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界写作”作为一种后现代话语，通常是指在经济和文化的全球化趋势下，具有多重族籍身份或多种语言表述能力的作家或诗人，以主流和强势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以期传达一种处于边缘和弱势的“小”社会与“小”传统的地方知识和文化特质;同时立足于“边缘化”的写作优势去高度关注人类共享的生命体验，在“跨文化”的种种冲突中实现个体的自我价值。“边界写作”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当然有其特定的文学审美特征和社会政治涵义。一般而言，“边界写作”的基本特征是在“大/小”语言传统之间的“去本土化”和“再本土化”，带有鲜明的语言哲学及其实验意义。“边界写作”一方面是语言的“去本土化”，发生在“大/小”文化领地的“接壤地带”;另一方面，它同时也是语言的“再本土化”，在持续的“大/小”文化遭遇和碰撞的过程中，实现一种崭新的语言变革[1]。作为“纯粹彝人”的阿库乌雾，其诗歌创作始终穿行于两种文化、两种传统、两种语言文字之间，如果说他早期的诗作更多地是为了通过汉语写作这种强势文化来表达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文化皈依的话，其后期的创作实践则超越了所谓的“血统纯粹”，试图以蜘蛛、蚯蚓、白蚁、黑蚁、鬼蝶等一些“可以入药”的小昆虫、小动物来替换和消解龙、鹰、虎、日、月等传统的意象群及其所涵盖的文化内在体系结构，并以“蚂蚁”的意志与力量对付历史异化这一空前庞大的“异类”，努力实践着其“双重超越”的深度精神变革的文化策略，从而自在地展示着“边界写作”的文化异质性和更为宏大的、高远的诗学追求。
首先，阿库乌雾的“边界写作”是口头语言与书写文字的复调对歌。文字与言语有着不同的表达法则和修辞程式，村妇野老固然读不懂学堂中的高头讲章，文人墨客也听不进民间的俚语野唱，歌谣、史诗大多以声传情，那些质朴而深情、古老而清新的歌声负载着的历史和智慧，已经难以感动知识分子了。然而，在阿库乌雾的诗歌实践中，由于他深谙彝民族的歌诗传统与汉文字的诗国文化，因而能够始终执着地穿行在两种语言与文字的夹击之间，恰如一个倔犟的灵魂，以影形相随的语词越过字面表层的含义，去追随，去倾听那贯穿于诗歌话语中的原初之音声，由此，在多重复调的精神对话中支撑起一位彝族双语诗人的诗性天空，创造出了一部属于自己同时也属于当代彝人在价值选择上不得不重新叙写的“迁徙史诗”。
其次，“第二汉语”与异质“混血”，是阿库乌雾在诗歌写作中通过“双重颠覆”而进行精神内省的自我对视。阿库乌雾出生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宁县，其族籍身份是清晰的，但其文学语言的“混血”强化了诗歌写作的混原性与异质感。这些年他不断有彝文诗作发表，也有以母语写作的诗歌专集出版，但在一个以汉语为阅读空间的主流社会，其汉语诗歌创作不论从数量还是从影响而言，都当是一种“不由自主”的语言选择，同时也是一种充盈着文化思辩的创作策略。这或许也是许多少数民族双语作家和诗人共同经历的“跨文化”体验，起初往往都带有着某种“无奈”，但一俟他们在种种难以言说的内心冲突和文化冲突之间找到自己的“边缘优势”后，便会变被动为主动，在两种文化表述的交错中，用自己个性化的写作实现精神的“突围”，其重要表征就是在两种语言文字传统中游刃有余地对主流语言加以解构、颠覆，直至以母语涵化汉语，大胆实践并张扬着充满文化异质感的诗歌主张：“假如汉语还有丝毫的魔力/我的诅咒亦即我的礼赞”。阿库乌雾多年来一直同时致力于当代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理论研究，成绩斐然，故其诗歌创作往往也直接映射着他个人的诗学理念和美学追求。“第二汉语”作为一种全新的创作命题，凝聚着他“从‘文化混血’到‘文学混血’”的深刻思考。
阿库乌雾强调在主体自觉中完成的“混血”，勿庸置疑地指向了“第二汉语”的创作实质，就是“母语文化与汉语表述方式的深层凝合”。其具体的实践方式正是“边界写作”在语言实验的哲理思辨中从“去本土化”到“再本土化”的理性飞跃。然而，对任何一位有母语情结的诗人而言，在其与生俱来的民族认同中完成对异质文化的“混血”，正如其从母体的血色阵痛中脱离层层纠缠和阻碍而呱呱临世一样艰难。
阿库乌雾对汉语的颠覆首先是建立在对母语的颠覆之上的，“必须以自觉体悟颠覆母语文学传统，甚至颠覆文化传统的精神失落感为前提，在更高更深的层面上对民族文化和母语的‘元叙述’方式加以全面背叛。”这种颠覆的勇气即“去本土化”的实现，以其惊骇的“全面背叛”发人深省，《蛛经——关于蜘蛛与诗人的呓语》正是诗人以自我鞭挞的卧薪尝胆，通过“第二汉语”对母族文化传统的全面解构，重新构建了一个彝人的当代信仰。这是诗人身处“网络时代”，面对“电网、磁网、信息网、情网”等现代人类生存的矛盾与困境时，力图穿过“网状的毒汁无始无终”，上下求索，去追寻“屈子精神”的不朽。
熟悉彝族文学传统的人都知道，诗人在诗中不仅仅打破了彝民族自古相沿的“蜘蛛神话”(蜘蛛创世)，更颠覆了彝人传统社会至今依然笃信的“蜘蛛信仰”(蜘蛛是魂君)，而这种叛逆精神首先是以彻底颠覆传统中人对蜘蛛的祇敬，而勇敢地担负起了直面同族目光质疑甚至叱责的内心失落。基于同样的“颠覆”策略，《雏鹰》叛逆了诺苏彝人自古崇拜的鹫鹰：“一只鸟儿的阴影/整整笼罩了一个民族/全部的历史”;就连“虎子”也仅仅“是大泽中的阿扎花/生生灭灭”，本土的虎崇拜也同样不能成为亘古不改的永恒;“撑开天地的神柱”也不过是“盲人手中的卜棍”;而《乌鸦》则更是反常地向彝人民间信仰中的“凶兆显象”呈献了“走向不死”的“渴慕”，尽管诗人牢记着长者的叮咛：“母亲说过乌鸦是/吞吃孩子的足印成长的”……阿库乌雾正是通过自己身体力行的“全面背叛”，在当代彝族诗歌创作群队中率先走向了以“第二汉语”重建“第二母语”的文化实践与诗学革命。
对一位娴熟地掌握了母语书写和汉语书写的少数民族作家或诗人而言，不论其写作的表述形式与语言风格怎样，从“第二汉语”到“第二母语”都是阿库乌雾力图在口承与书写的双重知识系统中，在两种语言文字的文化挣扎中，从创作思维的基本构型上对主流文化的诗意颠覆，以及对母族文化的创造性复归。这里有其写作策略的哲理思考，同时也成为他以彝语思维而以汉语写作来实践自己重建“母语本土”的诗歌美学主张的精神通衢，从而肩负起了一位当代彝族诗人的天职。那就是立足于对两种文化传统的深刻把握，在其诗心与哲思的双翼上以振羽凌空的气势，打破汉文线性思维的桎梏，由此他不仅通过主流社会的“大”语言来广泛传达边缘社会的“小”文化，同时也依凭着彝语的音节化思维来拆解、拼接、重组汉语的词法、句法，将现代文明的沉重代价，将当代人类共同面临的精神失陷凸现在“灵与灵的对话”中。
阿库乌雾这部新诗选集中所有的118首诗作都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双字、双音节的诗题，走进第一辑《巫唱》，宛如穿过一道道迎面扑来的山口，直抵诗人那彝风回旋、彝声歌唱的内心深处对母语本土的创造性复归。彝语是一种声音和谐又富于音乐美的语言，其文字属于音节文字。彝语词汇以单音节、双音节和三音节占绝大多数，四音节次之，五音节为数极少。阿库乌雾的“双音节情结”，则独出机杼地将音韵、节奏、构词、句式、辞格乃至章法等彝语材料创造性转化为整齐划一的“第二汉语”表述，其题旨或深蕴或显豁地传达出了本民族歌诗传统的风格。正如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尔所指出的：“艺术家必须利用自己本土语言的美的资源。如果这块调色板上的颜色很丰富，如果这块跳板是轻灵的，他会觉得很幸运。”“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集体的表达艺术。其中隐藏着一些审美因素——语言的、节奏的、象征的、形态的——是不能和任何别的语言全部共有的。”[2]
诗人以明确的诗学理念去实现精神的突围：“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立如疾风劲草/立如蜻蜓点水/立如拔地而起/立如流云行空/……/立如其实就是一种/最普通的/生长方式/。”(《立式》)值得注意的是，除去极姿、立式、街谱等诗人刻意的语言“切割”实验外，人鸟、透影、镜梦、人病等，却显然是传统彝语词法、句法的即兴倒装一鸟人、影透、梦镜(境)、病人。因此，沿着其排列诗题的技术路线进入文本解读层面，我们便能理解其间的语言哲学正是一种实践其诗歌美学追求的“再本土化”：“透/一颗冷冰冰的方块汉字/有影无踪。”诗人早期那种遵循汉语轨范、讲求文法的“第一汉语”作为创作方式被完全摒弃了，故而在其诗句纵横交错、音律驰骋跳跃的一首首短歌中，一切语词的合法制约或形式上的工整都被渗透在“第二汉语”中的彝语血性洪峰漫过了，诗歌之魂灵在破碎的形式后不再只是单调的陈述、叙说，而是在音律和节奏的“非逻辑”的沉郁与“无规则”的迷狂中，融会贯通了汉文化的文学古典与西方的诗歌经验，并在狂放不羁、佶屈聱牙的深情抒发中，放飞出诗歌的魂灵。然而，诗人也清醒地意识到“飞也是一种垂落”，就像史诗中的文化英雄支格阿鲁一样，从九翅飞马的背上坠入故土失陷的“滇帕索诺”(历史或传说中彝人先祖建立古国的大湖滨)，向着一个“崇拜英雄”的永恒时代回归精神的本土，忘却了族群文化认同失落后的那种漫长的惨淡，而在瞬间的恢宏中融入了探寻千年故土的神奇山野，化为“无数森林”制作的“槌”，叩响新世纪的深沉《鼓韵》，感召无数只沉落为“鸡群”的“雏鹰”，因为“在烧焦的树林上空/太阳拿着一把斧头走过”(诗人引帕斯《水和风》)，行走在背叛行列之首的诗人，像“夸父逐日”化为“探路杖”般地“枯朽之后/彝人的血管/开始涌流不息”。
再者，阿库乌雾在以汉语写作实现“精神突围”的语言实验中，始终充盈着一种双声复调的自我对话风格。实际上，这种美学主张在其诗歌研究专著《灵与灵的对话——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3]一书中有淋漓尽致的呈现，该书从文化记忆、诗学品格、美学旨趣、宗教意蕴、民族精神等理论层面，探讨了近十位中国当代各民族诗人的汉语写作。值得注意的是，《精选》则更为径直地走向了个人诗学理念的具体实践。读到第三辑《性变》与第四辑《犬吠》时，诗人俨然如两位独立的主体，正如其“双名”身份的时而分裂、时而重合一般，通过口头程式风格的自述、对语、旁白、设问、作答，乃至采取“闪念”、“幻觉”“顿悟”等画外音，实现叙事人称在对话关系中的灵活移位，传达出更为玄妙、更为深刻的双声性复调对话。
“分解”和“组构”大致是当代少数民族诗人都在面临的历史文化命运，同时也是一种文学自觉的理性化创作实践。大凡熟悉彝人“克智”论辩传统甚或毕摩仪式经唱的读者，对这种具有双声风格的传统话语的“移置”和“转型”都不难理喻。彝民族的口头传统与汉文书写传统之间，同样也存在着一种相互激发、相互伸张的内部张力，对个性化的体验与诗歌艺术的发展、成熟和完备形成了内在的激活机制。本民族的口头传统是当代汉语写作的源头活水，直接或间接地孕育、引发了诗人自觉的理论建构与诗歌实践，从主题到形式，从言语到句法、从呈现方式到语汇链接，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彝语口语思维对汉文写作思维的釜底抽薪，承继着本民族的诗性智慧，使“第二汉语”的表述更富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更丰富的话语风格。
诚然这里只是笔者的一种解读方略。基于对彝民族口头传统特质的深刻把握，阿库乌雾将汉文写作视为印刷排字的(typographical)即线性思维的被动创造物，在母语思维的创作本能中他往往善于调动更为丰富的、更为复杂的、具有多相性层面的口语思维，实现对话意识流的多样化传达：“我们用不同的语种毅然击中对方/我们让拥有各自语种的民族/陷入空前的绝望/所有关于语言的法度在此失效/只剩下几个简单的词汇/在激情的顶端燃烧/……”这种与口头传统风格不无纠葛的即兴辞辩体，可以说是他颠覆“第一汉语”的写作后盾，继之其《雨城》的努力也同样以此复调式对话为导向，通过文字的呈递去突破书写符号的制约，以重新捕捉口头言说或口语行为的多重意涵。
高度关注“文化精神”是每一位诗人或学者都应当不断向自己追问的一个“关键词”。文化精神与价值系统之间的关系是和文化形象与信仰系统之间的关系相同的。它凝聚着一种文化形态的价值取向，而民间创作的意蕴也根深蒂固地植根于这种文化精神的范畴之中，逾越这个范畴来理解文学创作是不可能的。多重复调的“精神对话”深蕴着诗人对母族文化包括口头传统的价值取向，在多声部的开放性写作姿态下，诗人所追寻的、珍视的、认同的异质“混血”得以强化。文学与文化相因相成，诗歌更是表现文化精神最敏锐的一种维度，同时也是理解少数民族汉语写作最重要的文化空间。作为一位具备双语思维的诗人，阿库乌雾的自我对话，也是深入倾听自己那被汉语文字重重包裹着的心灵“骨鸣”，通过内部透视和自我反观，打破汉语文本结构去实现的母语本土的全新重建。
在中西方文化影响下的诗人，对族群口头传统与诗性智慧的自觉解构与全新重建是其“混血写作”的异质性张扬的一个重要前提。因而，对其双声性、复调式的对话特质的合理阐释，也只有深入到诗人与生俱来的母语肌理中，才能对其在文化多样性的选择中始终恪守的族群文化记忆进行深细的把握，才能对其主体自觉下的写作图式有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同时，《精选》的第四辑《犬吠》均为散文诗，与前三辑也构成了一种复调式的文本对话。从语言呈递方式的混杂到个性化的表述范式的转型，意味着新的模式取代旧的模式，因此打通本土知识与诗人话语在转型之间的文化通衢，才能发现一位学者型诗人对母族文化精神的审美烛照。通过双声性、复调式话语的插入、叠加、平行和切换，而不囿于单一的语汇系统，不囿于单一的语体风格，不囿于单一的文体形式，充分展示双语诗人双语思维的语言潜能。诗人正是以彝语思维对汉语写作的取精用弘，为自己诗心哲思的创造性表述拓展了多元化的、“再本土化”的诗学建构。
作为一位学者型的少数民族作家和诗人，其双语思维也往往只能在多重复调的精神对话中实现文化互换，这里就需要将语言这种第一写作元素植根于不同价值体系的文化交汇中去碰撞、去历炼。但是如果要想在较高层次进行主动的阐释与认同，则必须对这两大文化传统予以整合、共振与汇通，以求心灵语汇的真诚对话和文化视野的多向交接，而不致在两种语言传统的磨合、协商过程中方枘圆凿，与更广阔的汉文阅读世界格格不入。当然汇通旨在文化的相互观照与话语交接，要求诗人具有开阔的胸襟、深广的视域，还要穿行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各民族传统的多元化之中，去锻造出自己独特的诗歌写作风格，使诗歌学术命题与话语转换发生审美观念的双向涵化，最终形成具有强大辐射力的文本解读空间。其实，从“母语本土”转向“第二汉语”的“混血写作”，到凭借“第二母语”对汉语表述的哲理性颠覆，处于“边界写作”的学者型诗人，在更高的维度上走向了遥远而恢宏的“文化迁移”，从而体现了对不同文化的理解、整合、包容，以及对民族文化精神与人类普遍的价值认同的共享。
在知识全球化的时代，作家和诗人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就是能否站在文学人类学的高度去创造性地提升自己的写作实践。阿库乌雾以诗人鹰隼般深邃的眼光去关注人类共同的命运，关注世界共同面临的危机，关注个体现实生命的存在情态，从而使其“边界写作”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彝族诗歌”，而深深地刻上了追求人性本真、关怀弱势群体的人文主义精神。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化迁徙”既是一个诗人漫长的精神苦旅，同时也是一位学者庄严地走向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走向无边界的人类诗歌精神的灵魂飞升，其间充盈着语言哲学和文化美学的深刻思考。
写到这里，我仿佛在阿库乌雾以“第二汉语”和“第二母语”交错建构的双重文本意涵中，又听到了诗人在走出“大山”、走出“石缝”的心路历程中曾无数次引吭高歌的《招魂》，那是千里彝山在阿嘎迪拖(云贵高原)强劲的脉动，更是诗人以母族文化精神的本质性复归而拥抱世界、拥抱人类的翮远翥之歌。
“有道是/不破不立/不立不破”(《立式》)。“边界写作”中的诗人心中破除了一切边界，而在多重复调的精神对话中风鹏正举，走向了“永远迁徙”……
参考文献：
① 本文关于“边界写作”的理论引述，主要参考了清华大学史安斌博士的有关论文。
②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1—202页。
③ 罗庆春：《灵与灵的对话一一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论》，“当代华语名家及力作研究论丛”．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
原载：《民族文学》2004年10期，阿库乌雾教授和本文作者授权彝族人网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