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安履贞生平
安履贞，字月仙，一字廉娘，诰封恭人，彝族，女，生于1824年8月10日，卒于1880年3月6日，贵州省威宁州遵化里红稗坝人，即今赫章县六曲河镇拉乐村，勺钟（奢渣）土目安天爵之孙。年十九与四川叙永水潦彝族诗人、直隶州知府后补知府余昭结为伉俪。其生平在《通雍余氏宗谱》里有详细的记载：“妣，乌撒盐仓土府裔阿克安公中立女，讳履贞，字月仙，诰封恭人。道光甲申年七月十六日辰时，在威宁州遵化里奢渣诞生，光绪庚辰年正月二十六日戌时，在水脑（潦）寿终，享年57岁。与公合葬于陇冈，公母旌表节孝安太恭人墓侧，丙山壬向兼己亥，遵公与妣遗训也。妣性端庄慈惠，律己以敬，相夫教子，永垂模范。课家务井井有条，上下咸沐雕肃之泽。能诗文，不欲示人。殁后公与奁箧中检获诗稿十余页，女戒十则，刊《圆灵阁诗稿》传世，中多念母吊兄之作，字字从血性中出。在妣自写胸臆，初不望传，然今滇黔诗礼之家，几户置一编矣。”
安履贞为乌撒盐仓土府后裔，德布氏毕百哪洛支系，其祖父安天爵为清雍正元年（1723）癸卯科武举，俄索以机部勺钟（奢渣）烘（土目），乌撒二十四土目之一，文武兼备，曾于雍正五年至八年随清军征讨乌蒙，因功受禄，家产殷富，良田千顷；重视研读汉文化，延师开设家庭私塾，教授其族属子弟和村童攻读诗书。因重视教育，其子中豫、中咸、中立皆有文才，喜读诗书，与村中十诗迷结为诗友，号称“十穷村”，闲暇相邀，品茶赋诗。其孙履泰，履贞（女）均有深厚的汉文功底，才华出众，诗文颇有造诣，均有遗诗传世。安天爵一家祖孙三代，重视研习汉语文且成果斐然，成为乌蒙山区彝族中的书香门第，且开地方办学之先河，为贵州彝村汉学的倡导者之一。
相传当年清朝大将军福康安由乌撒入滇，安天爵以肉桂数十觔熏豚招待，场面十分壮观。但传至其子时，常常食客千人，最终债台高筑，家道败落。加上其孙安履泰恃才傲物，文笔犀利，结怨豪强，在新婚之夜演《北地王刘谌》，被吴姓仇家诬陷，官府以“不羁之才”罗织罪名，冤死狱中。之后安氏男丁相继离世，最终后继无人，绝嗣。
安履贞幼年丧父，由其母抚养成人，自幼天资聪颖，言行慎笃，性情温柔。其兄安履泰，字阶平，博学多才，履贞早年受他影响，得到他“骨肉曾兼师”的教诲，博览千卷，工诗能文，“读书十行，下笔文思若夙构”。婚后与丈夫余昭情趣相投，琴瑟甚笃，互相砥砺，时相唱和，“昕夕不释卷，儿女两书痴”，“才人清福经消受，赢得人呼女相如”，终成为千古佳话。但作为传统的彝族女性，履贞终持着相夫教子为己任的观念，她坚持不多作诗，即使作诗也多为自慰，且不轻易示人。因此，一生只留下60首诗歌和《女戒》10则。
二、安履贞诗歌的内容与分类
安履贞去世后，她的诗歌由丈夫余昭在她的奁箧中检获，编辑成《圆灵阁遗草》，共收入诗歌60首。《圆灵阁遗草》原名《圆灵阁诗稿》，应该是她生前所定的诗集名称，因为早在咸丰元年（1851）豫章八十老人饶雁鸣老先生于乌撒阿克山阳书院为其作序，说“其诗教多于阶平，而成于令偶大山先生。然亦不多作，作亦不肯示人。盖深自韬晦，而不欲以才显。仆所获见而录存者，多思亲吊弟之作。阶平以家难，流离倾覆，讫于沦亡。姑于母家，有沧桑之感，发乎情之所不得已也。”又说“且黔疆文教初开，问才于男子尚不可多得，况妇人乎？有开必先，异日数此邦才女必先屈指廉姑，即论德媛，亦当首及。”老人为安氏三世秘书，言之凿凿，他不但对她的诗歌做了中肯的评价，同时对她的人品也做了肯定。
安履贞的诗歌内容题材涉及闲适情趣、歌颂女性，思亲念母，吊兄悼亡，咏物唱和。数量最多的是思亲悼亡诗，占总数的一半，其次是闲适诗，有近20首，歌颂女性和咏物唱和的数量较少，但也能从中窥见其思想性格一二。安履贞诗歌风格看似起伏不大，但细读依然可见其前后变化，大致以遭家难为界，分为前后两种不同的风格，这种风格主要体现在闲适情趣类诗歌之中。
第一，闲适情趣类。安履贞祖上为彝族德布氏乌撒盐仓土府后裔，二十四土目之一，辖地辽阔，家境殷实。遭家难之前，履贞贵为土目千金，有母亲的疼爱，兄长的关心，生活无忧无虑，欢悦闲适，故诗歌多表现生活的闲适情趣。如《闲适咏》：
静坐兰闺无绪思，春来小院日迟迟。
梨云绕屋堆香梦，柳絮扑帘凑好诗。
呼婢频添金鸭篆，背娘潜下木鸡棋。
个中情趣谁能识，我自清闲我自知。
闲着无事，下棋作诗，个中情趣，令人艳羡，无疑是一个大家闺秀的幸福生活。再如《赏月》：“碧天如海夜无尘，涌出冰轮照影亲。不是寻常同玩赏，儿家名字证前身。”诗歌虽然没有包含多少社会内容，但文笔清新，欢悦闲适，别有一番风味，让人彷佛看到了一个月宫仙子般的少女形象。
同样是闲适诗，但家遭难后的安履贞不再有之前那般单纯快乐的情感，而是饱含着身世之悲，如《春宵独坐》：
花上杜鹃啼不住，一轮明月寒光素。鸟啼花落春将暮，仰望云天月移树。倚窗无语添香炷，徘徊更向花前步。
此时此刻，家事之痛萦绕于心，让她无法再像从前一样自抒个人的情感了，杜鹃、寒月、暮春、啼鸟、香炷、落花等一系列意象，把其内心的苦闷忧伤和悲愤惆怅表现得淋漓尽致，隐含着深深的无奈之情。这首诗也体现出她诗歌风格的前后变化，由抒写闲适情趣转到抒发悲家痛事之情，看似闲适，实则内心充满凄凉。
第二，歌颂女性类。安履贞作为女诗人，自然对女性有深度的认同感。她对女性的歌颂，不是称颂那些叱咤风云的女中豪杰，而是褒扬艰辛刚强的平凡女子，她虽然在诗才上是当世的佼佼者，满腹才情，但在思想上却偏于保守。因此，她较赏识那些从一而终的女性，如《读袁家三妹合稿偶题二律并序》其一：
袁家三妹尽超群，命蹇才清数素文。
如此夫妻坚一约，何须兄弟拟参军。
高能不作终风恨，洁可常孤瘗玉坟。
追悼爱他情至语，怨嗟多少愧钗裙。
她写诗悼念嫂嫂安淑人：“罗甸金闺风范好，庞公德配治家勤”，“一种伤心颜色泪，桃花如雨落香坟。”情真意切，赞扬之情溢于言表。她曾经听客人对其兄说，某女善文词，涌其诗名，亦写诗称道：“扫眉底事有仙才，名字无传颇费猜。知否有人相忆远，愿随明月觅妆台。”本是自己仰慕别人，却说别人是否知道有人忆她，惺惺相惜之情充满字里行间。安履贞对这些平凡女子的歌颂，其实正是她对人生价值的认识和思想的倾向，试想，如果没有后来的家难，估计她在这方面还会有更多的诗作。
第三，思亲念母类。安履贞生于世袭土目之家，但却一生遭遇坎坷曲折，这些人生经历对她刺激很大。余昭在其《再题圆灵阁诗后》中说她“十七樱家难，兄弟遭奇冤。十八家被毁，兄逃母受羁。时复愤欲绝，谋欲诉丹墀。”由于家遭横祸，诗人决心殉身申诉，后因屈从母命未能成行，但其“激烈胜男儿”的刚烈性格是可想而知的。徐昭燮在《奇女行》诗中赞誉她“盼断头刀环，怒蘸生花笔，一字一泪一点血。”便是真实的写照。家庭突遭变故，给了诗人多大的打击，我们可以想象，但又怎能体会那种痛彻心扉的感觉呢？《于归后思亲》写到“未登尘处眉先愁，一路思亲泪暗流。说是儿家儿未惯，梦魂尤念旧妆楼。”彝族自古女子出嫁有哭亲的习俗，而此时此刻，诗人不仅仅是礼仪性的哭亲，出嫁时的依依不舍实则是为家庭的变故而痛哭，而这种锥心之痛又怎能哭尽呢！出嫁之后，对母亲的思念更加强烈，时刻担心着老母无所依靠。但那时舟车不便，音信难通，只能将思亲念母之情寄托在诗歌之中，如《闻蝉念母》：
离娘儿女思故乡，远嫁难归只自伤。年年春去人空老，北堂萱草可平康？夏日迟迟长太苦，深院鸣蝉若解语。联联绵绵断复续，心事与侬相对数。寂寞黄昏独踟蹰，蝉声亦自有时无。思亲念比江河水，何日昏昼不欷歔。
这悠悠的蝉声，无不牵动着诗人内心对母亲的思念之弦，激起那掩藏在心灵深处的忧伤。而中秋之月同样让诗人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如《中秋夜作》：
“怅望中秋月，苍茫感慨多。乡心惊节序，归梦渺山河。定省无人问，音书不我过。慈亲今夜里，相忆更如何。”中秋佳节，本是团圆之际，但诗人随丈夫远在他乡，对母亲的思念十分强烈，但却巧妙地把自己的思念之情转化为千里之外的慈亲在想念自己，曲折有致，细腻深刻，蕴情颇深。
家庭遭难后，兄离弟散，母亲老无所依，诗人对母亲的思念更是强烈，《闻家难思亲》云：
久未侍庭闱，秋鸿几度飞。
诸兄闻远散，老母竟何依。
多难亲朋少，无家仆婢稀。
欲将音信寄，心乱不能挥。
此时此刻，诗人念母心切，欲将寄书信询问，却心乱如麻，无法挥笔，个中情感，不言已明。
第四，吊兄悼亡类。安履贞一家，自其兄安履泰遭仇家诬陷入狱后，兄弟相继早逝，最终家破人亡。连志得意满的余昭也不得不在《安会亭无嗣以二十韵》长声感叹道：“最惨遭奇祸，难堪独会亭，四宗悬绝续，八口继凋零。”几年间，安氏一家男丁安履泰、安会亭、安履萃、安履晋先后死于非命，安履贞悲痛万分，写下了数首悼亡诗，尤以吊兄长安履泰的诗为最。
前岁来乡土，多难家遭苦。兄弟各天涯，愁心如结缕。正月悲侄亡，五月忽兄死。八月始闻讣，哀哉兄无子。兄兮母尚存，谁可慰晨昏。兄兮仇未复，何以慰精魂。母虽有弟事，仇多弟难恃。空怀秦女休，有愧聂政姊。连宵梦见兄，倜傥如平生。惺忪魂黯黯，哭诉难为情，昔兄教妹诗，骨肉曾兼诗（师）。今将诗当哭，一字一泪丝。《吊先兄履泰》
寻兄梦里话衷肠，梦订来生结雁行。手足无缘今已折，空云来世令人伤。——《梦先兄阶平》
对于安履贞而言，履泰是“骨肉曾兼师”的诗歌启蒙老师，虽是兄妹，实为师友，感情之深自不待言。履泰冤死狱中，对于安履贞来说是很大的打击，更何况死讯传来时，已经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要像聂政姊那样替兄收尸都不可能，这是多么大的不幸。因此，安履贞在这里以诗当哭，一字一泪，感人肺腑！
安履贞是不幸的，娘家遭难已让她痛不堪言，命运之神却没有给她一丝怜悯，时时夺走她身边的亲人，她的悲痛之情找谁诉说呢？苍天无眼，只能寄托在诗歌之中了，如《伤心词》（哭二女瑞仪、庄仪也）：
年才三岁嫩如脂，终似花开一霎时
乳畔唐诗流水涌，至今人怕读唐诗
诗人聪明俊慧之女，还在吃奶，就匆匆辞别人世，边吃奶边诵唐诗之情之景，历历在目。至此，女诗人一读唐诗，母女死别之情，涌上心来，诚挚之情，力透纸背。
除了这些之外，安履贞的悼亡诗中，《墓上悼五弟履晋》、《悼姒氏安淑人》等，皆“字字从血性中出”感人至深。
第五、咏物唱和类。除了以上几类题材外，安履贞还作有部分咏物诗和唱和诗。咏物诗如《白菊》：
亭亭玉质晚风前，雪艳冰姿独取怜。皎洁清香侬爱好，携镫相伴侭无眠。
通过以物喻人的写法，看似在咏物，实是在写自己，导出了诗人保持高尚节
操的情怀。唱和诗如《子懋夫子寄诗次韵和之》：
东风归去草如茵，后院飞花白似银。
杜宇惊回千里梦，兰闺送却一年春。
残灯留伴敲诗影，短榻能移忆远身。
窗外溶溶今夜月，不知何处照离人。
诗人与丈夫相隔千里，却因琴瑟唱和，以诗传情，将思念之情寄托在诗歌当中，令人艳羡不已。另外，“无心诗易好，不慧语偏投。淡泊安吾素，相对到白头。”皆别有一番情趣。
安履贞作为乌蒙山区第一个写汉诗的彝族女诗人，尽管在诗才上出类拔萃，但在性格上却偏于保守，因此，诗作不多，且不肯示人，因此，留存也不多。究其原因，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
1.彝族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安履贞生活的年代，彝族在政治上相对衰落，但彝族传统思想文化依然根深蒂固，深深地影响着当时人们的行为。彝族女子自古重视操守和名节，恋爱婚姻都讲求血统阶级，不能随便混乱。因此，尽管安履贞接受汉文化，能写诗作文，但思想上依然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彝族传统女性，守身如玉、从一而终的观念依然深藏于她的内心之中，这可从她留下的《女戒》十则中可见一斑。如《女戒·处己》云：“自贵其身，如玉如今，矜持保重，淄磷莫侵，自洁其心，如日如星，纤芥不蔽，明则生灵。”在这方面，安履贞可谓是身体力行，即便是重病时，也为了保持身体的清洁而不让医生执手把脉，最终导致了她不到花甲便离开人世，余昭在《悼亡室安恭人即题其遗稿》中自注：“弥留时，召媳曰：‘我此身孩提时惟父得抱，嫁后夫子而外，虽多病，不曾用医把脉，清白自知，启手启足，余知免也。”为了遵循彝族传统的操守名节，保持身体的清白，即使多病也不用医把脉，这似乎有些因噎废食了，如当时能及时医治，其实是不至于匆匆而逝的。一代彝族才女，因自己的固执而陨落，红消香断，令人哀伤。另外，从一而终的思想也影响着她的行为。《女戒·事夫》云“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恐遭谴黜，既属一人，终身从壹，生死不渝，勤劬严栗。”这些思想纵然对她的诗才没有构成直接的影响，但间接地束缚了她的行为，便难以有李清照沉醉不知归路误入藕花深处的自由洒脱作风，因而，诗作也只能算是闺中作品，大气之处难以伸展。
2.汉族“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束缚。《通雍余氏宗谱》说安履贞“能诗文，不欲示人”，饶雁鸣先生在《圆灵阁诗稿》序中也说“亦不多作，作亦不肯示人，盖深自韬晦，而不欲以才显”。这些都说明安履贞确实是很有诗才的，但为何却只留下60余首诗作呢？究其原因，汉族“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立身行事标准深深的束缚了她的思想，她在《女戒·守分》中说：“妇无公事，以顺为则，义当劝行，利当辨惑，莫炫己长，无才为德，莫逞诡随，事人以色。”是最好的明证。因此，其创作的欲望和激情受到了极大的克制，尽管才华横溢，也只有到了情不能自已时，才提笔写诗以作自慰，但都投入奁箧之中，不欲示人。因此，终其一生，只留下诗稿十余页60余首。纵然她“性端庄慈惠，律己以敬，相夫教子，永垂模范。课家务井井有条，上下咸沐雕肃之泽”，值得敬佩，但作为才华满腹的彝族女诗人，思想上太拘泥于传统，过于保守，诗才难免受到抑制，固然成就也就不会太多，想来想去，敬佩之外，难免痛惜。
安履贞死后，毕节举人杨慎斋、进士杨铜似兄弟共同撰写挽联曰：“清洁世难寻，纵罹沉珂，未许医家轻执手；倡随人共羡，重翻遗稿，争教夫婿不伤心。”对其立身行事作了赞扬，但字里行间也透出淡淡的惋惜之情。
安履贞诗歌所反映的时代背景
如前所述，安履贞诗歌大部分为思亲悼亡之作，看似抒发作者自己的情感，但结合其家世与她个人生平，我们依然从中可以擦觉出一些当时的时代背景，尤其对兄长安履泰的悼念诗歌，更能反映出了改土归流后彝族上层的生存状况与社会地位。
明末清初，经过“吴王剿水西”和“改土归流”两大事件，彝族方国政权覆灭，势力大衰，虽然地方土目依然良田千顷，家产殷实，但改土归流后中原汉族大规模移民乌蒙山区，并且人口不断增多，实力不断增强，在资源、利益等分配中欲望膨胀，从而对当地土目产生了觊觎之心，渴望获得资源利益的主导权。而在当时，唯一的路径便是采取一些不正当的手段，安氏家难便是这种利益争夺衍生出来的结果。
安履贞的哥哥安履泰无非就是恃才傲物，性格峭历，文笔犀利，而为何会遭到别人的诬陷呢？吴姓仇家找的借口是安履泰在新婚之夜演《北地王刘谌》，有反叛之嫌，官府以“不羁之才”罗织罪名，冤死狱中。表面看来，这不过是安履泰的道德修养不够，为人处事方式不当。就算是新婚之夜演的戏目，也无非是刘谌劝谏后主不降，这样一出戏就让他背上牢狱之灾。今天看来，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然而，细想来，这却反映出了当时的尖锐民族矛盾和复杂的社会背景。当时，彝族势力逐渐衰落，且各地方土目地主间打冤家不断，崛起的汉族士绅与地方流官为了各自的目的，结成同盟与彝族上层争益，渴望从中获利和加强自身的统治。因此，多重的社会现实，促使吴姓仇家一定要置安履泰于死地。这些复杂的时代背景，大大充实了安履贞的思亲悼亡诗的内容，增加了历史厚重感，也让她的这类诗歌在其诗作中较为突出，可读性较高。
五、安履贞诗歌的艺术特征
安履贞作为彝族女诗人，具有她特殊的气质。她的诗歌一方面表现出对汉族女性文学的认同。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本民族民间文学传统的继承，受民间文学幽怨诉说风格的影响。所以，她的诗虽是闺中之作，风格偏向于婉约、细腻，但又不乏本民族女中豪杰精神的影响而充满豪情，柔中带刚，无脂粉之气。安尚育先生把它称为“自我情感表现型”，是有一定的见地的。安履贞诗歌的艺术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语言浅近，不假雕琢。安履贞的诗歌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写出来的，但不假雕琢，读起来都明白晓畅，朗朗上口，具有极强的艺术性。如《伤心词》其四：
并命鸳鸯舅与甥，韵芬于我有同情。
每逢节序情尤苦，儿一声来弟一声。
看上去不过几句平常之言，但细读却能感受诗人亲人亡故后的深悲巨痛，感人肺腑。又如《归思》：“一片归思无处诉，开窗恰见归来路。今日言归不得归，明日言归复如故。惟有多情天上月，夜夜乡关自来去。”自古及今，思乡之作数不胜数，安履贞这首诗虽是自抒胸臆，明白如话，而恰因不假雕琢而更显得一往情深。熊作华先生评价此诗前四句说“在一个归字上着眼，连用五个归字而不觉其冗”，反而更为强烈地表现出其思心如炽，归心似箭。
第二，直抒胸臆，情感浓烈。安履贞一生遭遇了家破人亡，子女早夭等人生重大变故，因而诗作多抒发个人情感。她主张“莫炫己才，无才为德”，因此“能诗文”，但“不欲示人”，“盖深自韬晦，而不欲以才显”。因此，她不是以诗为业的诗人，而是随着人生的经历和情感的变化随性而为，用诗歌的方式来倾诉内心的悲痛。所以，她的诗歌多为直抒胸臆，情感浓烈，“字字从血性中处”，催人泪下。如《墓上悼五弟履晋》：
茂林有土垒，问是弟新茔。悲思触恸肠，下车酹酒浆。阴阳殊隔绝，问弟可平康、问弟弟不语，回思同胞乳。姊去弟犹存，今归一抔土。弟从父宜乐，抛母太凄苦。况弟生也后，爱怜尤独厚。母今日夜悲，憔悴弟知否？
彼时交通不便，音信难通，弟死也不得知，等回来时早已阴阳两隔，诗人用面对面询问的形式表达弟死母孤的极度悲伤，极富感染力，不是在写诗，而似在哭丧。另外，她的《伤心词》（七首）基本上都是直抒胸臆之作。总体而论，她的思亲念母类和吊兄悼亡类的诗作都属于情感比较浓烈的。
第三，婉约细腻，幽怨哀切。饶雁鸣先生在《圆灵阁诗稿》序中写到：“姑性淡静，明窗洁几，萧然无尘。非忠孝节烈之书不读，尤嗜《离骚》，论古具只眼。”说明了安履贞喜欢淡静的生活，这就让她的诗歌难免带有女性婉约细腻的诗歌风格，加上她喜欢读离骚，因而她的诗歌也充满了幽怨情绪，如《闻乌》：
兀坐帘栊昼掩门，夜阑月下泪添痕。
慈乌哑哑啼将曙，声声未尽反哺恩。
婉转悲鸣悲欲绝，万种凄凉在喉舌。
对此无语伤侬心，一般心事两难说。
此时，诗人独坐窗前，月色朦胧，旧事历历在目，心绪凄凉，又闻乌鸦夜啼，家园身世之悲一齐涌上心头，哀痛难当，惟有寄托诗歌聊以自慰，情感细腻，幽怨哀切。其思亲悼亡诗普遍都带有这样的风格。
第四，主客移位，用典贴切。安履贞的诗歌运用多种修辞手法，但具有特色的是主客移位和用典贴切。如《中秋夜作》：
怅望中秋月，苍茫感慨多。
乡心惊节序，归梦渺山河。
定省无人问，音书不我过。
慈亲今夜里，相忆更如何。
中秋佳节，诗人随丈夫远在他乡，对母亲的思念十分强烈，但却采用主客移位的写法，巧妙地把自己的思念之情转化为千里之外的母亲在想念自己，曲折有致，蕴情颇深，从而把自己的思念之情表达出来。又如《伤心词》其六：“遥忆归宁到故乡，欣携二女拜高堂。掌珠今已空双手，听我悲愁母定伤。”二女早夭，自己悲伤不已，诗人却把它转换成自己携女拜亲时母亲听闻自己的悲愁而伤心，字里行间透出自己内心的悲痛之情。
另外，安履贞的有些诗歌用典贴切，如《吊阶平兄履泰》：“空怀秦女休，有愧聂政姊。”《梦先兄阶平》：“寻兄梦里话衷肠，梦订来生结雁行。”《题子懋夫子<大山诗草>》：“文澜壮阔有谁如，一首逍遥悟太初，跋浪自惊沧海裂，前身应是北冥鱼。”“秦女休”、“聂政姊”、“雁行”、“北冥鱼”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诗人信手拈来，运用自如，贴切恰当，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内心的诸多无奈。
安履贞作为乌蒙山区第一个写汉诗的彝族女诗人，从人生遭遇来说，她是不幸的，家破人亡，儿女早夭。但从婚姻和诗歌上来说，她也是辛运的。她才情满腹，遇到了志趣相投的丈夫余昭，琴瑟甚笃，互相砥砺，时相唱和，诗文益增其美。“昕夕不释卷，儿女两书痴”是最好的写照。纵然她作诗“自写胸臆，初不望传”，也最终在其去世后诗稿被丈夫余昭发现并刊刻于世，后来“滇黔诗礼之家，几户置一编矣。”安履贞与余家驹、余昭、余珍、余若瑔等组成了清代余氏诗人群体，在近代贵州诗坛颇负声誉。无论在诗才上，还是人品，安履贞都不愧于“乌撒奇女”的美称。
参考文献：
【1】余家驹等.通雍余氏宗谱.日本学习院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9
【2】余昭、安履贞原著，余宏模等注释.大山诗草.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3】安履贞.圆灵阁遗草.光绪辛巳刻本
【4】余昭.大山诗草.光绪戊戌刻本
【5】王应忠主编.赫章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6】李力主编.彝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7】余宏模编著.赤水河畔扯勒彝.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3
【8】龙正清、龙宪良，陈朝俊主编.赫章彝族辞典.贵州民族出版社.2002
【9】安尚育.清代黔西北彝族诗人的文化品格.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
【10】一泓.彝族余氏一门五诗人.文史天地.1995年第2期
【11】曾美海.论彝族女诗人安履贞及其《圆灵阁遗草》毕节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原载：乌蒙彝学网,赫章彝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