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彝族女性作家，是我国文学创作者中的一部分，同时也拥有着特殊的身份。借用后现代身份批评理论，我们主要从性别身份和族群身份两方面进行探讨。在性别方面，彝族女性作家的女性身份，让她们在男权的社会中，居于特殊地位;在民族方面，彝族女性作家的少数民族身份，让她们在以汉族为主体的社会中，居于特殊地位。她们融于当代社会中，更有着自身独特之处。当代彝族女性文学，也同样具有性别与民族方面的特殊性，在当下的时代中呈现出多元复杂的面貌。本文将从性别、民族与时代三个方面出发，浅析当代彝族女性文学呈现出的多元复杂性。
关键词：彝族；女性文学；多元复杂性
（李南版画 火红的生活）
当代彝族女性作家，自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增多，其文学创作的果实也在不断地成长成熟。借用后现代身份批评理论，我们主要从性别身份和族群身份两方面进行探讨。当代彝族女性文学创作者，在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叠加下，具有着特殊性。她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也在性别、民族和时代三个方面体现出了对立统一的复杂性。2019年，三部单独收录彝族女性文学作品的选集的问世，在少数民族文学、彝族文学，尤其是彝族女性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吉狄马加对这三本选集的出版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认为其填补了彝族女性文学的空白。[1]这三部选集的出版，增加了我们对当代彝族女性文学的关注，也为我们了解、研究彝族女性文学提供了更加丰富的文献资料。我们将从性别、民族与时代三个角度出发，结合这三部作品集收纳的彝族女性文学作品，对当代彝族女性文学呈现出的多元复杂性展开一定的分析。
一、性别的差异与共通
当代彝族女性文学，是由女性创作的文学。她们在以女性为创作的性别背景，以女性自身的体验感受为写作主要内容，以女性本身作为思维、审美主体[2]，在具有女性创作者特色的同时，也具有着无论男女、人类共有的一种共同性特征。她们既是“女人”，也是“人”，因而其创作的文学中，体现出了性别的差异性，也有着人类的共通性。
（一）性别的差异性
在众多的彝族女性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彝族女作家们用独特的视角、细腻的感受表现着女性内心丰厚复杂的感情，也包含着对于社会文化、自然世界、精神世界的认识与思考。当代彝族女性文学，主要是由彝族女性着笔写出的作品，是她们站在女性的视角，融入女性的意识，反映她们的认知世界的文本[3]。这就有别于男性文学的创作视角。
例如彝族女诗人鲁娟的《情人》一诗，讲述了一个彝族男人，在“我”的婚礼上抢亲，带“我”私奔的故事。但其叙述口吻完全是女性化的，叙述的主体和故事的主体、主动权全在女方，与我们通常所听闻的故事不同。在这部作品中，“我”不是被动地等待被家族安排婚配的一个传统女子，而是早有准备，强势地要求自己的情人为“我”奔赴而来，在路口等待抢亲。诗歌的主人公在男性面前，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唯命是从的女人，她有自己的想法，并且将自己的想法付诸于实践，不是默默听从于男性，而是能够与男性平等地交流，有了让男性也为自己行动、为自己付出的权利。亚里士多德的“摹仿说”认为，文学创作是对人的性格、感受和行动的摹仿。笔者也认为，鲁娟的诗作中融入了鲁娟本人强烈的女性意识，融入了她对彝族女性生存现状的思考，同时也是其思想反叛的一个鲜活体现，是对男权思想、传统女性思想的破与立，与大部分男性的文学创作大相径庭。
女性笔下的女性群体，与男性笔下的女性群体也是不同的。著名的彝族女性文学作家阿蕾所创作的小说，被称为“彝族悲剧女性系列小说”，便是从女性视角观察凉山彝族社会中所存在的思想和习俗，讲述彝族女性在恋爱、婚姻、家庭生活中的悲剧，揭露被落后的思想、落后的习俗所压迫的彝族女性生活，塑造一大批受尽压迫、为反抗压迫而斗争的女性形象。她的“彝族悲剧女性系列小说”，也同鲁娟的诗歌创作一般，是对彝族女性作家自身感受的模仿。女性作家在创作时自然地融入了自己真实的亲身体验、感受与思考，对女性的生存体验描写得更为细腻。并且她们具有强烈的女性意识，在性别平等方面具有更深刻的看法。女性作家居于男权社会中，其思想感受定是不同于男性的。这之中反映出来的彝族女性的悲惨生活，与其内心真切而复杂的情感体验，也是在男性作家的创作中少见的。
在彝族的文学史中，也有不少的表现彝族女性婚恋悲剧的文学作品，如彝族著名的长诗《阿诗玛》。但是，通过对该文本的仔细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它实际上透露着男权社会下的一些思想。阿诗玛作为一个女性的代表，形象是有着极白的肤色，能够做农活、做家务，同时又有着精湛的绣工的一个女性，因而被评价为千万个姑娘之中“最好的一个”。但却依然在年岁增大之后被家人亲戚劝着嫁出去。无论是在女性“优秀品质”和“美”的标准方面，还是在女性的婚嫁方面，蕴含的都是无意识的男权思想。有人说在中国，“政权、族权、神权”是历来支配男性的三座大山。而中国的女子，更加悲哀：她们要遭受政权、族权、神权，以及家庭之中，夫权的压迫。这是男权社会下，历史遗留与现实问题共融产生的悲剧。“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4]许多女性文学便对此展开了批判、描写。而阿蕾的文学创作，在继续对这些彝族女性婚恋悲剧描写的同时，从女性的角度，更加旗帜鲜明、直戳要害地指出了这些落后腐朽的思想与制度对于彝族女性的迫害;同时，也指出那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在当代的彝族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并且对彝族女性的肉体和灵魂不断地进行着摧残。一些在男权思想里普遍而正常的現象，其实饱含着对女性的不公平与不尊重。当代的彝族女性并没有摆脱“四条极大的绳索”的束缚。而阿蕾通过塑造笔下的彝族女性形象，用自身的言行诉说着女性意识的觉醒，揭露了导致彝族女性悲剧的种种原因，具有鲜明的女性色彩。
（二）人类的共通性
女性与男性在性别方面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是女性文学与男性文学并没有激烈的冲突对抗、非此即彼。女性文学，尤其是中国的女性文学，大多是兼有着中国人“以和为美”的观念，关注到性别间协调的一面，站在人类整体的角度进行创作的。
就创作者性别而言，女性创作的女性文学同男性的创作虽有差异，但女性文学同其他文学一样，其创作者都是普遍的“人”。在她们的文学创作中体现的，不仅仅有女性意识，还有人类共有的人性追求，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结合。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倡导的“自然原则”，即是模仿人性，模仿普遍永恒的人性。卢梭所提出的“自然”，也包括自由个性和天赋人权。女性文学并不是和男性文学相对立的，而是在表现普遍的人性的同时，带上了女性的色彩。从根本上来说，彝族女性文学表达的仍然是对普遍人性的追求。
在女性成为繁衍后代的工具，婚姻变成买卖，婚恋没有自由的条件下，彝族女性作家们，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于婚恋自由的追求，对女性权利的追求，对男女平等社会的追求，实质上都是对于“自由”的追求，都是对于人性解放的追求。例如阿蕾的《带绣的镰刀》中，为了“延续”家族，被迫嫁给舅舅的哑巴儿子，遭到其他人言语伤害和家庭压迫的乌莎，向政法大学的朋友求救[5]，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帮助，便是处于落后山区的乌莎为争取自由、为争取自己的权利所作出的努力之一。而乌莎最后选择上吊自杀的情节设置，也是山区受压迫人民对自由、解放的追求的极端表现。这一人物的塑造，超越了单个的个体，是所有受压迫、受歧视、受诽谤的群体的代言人。在对落后腐朽思想和消极的宗教文化的批判背后，也是人类对科学文化的追求，是想要摆脱愚昧的心理体现。
再如阿蕾小说《秋末》中的尔西嫫这一形象。尔西嫫在十三岁的时候，就被安排嫁给了吉克姆嘎。而七年后，当尔西嫫二十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吉克姆嘎因病死去。在吉克姆嘎丧事还未了的时候，尔西嫫就被“转房”给了大伯吉克姆加。后来政府禁止一夫多妻，尔西嫫再次被无情抛弃，一个人把两个女儿养育长大。根据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分析理论来看，尔西嫫的本我，作为一种本能，是自发地向往、追求自由的。她对给她自己带来痛苦的落后传统的不断抗争，便是其体现。而她的自我，囿于社会文化的限制，在以死抗争失败后，暂时选择了苟且于当下的生活，变得审慎。在被赶出家门，毫无经济来源的时候，尔西嫫压制了一己私欲的本能，也不顾现实的得失，而是凭着母亲的责任与义务，凭借着母女之间的血缘亲情，独自把两个女儿抚养长大，并且不看重男方的经济条件，而是以幸福为重，接受了两个贫穷的好男人入赘，让女儿拥有了幸福。尔西嫫的这一形象，也是对腐朽文化习俗的反叛，是对落后思想的反叛。摒弃名第、家族、经济观念，而追求对真正的幸福，是人类共有的、超乎物质条件的精神诉求。这也体现出来彝族女性文学所包含的人类共通性。
悲剧是美学的组成部分，在表现事物脆弱一面的同时，又表现着事物在毁灭中重生，流露出对未来的期望。邱紫华先生说“美学悲剧性是指主体为了实现对自身现实的超越”。[6]阿蕾的“彝族悲剧女性系列小说”，通过一系列的冲突，表现了彝族女性的悲剧性。这一系列小说，满足了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冲突本质的“过失说”，好人没有好的结局，坏人却有了好的结局，极恶的人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引起了人们的恐惧、怜悯、悲愤的效果，产生了“卡塔西斯”的悲剧作用，从而将悲剧的美学价值与社会教育功能完美结合。阿蕾的“彝族悲剧女性系列小说”，如上文的提到的乌莎这一形象，体现出彝族女性对两性差异的突破，也表达着她们对于平等、自由的追求，是女性性别特色的体现，也饱含着超越性别的人性共通处。
二、民族的独立与融合
在当代文化不断融合的时期，在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共存的时代，我国的文学呈现出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彝族女性文学在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也在具有鲜明的民族性的同时，不断与汉民族文化交融着。
（一）鲜明的民族性
就彝族女性文学创作的语言而言，一方面，有不少的作家是用彝语来进行创作的。如阿蕾用彝语创作的短篇小说集《根与花》，曾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它的文学价值不言而喻。彝语是彝族文化的载体，也是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彝语创作的彝族女性文学作品，自然能够更加深刻而直接地承载彝族文化，也更有利于彝族文化的不断传承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大多数的彝族女性作家在接受了汉语教育之后，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社会中，都选择了用汉文来写作、出版自己的作品。很多彝族女性作家的作品通篇都用通俗典范的汉文写成。部分学者和创作者，都发现了这些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失语现象”，并表露出了对此的担忧。
但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提到的是：在彝族女性文学作者的创作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彝族特有的意象。比如著名彝族女诗人、学者巴莫曲布嫫在其代表作《图案的原始》”[7]中写到的彝族图腾黑虎，彝族人都是黑虎的后代，勇猛无畏，为自然万物甘愿牺牲自我;写到的凉山彝族自治区内的黑水河，在高原的于海之下奔流不息，如彝族人一般永不停歇;写到高原地区特有的苏麻这种植物;写到以及支格阿鲁开天辟地，创造新世界等彝族故事中的典型，都是极具彝族独特的民族色彩的代表之一。此外，彝族女诗人鲁娟的诗歌，也有着浓厚的彝族特色——“擦尔瓦、神鹰、毕摩”这些彝族代表性符号在她的诗歌中，都是常用的意象。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体现。理念是能够体现出内在的灵魂、精神的东西。这些特有的彝族意象，便是彝族女性文学作品浓厚的带有民族风韵的“美”的体现。虽然语言并非本民族语言，但是，这其中体现的气韵、灵魂、风骨、精神，是属于本民族的，是本民族特有的，是具有本民族特色的。
此外，部分彝族女性作家在写到对于她们极具特殊意义的事物时，并不采用汉文的称法，而是运用音译的方法，将彝文音译成汉文，赋予它们更深的民族情感。彝族女诗人吉克·布，在她的诗歌《无声剧》中，写到了“拉波俄卓”[8]一词。通过查阅相关资料、询问掌握彝语的彝族人，我们才知晓这其中的“拉布俄卓”一词，是通过对彝语“西昌”一词进行音译，然后用汉字直接写下来而产生的。西昌，是四川凉山的州府。四川凉山也是彝族最大的聚居地。对于凉山的彝族人来说，西昌是他们的圣殿，具有不可提替代的、极为重要的意义。“西昌”在彝族詩人的笔下，被称为“拉布俄卓”、“拉布恶咒”，这些汉人看起来陌生化的称谓，都是彝族诗人们对于故乡的亲切称呼，根植于彝族女性诗人们对于民族、家乡的深邃而诚挚的情感。这种本土话语的建构，是其文学创作民族性的鲜明体现。
（二）民族的融合性
随着民族地区的不断开放、不断现代化，当代彝族女性作家基本上都是在多民族的环境中、多元民族文化语境里成长起来的。她们生活在彝文化与汉文化交织的环境中，受着多元文化的影响。而当代的以汉民族为主体、汉文化不断传播的社会环境，给最初单用彝语进行创作的彝族女性文学创作者带来了冲击，也让部分新一代的彝族女性文学创作者因为没有系统学习彝文，仅有口语交际能力，而无法用彝文进行创作。
我们不得不承认，少数民族的“失语”现象在悄然地发生着。也正是因此，在这样的条件下，部分彝族女性文学创作者走上了双语创作的道路。前面提到的彝族女性作家阿蕾，其代表还有汉文短篇小说集《嫂子》。无论是彝文小说集，还是汉文小说集，都曾获多项国家级的少数民族文学奖，也让阿蕾本人得到了不少荣誉称号，可以说都是极为优秀的彝族女性文学作品。阿蕾作为一名彝汉双语创作者，自创作第一篇小说至今，一直在坚持着彝文、汉文双语写作。她的彝文创作，不仅对彝族文字的保存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让彝族的语言在口语的保存之外，也能将书面语的表达方式保存下来，推进了彝族语言的传承发展。而她的汉文创作，适应了多元民族文化语境，扩大了作品的传播范围，才能够让更多的外族人看到彝族的生活，接触到彝族的文化，从而扩大彝族文化在当代社会的影响力，推进彝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她的双语创作，便是彝族女性文学的民族独立性与融合性的生动体现。
部分彝族女性文学创作者，使用汉语进行创作，却并不沾染汉文化，用这样的方式，在当下的社会中找到了自己的立足点。运用本民族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对于民族内部而言，在表达和阅读方面可能更加顺畅、更有优势。但对于整个民族在宏大的社会中立足、发展的作用却相对较小。一个民族的发展，不能够故步自封，也不能够对外全盘接受。在当下的社会中，使用汉语进行创作，是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的。如彝族女诗人魯娟，因为不会写彝文，便只能够用汉语进行创作。但同时也正是因为她的创作语言是汉语，才让我们更多人有了更大的阅读到她作品的可能性。她们的创作虽然用汉语来记录，但仍然保留着本民族的意识和思维方式，保留着本民族的特点与文化，带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此外，还有前文所提到的汉语、彝语交杂的写作方式，如称“西昌”为“拉波俄卓”，也是彝族女性文学创作者们，在汉语和彝族文化之间，找到的另一个平衡点。
无论是双语并行的创作还是汉语、彝语交杂的写作方式，本质出发点都是想在以汉民族为主的社会中寻求本民族的立足之处。无论是哪一种语言创作方式，都是在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对时代潮流的适应，也是对本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的不断探索。
三、时代的促进与冲击
彝族，从奴隶制社会直接过渡到现代的社会主义社会，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在现代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现代文明对于彝族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时代的发展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进步，同时也给予了少数民族一定的冲击。
（一）时代的促进
彝族女性文学的产生，就与时代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方面，当现代的平等自由思想普遍化，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传播范围越来越广，也就促使彝族女性了解到平等自由思想、女性主义思想的几率大大提高，推进了西方女性主义在彝族内部的不断传播与深化。另一方面，在彝族女性接触到这些思想后，新来的思想与她们本身萌发的平等自由意识、女性意识相结合，有了自觉的意识，并将其付诸行动，以笔为器，才有了彝族女性文学的产生以及不断壮大。
另一方面，现代思想、创作手法在彝族女性身上不断发芽成长，促使其创作也越来越成熟。彝族女诗人鲁娟的创作历程，便是彝族女性文学逐渐现代化的一个缩影。从诗集《五月的蓝》到《好时光》，鲁娟的诗歌在情感表达、意象选用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她从以前歌谣式的诗歌创作，逐渐发展为在保留歌谣的特点的同时， 大量运的通感、象征等艺术手法。而这些艺术手法，大多是来自西方的。同时在语言方面， 她也吸收了俄国形式主义的“陌生化”手法，用了超越逻辑的语言排序手段，使自己的诗歌语言别有一番风味。如，她在《哑奴》中写到：“啃食你所能遭遇的经卷 / 面对一场母语的征伐”，对记载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经卷”，施以“啃食”的动作，这在我们平时的交际用语中是不搭配的。以“遭遇”来修饰“经卷”，也与我们平时的表达习惯不同。在短短的诗节中，鲁娟通过这样“陌生化”的创作手法，极富创造性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女性，对于彝族长期以来男性占据话语统治权的抗争与搏斗。通过这样的搭配方式，仅仅用三两个方块字，就完美地促成了诗歌语言之美，给了读者更为宽阔的想象空间，也为其诗歌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时代的发展，让彝族女性文学创作者接触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了解到了更多的文学思潮与文学创作方法，也因为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外知识的传入，加之巴莫曲布嫫等学者的推动，彝族文学理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
（二）时代的冲击
但与此同时，现代文明对于彝族也有着不小的冲击。在当下凉山彝族聚居地，随着社会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不少彝族女性的创作便是以现代文明对彝族乡村冲击为题材而展开的。
彝族女诗人海秀，在她的诗歌《老去的村庄》中集中地从亲人、邻居、村子的物品、村庄的生活、故乡的景色、故乡的文化等方面，描绘了现代文明对于她所居住的村庄产生的巨大消极影响。[9]在她的这首诗歌中，“阿妈”在老去，“百褶裙”在逐渐失去颜色，口弦在难过地啜泣，背水的木桶在腐烂朽化，牧笛声越来越遥远，山坡在往荒原发展，劳作的少年和织布的姑娘都远去了。而与此共现的，是现代文明带来的隆隆火车，和繁华城市唤起的人的物欲。海秀的这首诗歌，便生动地表现出了现代工业对于山村的冲击：城市文明对彝族年轻人的极大吸引力，让青年人纷纷背井离乡，导致家乡渐渐荒芜的图景产生。这样的场景令人惋惜，却也是在当下普遍存在的一个社会问题。海秀的这首诗作，通过诗意化的表达，在女性视角体现的阴柔美之中，传达出了她对此的担忧与哀叹，是其女性意识的生态观的生动体现。
阿蕾的《破灭的美梦》[10]和《残梦无期》[11]两部小说，也是现代文明对彝族冲击的一个体现。城市文明的不断拓展，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导致彝族人感受到了经济上、生活上的不同，让人们意识到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异——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新世界“产生”，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也让一些人一时无所适从，没有找到在这样的社会中正确的生存方式，最终误入歧途。小说中的布都，便在迷茫之中，产生了错误的想法，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最后遭到了法律的制裁，被关进了监狱。只要对现代彝族社会有过一些了解，就可以知道，作者对布都的描写其实并不是对一个人的描写，而是对现代彝族社会中很多人的描写。不少彝族的青年人为了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金钱而贩卖毒品，导致大量孤寡老人、留守儿童出现。阿蕾的小说是对现代彝族社会问题的描写，也是她对现代彝族社会的思考以及警醒。
时代的发展对于彝族的冲击，为彝族女性文学创作提供了别样的题材，同时也让彝族女性文學创作者的思考更加广泛、更加深入，也推进了彝族女性文学作品思想内涵的拓展深化，更具时代性与针砭性。
当代彝族女性文学存在于女性与男性、彝族与汉族、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中，呈现出了多元复杂性，在我国的文学创作中具有鲜明的特色。当代彝族女性文学将女性意识与普遍人性融为一体，既体现出民族特色又体现出时代特征，融于我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潮流之中，又保持着自身的相对独立性，是我国当代文学多样性的体现，也对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多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多元复杂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定产物。对其多元复杂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彝族女性文学作家作品，也为彝族女性文学、彝族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思路与想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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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泽东选集： 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 1966.
[5] 徐其超.彝族女性悲剧人物谱──阿蕾小说创作论[J].天府新论，1997（03）：57-61.
[6] 邱紫华.悲剧精神[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0-12.
[7] 巴莫曲布嫫著.图案的原始 诗集[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
[8] 邱婧.身体书写、性别隐喻与族裔想象——重读1980年以来的少数民族女性诗歌[J].扬子江评论，2018（02）：61-65.
[9] 发星工作室编：<独立>19期，<大凉山彝族现代诗32家>，民刊.
[10] 阿蕾.破灭的美梦[J].凉山文学彝文版;1996（02）.
[11] 阿蕾.残梦无期[J].凉山文学彝文版;1997（03）.
作者简介：程子晋（1999.3-），女，汉族，四川泸州人，四川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语言文学。
原载：《青年文学家》2021年2期；文字来源：参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