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引

 

　　随着2010年春夏，伟大八十年代“非非主义”主将周伦佑和以《爱的哲学》《人格建构学》《美的哲学》“三学”等“流浪讲学 ”而引起巨大反响的周伦佐的搬家离开西昌。西昌作为中国现代诗的重镇地位与当代哲学思潮地位的地域意义划上了一个历史的句号。此前，他们的重要影响与巨大作为是和蓝马、吉木狼格、晓音、周志国、张修林、秦风等西昌现代诗人以及他们创办的诗歌民刊《非非》《女子诗报》《000诗潮》《山海潮》《声音》等，以及主流诗坛重要影响的林珂、叶延滨、吉狄马加等重要诗人构成的一个黑色巨阵，界定在1989年春夏之前这特定的“中国当代文艺复兴时期”内，此后的西昌(大凉山)，以隐者周伦佐、张修林、发星、王仕勇等为代表，将先锋的民间诗潮活力、民间思想延续着，一直到2010年春夏。(又是一个春夏，历史的必然，或是巧合)。1989年-2010年，留在西昌的汉族诗人，或走失、或漂泊、或调动、或停止写作、或写作的锐性大大削减，伟大八十年代那冲天之志与热火之气，早已烟消云散，成为旷古的诗歌神话，飘散在这曾经火焰燃烧的山林与历史默默无声的老巷深处。只有周伦佑1992年-2009年10多年间又扛起“后非非”诗歌大旗，又书写下一段中国当代现代诗的重要传奇。但周伦佑的“后非非时代”是以成都为中心幅射全国，和西昌无关。只是一些文章的缘由与西昌有某种特定的地气。2011年10月，贵州著名诗评家老象来大凉山，当他站在宽阔的碧蓝之水喧响的邛海东岸时，远望邛海西岸泸山周氏兄弟曾经住过的被茂盛山林围绕的老楼旧居，他说：“这是一个已经腾空的巨大诗歌场境，理应有人填充进来，亨润这天地灵性巨大的诗之宏气”。他走后的2012年5月，发星主编的民刊《独立》推出“2012大凉山彝族现代诗32家”，以黑色巨大的河流之势冲向腾空的巨大诗歌场境，成为这块土地上一个真实的诗歌场景的真实存在。而这一切，是民刊《独立》《彝风》长达15年来的民间诗歌不断推动形成壮观的的诗歌浪潮之一。而“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30多年来的代有人出，活血不死，一直延续其写作的巨大实力与冲力，是西昌伟大八十年代以来的汉族诗人们的现代诗潮和民刊《独立》《彝风》《此岸》《灵》所形成的民间诗潮和以吉狄马加、倮伍拉且、玛查德清、俄尼牧莎斯加等有极大影响的主流诗潮的多重推动的自然结果。这多股潮流的形成使大凉山彝族现代诗具有某种特殊的写作弹性与互补、活血、生机，使之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唯一的背靠原族古老文化(彝族文化)，而又张扬与建构现代新汉语诗歌写作生命的一个少数族裔现代诗歌群体。

 

　　二、大凉山彝族现代诗兴起与生机延续的几个重要原因：

 

　　1、 在当下社会经济与文化等巨大的转型期中，边缘民族文化面临的被消解、消灭到灭种灭族，已引起边缘民族内部良知清晰知识份子为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与现代文化建设的背水一战。作为在中国诗歌与文学界有重要影响的“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已成为彝族现代文化建设的一个成攻模式，它引发与影响的结果是有一大批本地的彝族诗人的不断汇入与参与建设探索。

 

　　2、 彝族传统文化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原文化体系，它具有强大的自身生命力，面对迎面而来的社会巨变浪潮，它有两条路走才能传承其文化本色并有黑色血延，一是田野式的收集整理保护具有文化遗产价值类型的传统文化经典，二是将古传传统文化进入主流汉语语境，进行“第二母语写作”，在激撞汉语机体之时，使之再创再生汉语新义，输入彝族原文化的原色黑金，进行“混血写作”，形成一种新型汉语，在汉语表达的同时，传达了彝族原文化的感觉意义与文化根性，这点在30多年来的彝族现代诗人中已创造了许多成攻作品。

 

　　3、从大凉山的人口比例来说，彝族人口占多数，彝族文化应该是这里的主流话语(主流文化)之一，经过社会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发展，目前彝族现代诗的兴盛潮流是很自然的，这是本来就应该有的文化艺术现象，只是由于历史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原因，在毛时代的前30年滞缓了现代文明发展的速度。只是近30年来，这种现代文明发展速度把彝族现代诗推到了一个自然的世界面前，这种艺术创造现象虽然来得迟了些，但毕竟来了，这是彝族文化发展的一个历史机缘语境，世界上从没有一个地方能像“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这样的诗歌先锋浪潮保持了30多年这么久的时间，而且现更有更迅猛的态势。这是多重文化混血的结果，有最先锋的，也有最古老的，一切随缘而生，而发，如黑色山林，一切随天地之灵气而酿酝。

 

　　三、“西昌汉诗群”浪潮消退的几个历史原因：

 

　　1、“西昌汉诗群”的代表人物周伦佑、蓝马、林珂、晓音等都是各种移民后代子孙，他们的诗歌言说与话语环境是以移民文化的原文化(原栖地)与此在文化(西昌本地文化)为基础的，这个基础主要是以汉文化为主体，在他们在这个边远、封闭、特殊的地域中形成自己言说的需要，然后凭借伟大八十年代这个特殊的平台得以横空出世，名惊天下，是数百年间累积的移民文化历史、思想、政治、文化思潮等多重沉淀的被特定开放文化环境掏出而后爆发；而中国历史的特殊性，使许多人失去延传与补血的时机，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成为大者之前便以跌倒在上升之梯，或消失，或留下青春期式的狂风暴雨中，这是历史的必然，巳经足够。

 

　　2、巨大的经济与政治等的多重迫压，使诗人那脆弱的心撕裂变形，没有强大定力与内力的诗人混入这巨大的浪潮，物欲钱欲房欲等拆解着艺术纯洁的天空，社会价值的混乱围剿着寂静的山林，在当今社会保持一颗诗心巳属不易，更何况要去从事无名无利的纯艺术写作，但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接轨，将人们拉到一个真实的世界，诗歌的边缘化是位归其实的真实，这是当下社会与个性自然分工的自然结果，适者生存。所以“西昌汉诗群”的第一黄金时代已定在那个特定的伟大八十年代，成为一个绝响，这是历史与文化环境的必然，因为他们第一期黄金创造力己经完成。

 

　　（2012.8.27下午日 史普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