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哲鲁仇直个人简介
阿哲鲁仇直，学名杨永祥，系贵州宣慰司水西土司博扎口“妥阿哲”一脉，1967年生于贵州省黔西北一个彝家寨子，现供职于贵州省赫章县文物局。系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贵州省散文学会会员，有诗歌、散文、小说、论文、词曲等作品散见于国内20多家报刊杂志和文学网站，有诗歌、散文作品被收入各种集子。出版有诗集《乌蒙山的月亮》。第二部诗歌集《荞麦花的忧伤》待出版。
阿哲鲁仇直的个人诗观
我不赞成给诗歌戴上过多的花环，对诗歌的刻意粉饰不是给予诗歌生命力，而是让诗歌走向衰亡。倘若把诗歌比作一位娉婷女子，那么我们还是让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吧！
有人说，人活得阳光些就能写出好的诗作来。假若这“阳光”指的是衣食无忧，情感世界平和的人群的话，那么我敢断言这样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可写的，或者写的都是一些涂脂抹粉的文辞。这些人往往忙着享受“阳光”而无暇他顾，倘若偶尔为了附庸风雅去作了一些诗文，那么也只是一些不入骨血、无关痛痒的摆设。当这样的人们聚在一起后，他们惟一能做的就是违心的相互吹捧，说一些连他们自己都会脸红的假话，仅此而已。
写作其实很辛苦，而写作者因深思更多了份愁苦！纵观历史文家，有几个是没有受到过挫折一直浸泡在蜜罐里的？或许，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欢乐的诗作较少的缘故了吧？诗歌的创作需要一种强大的动力，这种动力不是锦衣玉食或高官厚禄，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呐喊与诉说或者另一种灵魂的发声……
□阿诺阿布
诗歌产生于劳作。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同时，中国也是一个文化大国。几千年来，农耕一直是中国的立国之本，农耕文化也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及发力点。
直到进入半信息和信息时代，这一基本国情才有所改变。具体表现到诗歌方面，那就是诗歌和劳作的分离。直白地说，今天的诗歌已经不再伴随和依附劳作。除了其文化符号本身所蕴含的意义，事实是，诗歌的确已经独立成为一种技艺，一种表达工具，一种心灵外化的载体。
凡有文字处即有诗歌，这大抵是柳永他们当年无可想象的。这种汗牛充栋的繁荣，造成了世间诗人泛滥成灾，诗歌铺天盖地的现状。另一方面，今天的诗歌几乎穷尽了中文的所有表达，这是不争的现实。
幸好，有这么一些例外。生活在乌蒙山深处的彝家汉子阿哲鲁仇直，就是这些例外中的一个。
客观地说，《乌蒙山的月亮》，其文本成就值得提升的地方不少，本身的诗学意义也有待进一步扩张充实。但是它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优点，或者说它的全部意义在于：让诗歌理智甚而是节制地回到生活本身。
高人说过，还乡是诗人的本能。泛览《乌蒙山的月亮》，诗人对故土一沟一坎，一草一木都倾注了深厚的感情。要么是过去的重现，要么是生活痕迹的流露。在《老屋，女孩和狗》一诗中，诗人叹息到：
“女孩在巷子里寻觅/泛黄的老墙是外婆的脸庞/那经年的缝隙/是外婆的皱纹/透过镜片/女孩的眼里有一丝忧伤”。
在组诗《岩脚古镇印象》“平桥抒怀”一节中，我们听到诗人这样忧虑：
“马帮的蹄音/轻敲着古镇的静谧/盐贩子疲惫的吆喝声/早已被水西马的喷嚏吹散/而那醉人的三合夜月/依旧在粼粼水面/轻摇着离人的乡愁”。
在《九月的山坡》一诗中，诗人操心于山坡上的荞麦：
“九月的山坡离太阳最近/九月的山顶/荞麦被烤得焦黄/是该收割的日子/于是/荞麦挺立着丰满的身子/等待着快乐的疼痛”。
这些“外婆、马帮、荞麦”成串成串出现在作品中，彰显了诗歌的及物性和生活性。岁月席卷一切，但岁月并没有忘记一切，它留下的痕迹和印记，足以让诗人反复吟咏。那些在诗人生活中已经渐行渐远的生活场景，随着诗人的凝视，越发凸现和准确起来。它不可替代地表达了一个中年男人内心深处的柔软和善良。
对于大多数诗人而言，诗，到语言为止。这是无可怀疑的。因为他们熟练地掌握着一个个动词，一个个名词，一个个形容词。但是正因为他们太了解和掌握了这些动词、名词、形容词，使得诗歌轻易滑向生活的背面，过于干净，过于深刻，过于一尘不染。《乌蒙山的月亮》，脱出羁绊不为所缚，它随性地表达了诗人对故乡风物的担忧和眷恋，在乡村一寸寸被城市蚕食的今天，为读者铺开了与生俱来的乡愁。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都是一部苦难史。一方面，这属于人类本身的生存之道，另一方面，也是每一个民族能够存在所必需的自我完善法则。历史上，彝族是一个迁徙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苦难的民族。《乌蒙山的月亮》，有许多诗歌表述了这种血浓于水的彝人情结。千里彝山，无论是诗人家乡的六冲河，还是大凉山的冕宁河，无论是甘嫫阿妞传说中的美貌还是祖父不离不弃的烟杆，诗人无不赋予了一个彝人的温暖和宽容。
在《我对夜郎王说》中，诗人这样诉说：
“夜郎王，我要对您说/是用一个彝人的灵魂/您知道吗/他们已经被迷雾包围/他们看不见头顶的灵桶/您在天上的灵是否已经感知”。
在《病入膏肓的彝人》中，诗人这样报怨式的解剖着自我，这是一种疼痛的呐喊，也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醒悟：
“黑的夜/笼罩着我的世界/我看不见远山的葱茏/也看不见山里的荞麦花/我/已是一个病入膏肓的彝人”。
在《回来吧，忧伤的夜郎》中，诗人这样欢呼：
“夜郎啊我的夜郎/迎接你的灵桶已被举过头颅/照耀你的太阳早已挂上山顶/请你快快回来吧/回到黔西北/回到你曾经的故乡”。
彝族刀耕火种的生活，彝族波澜壮阔的历史，在这些篇章中显露无余，一个彝族诗人对民族的拳拳之心，流露于字里行间。这种悲悯心，使得诗人抛弃了一切修辞手法，直接让诗句平白而任性地频频出现，这是难能可贵的。
爱情是诗歌永恒的主题。古往今来的诗人们，一直在修建着这座永远也不会竣工的大厦。不管是海枯石烂的爱还是刻骨铭心的痛，诗人们一直在为这座大厦浇灌眼泪和敬奉鲜花。极端一些说，大多数的爱情都是以悲剧结束。
中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英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是最为典型的代表。至于有情人终成眷属，那已经是婚姻而不再是爱情。诗人的《乌蒙山的月亮》，关于爱情的抒写，不同于大多数的青春期写作，也有别于常见的大喜大悲。
在《乌蒙山的月亮》中，诗人这样咏叹：
“乌蒙山的月亮啊/我就要离开/你那融融的柔情/我不再去幻想/你那揪心的美丽/也不再去留恋/就连那一曲为你谱写的情歌啊/从此的我啊/将不会再去吟唱”。
在《我把无名指留给你》中，诗人这样发誓：
“我把无名指留给你/就用你坚利的牙来咀嚼吧/直到让我的躯体残败不堪/你就放心咀嚼吧/既然那枚婚戒我不能佩戴/这血肉做成的指啊/就让我把它留下/也许在你那里/刚好是它美丽的向往”。
这是一种深及骨髓的痛，而于诗人，既有着强大的韧性，又有着高明的卸术，或许，这正是一种拿得起放得下的洒脱。在《这个三月》中，诗人这样表态：
“这个三月/风儿也格外香甜/而我的世界/在你的香甜里/早已泛滥成灾”。
《乌蒙山的月亮》里边的爱情诗，它们没有那种生离死别的大情感，也没有那种“小红低唱我吹箫”的花前月下。有的是一个成年男人对爱情的欣赏和守望。
一个男人过了40岁还在写爱情诗，除了说明他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以外，还应该清楚他有着一颗少有的纯粹之心。而一个诗人，做到纯粹，无论他表达的情感是否被大多数的读者认同，我想这已经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了。
《乌蒙山的月亮》所欠缺的，个人以为，在于诗人对社会及人生的反思方面涉及或深入不够。诗人不一定是社会的主导者，也不一定是社会的叛离者，但他应该是社会的参与者，更应该是社会的矫正者。
作为彝族诗人，还应该多把目光投到这个民族的内部，以诗歌的方式，鞭策和召唤广大同胞的民族自尊和文化自觉的同时，也丰富和升华了自己诗歌的内涵。
写下这些，既是对作者的期许，也是对自身的要求，算是共勉。
（本文作者系贵州彝族作家、诗人，著名文化学者、彝族文学评论家）
（原载：凉山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