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那一抹“金黄”
皮尔把我带到了巴黎，可我在巴黎的日子里却没有太多皮尔的影子，电话就成为了巴黎连接里斯本的方式。以法国人的个性，我这个“小人”是不相信他在那边没有女友的，不过在以后的经历中我还是承认自己对不住他。他刚离开之后，我老是不愿意放下电话，总想着能多说一点，可随着时过境迁，他的语气变得敷衍，我也渐渐失去了兴致，甚至有时候当我放下听筒时，我还觉得一身轻松。
事实上，两地的分居不但隔开了我和皮尔的生活，也斩断了弥补我们在法国乡下所产生的感情裂缝的可能，终于，在凯文出现后，我和皮尔两人平静的分手了。
1991年6月，在一个罗马尼亚画家朋友的周末聚会上，我认识了凯文。这个时候我完全没有想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美国仔居然会有一天为我披上婚纱。
聚会前，我的脚受了伤，走路都疼，自然不能跳舞，只好拿着一杯葡萄酒坐在一边。远远地看见一位金发碧眼的男人——法国人的头发大部分是棕色的，那一抹“金黄”在人群中十分抢眼。
过了一会儿，“金黄”男人和一个大胡子罗马尼亚人一起走过来找我聊天。他的目光羞涩而迷人，蓝色的眼睛仿佛歌唱着：“深深的海洋啊，你为什么不平静？”他开始说英文，因为我听不懂，后来改用法语：“请问你是不是日本人？”
“不，我是从中国来的彝族。”
“我叫凯文，是从纽约来的美国人，现在在巴士底狱广场的一间工作室里做陶瓷。”
这个男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法语说得好听，不像一般的美国人带着很重的口音。我对这个有点害羞的大男孩有了好感，但绝不是一见钟情的那种，毕竟我的皮尔还在里斯本。凯文问我要电话，我不想给他，就瞎说我家没电话，不过我告诉他：我住在拉丁区。
接下来是我创作的时候，整天忙忙碌碌，差不多过了半年，我几乎忘记了凯文这个人。一天，我突然听见街上有人喊我的名字，打开窗户一看，一个年轻英俊的男人站在阳光里面，满头金发一闪一闪的，散发着一种夺目的光彩。我一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但却兴奋地说：“你上来吧！”
他背了一个大包（那个包我们一直保存到今天），里面有一大堆东西。开始我以为他要送我礼物，后来他说他的侄女出生快一百天了，按照天主教的仪式要受婴儿洗。他没有多少钱，就在跳蚤市场给他侄女买了一些二手货，他兴奋地问我要不要看。
哦，原来没有礼物要送给我，但我觉得他有种傻乎乎的可爱，看就看吧。只见他先从包里掏出了一套二手音响，接着又掏出了几个黑乎乎的银杯子，还比划着说这些杯子擦出来会很漂亮，原来他打算送给小侄女几个旧杯子。他问我愿不愿意参加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的受洗仪式，他的家人都从美国赶来参加，我随口答应了。
最后我并没有去参加这个仪式，虽然巴黎圣母院是我从少年时代读小说开始就十分向往的地方。但我一时找不到适合那个场合穿的衣服，而且一个陌生美国人的家族聚会，我去总有些不太方便。
但我们就算是朋友了，当然只是普通朋友，我并没有把他当作丈夫的人选——他没有固定工作，没有长远的打算，过着随心所欲的生活。
不以婚姻为目的，我和凯文在一起很轻松随意，特别有趣，这倒不像和皮尔，因为他的年龄、身份，有时我必须做出一副淑女的样子。而我和凯文经常穿着牛仔裤、球鞋在大街上闲逛，有时候高兴起来，他蹲下身子，让我跨上他的肩膀，他站起来怪叫，常常引起路人的侧目。
年轻，让我们品尝到生活的甜美，夏日的一天，打扮得像个吉普赛女郎的我跟凯文在一个露天咖啡馆中聊天，说到自己最大的理想是生三个不同肤色的孩子，让别人惊讶我竟会是他们的妈妈，那是多么有意思的事。我常常这样不着边际地瞎扯，胡说八道，凯文照样笑眯眯、听得津津有味。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还是觉得很开心。
当我作刑侦的时候，在我的宿舍墙壁上贴着从电影画报上剪下来的当时的美国明星詹姆士•迪恩的照片，这个作为我偶像的美国明星真的长得很像凯文。我喜欢这个明星，因为在我的感觉中，平头短发、不离墨镜的他饰演的电影都充满了叛逆、耍酷、破坏，那种电影表现出来的“飞车党”的感觉让我觉得非常过瘾。
很快，皮尔知道了凯文的存在，在平静的交流后，我们正式结束了两人之间的这段曾经激烈但却归于淡漠的感情。
对我选择凯文，朋友们都说：“你是不是傻了？皮尔什么都有，你却要和凯文在一起，你以为生活是在演电影吗？”
我没有办法回答朋友们，我的感情单纯的就好像我当年滚下山坡救人一样，我没有想的余地，也没有想的必要。如果我把事情想的一清二楚，很多事情我也不会做了，性格决定命运，或许性格也是由神来安排的。
法国人皮尔最瞧不起美国人，记得在北京他的寓所里看奥运会直播的时候，百米赛跑的决赛中，美国人刘易斯事最大热门，可最后是一个加拿大运动员夺冠了。当结果出来以后，皮尔高跳起来，疯狂地欢呼、口哨，天啊，三十多岁的人仿佛一个小孩儿，兴奋地拿起电话四处相告，仿佛法国大革命的火焰已经照亮了欧洲。可没想到，他的女朋友最后成为了一个美国人的老婆。
想想当初皮尔在北京的求婚，这可是一个女人获得安全生活的最大礼物，可我还没有“疯”够，更不能过早为自己的儿女负责，我还想跟他继续两个人的浪漫，可是命运弄人，最后我们终于还是没有走在一起。
十几年过去了，再想起皮尔，他的那种浪漫依然让人无法忘怀，他会经常给你惊喜，就像法国的香水，你都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名字，可当你闻到那股味道以后，你就会知道那就是你所需要的香水。
偶然一次，皮尔和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看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天鹅湖》，散场以后，突然一个外国女人的身上散发出一种香味把我“勾引”过去。我尾随着她一段距离，最后壮着胆子上去询问这种香水的名字，她很客气地给我答案——可惜我当时没有纸笔，这真是遗憾。它并不是“鸦片”、“香奈儿”的名牌，但我永远记住了这一种香水，以后的日子里，只要有时间，我提前2小时奔到伦敦、巴黎、纽约的机场——留恋在各种各样的香水柜台前，细细把每一种香水一一品闻。我为什么没有记住呢？而且到了现在我也没有找到。
皮尔就好像那女人身上的香水，与我擦肩而过。也许失去了才知道珍贵，而珍贵就在于我无法得到。我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寻找呢？
一声珍重，一声再见，并不是所有人想象中那样惊天动地。
6、我的美国“婆家”
我放弃了皮尔，并不代表就要选择凯文。接下来，是一段极为苦闷的日子。跟我刚来法国时相比，物质的贫乏、环境的恶劣都可以克服，惟有感情的困惑让我难受。我承认我喜欢凯文，可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嫁给他。两个渺茫的未来加起来，我不知道将会是什么。
凯文闯进我的生活之后，他靠写专业文章来赚取生活，业余时间也去做做陶瓷，我先拿到了出版社的三万法郎的预付费用。
后来，我和凯文靠自己的收入租下一间房子——这是两层房子的第二层，连房子的梁木都能看到。房子是一个单间，隔出一间来作厕所兼浴室，厨房都没有，楼梯边刚好放下一张榻榻米。最令我满意的是天窗，都是透明的玻璃，显得特别的明亮。
直到我们结婚都住在这样通透的“爱巢”中。
至于家具，大都是我们从街上捡回来的：水果摊边的一个木箱就被我捡来，用一块中国缎子遮上以后变成了饭桌；电视机也是从巴黎生活区得来的，法国人一到下午就会把还能用的旧东西放到门口等着垃圾车的清理，你去捡就行了。洗衣机也可以捡到，只不过家里放不下，所以每逢星期天，我跟凯文就大包小包提着衣服到自助洗衣点，扔进去20法郎就ok。
对于喜欢旅游却又囊中羞涩得我们，到了假期，就会四下打听哪里会有打折机票——我们过的完全是一种学生式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我也成了一个“厨娘”，生活的压力居然能让人的厨艺提高，真是奇妙。
在出书后的92年年末，作为当年为法国做出突出贡献的代表，我受邀出席了法国总统密特朗的夫人主持的新年晚宴——在国内我都没有被邀请到人民大会堂吃过饭呢。记得晚宴安排在总统府官邸，估摸着当时到场的都有上千人之众，谁也不认识谁。不过那种场合出现的人，不是名流，就是富翁，对我来说，在这个宴会，就好像一个外国灰姑娘来到了王子金碧辉煌的城堡。但如果我没有参加那次宴会，凯文可能就不会顺利当上银行家，不过这已经是后话了。
随之而来的，还有凯文一家对待我的态度的转变。之前凯文的爸爸郑重其事和他谈过一次，叫他认真考虑是否和我结婚，并且提醒凯文：很多中国人都是通过婚姻，企图得到婚姻之外的好处。凯文原封不动地把他爸爸的话转达给我，我不知道他是对我显示诚实还是有别的意思。我很生气地对他说：“SHIT，我又不是在北京认识你，我人也不在美国。你是谁？你连将来干什么都不清楚，根本就是个穷光蛋。我比你有名，傻瓜才会嫁给你。”
凯文被我臭骂了一顿，哑口无言。从此，我对他的爸爸也有了成见，最后还真的成了那个“傻瓜”。
中国人通常认为外国人很单纯甚至有点傻，实际上是一种错觉。至少在凯文身上，小事他计较，大事他更不含糊。我收到出版社同意出版的回信的那一天，凯文对我出奇得好，原来他帮我拿信的时候已经偷偷打开过信封，看完后按原样粘回去，还装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ELLE》的摄影师替我拍照的时候，他以未婚夫的身份也照了几张，完全忘了几天前他还用他爸爸的话置疑我对婚姻的动机，
凯文的姐姐是时尚“专家”，她先看到那些杂志上对我和我的书的介绍，他的家人也都知道了。等我再去他们家的时候，明显感到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有了质的转变。我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一切，尽管心里非常不舒服，还是没有表露出来，毕竟我们将成为一家人。不过我还是感觉为自己争了口气，幸好当初不是在北京遇到凯文的。
凯文父母家的房子位于巴黎圣母院旁圣路易岛尖上的黄金地段，站在阳台上，左边是著名的巴士底狱纪念碑，右边是巴黎植物园，前面是波光闪闪的塞纳河。晚上游船经过时，五彩的灯光经过水的反射，轻轻柔柔映在墙壁上，巴黎的浪漫妩媚尽收眼底。
凯文的妈妈苏珊是巴黎第七大学的教授、专门研究神经记忆的美国科学家，同时也是牛津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客座教授。她看上去至少比实际年龄小10岁，一头棕色的头发，长得很有点像美国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在门口我们握手时，我马上感到了她的冷漠，因为她只是轻轻地沾了一下我的手。礼貌地不真诚比真诚地不礼貌更让人难受，我预感到这是位不太好相处的“婆婆娘”。而凯文的父亲是来自华盛顿DC的有背景、有派头的军界人物。
我不知道凯文是如何向他的父母介绍我的，苏珊一直保持着一副相敬如“冰”的姿态。当她用法语贵族息息地向我致以初次见面的问候，并且只用手尖表示淡漠的欢迎时候，我的心里不知道骂了几十遍“格老子”。当着凯文家族的亲戚朋友，我坐在他妈妈旁边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女仆正在接受女王的垂青，我气得不行，还吃什么饭？要是在电影里这样，我早就拂袖而去。
吃饭时，她用英文和我讲话，我说我不会英文。她马上用一种夸张的语调说：“你怎么不会讲英文？中国的教育水平很高，我的几个从上海来的博士生都会讲流利的英语。”
我说：“我不是那些大城市来的，我是从大山沟沟里来的。”接着我用法语反问她：“你会中文吗？”她说不会，我开始借题发挥：“你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人讲中文吗？四分之一，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讲中文，可见中文有多重要，你是一个教授，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你怎么可能不会讲中文呢？”
她尴尬地笑了笑说：“也许你说的对，我应该学习中文。不过全世界都说英语。”
在我看来，许多对立的观念在苏珊的身上奇怪的统一着：她一面享受着资本主义高度的物质文明，一面衷心拥护共产主义；她推崇和赞赏同性恋的爱情，同时牢牢地保守自己的婚姻；她向往共产党的新中国，却从没来过中国，所以认为中国跟解放前相比已经非常强大；她脑海里的中国只是几个上海来的知识分子带给她的印象，并不太了解实情，而这并不妨碍她对中国品头论足，高谈阔论，她的一些观点在我看来，有些可笑又有些可恨。我故意问她：“你那么喜欢中国，你去过吗？”她说：“还没有，但是我一定会去的。”
后来凯文非常得意地告诉我，他第一次见到一个敢于反驳霸道、强势妈妈的女人。他以前带回去的女朋友，没一个能招架苏珊的咄咄逼人，统统败下阵了。凯文把自己当成看客，好像在享受这种比赛的过程，胜负高下一出来，他马上倒向略占上风的一方。
事实上，任何妈妈对儿子领回家的女朋友都有种本能的排斥。苏珊这么对待我，可能因为她觉得要失去自己的儿子了。凯文没认识我之前，偶尔送花给他的妈妈，结婚后，反而是我经常劝他回家看看父母。有一年的圣诞节，当时我们住在英国剑桥，苏珊异想天开地寄给我一本《道德经》做礼物，我也毫不犹豫地回赠她一本《圣经》。
这样你来我往、斗来争去，日子长了，我学会了妥协和让步。说到底，她毕竟是一个长辈，我受的传统教育也是尊老爱幼，何况她还是我孩子的奶奶呢？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如果我没有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而只是一个需要靠别人养活的中国女人，这位有知识有地位的婆婆会怎样对待我呢？
凯文父母因为《扬子江的女儿》的出版，再加上凯文跟他们讲了皮尔的事情以后，对我的态度虽然谈不上翻天覆地，但也不再反对这门婚姻。毕竟在他们的眼里，我的形象已经从一个幻想依靠所谓的“国际关系”从而获得荣华富贵的贪便宜的女人，变成不仅自食其力而且对他们的儿子还会有积极促进的强者。
凯文真是一穷二白，他的家庭虽然富有，可凯文过的却是自己的生活，即使结婚，我们也得不到来自他家的任何钱财资助。不过就好像我说的，钱财虽不是最重要，起码也是很重要的。在这一方面上，作为即将要披上婚纱的女人，还是不能不考虑，难道以后我来养他？
在这一“关键”时刻，凯文又展露出他的狡猾来了，一天晚上，他很得意地拿出五六个存折出来，向我气定神闲地表明，他在瑞士的银行开了这么多的户头，而且自己有不菲的存款，自己对以后的家庭生活完全可以负责。我也被他的诚恳感动了，由于是他主动向我的汇报，我也不太好意思让人家把存折内容给我过目，只是心想原来你这家伙还有两把刷子。等我们结婚以后谈论这件事情，我才知道原来这几个存折加在一起，存款也不过100美元，当时的感觉真是又想笑又想气，这个可恶的家伙！
他知道我也不图他的钱，可是为了让我这个新娘感到踏实，也为了增加他的底气，居然想到这么一招，真令人无话可说。要不怎么说“婚”字是一个“女”加上“昏”呢？我一看到那么多的存折就不太好意思追问了，也未曾想过人家瑞士银行就是一块钱也会开户，要知道，对我来说手里哪怕有100元钱也不好意思去银行啊。
7、结婚，在巴黎圣母院
我和凯文刚打算结婚的时候，有一天路过巴黎圣母院，顺便进去看看。我点了一支蜡烛放在圣母玛利亚怀抱圣子耶稣的雕像下面，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要在这里举行婚礼。我问凯文这个想法如何，他说：“不可能，凭什么让你在这里举行婚礼呢？”凯文虽然出生在一个天主教的家庭里，他本人并没有真正的信仰。对他和他的家庭来说，去教堂更多的是一种仪式，不过他们很愿意遵从这种仪式。
我是一个要把想法变成行动的人。我看见一个神父坐在忏悔室里，便进去问他：“先生，我可不可以跟你说话？”他大概以为我要找他做忏悔祷告，说：“可以啊，请进来。小姐，有什么事呢？”我告诉他我来自中国，接着向他表达了想在这里举行婚礼的意愿。神父显得很惊讶，但他没有一口回绝我，他让我第二天再来找他详谈。
我对这座举世闻名的教堂的好感由来已久。在老家的时候，巴黎圣母院已经在我的想象中有模有样地存在着。在雷波县的图书馆里，我最喜欢读的外国小说就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和《拿破仑传》。那个时候，巴黎圣母院在我的脑海里是一个特别的风景，好像舞台一般，很多的传奇故事在里面发生过。直到有一天，我真正站在玛丽桥头的时候，看着巴黎圣母院的背影，惊奇地发现它竟然和我想象中的非常相似。
第二天，我如约来找这位七十多岁、名叫马丁的神父。不知为什么，我对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满怀信心，也许我和这座的古老建筑有种奇妙的感应。他告诉我，还从来没有一个东方人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婚礼，我是第一个提出请求的。另外，我还是一个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人。首先，我不是天主教徒；其次，巴黎圣母院是巴黎最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所以基本上不举办私人仪式。
巴黎圣母院由两个岛组成，一个是圣路易岛，一个是涅尔圣路易岛，中间由一座小桥连接，四周被塞纳河环绕，最初的巴黎城就是这两个小岛。马丁神父拿出古老的画册，告诉我多少个世纪以前，巴黎是什么样子，巴黎圣母院又是什么样子。最后他说：“虽然你不住在这里，但是我很少遇到像你这么有勇气的姑娘。我在这里服侍上帝几十年了，我愿意给你一个机会，不过是有条件的。你要来上课，一个星期一次，你应该了解天主教和巴黎圣母院的历史，最后希望你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恩典。”
这样的好事，等于我免费学习法语和法国的历史，最后还可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婚礼。从那儿以后，我每个星期都到巴黎圣母院去听马丁神父给我一个人准备的课程。他给我讲天父上帝、基督耶稣、圣母玛利亚，带我参观巴黎圣母院的所有角落，包括那些游客不可能了解的细节，比如敲钟人卡西莫多的藏身之地，比如当年拿破仑和约瑟芬在这里举行婚礼的位置，上完课，他还请我喝茶、吃点心。马丁神父就像天父一样，充满了爱心。
六个月后，我的“婚前培训”结束了。马丁神父向我和凯文提出了最后的要求，因为凯文是天主教徒，他希望我们将来的孩子也要成为天主教徒。我们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其实我并不明白其中真正的含义。
1991年10月19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我成了凯文的妻子。凯文的家人从纽约、华盛顿、佛罗里达赶来，我在北京认识的瑞士、德国朋友，还有在巴黎认识的中国人也都前来祝福。婚礼进行曲中，凯文挽着他的妈妈，我挽着一位身高足有一米九的中国朋友，这位代替我爸爸的人名叫凌飞，是著名的旅法摄影家，也是电影《骆驼祥子》导演的儿子、我在中央民院的班主任。
那天我穿了一套手工绣的“龙风吉祥”满清礼服，凯文则是一身帅气的意大利西服，我们先后步入教堂，来到拿破仑和约瑟芬立下誓言并举行婚礼盛典的地方。这样的一个婚礼，在这样一个能够带给人无限遐想的地方进行，管风琴伴奏的《圣母玛利亚》在教堂里回荡，游客们聚集在周围，不停地拍照，有的还以为是在拍电影。也许因为太完美了，倒让人有种不真实的感觉。
马丁神父打开《圣经》，问我们是否承诺无论贫穷、富有、疾病，都会接受、照顾并且爱对方。我们都说：是的。这个时候，我看见凯文的眼睛模糊了。这是我们手按着《圣经》，对上帝的承诺，也是从心底对对方立下的誓言。
仪式结束后，我们牵着手迎着无数的闪光灯走出教堂，那个情形就像西方王子与东方灰姑娘的婚礼。按照西方的习惯，抢到新娘抛向空中的花束的女孩很快就会嫁掉。凯文和我已经提前串通好，我故意把花扔到凯文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小姑站的方向，其实那个时候她已经订下婚期了。果然，凯文的妹妹抓住了那束花，并在同年的圣诞节，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嫁给了一位来自玻利维亚的青年。
随后，我和凯文和所有参加婚礼的客人登上了一艘名叫“坚固的城堡”的游艇。船在塞纳河上徜徉，月光、音乐、香槟、晚宴、祝福环绕在我们周围，好像整个巴黎都在为我们做见证。那个幸福的夜晚，对我来说是终生难忘的美好回忆。多少年后，或许我们已经忘记了当初的誓言，但是那个神圣的时刻是永恒的，回想起那天、那个夜晚，真实而温暖的感觉依然存在心底。
一年后，马丁神父邀请我和凯文去天主教医院在巴黎的艾滋病收容中心，为那些年轻的艾滋病患者做一顿中国饭。他毫无顾忌地和每位病人拥抱，亲吻他们的脸，每个人见到他都很高兴。而我和他们握完手后，心里还有点紧张。那天一早，我先去13区中国城买好了菜带到收容中心，还自己带了电饭煲用来煮米饭，凯文帮我洗菜，剥大蒜。我花不少时间做了西红柿炒鸡蛋、凉拌黄瓜、牛肉炒芹菜、越南春卷，还和那些年轻的艾滋病患者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吃饭前，马丁神父做了这样的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派阿莎和凯文来，给我们做一顿中国饭菜，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饭前祷告，我当时心想：怎么是上帝派我的，不是你叫我来的吗？不过看到他们都虔诚地双手合十默祷的样子，心里很感动，也很难过，因为这么十几个年轻的生命，已经要面对死亡。
我没吃两口，但看着他们吃得很香的样子，还一个劲儿地夸奖中国菜好吃。想到自己的这点儿手艺能让别人开心，自己也觉得很快乐。
8、两个人的旅行
结婚的最初几年，我和凯文不像一般意义上的夫妻，倒像一对情投意合的旅行伙伴。那时我们没有多少钱，但只要有时间，我们就会背上面包、帐篷，买最便宜的机票，有时就靠两条腿，足迹踏遍了无数国家。我的旅行线路大多是根据以前读的小说的人物、地点确定，比如基督山伯爵的故乡马赛、呼啸山庄所在的约克郡、郝斯嘉的故乡沃狼托等等，我从这些地方寻找小说里主人公的踪迹，体会他们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生命故事，这给我带来极大的满足，它满足了我的幻想。我一直想做一个系列的电视“游记”《世界名著故乡行》，但不知这个梦何时能实现。
说到梦想，我和凯文还有关于勇气的一段事。
那还是结婚以后，我和凯文一起到诺曼底去玩，之所以到这里，或许也是因为我爸爸非常感兴趣于诺曼底战役以及崇拜当时的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在那里山坡散步的时候，我们的跟前出现了遇到一座用石头墙砌成的牛圈。石头墙真长，而且如果我们想要走到坡下，还得避开牛圈绕一大圈，于是乎我跟凯文选择了直接翻墙而过的做法。现在想起来也真逗，我们翻墙而下后，那几乎一百多头的牛就缓缓地跟着我们。
我们就往山下走，走着走着，凯文就有点心慌了——他仿佛觉得牛群的脚步越来越快，我告诉他稳定下来，可是凯文控制不住自己，步子也越来越大。这下好了，他一跑，把蠢蠢欲动的牛群刺激起来，我也撒开腿飞奔了起来。最要命的是凯文身穿红色上衣，像个斗牛士跑到牛群来挑衅。在山坡下还有一堵墙挡住我们的去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翻墙而过，如果停下来，肯定就被速度之快的牛群挤死了。
说时迟那时快，我也不知怎么搞得拼尽全力大吼一声，捡起一块石头面对牛群瞪着战斗的双眼，上帝啊，牛群真的被镇住了！这以后，凯文又有了让我保密的内容，只不过每次我取笑他的时候总会用法语说：“牛！牛！”
玩笑地说，那个时候，一米八高的凯文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妻子让我也有点失望，就好像生活、事业上总是由我来出头一样，我再也没有仰慕他的视野了。以后的日子里，即使是开车这样的小事，我对凯文也放不下心来，一个不能给女人信心的男人，压力其实也很大的。
但是凯文带给我更多还是快乐，我至今还记得那一天在希腊，在美丽的爱琴海，天初亮而太阳没有出现的时候，我穿着自己用棉绸布料做的太阳裙在海滩上跑来跑去，就好像在钢琴边，光脚丫舞蹈在云中，可怜小狗金花跟着我也一路小跑，累得够呛。忽然，凯文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下子就把我抱住，搂在怀里转上几圈，那“哇——”的一声中有多么的欢乐以及浪漫，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爱情多么的美，王给与我的这位头发、眼睛都不一样的男孩就像罗丹的“大卫”。他的头发在太阳的照射下显得金光闪闪，他的眼睛被海水映衬着，更像世间最宝贵的祖母绿。我为什么如此幸运？天天被这样的金子与宝石包围，我就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女人。他是多么的伟大啊！
看过众多的风景后，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个无名的海湾。它没有被标在旅行手册上，所以很少有人去。我们就像两个贸然的闯入者，那些天然的美让人沉醉，却让我和凯文得到了珍贵的心灵相通的机会。
那个海湾位于法国南部的科西嘉岛上，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它的名字。我和凯文下了飞机后，背着能装帐篷的登山包，沿着风景如画的山路前行，一直走到海边。然后搭上一艘小渡船，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小岛的另一边。下了船后，我们继续沿着山路走，最终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海边，那里有满山遍野的薰衣草，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香山”。我们决定在这里住下。
凯文很快搭好了帐篷，我用山上采来的野花装点我们的“家”，把薰衣草的花和叶当作茶叶来煮，喝着它的香味，睡在它的香风里，我们都变得香气怡人。我甚爱这种“没药油加香料的洁身之物”，它使我有“王女”的尊贵感觉。
我在岸边捡到一个可能是被人从某只船上扔下的锅，用沙子擦干净后用来煮海水，直到熬出盐来。附近没有淡水，我和凯文翻过一座山，看到了一间无人居住的房子，旁边有一口井。我们兴奋地跑过去，却发现树上挂着一块很大的牌子，上面用法语写着：小心地雷！
科西嘉岛属于法国领土，但它又非常独立，岛上时有发生一些爆炸、暗杀之类的案件。我们看到这块牌子，凯文吓了一跳，把它当成真的，我觉得可能只是个玩。后来我们决定冒一次险。我找来一堆石头，凯文隔着老远一块一块地扔过去，试了很久没什么动静，我们就小心翼翼地来到井边，迅速打了水，赶紧逃之夭夭。那个时候不觉得害怕，只感觉刺激、好玩。现在想想，要是万一……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凯文的潜水技术不错。他把刀绑在分叉的树枝上，每天到海里抓鱼。有一天他叉到了一只巨大的墨鱼。洗干净后，我涂上自带的蜂蜜和用海水熬的盐，把墨鱼放到火里烤。我真的再也没有碰到过那么好吃的墨鱼了。
美味大概跟爱情一样，降临一次，就够回味一生。
寂静的夜晚，我和凯文围着篝火，喝着葡萄酒，感觉像回到了彝族家的火塘边，有种呵护心灵的温暖、舒适。头顶的星星彷佛伸手可摘，这让我想起来了长江源头无人区的情景：一样的星空，只是这里有着带着海的味道的温暖的风，一瞬间，时空连接在了一起。
我们两个人怕惊醒了什么似的轻声聊天。凯文无意间提到了他的前女友，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希腊和罗马尼亚的混血美女，她有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是一个很“猫儿”的服装设计师。我不断套他的话来满足我的好奇和嫉妒心。凯文又一次“诚实”地告诉我，为了讨好前女朋友，他曾经跑到罗马尼亚跟她的表妹假结婚，还把这个表妹带到了纽约。我气坏了，忍着没发作出来。
凯文越说越来劲，声音越来越大。他说有一次他们吵架，那个女的把杯子扔到他的脸上，至今还留着一个伤疤。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他跟小阿莎一样，也有“英雄救人”的疤痕，原来是被老女人破了相。这时我再也忍不住了，一脚把锅蹬了。凯文大吃一惊，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怎么回事，我跟你谈的是我过去的事”。我大声地带着英文中“F”打头的字吼起来：“告诉你，凯文，你没有认识我之前就已经把我背叛了！”
不管怎么说，科西嘉岛上那个不知名的海湾让我知道了凯文的过去，而阿尔卑斯山则让我影响了凯文的未来。
我和凯文到法国境内的阿尔卑斯山的圣马丁村度假。我们从他家的别墅出发，沿着牧羊人踏出的道路向山顶爬去。没过多久，人烟被我们甩在身后，只有湛蓝的天空和青翠的山谷。那时候，我仿佛回到了凉山老家，也是这么纯粹的颜色，何况身旁还有我爱的人。一路上，我们采了很多的野花、野果，追着野鸡、山鸟四处跑，在一处处绝美的风景前留下我们青春的倩影。我的心几乎要飞起来了，情不自禁地放声唱起歌，五音不全的凯文跟着朗诵起英文诗，那真是全世界最美的“合声”。
天气很热，太阳和我们一起往高处爬，我和凯文到山顶后，两个人放松地躺在草地上。风轻轻地挠着耳朵，我有一种飘在云端的感觉。但想想山下的现实，又不得不回到地面，两个人总不能永远呆在山上吧。于是，我推了推身边快要睡着的凯文，郑重地问他：“你将来要做什么？”
凯文还没有完全清醒，随口说了句“我想打坐”。打坐？！我很吃惊，马上告诉他，我可不想跟一个打坐的人共度一生。对于将来，人总该有个目标吧。凯文说他大学毕业时想做一个银行家，想到华尔街去发展，可找工作的时候，寄的简历都石沉大海。
我问他：“你还想做银行家吗？”他点点头。我说：“那好，你去读MBA，回巴黎以后，马上报名。用一年的时间拿到学位，然后去实现银行家的梦。”我的语气坚决，有很大的煽动力，凯文就像被打了一针强心剂。似乎别人一旦替他确立了目标，他浑身上下马上充满了干劲。他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说：我还要继续写书，我要有名有钱。现在想起来，为什么我叫他读，自己却不读呢？指挥别人看来容易，如果我不是“作家”，凯文能听我的么？
我和凯文在阿尔卑斯山上击掌相约，要为我们各自的目标奋斗。未来虽然不可预见，至少我们在朝着目标努力。“我的心，这只野鸟，在你的双眼中找到了天空。它们是清晓的摇篮，它们是星辰的王国。我的诗歌在它们的深处消失。”
下山后，我感到我的精神和这个金发碧眼的男孩第一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感觉让我很踏实，充满力量，“只让我在这天空中高飞，翱翔在静寂的无限空间里。只让我冲破它的云层，在它的阳光中展翅”，也许这就是幸福……
1992年9月，凯文如愿考入巴黎公路与桥梁学院的MBA班。我们没有积蓄，学费是银行贷的款，担保人是凯文的爸爸。凯文白天上课，晚上写一些通讯类的专业文章来维持生活。那段日子，人像被绑在车轮子上一样，有种停也停不下来的感觉。后来，凯文曾经抱怨说，我把他当成一匹马，老是在他身后赶着他，逼着他往前跑。我得意地告诉他：“你不知道在中国这叫伯乐。没有我，你肯定还是个穿破牛仔裤的小混混。”
由于种种原因，我想把过去的刑警生涯写成侦探小说的计划暂时没有实现，凯文则顺利拿到了MBA文凭。帮助他找一份能够成为银行家的工作，成为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目标。开始的阶段很不顺利，我们打了上百封求职信，按照电话本上的欧洲银行地址一家家挨个寄，几个月过去，得到的回答都是 “No， Thank you。”
凯文有些灰心丧气，又开始像以前一样找不到方向。我突然想起几年前我在密特郎夫人主持的宴会上，曾经坐在我旁边的那位UBS伦敦银行的总裁。我马上翻出他的名片，直接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幸亏他还没有调离，幸亏他还记得我——“哦，你是那位年轻的中国探险家，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吗？”我终于体会到了长漂带给我的意外惊喜。我请他帮助我的丈夫找一份银行的工作。那位银行家略为迟疑了一下，说：“好吧，试试看，先把简历寄来”。我预感到了这中间包含的希望，结果也没有让我失望。
就这样，我替凯文争取到了第一个工作机会。（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