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凉山自古以来就是一匹黑马！
不管从大凉山的体态，气韵，内涵，还是从它的精神气质和“历史表现”诸多方面考察，大凉山都是名副其实的一匹黑马！
你看那纵横人间的一座座山脉，不就是一匹匹驰骋大地的骏马吗？你看那汹涌在高山峡谷的一条条河流，不正似一匹匹黑马在奔腾吗？那“撒豆成人”般在大凉山广袤大地繁衍生息的大凉山人，一生跋山涉水，与大山、草木为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他们有着“人间罕见的坚韧”，他们不正像一匹匹穿梭在大凉山深山峡谷和草木间的黑马吗？那生长在高海拔的一片片农作物，远远望去不就是一匹匹在大山里驮负着大凉山人生命的粮食前行的驮马吗？可以说，大凉山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一人一水就是一匹匹的黑马，在他（它）们身上，都涌动着嘶鸣长空的声音腾空而起的暗劲，都暗藏着一股蓄势待发的生命能量，他（它）们在骨子里具有着一种奋发向上自力更生的龙马精神。
在历史上来说，大凉山自古以来就是一匹健壮而狂放的黑马，时不时从祖国的民族之林冲出，从祖国大地的大西南一隅冲出，以黑马的精神气质在历史长河熠熠生辉，让人刮目相看不可小觑。从地理位置看，地处大西南的大凉山，解放前在外界看来，它是一片自足、封闭、迷人又神秘恐怖的蛮荒之地，是有着独特自然与人文景观的香格里拉式中国彝族主要聚居区域，它正如一匹马放南山般悠然又随时发飙的黑色野马；从文化层面看，以古彝文、十月太阳历、向天坟、三原色喜好和神性崇拜等民族心理、奇特的服饰和独特的民风民俗，等等，无一不为人类文化独树一帜的奇葩，它们正以其悠远的历史价值和现代意义的文化价值以黑马姿态杀进人类发展史，在人类文化研究界域闪亮着迷人的黑色光芒；从历史事件看，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五月渡泸，深入不毛”，清朝的石达开泸定覆灭，民国的蒋介石想以西昌为据点反攻大陆而大肆支持、鼓动西南匪帮，还有著名的会理会议、红军飞夺泸定桥，等等，无不在历史的肌肤刻下深深的印记而以黑马的行迹从历史中给人留下记忆；从人物风云看，和刘伯承一起缔造彝海结盟佳话的果基约旦，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学界声名鹊起的吉狄马加，杀入央视的王小丫，音乐界的曲比阿乌和山鹰组合，创设彝文输入法的沙玛拉毅教授，继新中国第一位彝族教授刘尧汉之后在彝族民族学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中国社科院巴莫曲布嫫，让彝族“招魂曲”走向世界的双语作家阿库乌雾，还有许多政治、经济、体育等各方面的精英等等，都以黑马的昂扬姿态从历史和民族丛林或当下各领域杀了出来，成为闪亮于历史舞台的人类之星；从社会贡献看，南方丝绸之路的路径链接，红军长征途中的顺利通过，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建立，等等，也是以其特殊贡献发挥着黑马精神和作用；在地理优势和旅游行列看，大凉山的如苦荞、扬麦等高山农产品，丰富的林木、水电资源，珍稀物种，以及以闻名遐迩的泸沽湖、邛海、螺髻山等为代表的旅游景点和资源，等等，以其独特性唯一性在新时期越来越凸显它的特殊地位和意义，成为中国新社会西部大开发中的一匹黑马。总之，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如今，大凉山都以昂扬的姿态黑马般的精神气质，在人类历史、社会领域诸多方面发挥着它的独特区位优势、特殊作用，在天文、历法、政治、经济、体育、军事、科技（以卫星发射为突出代表）、文化（以饮食、服饰、宗教思想、民风民俗诸多方面为代表）、艺术（如彝族漆器、绘画等）各方面各领域曾经产生或正发挥着黑马精神，彰显它的独特又特殊的作用与意义。
大凉山是一匹黑马，大凉山不管从它外在形式还是从它内蕴，都具备黑马品质！它隐藏在历史的风烟里，它的黑马精神也随时酝酿在时代浪潮中！
二
当我们看到，在90年代以降全面衰落下来显得式微的中国诗歌，在大凉山界，却一波又一波似海浪拍岸般卷起一场场蓬蓬勃勃的诗歌浪潮，结合上面讲到的大凉山黑马气质来想，我们便有了充分的理由相信，在优秀诗歌传统中不断自我酝酿而时时冲击、刺激、“催醒”和激发着疲软中国诗坛的大凉山诗歌，它的新一轮具有巨大能量的诗歌运动就要来临！
我们这样的决心和这样说的理由，当然不仅是因为我们坚信哺育了我们的大凉山本身就是一匹黑马，它本身就具有黑马品质和气场。我们这样的决心和这样说的理由如果只是建立在我们生于或者说处身于具有黑马精神气质的大凉山的话，我们也太武断、片面和迷信了。之所以说大凉山诗歌大有希望大有可为并且它将在中国诗坛发挥它的黑马精神，是因为我们还看到，在这块自然和人文大凉山不仅具备诗歌传统和“基因”（有关这方面我曾在民族传统和心理、地域特点和传统等方面简要论及，此处不再阐述），更重要的是，它拥有许许多多热爱诗歌、愿意为诗歌前仆后继的优秀儿女，并且更重要的一点，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不是为了以诗歌为起手谋取现代社会所推崇的个人利益，他们是出于一种“传统”、出于一种民族情感表达的需要，他们热爱诗歌，热爱诗歌写作，他们这样做只是出自于一种骨子里的精神需要，否则，他们也照样可以去经商，他们也同样可以去过远离诗歌的世俗化的简单快乐的生活。也就是说，大凉山有着一群来自于各个文化层次、各行各业和各个年龄段的无功利性目的的诗歌追求者。我想，天时地利人和样样具备的诗歌土壤，正是中国当前所缺乏的，是中国诗歌所“千呼万唤”、期待出现的。这正是大凉山诗歌的优势和机遇！对于因遭遇商业浪潮使其被那许许多多或者世俗或者钻营苟狗的人视为弃履的诗歌，也是个福音！这意味着诗歌在这里找到了让发扬光大自己的梦想滋生的土壤，和知音般疼她爱她的好儿女。
我们对大凉山彝族诗人们用第二母语即汉语写作的诗歌前景充满信心并期待它又一次的异军突起，而预言假以时日它将会在中国诗坛卷起新一轮生猛的诗歌旋风，形成一定影响力给中国文坛注入一股新鲜而强劲的力量，其论据不仅基于凉山的优秀诗歌传统和影响力，以及凉山奇特的人文地理、文化积淀，和一批批强劲的后继力量、人才贮备（下文将简要论及），还有一个前提就是外部氛围和环境条件的造就，即2012年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国家文化战略部署和随着中国素质教育的全面跟进和深入，国民素质得到长足发展和提高，中国将会涌现新一代高文化水平有学养的人，这就为中国新的文化复兴和包括诗歌的文学大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外在动力和环境条件。关于这层意思，笔者曾在另一篇文论《前景广阔：树立包括诗歌的文学新的精神和信心》论及，请允许我偷个懒，摘录几段于下。
“在中国，今年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已然吹响新一轮的文化复兴号角，极大鼓舞了文学人文化工作者的士气。地域诗歌写作提出者周发星也无不充满豪气和自信的说：“中国百年现代诗史可以说是一部模仿史与学习史。在本土文化色彩的现代诗创造上没有形成自己更多的独立文本（当然也没有创建独立挺立的理论体系——笔者）。……我们模仿与学习的时间已足够，现在是我们创造自己中国式的现代诗范式的最好时机。……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宣布西方中心话语权从此无效，创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独立的诗学……”（发星《独立》18期《创造属于中国人自己独立的诗学》）这不是不负责任的麻木乐观，不是妄自尊大空穴来风之语。其含义背景来源是建立在因为中国经济和影响力在国际地位中发挥越来越重要作用而引起世界经济等格局向东方转移，以及作者自己说的“（民间）十大（诗歌）流派中的许多东西已经并正在向我们证明着这一点”之有力依据上的，有专家也在《文艺报》撰文称：“……我们所看到的诗歌的景观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它正回到一种‘常态’。其标志是，标志性的事件和噱头不见了，作为‘行为艺术’的诗歌不见了，张牙舞爪的或裸露癖式的诗歌不见了，亢奋的、狂躁和尖锐的情绪与语言也不见了。”（张清华《2011中国诗歌印象——过剩与匮乏》——本处引自网络）
“文化复兴的时机已然造就，文化复兴的端倪已然出现，文化复兴的条件已然俱备，只等待着人为的出击与努力。剩下的就看文人们怎样把握和为之拼搏，面对全球化浪潮保持自我独立地进行吐故纳新、发荣滋长和借助集体智慧登攀。并且，因为随着中国素质教育的全面跟进和深入，国民素质得到长足发展与提高，随着新环境新人才的要求和新一代有文化有学养人的崛起，中国社会必将迎来新的文化大复兴和包括诗歌的文学大繁荣！我猜想那将是一个更开放、更有活力、更加畅所欲言，没有了语言霸权全凭自我精神主张和信捧原则自我发展的宽松舒畅场域，笔者套用一位文学兄长的话，这就叫“文学作品谁也不是谁的权威”，因为生命本身谁也不是谁的主宰，而精神的文明可以理解成更加尊重个体、更加重视人类精神的微观领域，即从粗放型粗糙型向精致性细腻化转进，人类精神之珠已打磨得足够晶莹剔透。况且，文学可以理解成是对“人”的表达。文学权威即文学霸权和文学主流的“垄断”行为，势必随着精神的更解放外部和物质条件的更有利（如网络的出现）而消解甚至土崩瓦解。未来诗歌和文学领域将会转入平等化的相互对话、交流、碰撞、激荡、磨合互混的局面。这不是滑入无序，而是体现文学和人类社会进入了打破霸权意识和思想的更文明、更尊重生命个体、得到人性的深层解放的全新时代。
改革开放已30多年，不景气的文学也蛰伏了那么多久，磕磕绊绊“磨合”了那么多年，外部条件也已具备，内部环境正造就，现在是到了迎来文学繁荣文化复兴的时候了！”
当然，在准备写这篇（也许不仅是这篇吧）探讨诗歌的小文的时候，我不愿意只做个对诗歌出路盲目乐观的人，在我们对中国诗歌的“复兴”满怀希望并为之憧憬之时，我们也看到和深感诗歌在之前的不景气状况。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80年代是出诗人明星、作家明星的时代，而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是出影视明星的时代。不可否认，当今时代，更是个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腐败物与优良物、新生物混合存在共生共荣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历史发展至今之后的以自由精神和以人为本（很多时候变成了以自我为本、以自我为中心）等思想观念为主体的思想大解放语境下，可以说谁也不再是谁的精神主宰。因而，在“大解放”之下也出现了某种“混乱”，这在思想领域更胜。（在此插一句的是，我们可以由此想到，为什么即使是最“开明”的执政政府，也会对民众行为始终有所“限制”而不可避免地造成民众与其之间某种矛盾与对抗的存在，因为他们惧怕“放手”会造成社会的一片混乱）于是，不可否认，在上述情形下，及时行乐思想，娱乐至死的心理，我行我素的为人，无不一一粉墨登场甚至群魔乱舞，而在精神自由和以人为本光环的护照下无人能去“干涉”，为其“夺”得了一方“合法”性存在的土壤。所以说，这是一个大转型、大动荡（主要是思想界）、大自由也大淘洗的时代，可以说，在这样的大浪淘沙中，许多的人，事，物，除了争得自己一时的大行其道、“惬意存在”外，必将只成为时代的实验品，甚至是“牺牲品”和垃圾、历史课里教育人的反面素材。留得下来的才是精华的，历史必将过滤出而且记载下对其有意义者。这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思考的。
曾经也有身边的人问我发表一篇文章或者一首诗歌得到多少钱，我当时很沮丧：精神的产品怎么能以物质的价值来衡量？！不过他们也许是早我一步走上或者说有了文化产业化思想道路了，讨论文化（也许包括了诗歌？)借鉴西方国家以产业化来拯救文化自身是一个很大的课题，现阶段，我无力也不准备讨论这个话题，不过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我们对中国文化的复兴文学的繁荣充满信心。以文学当前形势来说，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还有民间文学即平民写作和形成地域性写作群体的少数民族创作现象等一些体制外创作，首先吹响了集结的号角，自发性形成了一股把中国文学推向另一个历史阶段的暗流。虽然，目前的文学生力军网络文学、民间写作和边缘民族创作也是一片“嚷闹”，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没有形成高度集中的强大“合围”力量和态势，但是，有声音总比没声音强，有人在做总比没人问津好，并且我们相信这就是文化复兴文学繁荣的前奏，因为涓涓细流终成大海，众人拾柴火焰高，这样的碰撞、磨合、交流、齐头并进，并将会形成一只强劲的推手，合围、“推拥”而出新时代的文学高峰。请允许我再引用两段上面引用过那篇文章里的内容，以对这一股“看不见而生动”的文学力量作一具体说明。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这一文学春天的打拼者和迎接者之生力军，网络文学、民间文学即平民写作和形成地域性写作群体的少数民族创作现象等一些体制外创作，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期的文学才越来越彰显生机与活力。较之高高在上自命不凡却僵化而死气沉沉的体制内写作，它们更具体现文学精神的先锋性、创新性、探索性、实践性，以及文学赖以生存发展的包容性和多元性。它们必将以新锐而鲜活的思想理念以及新鲜而独到的生命体验和人生感悟、奇特而丰富的想象、陌生化而有新意的语言构造、本真自然的手法、原色原质原生态的清新之风，与传统和主流文学重构重组、混血杂交而登上文学的历史舞台。那是一方宽广的舞台和具有蓬勃旺盛生命力的净土，它将犹如处子般充满活力和向上的热望。特别是近年来，网络文学（平民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以其强劲的势头、积极的探索、势不可挡的冲击和来势，逐步取得一些体制内外有识之士的“共同认可”。新时期的文学需要和渴望这样的激荡、冲击、融合、重构，以此得到新生。文学也将以此进行大换血、以此进入和占领民众社会生活的重要位置（而笔者以为，无法与生活产生某种纠缠的文学和文学现象，是不成功的伪文学和伪文学现象），这也是新时期文学的必经之路必然之道和突围之径，是平均每两个星期就有一种语言消失的当今全球一体化发展过程中文化同质文学边缘化危机下必然要产生的扭转性局面，文化走向和而不同是在此背景下的必然趋势。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一涉及人，便离不开人的文化教养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接受民主的建立（也包括社会秩序的建立——笔者）离不开文化基础这一简单的历史事实，则文化建设似乎比政治运动更为迫切”（余时英《中国文化的重建》）。
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说具有自我特色的民族性文学（文化）将要颠覆、占领主流文学（文化）或者说它将被收服于主流文学（文化）之内，而是指它们会在保持自我原质与内核而不断自我探索与进步中以崭新面目崛起于重要历史舞台，这也将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必然进程。萨缪尔·亨廷顿早就指出，“在未来的时间里，所谓的普世文明的东西代替不了民族文明，世界不会出现一个统一的普世文明”（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本处引自《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4期64页）。这样的言论是我们所欢迎的，在让我们见到希望的曙光的同时教我们去除麻木的自我托大。我们所要做的是擦亮眼睛作好清醒的认识、付诸于行动和实践。我们当前的紧迫任务就是顺应这样的历史潮流，在社会转型时期不悲观不观望而是主动出击，在不景气中扭转乾坤，将民众社会生活正确引导到积极健康有活力的道路上来，使文学自救于“水深火热”中，再造伟大八十年代般的美丽神话。文化工作者和文学人士大有可为，正如那句听得我们耳朵生茧（当然也是至理名言）的政治用语所说：这个时代，机遇与挑战并存。
所以，这可能是一场自发性自下而上的运动，而这样的运动是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时代召唤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重振雄风，时代也召唤这样的运动的到来。
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倍感鼓舞的有力论据是，就像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北京大学辜正坤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其卓越的诗学研究，发现了人类诗歌阴阳两性诗潮消涨起伏的规律性，并预言阳性（积极健康）诗潮已为期不远。因为它很有启发意义，也为了说得明白，我们具体来看看他的认识，他说：“东西方各民族心灵的钟摆总是在禁欲与纵欲、古典与浪漫、理性与非理性等二极对立之间作有规律的减幅振荡。”他把倾向于开放、浪漫、明朗的一极称之为阳极，把倾向于禁欲（封闭）、古典、晦涩这一极称之为阴极。与两级对应的诗叫阳性诗和阴性诗。阴阳两性诗潮呈规律性振幅递减，交替出现。他认为，在人类诗歌史上，迄今呈现为七大阶段（他称为“世界诗歌阴阳交替七大潮”）：第一阶段是远古，属阴性诗潮；第二阶段是古希腊罗马时的阳性诗潮；第三阶段是中世纪，阴性诗占统治地位；第四阶段是文艺复兴时期，阳性诗潮勃起；第五阶段是17——18世纪，以古典主义为代表的阴性诗成为主潮；第六阶段，阳性诗潮高举浪漫主义旗帜成为主流；第七阶段是现代，阴性诗潮泛滥至今。他撰文指出，以大诗人艾略特的晦涩诗风为代表，是现阶段阴性诗潮的基本特征，诗歌和普通大众拉开了距离，摆设在文人的书斋里，成为只有诗人才懂的（甚至自己都不懂）的文字游戏，对形式和技巧的追求成了阴性诗人自夸自耀的资本。（见张嘉谚《中国低诗歌》8-9页）我们认为，辜的这一说法是吻合中国阴阳学说思想的，因而有其理论依据。而我们以为，只要是热爱着生活、具有着满腔热忱精神的人，他都应该积极主动成为现实的思考者、弄潮儿和书写者，他也必将因此而以当时在场者身份而使他的身影在历史的天幕闪现，使他的声音在历史的时空里发响！
三
基于上文论述过的因素和近来大凉山又冒出一股强劲的诗歌新生力量（主要见《独立》19期和阅读《独立》19后的相关评论文章以及阿索拉毅处的彝族诗歌资料馆相关资料），致力于边缘民族诗歌事业的民刊主编发星和阿索拉毅实时作出了反应，前者提出了“黑族现代诗歌运动宣言”，后者提出了“彝族现代诗歌四个阶段划分说”，我觉得都是敏锐的及时反应，是有利于推动和促进大凉山诗歌新一轮的发展与繁荣的。他们都是在积极为其推波助澜。阿索拉毅的彝族现代诗歌四个阶段说提得大胆而又言之确凿，说的言简意赅而鞭辟入里、脉络清晰又顺理成章，是对发星以前划分的三个阶段学说的继承与及时补充。为了让读者看得明白而减省笔者的费力解说，现将阿索拉毅《彝族现代诗歌四个阶段划分（草稿）》抄录于下：
如果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以吉狄马加为代表的以彝族文化根系流脉为土壤的“现代汉诗群体”成功浮出水平为标志，宣告了彝族现代诗歌的诞生。那么，此后阿库乌雾提出“第二母语”诗歌创作理论，进一步推动了彝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现代汉语诗歌创作合理性，可作为彝族现代诗歌运动第二个阶段。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以发星为主导的《彝风》诗歌阵地，从不同方面不断推出彝族诗歌新人，为彝族诗歌的全面复兴创造了一个天然的平台，这一阶段发星编缉出版《当代大凉山彝族现代诗选》；彝人传奇工作室编缉出版《第三座慕俄格——21世纪彝人诗歌》；以及阿索拉毅长诗《星图》，评论《蛮国诗歌俱乐部》；沙马和阿卓务林获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吉狄马加成功打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阿库乌雾利用学术资源不断推动彝族现代诗歌的影响等可作为彝族现代诗歌运动的第三个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初始，阿索拉毅成立“中国彝族现代诗歌资料馆”，发布《“彝族现代诗派”宣言》，编缉《中国彝族现代诗人档案》《中国彝族诗人诗歌全集》《中国彝族诗人诗歌评论全集》；发星发布《黑族现代诗歌运运宣言》；阿库乌雾编缉出版《彝脉》；麦吉作体发表《32匹骏马在蛮国大地踏出黑火 》；沙辉发表《这些来自于黑色诗国的声音》，以及阿索拉毅与发星在不同的刊物上持续不断推出彝族现代诗歌作品等为标志，可认定彝族现代诗歌运动进入第四个阶段。
我想要说的是，有了这样的氛围和生长土壤之后，我们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以作品说话”，写出高水平高水准的精品力作，否则，一切都是枉然，都是自娱自乐性质的，或者说是不被认可的。当然，在这方面我们除了真诚呼唤着天才的出现之余，我们只有身体力行埋头躬耕于白纸黑字间，并且在不断摸索，不断学习借鉴包括国外的外部优秀分子和作品外，我们还要积极的相互学习交流和推动，以求金字塔式地“推拥”出精品力作和杰出人才。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名家名作是“推拥”得出来的吗？但是我说过，我们除了真诚呼唤天才的出现之余，我们的发力点就只能放在相互扶持上，并且我们相信，伟人来出于大众，世界上没有无基层的金字塔，我们发力的支撑点在大地，精英的产生只有历经千锤百炼方能练就，精品只能来自于精益求精中。我们需要相互拥抱、合力、推动、推出。这就是我们大力推崇的民间立场和民间行为。在这方面，大凉山已经具备着强势的基础性力量。失去这样的认识和行动，我们就将是一盘散沙，各做各的，各走各的，形不成合力，成不了气候；白白丢失一个相互学习借鉴而又“争先恐后”性自我发展的平台和苑地。
四
我在上面言及的以作品说话，其实包括了两层意思：其一是指力求写出大作品好文章，其二是指我们在未能独立写出锦绣文章之前，我们可以相互批评、指正，指着作品来说话（即我们可以多写写相互的评论文章，进行广泛而有益的探讨）。
1、对于诗歌写作，我觉得在大凉山不缺乏诗歌土壤的前提下，彝族现代诗歌创作的首要问题是做好自我的大力提升，这也可以理解为是通常所说的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除了以开放的眼界不断借鉴，学习，创作，然后力求形成自我意韵与风格之外，大凉山的诗人们应大练自我内功，摆正自己立场，而这首当其冲要处理好诗歌创作中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价值取向和相互融合的态度问题，把握好小我情感的抒怀和关注人类生存状态的情感抒发，地方主义的“呻吟”和世界视野的追求，以及“见花就一首见雨来一首”的滥情书写和注重于真情的自然流露（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执着写作态度）等二元之间的取舍关系。
关注生活，有生命激情和感觉，具备人文关怀精神，我觉得这对一个诗歌写作者是首要的。剩下该做的就只是多读多思多学，积淀着形成自己艺术感染力和创作风格。所以没有生命激情和感觉，一切白搭。文学是靠自己获得的，别人给予不了。
关于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写作态度取向争论，张德明先生在《新诗话尔·21世纪诗歌初论（2000—2010）》（321页）中说：“诗人不一定要写历史题材，但诗人必须具有历史感。”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这样说：“诗人不一定写民族的和世界的题材，但是诗人应该具备民族的和世界的情感”？民族性、地域性和世界性的写作立场取舍是功力尚浅的初学写作者难以把控的，回族作家石舒清的相关谈论可以作为我们的参考，他说：“民族性和地域性会成为写作上的瓶颈么？如果写作只强调民族性地域性，显然这样的写作难以为继，但是如果借这个民族和这块土地表达对整个人类的观察和感知，则瓶颈之忧就可以不必为念了。”这是很精典的言论，也是他站在高处的恰当总结，我们每一个民族边缘写作者都应该记取。
苏珊尔·桑塔格说文学是精神旅行。石舒清说“真实是一切好中最好的。”诗人吐出的词汇是时代呼吸的词汇，诗人也是时代的把脉者，是敏感的他们最先发现和看到时代的缺陷。例如在当下，灵魂，敬畏，坚守，回归，抵制物欲的横行之类是诗人们常言及的，这说明我们这个时代需要这些或者需要丢弃这些。诗歌诗歌，诗和歌是一家，人在什么情况下最容易想到诗和歌呢？不说大家也知道，人在最高兴和最悲伤的时候最容易想到诗和歌，用诗和歌来表达自我的心情和情感。我们无以考证诗歌是否最初产生于人为了表达哀伤（我们只知道唯物主义这说诗歌来源于生活），但是说诗歌最能承载我们的哀伤与苦难情怀应该是成立的。石舒清也说：“把真正的苦难诗化的写作者是不负责任的。”（以上石舒清的言论均引自《沉静也是一种激情——回族作家石舒清访谈》《民族文学》2012年第6期）
在我看来，小说是反映生活现象的万花筒，一篇（部）小说就是一处家居设计现场，迎面扑来的是浓浓的生活的味道，散文是一种庭院或者野外漫步，随处小花烂漫，而诗歌是表达人类最隐秘的情感的，诗歌是一片情浓意浓的深沉大海。诗歌拒绝浅白与“无情”，诗歌也应该远离玩高深与晦涩。
对于大凉山，诗歌在这里可以说得天独厚，被高山大河阻断的特殊地理位置形成相对封闭的环境，使诗歌这种古老的人类情感表达形式受到外界特别是商业化、世俗化、娱乐化、钻营化的影响较弱，加上同世界很少地区一样直到解放前还处于奴隶社会的民族苦难史和封闭的环境，民族的精神苦难和着一步跨千年的民族喜悦心理和热爱新社会新生活的激情的勃发，这一切使得诗歌在这里得到“群情激发”式强劲后催力量，让其像大凉山其他方面（如风土人情等）一样保持着较新鲜的原生态气质与面貌。可以说，大凉山是受到商业浪潮冲击下的诗歌较为完整而自足的最后净土。于是我们得出结论，认为现代诗歌在大凉山得到凸显式的繁荣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诗歌创作的突破在当下成为我们新的压力和责任。纳西族著名作家、评论家蔡晓龄说得好：“不管是当今的汉族诗人还是少数民族诗人，甚至当今所有的写作者们都面临着突破的压力。”（《文化冲突与文本突围——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群的文本姿态及价值突围点》《民族文学》2012年第6期）所以我们每个想有所作为少数民族写作者的任务，就是站在本土本民族的土壤而力求得到自我突破，深入发掘本族隐没或者即将隐没的文化意韵，为世界的丰富性添一画加一笔。
当下，我们在看到大凉山诗歌蓬勃生机的同时我们应看到精品力作的缺乏，可以说，除了已经在中国诗坛得到认可的少部分诗人而外，可以说庞大写作群中有不少人还处于习作的阶段和水平，他们的诗作“描述性”色彩过强而“隐含性”不够，激进、激越色彩、纯粹的自我抒写色彩过浓而“潜入”、含蓄性不够。要知道，诗歌是暗示的、隐秘含蓄的艺术，好的诗歌是尊重个体心灵真实与时代情绪的最自然而深层性的情感流露。那些青春期的自我骚动性书写只是日记体的文字，是真诗歌所抵触的，所有诗歌习作者首要的任务就是尽早摆脱自我宣泄式的“青春期情绪”。所以，除了相互支撑、讨论（我以为相互评论就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推涌”外，我们还有很大的自我提升空间，并且也应该积极寻求自我的不断提升。
古人云：“学人者生，似人者死。”文贵创新，文学和言论最可贵的是具有能够成立的独见，与别人不雷同不重复的独创是文学的品质。文贵言之有物，诗贵言之有情，内容是首要的，否则再华丽的辞藻也是“空无一物”。我每次看作品或写作，都在心里自问那些作品到底有没有“言之有物，言之有情”，否则，我就觉得那是无效的，无意义的。这不是说，我们的作品都要遵从于实物描写，而只是说“每个诗人在从事诗歌创作时，首先要尊重于主体的生命经验，尊重个体的心灵真实。”真正的诗歌来缘于生命的痛感，或者生命昂扬的喜悦，和神启般的思悟，除此并无他者。具有诗性的作品，表达出来的是诗句带来的情感，是诗句对生活的另一种诠释，而不是反映出诗人的容貌、精神和思想，否则那它可以用其他形式去表达而不是非诗歌形式不可，它也就不具备严格的诗歌文本意义了。
边缘民族现代诗歌写作者不缺乏生命的痛感和激昂姿态以及神启般的思悟，相对于早一步进入人类文明而只能在文明带来的科技包裹下触摸一种冰冷的现代都市人，边缘民族的人比他们多了深沉的生命原始性质感思索和生活的多样感悟，因而更富于包括诗歌的文学蕴涵。正如著名诗人于坚在2012年云南省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培训班以《云南之魅力》为题的讲座里所言“文学玩的就是你生活的这种地方，不同的文明。写作要回到生命起源的地方。”特殊的人文地理与独特的生命体验和感觉或许就是20世纪最大的作家都是来自拉丁美洲的原因所在。所以，我们认为少数民族的特殊际遇和独特生命感悟感觉可以成为诗歌丰厚的素材，而边缘民族地区诗人在当下风起云涌的历史风潮中强烈的独特感触也理应成为让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他们偶尔穿行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之间，却始终与城市保持着一些隐隐约约的距离。”历史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较量与融合、混血、淘洗是现代诗人们如影随形般摆脱不了的心灵疼痛。在他们这里，时代到来的和生活自身就有的痛感与生俱来，形成生命的部分，文学创作的精神动力。文学始终第一是人，第二是人，第三还是人。我们需要把那些原本属于大地的漂浮在空中的东西重新拉回大地。
2、对于评论，我们知道评论文章对推动文学的进步、对个人的发展都是极其有用的，一些名家名作的大面积影响力也是靠评论家“评论”出来的，我在这里这样说不是诱导大家去做通常意义上的炒作、作秀，相反，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极其严肃的、端正、负责的。
我们需要评论，是因为对作品和作者有自己的解读和看法，然后以评论和随笔等形式写出来让大家评判、讨论。越是优秀的作品越需要解读，因为由于写作背景、作者其人以及一些写作思想等等都不可能在值得玩味的作品里一览无余，作品中的许多内涵也不一定都能让知识层次、文化涵养各不相同的读者得到透彻的理解。
写评关键是有眼光，能准确把握作品精神，然后有自己阅读独见。其他的就是文采上的事了。
评论文章只说表扬赞扬性的语言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评论文章是带大家去欣赏作品的骨质，并找到不足。评论者就是作品的把玩者，他把个中韵味、风采通过解读的方式传递给读者，甚至有时候他的“挖掘”也会让作者其人都能得到意想不到的自我认识与收获；真正的评论者不仅是作品和作者的淘金者，更是作品和作者的批评家，他不仅要挖出作品作者的闪光点，更要“抠出”它（他）的不足、缺陷、败笔，让读者看到它（他）的不足和缺陷之外，重要的是让作者知道自己的不足与缺陷，利于受众对其有种客观的认识，利于作者的不断进步，这才是评论者负责任的表现。在世界和中国文坛，不乏这样“不讲私情”、客观公正有担当而正义、有思想觉悟而眼光独到、锐利的评论家，比如中国当下知名的雷达之类，就是如此。
而在大凉山诗歌界，这样的评论家我觉得是缺乏的，是与强势的诗歌文本写作不相称的。据我有限的视域，大凉山坚持或者写出过好的评论文章者似乎只有这么几个：阿库乌雾，安东，海讯，何万敏，发星，阿索拉毅，当然也有人写过评论性的专著，如丁长河的文学评论集《文学作品谁也不是谁的权威》，王昌富礼俗专著《凉山彝族礼俗》、历史专著《彝族古代文明史》以及典籍评论专著《彝族妇女文学概说》等（由于笔者不是专业人士，手头资料有限，笔者深知此处有挂一漏万的嫌疑，敬请谅解，也请知情人给笔者提供资料以求下次订正）。
在目前这段时间，我甚至觉得当下看中国诗歌文本不如看评论文章，与其让诗歌创作文本泛滥不如让评论文章“泛滥”，因为诗歌作品缺乏对人的“伟大感召力”，甚至缺乏对民众的广泛吸引力，之所以它才成为圈子里的“自娱自乐”式存在；评论文则不同，它首先是一种“讨论”，而人的存在，是离不开“讨论”的，我想诗歌的存在也应如此，是离不开讨论的，何况诗歌目前的处境是如此的尴尬，迫切需要理论导向性指引。
现在，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交流和评论便利，不管是单篇作品还是专著，都可以在网络互传，进行阅读和评论，还有QQ的开通，更是为实时相互“评头论足”提供有力支持。在大凉山，发星和阿索拉毅主编的民刊更是为我们提供了讨论、交流、互学的平台。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看到了大凉山新的可喜的评论风气和形势，在以发星发起的对《独立》19期“2012年大凉山彝族现代诗32家”的读后感的写作中，沙辉的长篇归类性评论文《这些来自于黑色诗国的声音》，麦吉作体的长篇逐一性评论文《32匹骏马在蛮国大地踏出黑火》较有影响，鲁子元布也写出了《三十二座山三十二朵云》，同样是鲁子元布，以棋圣的网名在QQ群里发了一些“2012年大凉山彝族现代诗32家”的读后对个别作者的短篇评论文章，等等。还有大凉山以外的西域、邱婧、孙守红等都写出了看《独立》19期“2012年大凉山彝族现代诗32家”后的评论文章，引起广泛关注。当然，这些评论文章不一定都有很高的含金量，但是“重要的是说出，说出就快乐”，也就是说，重要的是有人在做并且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还是那句话：我们期待着相互“取暖”相互支撑，相互推动而“涌出”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五
今天的现实是明天的历史，让我们走进历史，创造历史！我想，每个具有生命意识的人都会希望在明天的历史中留有自己的足迹 ，都会希望在明天的历史中能听到自己历史的回音。每个人都应该有世界因我而改变的雄心壮志！
虽然我们认为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它对个体的人包括个体人精神世界方面的关注与呵护，我们却不能以此为借口为所欲为甚至胡作非为，就是说处身于这个机遇与诱惑和陷阱互混并存的时代，我们要学会“自重”而不要自我迷失。越在这样的时代我们越要洁身自好越要自我坚守，否则，我们不被世俗的滚滚潮流淹没也会被自己随心所欲的意念和行为断送成为“伟大者”的可能（我认为塑造了丰富的生命意韵者都是伟大的人）。有人说，对待寂寞的态度往往决定人的命运走势，一个人忍受不了寂寞去寻求方便的派遣方法，比如去喝酒、打牌、神侃、看流俗影视，他于是在消磨时光中沦为庸人、俗人，而靠自身的内心力量战胜内心的寂寞与思想的懒惰者，就可能会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参看彝族散文诗作家、《大西南月刊》执行主编海讯对沙辉的评论文章《执拗地走着自己心灵之路的人》）的确，在现代人的情感世界，许多人已然失去祖先一样的生命原初感觉，现代大都市里的绝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情感交与“现代化”了的人、事、物，他们的情感就只有变得苍白、空虚。就像孩子离不开玩具一样，现代人离开了诸如车子房子票子或者麻将扑克之类的“玩具”，他们便会觉得“无所依”，而不知该如何“打发”时间和生命。所以在当下，正如《民族文学》主编叶梅女士所言，不是这个时代把文学边缘化了，而是我们把自己边缘化了。不过，被时代大淘洗后留下来变成闪光的珍珠的，必然是那些保持自我纯洁性甚至是“逆向而行”的“炼金术士”。一个个体的人如此，一个民族也应如是。
在时间层面而言，一秒之后就是历史。一切的人，事，物，在时间面前都是如此，无一能例外。而真实的历史隐藏在三维时空。历史无法重复和更改，也无可完全再现，因为语言和文字以及图片等等所记录的只是历史的皮毛，甚至是假象，不是历史本真，它们都只是一种静态记录而无力做历史的活生生“复活”。历史的真相就在历史本身，也即历史现实。只有现实才是历史的本真，只有经历了现实，才是历史的见证才“有权”为历史作证。“未来是一片干净的无人区”，也只有穿越了历史的人（比如婴儿也是一种穿越），才可以进入未来。所以我们要想见证历史，书写未来，我们就要在历史里“在场”，在在场中传承。我们需要在在场中有所作为、有所经历，给现时以真实、厚重，添加它的分量的同时给未来以浓墨重彩的一抹伏笔，给未来以无愧于我们自己时代的历史性的回音，这不仅是我们的历史优越性与历史的不可替代性，这更是我们的历史性责任！说严重点，所有逃避于此的人，都不是他所在历史的主人，而只算是历史和时代的寄生虫！因为历史是不断的，人类是不死的，个人却要必然灭亡，而不死的人类和不断的历史却需要一个个的个体去填充，组成，它需要一个个的个体去承接，承担，去承启。我们期待着文化的伟大复兴，期待着诗歌旗帜的高高扬起，期待着看到千舟竞发的波澜壮阔场面时有我们参与其中的边缘民族的异军突起、大放异彩。在扑面而来的未来，我们努力着和期待着将有我们动人的身姿在闪现，有我们空谷足音般的坚实足音在响起。所以我们大声喊：加油干吧，伙计们，未来正等待着传去我们历史的回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