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的大学
不管你是什么神，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名字，请你原谅我，但只要你在，求你能把我的通知书还给我。
1、再一次进“校门”
当大学生，这是每一个中国青年的单纯梦想，也是我的！毕竟，当时的四川警官学校还不是真正的大学。
因为回家了一次，所以我带上了历史与地理两套书，我把它们放在自己的枕边，随时翻阅，从老家雷波出发后，宜宾以下的漂流我基本没有走下大船，那时候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看书——大局已定，每一天受到沿途的欢迎对我已经没有意义，我必须把自己投入到高考复习之中。
在很多“长漂”英雄们争先恐后地周游全国的时候，我趁着假期悄然地回到雷波中学，加入了高考学子的队伍。
我把新起点选在了北京，这是因为我心目中的大学都坐落在北京，而且从小时候我就把它当成高唱的对象，还记得“我爱北京天安门”吗？高考前，我到北京为公安部作报告，发现每一个在北京生活的人都那么的平和而有文化，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北京的“的哥”，他们的素质怎么这么高？普通话怎么这么标准？他这么有水平，怎么才能开车呢？在我的心里，连北京的出租车司机都具备了政治家的才能，何况其他人呢？
仅仅依靠高考的分数，我这个“行伍出身”的家伙肯定是不能圆梦的，但是，我同时也做了别的队员没有做的事。漂完长江以后，我就把自己的经历与体验记录了下来——这就是后来在《中国青年报》上刊登的连载《飘长江的彝家阿妹》。作为记者，有些东西是没法体验到的，我却是亲身体验过的队员。我的文笔肯定是稚嫩的，但幸运的是，“青年报”的编辑欣然接纳了这篇稿子，当时我又上人民画报的封面（那时候能上封面的人物可是了不起的），又被四处宣传的影响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1987年夏天，我参加高考，而在此前的3、4月间，我的文章得以在《中国青年报》连载，中央民族大学最后能只把考试分数作为参考而破格录取我，或者也是看到我在《青年报》上的一番文字。听朋友说，即使现在，如果文科学生能在国家一级刊物上发表文章，也能享受到优先考虑的待遇，看来我的破格也不算搞“个人特殊”吧。
伍精华叔叔的热忱帮助也是我一生都不能忘怀的。伍精华叔叔虽然是我的老乡，可是我知道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西藏自治区任官多年了，因为他是彝族人的骄傲，所以我尊敬他，并且还跑到西藏想送给他一斤彝家的米酒。我去的时候，叔叔正好去北京开会，当时我就把酒交给他的秘书，告诉他一定要转交给叔叔，当被问及我的名字时，我只说了这么一句：“一个老乡。”
长漂以后，因为《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我有幸得到了当时在民委工作的伍叔叔的接见，也许就在那一次给他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以至于在我考大学的时候，是伍叔叔极力推荐了我，现在我想起来，或许就是我的勇气与真诚打动了这个大人物的内心吧。
只要心诚，甚至连天地都能感动。
2、失落的通知书
“宾至如归”，这是我考上大学的感受，我觉得我自己配得上这份梦想，所以也很坦然。不过，眼看着大学生们陆陆续续地要北上报道，为什么我的通知书迟迟不到呢？打电话上北京，伍精华叔叔的女儿伍佳正好在民族大学外语系，我说：“我没有收到通知。”
伍佳告诉我：“不会啊，通知书已经发出。”
那天晚上的三点，我爬到我家的楼顶，虔诚地跪在房顶上，默默把菩萨、佛祖、上帝念了一遍：“不管你是什么神，如果我不知道你的名字，请你原谅我，但只要你在，求你能把我的通知书还给我。”甚至我求到：“一旦我上了大学，我就要还愿。”——虽然不知道该怎么还，最起码我要爬上家后面的“锦屏山”，那里有一个充满传说的“因海”，在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凡是过去的人都不要想回来，我过去一直很想爬过去，但那里实在太险峻了，我每次走一段路程就折返回来了。
我许下这个愿：“老天爷，如果你实现我的愿望，我就爬上山顶，我要在那儿感谢你！”到了那个时候，我已经没有多余的办法，我做到我自己所能做的一切，神就是最后的依靠了。
第二天，我跑到教委，得到的答复依然让人沮丧，但我顾不得了，我直接去了派出所办迁移户口，按照当时的规定，没有通知书是绝对不能迁移户口的，幸好所长跟我家是朋友，他也很理解我的苦衷，帮我违规操作了一次，也算“走了后门”。
其他人出远门都会把行李、被子背得像座山，而我只背上一个小包，里面塞了几件换洗衣服。雷波到成都的公共汽车一个星期只有一次，而且当天没有班车，可我却必须争分夺秒。我到处打听，终于得知县商业车队次日要到成都拉货，我马上找到车队的驾驶员，不由分说就把人家拉到馆子吃饭。
说完了请求，司机说车上已经坐满了，我说：“我必须要坐上去。”吃人家的嘴软，司机说：“这样吧，到西宁要下一个人，从那以后你就可以坐在驾驶室，不过之前你必须坐在货车车厢里。”
早上六七点上车，躺在东风车的车厢里，花椒堆就是我的坐垫，那天我吹着风，带着我的东西，幸好那时候刚9月，天气还好。不过山上还是很凉的，为了大学梦，咬咬牙也就过去了！坐卧在家乡的特产之上，跟离我远去的大山、树木告别，那种感觉其实也蛮好，只是风太大。
下午一两点我终于可以坐到驾驶室去了，谢天谢地，我不知道继续下去，等第二天到了成都，我会不会被“风干”。到了成都，我直奔火车站，居然没有票了！没办法，买张站台票先上车再说，一上车，哪里还有座位？站到晚上，我就坚持不住了。于是，我拎着包——幸亏没有太多的东西，餐车坐一坐，厕所待一待，可人多的连过道都不能畅通行走。
到了北方的一个城市，总算抢了一个座位，我的脚都肿了起来。第二日的晚上，我干脆睡到火车座位的下面，困得不行的时候，还管得着什么呢？
到了北京站，我也不管自己蓬头垢面，直接打了个出租车奔向民族大学，那时候北京市不堵车，很快就到了学校，我拿上我的户口找到伍佳，我说：“我来了，但通知书没来。”
“没关系。”她带我去办公室，补办了一个通知书——我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几天几夜的辛苦，我终于分到了我那温暖的105宿舍！晚上，在魏公村的小店我找到了生活所有的必备品，心里暗暗庆幸：幸好自己没带。
我睡在自己小小的下铺，躺在那里大发感叹：多么不容易啊！
千辛万苦地拼下来的这个床位，比我以后住过的那些高档安逸的高级宾馆还要舒服百倍。为了这个大学梦想，我都有一种付出生命的感觉，而那种感觉说不出来。
3、大学生涯
大学给我的印象是充实与快乐，我的同学们都是那么的朝气蓬勃，我仿佛在他们的身上就能看见我自己。
在民大，我第一次和同学们在学校的剧院看电影，我们对观众们的“好人”、“坏人”情结特别严重，热血的大学生是爱憎分明的：当“好人”出场或者最后获得胜利的时候，全场掌声雷动，欢声震天；而一旦坏人得逞，则是嘘声一片，全场“啊——”的声音此消彼长。我这个“老电影”刚开始也很惊讶，怎么会是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每一个人都那么真诚呢？没过多久，我也加入到山呼海啸之中，任由情绪在激动与泪水之中发散。
等到第二次、第三次，要想在大礼堂中找一个位置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常常就坐在水泥地上挥舞拳头或者擦干眼泪，反正能让我沉浸到这样的环境下，我就觉得非常满足了。这种满足或许证明我终于回归到一个学生的身份，终于又一次实现了我的梦想，美梦的滋味有谁能抵挡得住呢？
在梦中，不管是在图书馆还是在花园中，不管是在课堂上还是和朋友拿着吉他在草坪……都是我自然而然感情投入的场所，仿佛我从没有经历过工作、冒险，我的学生生涯从来就没有断过，中学过后，下一站就是这里。
我们唱着齐秦，唱着孟庭苇，唱歌的时候当然不希望旋律被打断，所以，一旦别人介绍我的“长漂业绩”，我就老大不自在，因为这种介绍好像把我的生活割裂，并让我回想到死亡、回想到人们之间的争斗以及人生的阴暗，这个时候，学生生活单纯的享受好像受到了打扰。我开始有意无意想疏远自己的这种身份，我就是个普通求学的大学生而已，就是一个别的同学眼里的“开心果”而已。
来到北京，来到民大，第一次外出游完我就去了香山，我也想采摘红叶回来当书签，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总觉得到了北京，理所当然地要去看看这些在小时候就灌输进我们脑中的美好风景。以前只有在书里才能幻想的感觉，而现在因为我真的站在香山山顶而变得踏实。
这样的感觉就好像我后来在法国，从丈夫凯文手里接过古巴雪茄抽了一口一样：有点晕乎乎的，可却全身每一个毛孔都非常舒服。当你真正达到目的的时候，也就会漂浮在云端，除了眩晕与舒服，虽没有特别惊喜，却让你久久不能忘怀。
在北京的大学，我的阅读量进一步增加，我的眼光进一步开阔，从而为下一步的走到世界预设了铺垫。我也很享受学生生涯，住在大家庭一样的宿舍，拿着书本赶往教室，拿着饭缸赶往食堂……那种生活，即使用千万元来换，我也是舍不得的。
4、“佐罗”来了
在上海的时候，《中国青年报》负责采访我记者叫做郑鸣——我的连载也是先寄给了他，是他帮助我把稿子转给了主编。
回到北京，郑鸣和我也保持着联系，有一次他很高兴得问我：“阿莎，阿兰•德隆要来北京，我们这里有一家‘顺美服装厂’，正在发愁请谁把他们的礼物呈送给这位高贵的远方客人，你有兴趣吗？”
我当然很荣幸，哪一个天真女孩不想得到能够和“佐罗”接近的机会？
1987年底，“佐罗”阿兰•德龙，这个万千少女的“梦中情人”开始了对中国的首度访问。由于郑鸣的搭桥，我被北京顺美服装厂委任，成为该厂的形象大使，负责把一套“顺美西服”亲手赠送给“佐罗”。
赠送那天，我们等待在北京饭店的大厅，兴奋而又忐忑。终于，阿兰•德龙在记者、影迷的簇拥下，光芒四射地走了进来。那天是他52岁的生日，可他看起来依旧英俊迷人、非比寻常，他有一双会变幻色彩的眼睛，随着光线的变化，时而绿色，时而蓝色，显得高贵迷人，还有一种不能言语的力量。我们同乘一部电梯的时候，紧张和羞涩让我几乎不敢抬头。我极不自信地望着自己的脚，依然能感觉到那双眼眸的热度，那时那刻，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
当晚，在北京马克西姆餐厅的宴会上，由我把一套深蓝色西服送给阿兰•德龙先生。为了给阿兰•德龙留下深刻印象，厂家在西服的内兜上绣了他的中文名字。随后，阿兰•德龙风度十足地叼着雪茄烟，和我并肩拍摄了几张广告照片。他的脸上带着招牌式的微笑，我几乎要融化在他的笑容里。
我们通过翻译随意聊了几句，当说到我曾经漂流过长江，在银屏上总喜欢冒险的“佐罗”马上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原来他一直想拍一部关于探险的电影，但缺少一位女主角。他当时半开玩笑，半认真地问我“是否有兴趣”，我有些受宠若惊，不过以为他只是随口一说。
没想到，两天后，“佐罗”通过法国驻华使馆的女翻译找到我，正式邀请我参与一部关于在非洲扎伊尔探险的故事片，时间大约是两年。好大的惊喜！
在凉山老家，电影和小说是我接触外面世界的重要途径。“佐罗”居然从电视屏幕上来到了我的面前，没想到有一天，自己也有机会拍电影，还是和这样的一位耀眼的明星合作。可问题是，学校规定休学时间最长为一年，超过一年就按自动退学处理。
怎么办？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患得患失的心情远远大于对未知未来的恐惧。刚刚才享受到大学幸福的我最终留在了北京，因为完成学业是我当时认为自己能把握的事情。这恰好证明我的局限和短视，谁知道我放弃的不是比“长漂”更大的人生转机呢？
大学还是我一个刚刚实现不久的梦，为了这个梦，需要多少夜晚、多少汗水，谁又真正舍弃的下呢？而且我的新冒险还没有体验充足，却又要迎来另一个冒险，仿佛同一饭桌上上来了两盘大菜，要么充分的享受一道，要么两盘都浅尝辄止，我还是先享受的好，或许在这种考虑的背后还有一种担忧：即使去拍完电影，回来我能干什么呢？我还能回校园么？
当然，还有一个顾虑就是，我根本不能了解已经52岁的阿兰•德龙，虽然他的魅力让我们觉得他就是上苍的杰作，可这种人的兴趣并不会局限于一个傻乎乎的中国大学生。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姑娘怎么能要求在国际巨星的领域里找得到一席之地呢？
虽然我当然想两全其美去玩一下，只不过学校的规定让我面临退学的风险，既然老天想安排别的道路给我走，我何不接受呢？
以后的几年中，我时常想象扎伊尔的美丽风光，想象在这部最终没拍成的电影中，我会是怎样的一个角色……任何的选择都意味着失去某一种可能。如果我不选择留下，我还会遇见那位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法国人——让•皮尔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