气氛冲淡了从盆地初上高原的陌生。对于布达拉宫，我也许只会感动于它前面的蓝天，人工的建筑物包括以后看到的金字塔或者巴黎埃菲尔铁塔，我会惊叹人的创造力，但却从没有从心底感动过。当然，为了给漂流讨一个好兆头，我们全体都进入了布达拉宫祈祷，只不过，转经、磕头以及点香更多带有拍照“做秀”的意思。
当我到了唐古拉山，到了高原的雪线，感受的就是彻底的震撼，心头只剩想哭的感觉，这种感受就和以后我走到希腊海边的时候是一样的。以后漂流的日子里，当我透过帐篷的窗口看到满天的星斗或者清泉洗过的月亮，也会被深深地感动。
唐古拉山的跋涉并不如常人想象的那么危险，高原的难度在于海拔的递增和空气的稀薄，路面相对平缓的，远不是凉山地势那样的险峻。那时候，青藏公路已经到了唐古拉山兵站，而现在，我倒是很想坐着火车再去看看那里的风情。（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