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收到施袁喜兄弟的《白乌鸦　黑乌鸦》。序言里写道：“2001年8月开始，在《经济观察报》相对稳定的工作，使我得以在一段封闭的时间内，让自己缩回壳里，深藏起来，从而摆脱了卖文为生之路。在没有压力和纯粹为自己写作的一段时间之内，我的诗歌渐渐安静下来……我试图将诗歌的叙事性，歌唱性和戏剧性杂陈于此，也隐隐地表达了某种诗学抱负……”

    在经济观察报，除了他，从没有其他人和我真正讨论过诗内部的奥秘。

    可就是这个人，我一直劝他离开报社，我说你仅仅是为了维持一种内幕式的高贵和正直而在这里工作，你通过无用的白天去证明你在夜晚面对书桌时的清白，虽然我每天一上楼就看到你笔直的背，像背负着彝人史诗的石碑一样沉着。

    我的劝说非常肤浅，甚至很意识形态化。 我一个自诩在写小说的人，在一个写诗的人面前显得相当浮躁、浅薄，也太理性。毫无神采的实践理性当时主宰着我。对罗素的过分阅读使我暂时丧失对诗的敏感。

    现在我重读他的诗，我发现已经想好的诗，不需要换地方去誊写。

    我最喜欢的，也是他早就想好却始终不肯充分写出来的《黑哀牢》，那里有那么多故事的种子，那充满跳跃的奇特的动态的句子，仿佛是成了负数的简洁文字，还有这样的句子：“一记闪电/扑在窗台上/雷声是你爹/吼着敲门”，以及如此古老的歌谣韵律，能出自一位现代青年的口：“三生石上一碗水/淹不死也渴不死/哀牢山上一飞鹰/高不成低不就”，还有“那与鸟的翅膀毗邻的风之翼上”……诗不是局部的文字游戏，它需要一个无比丰富的，已经想好了的“彼在”。但它自身却因感情上的慎重，永远在延迟它的到达，不似理智的旅行者如此轻率地掠过大片的国土。

    在作者天真而无辜的感谢后记里， 经济观察报作为一个复杂的隐含着中国特色公司政治的实体被笼统地称为给“没有工作经验的，热爱诗歌的人提供了工作机会”的地方，这着实让人想起Gombrich的那句话：“没有所谓艺术(这个笼统的事物)，只有艺术家”。

    这一点上，我的态度也的确和袁喜对内幕毫无知晓的感谢态度不一样：我更倾向于解构我所在的任何机构，甚至我身处的国家。我还拒绝命名非常多的事物，比如公司、大学、母校、故乡，因为我从不认为这种丝毫不能称为有机整体的东西有资格承担任何声誉， 我也不会对任何组织怀有感情，我们仍然是一个一个孤独的有着自己的荣誉的人，我只对单独的人怀有感情。

    再如荷尔德林所说：“哪一天，我写不下去了，就去学木匠。” 在历经了正义还是非正义的拷问之后，我发现，对于一个自由的人，这也仍然是无可厚非的。

    我应该更相信自己的朋友，相信他对生活的热爱，相信他的神秘性，相信他的道德感，相信他的“诗学抱负”，我不知道那些诗句是在什么时候写出来的，我以为我洞察了一个人所有的生活状态和激情的兴衰。我甚至乱猜测他有没有喜欢的女人，这一切愚蠢的臆断都像一个糟糕的人类学家的做法。

    沉着地写作，积极生活，仍然是最紧迫的事情。当一切梦想都还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不需要自我解释，不需要评论，不需要安慰，不需要心理辅导(正如《耻》中那个教授一样)，也不需要批评。 

 

    [作者简介：邹波，70年代出生于武汉。现为《生活》杂志高级记者，出版有随笔集《书与画像》。已完成长篇小说《爸爸知道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