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神话则相反，它必须产生于精神最内在的深处；现代神话必须是所有艺术作品中最人为的，因为它要包容其他一切艺术作品，它将成为载负诗的古老而永恒的源泉的容器，它本身就是那首揭示所有其他诗的起因的无限的诗。” ――施勒格尔《关于神话的谈话》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语言始终是他的图腾。无论他所追求的一个梦想的乌托邦，还是一个继承了古老传统的神话，他必须琢磨语言的巨石，把它放到整个建筑中最恰当的位置。
然而，对一个当代诗人来说，“乌托邦”与“神话”已经属于一个久远的传统，它们无法用个人的想象力来重构。一个混乱的世界，诗人只能从每一块碎片出发，拼凑起一个残缺的图景。
如何从传统的子宫中找到那粒神话的种子，让它在当代复活，显然是艰难的。一方面在于，诗人对于某种神话的信仰，必须建立在一种先验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存在于诗人血脉中的东西。在当代，已经极为罕见。另一方面，传统神话中的“神性”逐渐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亡。诗人要对神话进行发掘，必须具备卓越的重新塑造的能力。
施袁喜的《黑哀牢》，是这样一种尝试：从彝族的图腾与神话入手，重构一个当代神话，并且赋予日常生活诗意与神性。
不过，由于这首诗是一首未竟之作，我的论述只能是不完整的。但是，我将根据自己的观察和理解，指出这首诗存在的可能性。
一、神话的缺席
正如施勒格尔在《断念集》中所说，“诗的核心、诗的中心可以在神话和古人的神秘剧中找到。”以“虎”为图腾、崇拜“火”的彝族先民，不仅创造了具有原始宗教神秘特征的“毕摩文化”，同时也留下了大量的神话、叙事诗。即使是在今天，以哀牢山为中心的彝族聚居地区（这里仅指云南的彝族，不包括四川以大凉山为中心地的彝族），仍然保留了大量传统的风俗习惯，甚至一些古代原始宗教特有的祭祀仪式也一直流传至今。作为一个出生于西南边陲的彝族子弟，施袁喜不仅深受这种彝族文化传统的洗礼，同时也继承了本民族对于“神话”的信仰与膜拜。这种独特的背景成为他诗歌的资源，是理所当然的。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将本民族文化传统继承下来，并且让自己成为这种传统的一部分，是一种责任。
如奥林匹亚作为“众神之山”，衍生了希腊神话一样，哀牢山也同样是彝族神话的发源地。施袁喜把“黑哀牢”作为整个叙述的核心地，不仅意味着对于已往神话的一种隐秘的延续，同时也让这些神话有了复活的基础。在整个彝族文化与生活中，黑色与红色是两种最主要的色调。施袁喜以黑色作为主色调，并非简单地体现整首诗歌的神秘特征，而是在于揭示这种当代神话的特质：原始、粗犷、自然，超越一切之上。同时，这种黑色还意味着对“死亡”的膜拜。在整首诗的前面，他引用了彝族为死者送葬而念诵的《指路经》中的句子：“活人拿冬青，死人笑吟吟”。整首诗的黑色基调就这样确定下来，同时也把这个神话的终极指向了“生”与“死”的对立。
第一首：“黑哀牢/藏在密林深处/三叶草在祭坛上跳舞/皮货郎在村头死声长叫/一只母虎/转眼消逝”。在这里，构成一个神话的几个最基本的要素全部出场：黑哀牢、祭坛、母虎。这三个意象是在彝族神话中经常出现的，对于《黑哀牢》来说，则更为重要。“藏在密林深处”的“黑哀牢”不仅表明了整首诗的地域特征，同时也是一个神话不可或缺的“天堂”。“祭坛”对于彝族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仅是祭祀先人的活动场所，同时也是和“神”交流的重要渠道。作为图腾的“母虎”不仅是整个民族的象征，也是“神力”的一种体现。
在第二首中，施袁喜则对彝族的祭祀活动进行了描写：“一个彝人穿上黑布袍/一个彝人爬上大楼/找另一个彝人的剑/很多彝人在火堆边跳舞。”这种独特的场景不仅昭示了一个神话能够继续保留下来的方式，同时也说明：仪式对于神话的重要性。“黑布袍”、“剑”、“火堆”不仅具有一种原始宗教的图腾色彩，而且给诗歌增添了一种神秘的象征意味。
至此，作为“诗歌核心”的“黑哀牢”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接下来的问题在于一、如何赋予这个神话“想象的翅膀”；二、如何叙述一个“神话故事”。三、揭示这个“神话”的精神内涵。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神话即将全面展开的时候，出现了重要的缺席。
我们知道，在彝族社会中，“毕摩”（即巫师、祭师）拥有无上的权威，不仅是整个祭祀活动的领导者，也是“神”的代言人。我们很难想象，在一个完整的神话中，毕摩出现缺席。尽管在后面的诗歌中，施袁喜对“村长”进行了一些描写。的确，村长的权威在当代已经超过了古老文化的代表毕摩。但是，毕摩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即使在现在的生活中，一些毕摩将自身的角色转变成了村长，也应该有神性的一面体现出来。可惜，施袁喜没有把这个神人之间实现交流和沟通的重要角色描写出来。
其次，彝族古老的神话资源没有得到利用。无论是彝族的神话故事，还是彝族的神话人物，在这首诗中，都出现了缺席。一些古老的彝族叙事长诗，本来可以成为施袁喜的素材或者叙事背景，来丰富这首诗的内容。尽管这些元素不一定成为《黑哀牢》一诗的核心，但它们是一个前提。只有建筑在过去神话的基础上，新的神话才具有深厚的根基。
在对当代神话的书写中，过去的神话资源具有不可忽略的价值：一、作为背景，它提供了必要的素材。二、它为诗人与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三、由于时间的沉淀，过去的神话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感。我们很能想象，一首史诗或者神话诗没有历史感。
从这首诗以下的发展来看，施袁喜所关心的显然是现世的一切。他力求从日常的生活中发现蕴含的诗意与神性，然而由于缺少了一个丰富而厚重的背景，这首诗的“神话”特征终于显得苍白。
对于当代诗人来说，除了对日常生活材料进行处理，对于想象力的发掘，对于过去神话资源的整理，也是相当重要的。
一个诗人，他必须具有这样的理想：构建出一个“当代神话”。这一神话的意义在于，把神性与诗意作为一种终极性的追求，成为人类灵魂的核心力量。
二、混血的传统
一个诗人，他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的诗歌将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对于施袁喜来说，他的文化背景显然是复杂的。在他身上，彝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三种传统互相交织在一起，从而导致了他的复杂。
尽管这三种传统尚未在他身上呈现出一种完美的融合，但是我们至少可以感受到，这三种声音已经让他的诗歌变得丰富。在我个人看来，这种文化背景的复杂性是相当可怕的，一方面，它们各自具有的强大影响将会给诗人造成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各自独立、完整，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因此容易造成诗人在观念上的混乱。此外，由于它们都具备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样会使诗人在选择时出现困难。对于诗人自己来说，也面临一个问题：是成为一个文化的“混血儿”？还是成为某一种文化的忠实信徒？
在《黑哀牢》中，我们可以看到，“混血的传统”导致施袁喜的诗歌呈现一种“异质混成”的面貌。无论诗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应该避免这种因素让他的诗歌显得泥沙俱下，而失去纯粹性。
第十五首：“寂静早晨的忠实喊叫/钻进了白色的缅桂花香/摘花的人在梦中醒来/一场春梦 了无痕迹”。从后面两行，我们可以明显联想起苏轼的诗句“事如春梦了无痕”。就整首诗而言，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中国古典诗歌的清雅与蕴藉。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对施袁喜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他在这首诗中也表现出了对于古典诗歌的某种钟爱。而前两行则明显有“超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不仅体现出一种魔幻的特征，同时又具有梦境的色彩。这说明，西方文化也已经深入到了施袁喜的诗歌观念与技巧之中。尽管中西两种诗歌手法都被他运用出来，却并未造成混乱，而是十分和谐，这显然是难能可贵的。
在第十七首中，西方文化的影响就体现得更为明显了。“维特根施坦来了/抱着一捆词语/“小兄弟，是有很多东西/不能被说出。/――去！――拿酒来！”这显然是一首让人非常意外的诗，一首描写彝族人生活的诗歌中竟然出现了西方现代哲学的大师维特根斯坦。这是一首一意味深长的诗。在我看来，它包含了以下几个潜台词：一、对语言的强调。由维特根斯坦肇始的“语言哲学”至今影响甚大。对于诗人来说，语言毕竟是他的图腾，也是他的工具。如何让语言更加充满活力是一个诗人的任务之一。在这里，施袁喜进行了尝试。就《黑哀牢》而言，在词语的组合上作了相当多的探索，这首诗就是一个例子。口语、书面语、外来词都成为了施袁喜的材料。二、对神秘性的揭示。维特根斯坦说过：“对于不可说的，我们必须保持沉默。”施袁喜在这首诗中进行了巧妙的化用，形成了一个暗喻：世界的神秘性。而彝族文化与神话中的神秘色彩，的确也是诗人无法“说出”的。三、当下生活的荒诞性。维特根斯坦与施袁喜对话，这一意象本身就具有相当的荒诞色彩，而哲学家说“拿酒来”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味道。这不仅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技巧在施袁喜身上的反映，同时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揭示出了当下生活荒诞的一面。
不过，彝族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三生石上一碗水/淹不死也渴不死/哀牢山上一飞鹰/高不成低不就/裤裆里面一杆枪/剪不断理还乱”。在第十八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彝族民歌的韵律与节奏，甚至，我们可以把这首诗视为一首彝族的歌谣。这种歌谣的特征让施袁喜表现出了彝族文化中质朴和原始的面貌。
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诗人当然无法避免自己的“多元化”。如何让这种“多元化”成为一种营养，而不至于让自己“精神分裂”，显然是值得思考的。
三、虚构的谱系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处理日常生活的材料不仅需要一种才能，更重要的在于，他如何让这些零乱的事物变得完整。在《黑哀牢》中，施袁喜把大量的笔墨花费在了描写彝人当下的生活状况上，不仅让“世俗化”的生活具有了一种诗意，同时又虚构出了一个完整的“社会谱系”。
一个“虚构的谱系”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其意义在于：一、超越日常生活，建立一个具有形而上色彩的世界。二、诗人观察力和想象力结合的产物，让一个混乱的世界得到清理和整顿。三、达到一种“俗世神话”的效果，让平凡的日常生活蒙上一层神话色彩。对于社会群体关系的忽视，是许多诗人在处理日常生活的缺点之一。施袁喜则保持了相当的清醒，对整个“黑哀牢”的社会组成进行了陈述，有效地组织起了一个“虚构的谱系”。
在施袁喜构建的这个社会谱系中，村长具有绝对的权威，主宰着整个彝族村落的大事。“村长阴着脸/在月光下训话/‘把后山围起来’”而父亲和丈夫则是家庭的主导者。“在家要听老公话/三天两头地边忙/你不该把脚放在板凳上/咱们农村规矩多/出门不比在家头/你爸应该给你讲”。围绕在这些人周围的，则是奶奶、姑姑、我等人。而木匠、牧羊人、王天祥、酒疯子、药婆、恶棍和流氓等等则构成了整个村落的社会群体。一些外来人，施袁喜也没有忽略，皮货郎、外省的远游客、磨刀人都在他的笔下得到展现。至此，这个“虚构的谱系”变得完整，不仅真实可信，而且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对风俗习惯的细致描绘是这首诗的一大特点，也是最为精彩的部分。在《黑哀牢》中，日常农事、狩猎、磨刀、造箱子、婚嫁、丧葬等等，施袁喜都用简洁有力的笔触刻划出来，让日常生活富于诗意的色彩。
当然，这一谱系所欠缺的正是“神谱”，缺少了记载众多神灵事迹的谱系，就导致整个古老的传统显得模糊，无法被人们完整地认识。同时，这种遗憾也使得整首组诗的神话色彩不够鲜明。
对于神话，当代的人们总是报以一种怀疑或者轻视的态度。对于一个诗人来说，关于神话的所有想象是他的起点，神话最终将成为他灵魂的寄托。在一个喧嚣的时代，我们已经失落了过去的神话。当代的神话，仍然有待重新书写……
2004.12.23
[作者简介：余地，本名余新进，70年代代表性诗人，主要作品有《内心：幽暗的花园》等。现为云南《生活新报》副刊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