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乔文学简历
（1908——2002）
李乔，1908年出生于云南石屏一个彝族家庭。因家境贫寒，少时人生就历经了苦难与曲折，在个旧矿山当过“砂丁”，亲身体验过底层人民的疾苦。上世纪30年代辗转来到上海求学，亲自聆听过鲁迅先生讲演，接受了左联革命进步文艺影响，开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乔公近照）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难当头之际，他选择用文人的方式报效国家。以随军记者的身份随滇军奔赴台儿庄前线，在炮火硝烟中写下大量新闻速写和通讯，向全国人民及时报道滇军抗战的英雄事迹。
新中国成立后，李乔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到民族地区访问，写下《拉猛回来了》等作品，开始新的创作历程。他还随民族工作队，来到金沙江两岸彝族地区，参与并见证了大小凉山的民主改革运动。他创作了长篇三部曲《欢笑的金沙江》，短篇小说集《挣断锁链的奴隶》等文学作品，记录下彝族从奴隶制跨跃进入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历史时刻。也为彝族当代文学拉开帷幕，奠定基础。
晚年李乔笔耕不辍，潜心写作，出版长篇小说《破晓的山野》《未完的梦》《彝家将张冲传奇》等作品。在李乔九十四年的人生历程中，他的文学创作活动长达七十余年，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事业。他的长篇已经小说构成云南近代史的巨幅画卷，为文坛留下一份宝贵财富。他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和繁荣作出重要贡献，是彝族当代文学的拓荒者和奠基人。
今年8月10日是李乔先生诞辰111周年的日子，称他为百年乔公，恰如其分。在当今文坛，像他那样活得如此高龄的作家不多。又有几人能像他那样，以不变的真诚拥抱生活，以顽强的意志坚持文学创作长达七十余年，为民族为读者留下那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载入当代文学史册。
李乔先生的人生，是丰富而博大的人生，是创造与贡献相结合的人生。
转眼之间李乔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17年，他的音容笑貌却始终记在心间。逝去的是生命，留下的是不能磨灭的记忆。回首和乔公的交往，有那么多感激涌上心头。乔公高大的身影总在远方独立，给后来者以鼓励和慰藉。打开记忆之闸，往事如浸在水中的干花，一朵朵悄然复现，绽放出动人光彩。
李乔先生的人生经历，一些是他活着时亲自给我讲述。比如说他小时的人生，到上海求学的经历，对袁嘉谷先生的印象，和彝家将张冲的交往等等。那些年没有手机没有录音笔之类的东西，听了便记在心里，化成深刻的记忆。另一部分则来自对他作品的阅读理解，他除了写小说，还曾经写过大量散文随笔，特别是晚年的散文集《遗忘的化石》《蹒跚的脚步》中，就有许多对往事的回忆。还有就是在作品阅读中，不断加深对他人格和心灵的认识与理解。一个人的生命会随时间而衰老，而离去；他的思想和精神，却可以在作品中永恒。
写下这些文字，以纪念李乔先生111周年诞辰。
故乡石屏亲情难忘
石屏是彝族作家李乔的故乡，云南的一个县，隶属于红河州。
这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地方，有着“文献名邦”之美誉。据有人统计，自明清以来，石屏先后出过文进士65名，翰林15名，经济特元一名，博学鸿词科1名，文举488名，贡生760名，武进士11名，武举150名。科举人数，在云南仅次于昆明和大理。对一个地处偏远的边地小城来说，这是一组令人叹为观止的数字，让人没法不对它刮目相看。
公元1908年8月10日，石屏一个贫穷的乌么蛮后裔家庭里，诞生了一个男孩。因为家庭社会地位低下，他的出生普通平凡。但是作为能顶门壮户的长子，他也给这个家带来了希望和欢乐。他就是日后成长为一代彝族文学宗师的著名彝族作家李乔。为纪念他时年64岁的祖父，父母给他取了个乳名“六十四”（又名乔安）。李乔的祖父堪称他人生道路上最早的启蒙老师之一。这是位体形高大的彝族汉子，力气大，勇敢，而且还是石屏城里为数不多的“见过世面”的人。他曾经跟随进京赶考的举子，到过遥远的北京城。虽然一路风餐露宿，走了半年时间才到达。在李乔童年的记忆中，祖父成了他最尊敬的人。因为祖父有惊险传奇的人生经历，还能讲出京城的繁华：天桥、把戏、西洋镜、京戏……这些新鲜的名词带给他的是一个陌生而又充满诱惑的全新世界。
祖父不但见多识广，而且对彝族的历史文化也非常熟悉，肚子里装了不少故事和传说。每到彝族过年那一天，按照彝家习俗是“吃新谷说旧话”的时刻，他总是很早就起床，忙着洒扫庭院、拖长声音唱《祭祖歌》，祭祀祖先的灵位。然后把年幼的李乔叫到身边，给他讲述彝族古老的历史和传说。彝族人是怎么来的？彝族的历史有哪些变迁？老人是位性情十分率真的人，讲到彝族人被官军剿杀的历史，他会泪流满面失声痛哭；讲到彝族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时，他又会开怀大笑，给小孙子唱上一段民歌。
在重教兴文，人文历史悠久的背景下，石屏的读书风气自然很盛。夜里走在石屏的小街上，到处都能听到朗朗的读书声。近代还出过不少知名的文化人。云南“独一无二的状元”（1903年经济特元）、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史学家袁嘉谷先生，也是出自石屏，为石屏带来了永远的光耀。小城东门城楼也因此而高悬“大魁天下”匾。
李乔的父母为了改变贫穷的家境，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节衣缩食送他去学堂念书。家庭是李乔人生道路上最初的温馨驿站，给了他宝贵的亲情和美好的回忆。在这里他接受了民族文化传统和汉文化互相交融的启蒙教育。父辈身上勤劳淳朴的品质，对他的人格养成有着很好的教化作用。使他在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无论为人还是为文，都能做到真诚、善良、质朴，宠辱不惊。
12岁那年，少年李乔还曾经跟随大人，到个旧矿山“走厂”（当矿工），体验了底层人民的苦难，为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打下基础。也是他接触社会现实的开端。矿工们苦难的生存状态，在他年少的心中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并积淀成他文学写作道路上第一笔宝贵的财富。在他一生的文学写作历程中，能始终关注社会发展、大众疾苦，和他早年这段特殊经历不无关联。
初识“状元”人生受教
1927年秋天，19岁的彝族青年李乔背着简单的行囊，踏上了省城昆明的土地，去寻找新的人生希望。
他在故乡刚刚以优异成绩从县立中学毕业，却因为出身于“三苏”（彝族的支系）家庭，没有社会地位，找不到一份养家活口的工作。激愤之下，李乔来到省城昆明市，想另寻一条人生出路。在这里，他以自己的才华，考上东陆大学预科，却没有钱付学费。一位同乡借钱给他，才让他进入东陆大学生的校园继续深造，并认识了一位影响他人生的人物——云南唯一状元公袁嘉谷先生。
晚年李乔的书柜里摆有一个小相框，相片上是一个长着圆脸，留山羊胡，戴黑边眼镜的老人。他一脸温和的笑意，无声地凝望着每一个来访者。他就是李乔终身敬仰并铭记在心的袁嘉谷先生。时为东陆大学教授的袁嘉谷先生，在生活中又是什么形象呢？身为作家的李乔用文字为我们保留了一代名儒鲜活的印象：他个子不高，身体有些胖，面团团的，留着几根稀稀疏疏的胡须，笑起来眼睛眯得很细，满面春风就像一尊弥勒佛。他的脑子不知储存了多少知识，但他打扮得很古板，头上戴着一顶瓜皮缎帽，穿件灰布或蓝布长衫，裤脚用布带扎着，脚上套双圆头布鞋。每天写作或看书之余，他漫步到翠湖边林荫下，听一听那清脆的鸟雀声，飘飘欲仙的给清风拂一拂面，那困倦便不知不觉地消除了。有时诗兴来了，便放开嗓子旁若无人地吟咏起来……
李乔考进东陆大学预科时，正好赶上袁嘉谷先生在此任教。他每周给本科生讲授两小时国文，却不要学校的分文报酬。作为袁先生同乡的李乔，从小就仰慕先生的名望，可是却一直无缘相见。现在，当他打听到袁先生每周在至公堂讲学一次的消息后，便提前来到教室，在后排找了个位子坐下，混在本科生中“偷听”。作为一代名儒的袁嘉谷先生，果然名不虚传，讲起课来旁证博引，滔滔不绝。听他的教诲，李乔觉得自己如醍醐灌顶，如沐浴春风，多年后提起还记忆犹新。
也许是袁先生的儒雅和平易近人的风度让李乔打消了顾虑，他便常常跑去“蹭课”听。某次，当袁先生给本科生们布置作文时，李乔也大胆写了一首诗交上去请先生指教。这首诗是李乔最早的文字作品，是他以自己家中的真实境况为素材而创作的一首仿古诗。题目叫《家信》:
昨日接家信，问儿身健康？
老父在家乡，日长途更长。
去半年余，家人幸无恙。
秋水现聚涨，秧田深一丈，
田深谷已淹，谷淹雨犹降。
菜园已泽国，吃瓜以当饭，
瓜少不能饱，老父只长叹！
家中贫如洗，汝书供不起，
富者可自读，穷者何能比？
阿儿未读毕，满纸已泪血，
窗外秋雨声，终宵伴人泣！
李乔这首诗并非虚构，全是以家中的真实情境入诗。他的父亲向一户汉族地主家租种了异龙湖边一块菜地，靠卖菜养家活口。每年要向地主家交纳两石谷子作为地租。这块菜地便成了全家人的生活支柱，一旦遇上发大水，地里颗粒无收，一家人就只能以瓜当饭，半饥半饱地过日子。哪里还有钱供李乔上学念书！
所以，这首诗称得上是满纸血泪、一腔悲愤，写出了青年李乔真实而强烈的内心感受。袁先生读到这首诗后，显然被李乔艰难的家境和真挚的情感深深打动，所以他破例在作文本上批了一些热情鼓励的话语，勉励他不要被逆境所压倒，要认真读书，努力奋斗。这些话语对身处困境的李乔来说，无异于严冬的暖流，深受感动。
之后，袁先生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小同乡。李乔的贫穷境遇和勤奋好学的精神，给袁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总想为他找一个合适的，能改变命运的机会。某次，袁先生和时任云南省财政厅长兼个旧铁路公司总经理的石屏老乡陈鹤亭先生见面时，说起了李乔这个小同乡，和他读书面临的窘境。陈鹤亭先生在清末中过进士，爱好读书，听了李乔的情况后答应帮忙，并找到另一个同乡李恒升。李在个旧开矿发了财，也愿意出力。几人商量的结果是，由李恒升出资，送李乔到美国去留学深造。并由陈鹤亭为他办好出国的相应手续。
书生气十足的袁嘉谷先生对这件事并没有张扬，他也许是想等到一切办妥后，再给李乔一个大大的惊喜。可是，等他办好相关事宜，派人去找李乔，准备告诉他这个好消息时，却意外地发现，李乔竟然不辞而别，早已经不在东陆大学预科，而是奔向了冒险家的乐园——大上海。
上海之行听鲁迅先生讲演
1929年夏天，李乔和同学刘光棣、何思恭一起结伴同行，踏上了去上海的旅程。他们从昆明乘火车，沿滇越铁路（今为昆河线）转道越南，再由越南乘海轮驶向上海，那个理想中的乐园。
李乔一行乘坐海轮，在茫茫大海上飘荡了六七天，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才抵达他们梦想中的天堂——上海。
提起青年时代到上海滩闯荡人生的那段经历，李乔曾在一篇文章中写了一句很富诗意的话，用以表现他当时的理想和追求：“我是一个光明的追求者，我要到海的远方去！”当时的上海在他眼中，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光明的天堂。
一脚踩上上海的土地，李乔觉得自己仿佛从云端跌回了大地，人间没有“天堂”，现实永远冷酷而严峻。同来上海的另外两个同学，一个很快进学校念书去了，另一个则上北平去求发展，各人都有自己的出路。只剩下举目无亲身无分文的李乔，独自在小旅馆里唉声叹气。在这里他既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又无钱进学校继续求学，“天堂”露出的是冷酷的面目。
万般无奈之中，李乔来到了地处上海市郊的江湾寻找机会。这里是上海的文化教育中心，聚集了复旦大学、劳动大学、立达学园等学校，还汇聚着一批很有名望的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李乔的运气不错，正好当时的立达学园正在招考农村教育科学生，属于师范教育的性质。李乔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这所学校。
立达学园（今松江立达中学），是由文化教育界的名人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等人于1925年创办。是一所新型的艺术学校，以培育新型文化人才为己任。“立达学园”不称中学而名“学园”，源出于古代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Academia。柏拉图讲学重在研讨，强调身教力行。取名学园恰能体现出匡互生和其他创办人的教育理想。立达二字，则源出于《论语》：“已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立”是指站得稳，信仰要坚定；“达”是指通情达理，要行得通。
在这里李乔还是没有钱交学费，只能以拖欠的方式暂时进入学校学习。
1930年3月9日的下午，李乔突然听到一个好消息：鲁迅先生要在位于市区北四川路上的艺术大学讲演。这让处于人生困顿中的李乔犹如见到了一线光明。鲁迅先生是他心里的大作家，青年的良师益友。因为无钱买车票，李乔冒着火辣辣的太阳步行20余里，从江湾赶往市区，去见自己崇敬的作家。
李乔用他的笔记记载下了见面瞬间鲁迅先生留给他的深刻印象：
一位剃着平头，留着两撇日本式胡子，面孔清癯，颧骨突起，身着一套灰布长衫，用布带扎着裤脚，脚穿一双青布鞋，朴素得会使人想起三家村老学究的先生，走到讲台上，哦，他就是脍炙人口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等作品的作者，就是我国革命文学的先驱，就是我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先生！我兴奋地睁大眼睛对着他，好像要寻出他与众不同的特点来似的。
那天鲁迅先生讲课的题目是“美术上的写实主义问题”。但中间穿插了关于“革命文学”的内容。他非常形象地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人，一只脚站在一个葫芦上，葫芦上分别写着“文学”和“革命”几个字。鲁迅先生讽刺和批评了当时的某些自命革命的空头文学家，提醒青年们要脚踏实地去参加革命，从事写作。鲁迅先生幽默的语言、形象的比喻，不时在听众中引发出一阵阵会心的笑声。连李乔都基本听懂了他那一口难懂的绍兴口音，并且牢牢记住了鲁迅先生讲的一句名言：“水管里流出的是水，血管里流出的是血。假革命的人是写不出真革命的文学的”。
对于当时正处于寻觅探索之中的李乔来说，鲁迅先生的话无异于暗夜中的闪电，震撼了他的灵魂，带给他很大的启示和警醒。使他明白了自己手中的笔应该写什么和为什么去写。此后他的一系列作品大都能做到紧贴生活，紧跟时代，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感悟去表现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自觉地把自己融汇进革命文学的洪流之中。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和幽默的谈吐在他心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先生的教诲成为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阔步前进的巨大动力。
这是李乔的上海之行中最值得怀念的一页。
（乔公90岁生日和亲友合影）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937年7月7日，是中国人的国耻日。
日本帝国主义在卢沟桥打响了入侵中国的枪声，中华民族陷入了20世纪一场最大的灾难之中。北平沦陷之后，上海也随之失陷。接着南京告急，国民政府撤退。中华大地笼罩着沉重的战争阴霾。
此时的李乔，已经从上海回到昆明，结婚成家，找了一份工作，过着贫穷但比较安稳的生活。在日益高涨的抗日声浪中，血气方刚的李乔却坐不住了。虽然他不是军人，但他是中国人，不忍看国破家亡、山河哭泣。也深深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于是他毅然辞去工作，搁下手中写小说的笔，弃文从武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去。为了国家民族的存亡，他投笔从戎，以一介书生的文弱之躯加入到抗日的队伍中去。眼下日本鬼子的铁蹄尚未践踏到云南的土地，但是沦陷区人民痛苦的呼唤却使他灵魂发颤、坐卧不安，不能再安于书斋的平静。即使他不能扛枪打仗，但可以用手中的笔为抗战出一份力。
带着一份朴素的想法和燃烧的激情，李乔随六十军一八四师一起开赴鲁南前线。出发之前他曾给一位朋友写过一首诗表达自己爱国抗日的满腔豪情。诗名为《赠张君》：“铁蹄踏破我金瓯，焉支失色血横流。正是男儿报国时，戏君莫负少年头。”诗中流露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对国家山河破碎的现状充满忧虑和责任感。
李乔所在的部队于1938年春末夏初开赴前线。离开昆明的那天，天空下着迷蒙细雨，车站上笼罩着出征的悲壮气氛。这毕竟不是轻松的旅游，而是去参加一场血与火的征战，每个人的心情都十分沉重。前来为李乔送行的朋友象和英默默无语，送别的话也说不出口。李乔为了打破这难耐的沉默，故作轻松地对他们挥挥手：“请回去吧，我们终会再见面的！”随着车轮的启动，昆明、故乡的车窗外渐渐地退远了，前方笼罩着的是沉重的阴云和茫茫的雨雾。
李乔想起了贫困的家庭、柔弱的妻儿，自己这一走，等于撇下了养家的重担和责任，而一家人还正盼望自己寄钱回去养家糊口呢！为了不让家人担忧，他是瞒着他们去出征的。他曾在一篇散文里描述过当时的心情：
“呵，这会使他们伤心吧？但在这大时代里有什么办法呢？父亲年老，我是知道的，家里贫困，一家人的生活难得维持，我也是知道的。但我不能不走！父亲，你若不明白我的心，一定要抱怨，那你就抱怨日本鬼子去吧！”
在前线，李乔遇见了云南现代史上的文化名人张天虚，正在军中与薛子正（孤帆）、周时英等一起筹办油印小报《抗日军人》，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宣传进步主张和战地情况，很受官兵欢迎。他热情欢迎李乔加入到办报的队伍中来，写稿兼刻字，以自己的一技之长为抗日工作尽力。
随即李乔一行随滇军赶到台儿庄接防。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李乔认识了时任一八四师师长的彝族将军张冲。张冲打仗英勇善战，李乔他们一帮年轻人给他取了个绰号叫“夏伯阳”，简称老夏。夏伯阳是前苏联电影中的人物，著名的红军指挥员，让人敬佩的国家英雄。
在张冲的带领下，滇军历经艰难险阻，冲破敌人的一次次阻拦，打退了许多次袭击，终于从敌人的包围圈中回到了平汉路上。后来蒋介石又让滇军去保卫武汉，并让张冲升为新三军军长。
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李乔和朋友一起搞宣传、办报，还抽时间写了一些抗战题材的散文、通讯作品发表，比较详细地描绘了自己由昆明到台儿庄一路的见闻和感受，对滇军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气概也作了正面的歌颂和赞扬，留下了宝贵的抗战史料。
（李乔在写作）
投身时代记录解放
1949年12月9日，对云南人而言是个划时代的日子。这天夜里，原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通电全国，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成立民族访问团，是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民族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举措。1950年8月——1951年6月，中共云南省委派出以省政府副主席张冲为首的一批干部，参加以夏康农为团长、王连芳为副团长的中央民族访问团云南分团（二分团），带着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题词和刘少奇副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总理的题词，先后访问了宜良、楚雄、大理、丽江、保山、武定、蒙自、普洱、文山等9个专区的42个县，行程1万多公里，历时10个月。
（青年李乔）
李乔于1950年5月正式参加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他为自己能参加这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访问活动，亲自见证各民族的解放而感到幸运和骄傲。作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彝族的儿子，他早就渴望着能有实现民族团结平等的这一天。现在他的愿望终于在新中国实现了，他为此而欢欣鼓舞，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同时，李乔还以一个作家的敏感意识到，这场伟大的时代变革，将会给自己的创作注入新的生命活力，带来一个重大的转机。
确实，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对民族地区访问活动的深入进行，李乔文学创作历程的一个全新时期正悄悄拉开帷幕。
1951年，李乔随民族访问团来到云南省思茅地区的阿佤山区访问。
阿佤山是一个美丽如画的地方，这里生长着茂密的原始深林，山峰高耸入云，山间散布着一间间“孔明帽”式的茅草房，各种羽毛亮丽的鸟儿在树林间飞舞歌唱。这里美丽的风景会令每一个外来者流连忘返。但阿佤山也是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地方，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里的佤族人直到50年代初期仍旧过着刀耕火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他们保留着诸如砍人头祭谷之类的陋习，令每一个外来者毛骨悚然。随着民族访问团的到来，佤族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党的民族政策如雨露春风洒向沉寂了千年的阿佤山。佤族人民由仇视、怀疑到觉醒，对共产党和新中国的认识逐步加深。他们发现眼前毛主席派来的“新汉人”，并不像国民党那样欺压百姓，而是真心实意的为少数民族谋利益，是佤族人真正的朋友，是他们给阿佤山带来了新生活的希望。
李乔及时地观察和捕捉住了佤族人民在历史转折关头发生的可喜变化，用手中的笔满腔热情地记载下了阿佤山人民翻身解放的生动画面。他先后在《西南文艺》上发表了《佧佤山的春天》等一系列以佤山生活为题材的散文作品，首次为广大读者撩开了阿佤山神秘的面纱。
1951年，李乔根据自己采访到的一个真实事件，创作了纪实文学《拉猛回来了》，以真实生动的材料展现了佤族人民翻天覆地的历史变化和曲折的心路历程。李乔用细腻生动的笔触对拉猛的心理所做的真实剖析，表现出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特殊心态。
《拉猛回来了》发表于《云南文艺》创刊号，被《人民文学》1951年第10期转载。还获得云南省文联1952年举办的“抗美援朝征文”甲等奖。这篇优秀的作品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它预示着李乔的文学创作事业将要迎来一个明媚的春天。
（中年李乔）
走笔金沙拓荒文学
1953年，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云南省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抽调几十名干部组成一支民族工作队，奔赴金沙江边，配合四川省开展凉山彝族地区的民族工作。李乔因为是彝族，又有从事民族工作的经验，所以也成了民族工作队的一员。
经过十多天的艰难跋涉，4月30日，工作队终于来到金沙江边的一个小镇——黄桷树。雨季的金沙江犹如一条奔腾咆哮的巨龙，呼啸着奔流而下，横垣在梁山和黄桷树之间，令人望而生畏。李乔和工作队员们伫立江边，遥望对岸莽苍苍的山野，心中生出无限遐想。
凉山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面积约35000平方公里，人口近100万。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大家庭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工作队到来之前，这里的彝族人民一直忍受着历代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摧残，居住在深山老林里，过着奴隶社会的生活。作为一名彝族的干部和作家，李乔心里有无尽感慨，他渴望看到自己民族的同胞们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得解放，走上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在民族工作队的努力工作下，凉山地区彝族群众的生活开始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李乔作为一名在场者，亲自见证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变时刻的到来。同时也为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投身火热的时代生活中，李乔用心血和汗水完成一个二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取名《醒了的土地》。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他心里只想要表现出彝族人民在历史变革中对新生活的渴望和追求，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创作的这部长篇小说，除了政治上的伟大意义外，还将为彝族文学发展史开辟一个新的纪元。
自此，彝族文学史可以重重书写一笔：彝族文学终于诞生了第一部长篇小说！彝族当代文学在李乔的辛勤拓荒、耕耘之下，终于长出高大的林木。虽然它的身影还显得孤单，但在它身后那片醒了的土地上，将会有成千上万的文学种子生根发芽，彝族文学之林的成长壮大已经指日可待！
《醒了的土地》写作于1953年至1955年间，1954年10月30日完成初稿，经过三易其稿的修改后，1955年7月1日终于定稿，1956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小说一经出版便在国内外文坛引起很大反响，先后被译成英文、俄文、日文介绍到国外。这部小说的成功就在于及时而形象地向广大读者展示了金沙江沿岸的彝族人民，如何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冲破重重阻拦，回到祖国大家庭来的生动故事。小说中着力歌颂的是党的民族政策如阳光一样照亮了千百年来被贫穷落后包围着的凉山，为彝族人民指引了一条新生的道路。
李乔首次用文学作品为读者撩开了凉山神秘的面纱。
此后欲罢不能，他又陆续创作了《早来的春天》《呼啸的山风》两部，它们和《醒了的土地》一起被评论合称为《欢笑的金沙江》长篇三部曲。
《早来的春天》是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出版于1962年。它表现的主要内容是在新形势下，凉山地区开展的又一场波澜壮阔的斗争——民族改革运动。李乔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在写第一部时，我并没有写第二部的打算，但由于这几年一直在凉山参加工作，看到凉山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一个彝人，我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感动。因此我想把我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那些血泪、那些党的丰功伟绩记一记，于是，又写了第二部。”是火热的生活在召唤李乔，使他产生了欲罢不能的创作愿望和冲动。第三部《呼啸的三风》于1965年4月出版，主要表现民族改革运动的艰难进程以及平息反动奴隶主叛乱的过程，场面紧张而又激烈，展示了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欢笑的金沙江》长篇三部曲，是彝族有史以来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彝族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李乔是当之无愧的彝族当代作家文学的拓荒者。他以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创作了一部史诗般的伟大作品，使彝族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对一个民族来说，长篇小说是“百科全书”，是文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李乔以他的辛勤努力，为当代彝族文学进行着拓荒和奠基的工作。
（50年代在民族工作队）
夕阳晚景奋力前行
“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正是李乔晚年生活的形象写照。
李乔的一生堪称长寿，令人羡慕。晚年的他时常穿件白衬衫，戴顶旧草帽，绕翠湖漫步，曾经是省文联的一道独特风景。想知道他长寿“秘诀”的人很多，他生前经常有人上门经取，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吃喝之道。连他每天吃的“早点”也曾经被传为所谓“秘方”。其实就是把荞麦面、蜂蜜等生态食品搅拌起来共服。
认真探究李乔长寿的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他“热爱生活，不断进取”的精神。晚年的李乔身上，有许多可贵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他曾经在一篇散文中坦言自己之所以能长寿，“主要是我不倚老卖老，随随便便，自甘落伍等着死亡。我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坏人除外）。”
从不“倚老卖老”，使李乔一生保持着平易近人的善良品质，博得了众多文坛同仁和广大读者的敬重。“不随随便便”则是他人生态度的真实写照，他一生坚持以认真、求实的态度追求真理，为文学事业奉献出全部精力，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不“自甘落伍”，保持上进的精神，也是他能健康长寿的重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电视台曾经每天播出英语“跟我学”的节目，此时已经80高龄的李乔为了更新知识，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竟然天天坚持跟着电视练习英语。那种认真学习的态度，让人觉得他仿佛真的“返老还童”了！
晚年的他还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很感兴趣，在家里时常和儿孙们一起讨论些与高科技有关的话题，还会用“什么是纳米技术”之类的问题来考问后辈。就在他90岁高龄那一年，为了撰写和民族文化历史有关的文章，他还一度动过想亲自去河南安阳“考古”、求证史实的念头，终因家人的苦苦劝告而放弃。
“热爱人民（坏人除外）”，这句话更透露出他爱憎分明的耿直品格。所以他的一生才能做到宠辱不惊，平等待人。他的人格已经成为文坛的一面镜子，对文坛后辈尤其具有楷模的力量。
保持创造的活力，努力为社会贡献力量，这是李乔一生坚持的精神。
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李乔对云南的民族历史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一生都很勤奋，除了写作，阅读范围也很广泛，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都有所涉猎，称得上是一个博学的作家兼学者。他先后写了《半坡刻划符号研究中的新发现》《一个千古难解之谜——半坡刻划符号与彝文渊源关系试析》《再次证明半坡陶文是彝文始祖》等文章，提出“半坡陶文是古彝文的始祖”这一重要学术观点。李乔通过半坡刻符号（陶文）与彝族文字的对比研究中，论证了半坡刻划符号与彝族文字一脉相承的亲缘关系。
他对云南的历史文化也很关注，倾注了很多心力来进行研究。他发表过随笔《从“滇”谈起》，考证古“滇”国的由来，以及“滇”和彝族文化的关系。在彝语中“滇”是老鹰、雄鹰、山鹰的意思，而鹰又是古代彝族的图腾。文章旁征博引，资料丰富，具有一定说服力。《昆明的由来》一文，从《史记》《辞海》等资料入手，追溯昆明古老历史的变迁与沿革。他还关心“诸葛亮南征”的历史，著文对三国时诸葛亮南征的成败进行了论证。史学家一般认为诸葛亮能平定南中，主要取决于他对少数民族的“攻心”战略。而李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诸葛亮的胜利应该归功于他“以彝制彝”策略的制定。
晚年的李乔，仍然坚持文学创作，并收获着自己的果实。他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做到生命不息，写作不止，不断为世界和读者奉献新的成果。所以他在散文创作上一直笔耕不辍，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化成文字。其精神令人敬佩。
1982年，他创作出版长篇小说《破晓的山野》，散文集《春的脚步声》，是年74岁。1989年，出版长篇小说《未完的梦》和长篇纪实文学《彝家将张冲传奇》，是年81岁。1994年，出版散文集《蹒跚的脚步》，是年86岁。
2001年7月，李乔以93岁高龄，还出版了他人生最后一本小说、散文合集《被遗忘的化石》。有的内容是第一次发表，真正是很有研究价值的文史“化石”。集子中收入他写历史的中篇小说《一个飞行员的奇遇》和《不平常的重阳节》，还有抗战题材的报告文学《顽强的禹王山》。此外还收入他不同时期的散文作品，内容的时间跨度比较大，几乎是李乔90余年生命历程中经历过的人和事的记录，除了文学性的欣赏外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李乔晚年的作品总能给人一种无声的警醒和启示：人的生命和艺术的生命都在于不断的追求和创造。只有用毕生的精力和热情投入自己热爱的事业，才能在人生的历程上留下一串无悔而坚实的脚印。
（李乔作品书影）
热爱故乡心系大地
“家乡实在太美了！”
这是李乔对家乡石屏发自内心的赞美之语。故乡是他生长的根之所在，是一片他无论走出多远都永远不会忘记的土地。李乔一生热爱国家、民族，对故乡石屏也始终充满感激和爱意。从他晚年做的几件事上就可以感受到他对家乡石屏的一片拳拳赤子之心。
1993年，石屏各界有感于陈鹤亭先生对石屏教育的贡献，在李乔等人的倡导下一致决定成立“陈鹤亭先生塑像委员会”，在石屏一中校园内为这位“云南名仕、实业家”塑一尊半身像，以志纪念。作为这所学校的校友以及曾经的教师，李乔对这位先贤充满感激，亲自为之撰写碑文。
李乔青年时代曾经得到过清末“状元”袁嘉谷先生的提携、鼓励。先生渊博的学识和谦和的为人，一直是李乔人生道路上学习的楷模。无论于公于私，他对袁嘉谷先生都永远心存一份感激。上个世纪90年代，他为“袁嘉谷故居”的恢复，到处呼吁奔走，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袁氏故居于1993年11月16日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如今已经成为石屏旅游的一张名片。它的修复重建，是石屏地方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但是李乔的奔走呼吁也起了重要促进作用。他和杨春洲等“石屏旅昆同乡会”的成员，曾经联名给省政府写报告和提案，引起上级领导重视，批示给有关部门经费，开始恢复重建工作。因为历史的原因，故居内的文物资料十分匮乏。李乔又为之到处奔走，搜寻资料，请书法家题写匾额、对联等等。在修复袁嘉谷故居时，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确定，到故居内匾联的重新书写和张贴，李乔先生都倾尽心力。
而且他的付出从来都是默默无私，从不和人说起半点自己付出的辛劳，以至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中间的插曲。这就是李乔为人的一贯风格。
1999年石屏修建“焕文公园”，为了纪念袁嘉谷先生，决定仿建昆明历史上的状元楼于公园内。李乔闻之异常高兴，到处奔走宣传，热情为收集文物资料出谋献策。还应当地文化部门之请，亲自为袁嘉谷撰长联一副，以示纪念。这副长联现今仍悬于状元楼内，是对袁嘉谷先生一生主要事迹的高度概括和评价：
上联：为八省灾民请命敢罢太后皇皇寿典气冲牛斗
下联：使九州学子受教甘做蜡炬荧荧灰烬光照山河
上联说的是1905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寿，一些清朝官员为了讨好她，提出要各省提前上贡祝寿。时任“翰林院编修”的新科状元袁嘉谷却冒险上书《拟请节点景之费以赈灾黎疏》，疏中指出：当今中国，灾情遍布，“与其虚糜于近臣，不如分润于小民”。在太后驾前据实上奏全国灾情，恳请以祝寿之资赈灾。太后虽然不悦，但还是下旨“万寿节停筵宴”，并免去各地进献。很多人都为袁嘉谷为民请命的大胆举动所折服。
下联是对袁嘉谷先生一为教育事业所作贡献的总结。作为云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状元”，袁嘉谷居在学部图书编译局供职期间主持全国教科书编辑工作，开创统编教材之先声，对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思想起了重要作用。20年代回到故乡云南后，又在东陆大学（云南大学）担任国学教授多年，为教育事业呕尽心血。正是对袁嘉谷先生的人品充满敬仰之情，李乔才能以精辟的语言对其历史贡献作出准确评价。
对故乡厚重的历史文化、有成就的文人学士，李乔都以珍宝视之，倍加爱惜。因为那是他人生道路上的重要的精神源泉，是他的根之所在。无论他是多么著名的作家，如何功成名就，他都永远记住故乡给予他的点点恩惠，并以感恩之心回报桑梓。有人出书请他作序，他欣然应允，从不推辞。故乡的文化人来到家中，他都以贵客相待，热情款待。
据李乔的家人回忆，90年代曾经有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来，称自己做生意亏了本，无钱回家。李乔一听他的石屏口音，当即留他吃饭。临走又追到楼下往他手里塞了二十块钱让他做回家的车费。家人觉得他一定是受骗了，但他却固执地说：不管怎样，那是家乡的人！
而家乡人也记住了他对故乡的一片赤子之心，他们这样评价李乔：“李乔先生虽然久居在外，年高事繁，但浓厚的乡情、亲情不减，时时关注石屏家乡的建设和发展。石屏地方文化稍有一点进步，他会兴奋不已；文学艺术稍有一点成绩，他常常给予肯定和鼓励。”
生活中的李乔一生都很俭朴。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俭朴一生的作家，80年代当听说石屏县成立文联没有地方办公时，他竟然毫不犹豫地做了一件大事：为了繁荣石屏的文学艺术事业，李乔先生把自己在石屏的房屋资产捐给了县文联。这套房产位于石屏县小炉匠巷6号，是个典型的滇南四合院。40年代李乔在石屏任教时，并没有自己的房产，一家人长期租住在别的房子里，狭窄、破旧。直到40年代末才用辛苦劳动积攒下的钱买了这个小院，作为一家人的定居之所。也是他奋斗多年，费尽心力才买下一处居身之处。而当听到成立之初的县文联办公地点困难时，他马上决定把自己的房产捐赠出去。一个在生活上对自己“吝啬”的人，对家乡的文学事业却又是如此慷慨大度，令人感动！
李乔的作品价值很高，而他的人品价值更高，他的博大爱心，得到了故乡各族群众的称颂。对故乡他从不索取，只知回报。
2002年4月李乔病重期间，多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当家乡文化部门来人探望他时，一听到熟悉亲切的乡音，他竟然奇迹般地睁开双眼，断断续续地说出几句话来：
“我……对不起……家乡……”
“我要回家……”
令听者无不潸然泪下。
百年后的李乔，返归故乡，安卧于石屏的青山绿水之间，与大地融为一体。他的形象和精神，也为故乡增添了一笔厚重的精神财富。
原载：《昆明文艺》2019年01期“滇土斯人”栏目；文图来源：微信公众号-昆明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