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翻捡中国当代诗坛之后，我们除了看到处于中心地位的汉民族诗人群体之外，还能发现这样一股力量，那就是由边缘不断向中心推进的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群体。这一群体不论从人数上，还是从所创造的诗歌文本的艺术质素上都毫无疑问地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他们凭借从民族优秀的诗歌文化传统中秉承下来的天赋的诗性觉悟和生命灵气，默默地在汉语诗坛这块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上耕耘着、跋涉着。为了更好地了解并把握整个世界汉语诗歌发展的当代态势，以便在此基础上研究和探讨其诗歌艺术变革发展的未来走势，我们认为，结合历史文化变革转型的时代特征，对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当代形态进行艺术本体论层面上的严格分析和“艺术是文化的艺术”的、艺术与社会文化关系的理论探讨是极其必要的。
一、寓言时代：历史与未来的接点
对“寓言时代”的理论界说我们首先必须从各少数民族已有的文学史的断代问题谈起。在认真阅读各少数民族文学史料时，我们发现在对各少数民族文学史的阶段划分和断代的问题上，以往的论者大都是按普通的社会形态划分法来划分和断代的。这种划分法自然有其道理，但就各少数民族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来看，不全然是应我们今天所给定的各社会形态的变迁和发展而变迁、发展的。要准确把握各少数民族文学历史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的共同特征和独特贡献，我们不妨跳出过去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那种社会政治阐释的狭隘的理论迷圈，进入到更宏观的艺术形态本体于文化变迁中的超时空运作性来考察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状貌，似乎更能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下艰难生存的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本体的实际景况相吻合。
于是，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抓住各少数民族发展历程中更大的共同性，抓住它们大致相同的历史文化命运和政治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艺术形式的变迁与意义空间的转换的美学努力的一致性，我们可以归纳出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共同的历史走向：由“英雄时代”走向“寓言时代”，或者说，一部少数民族文学史就是由“英雄时代”不断向“寓言时代”推进的精神史。所谓“英雄时代”泛指各少数民族文学处于民间“集体写作”（不论有无文字）时期的文学。这一时代的文学艺术总的旨趣就是崇仰英雄精神，颂扬英雄品格，记述英雄事迹。这一时代的时空跨度大概上至原始社会，下到封建社会。所以，我们这里说的“时代”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时空概念，而是具有丰富的艺术文化内在规定性的美学范畴。而所谓“寓言时代”是指各少数民族文学开始进入“个人写作”时期以来至今，甚至于将来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少数民族文学形态和精神旨归。这一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学无法规避一种精神现实：民族历史的梦魇与民族未来的吁求相交织的民族生存寓言的营构与承诺。总之，这一“时代”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来说是具有未来意义的精神乌托邦，而对于未来却是已经和正在历经的精神现实。
诚然，诗歌作为各少数民族文学中最重要的文学样式和取得成就最高的艺术载体，必然承担了各少数民族文学变革发展进程中，由“英雄时代”走向“寓言时代”的最具体的艺术实践和最主要的美学努力。由于大体相同的历史文化命运，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进入“寓言时代”以来不谋而合地营构着以下两种寓言：其一是对旧的民族历史梦魇的送葬的寓言；其二是对新的民族生存之光的礼赞的寓言。这两种寓言中寄寓着两方面的精神意向：一方面是与主流意识形态合拍，或者说与大时代的要求趋同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是寄寓着本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精神愿望和心理动机。同时，各少数民族文化皆处于多维文化视野比较观照之中，历史地遭遇着外在整合与内在变革须同步完成的文化发展使命。由此，各少数民族诗人作为本民族文化主体中的先知先觉者，必然的精神走向和文化使命就是：承受文化变革的阵痛的同时必须启喻文化新生的曙光。因而，他们的文化角色由“英雄时代”他们祖辈记述“自然历险”的“故事人”转变为承受多重精神磨难、遭受现代“文化历险”，并企图在语言艺术中得以解脱的“寓言人”。在这一“寓言时代”，我们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无论他们的艺术手法多么独特创新，无论他们是否采取过有意无意的回避手段，在他们的诗歌艺术文本实践中，“寓言意识”或“寓言情绪”成为一种有形无形的、若隐若现的光环，缠绕着他们，渗入到他们的艺术文本的肌理之中，乃至成为他们艺术实践中最高的美学标准而存在于其艺术品从创作到接受的全过程。在“寓言时代”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必须遵循这样一种美学原则：将民族寓言与自身个体生命欲求、生命体验、生命悟性相交汇相协调，所营构的“寓言”既是民族整体文化命运意义上的，又是文化个体生命切切实实的精神表征，以防止掉进空洞的、外在的语词承诺和伪科学的、盲目的民族自诩的泥潭。
二、神圣的使命：以自我实现为标志的民族实现
自各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个人写作”期以来，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产生、发展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通过全面考察，我们发现他们所创造的诗歌文本中，除了外在的、各具特色的民族艺术特征外，他们的艺术倾向、审美趣尚以及诗歌的美学愿望和精神主旨大都是一致的。其原由在于各少数民族汉语写作的普遍实现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因而，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为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代潮流服务，成为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也开始自觉不自觉地在各自汉语写作的美学实践中进行着以自我实现为标志的民族实现的诗美愿望和精神主旨的追问和构筑。以此完成民族文化的自我革新、整合、转型的文化使命和创造主体的人格角色的调适并力图全面实现其人格价值。
从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审美效应上看，受特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的制约，受当今世界文化大交汇、大融合，“民族的单一文化背景不断被国际文化背景所代替”的时代文化发展走向所驱动。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不仅拥有自己众多的写作群体，而且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群。应这种文化变革发展的总趋势的要求，对母语诗歌艺术深度模式颠覆和表意体系的逃离反而获得了巨大的审美效应。使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文化人不得不进入到“汉语人”的群体，参与到不是作者就是读者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的文化运作中。可以这样说，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在更加深厚的层面上预示了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当代态势和未来走势。诚然，少数民族汉语诗人也就无可厚非地充当了各少数民族文化变更、转型过程中的先锋力量。
三、艰难的步履：前文本构成与文本力量
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由重“外在形式”的民族化，即“旧瓶装新酒”式的纯感恩文学已经逐步走向重本体创造，重“内部形式”的，构筑“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这样一种在中国文学版土上发生发展起来的全新的文学样式和艺术现象的发展趋势；由着重对外在表象的时代呼声的迎合，重集体意志、国家意志的抒写走向着重对个体生命的深切体悟，特别是一个中国少数民族诗人所能体察到的独特的民族心理素质、民族性格气质、民族艺术特质的全面渗入后的真真切切的生命内容的审美观照。
在这样一个发展进程中，一部分观念陈旧、思想呆板、知识结构不健全、文化意识简单的少数民族诗人，他们所唱出的新时代的颂歌亦很快成为他们的诗歌生命的哀歌，他们带着极其美好的诗的愿望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诗的反面。他们所留下的文字，我们只能将其视为一些很简单、很浅显的，任意在普通文献上可以找到的资料，而无法当作严格的、融入繁复的精神内容和独特的艺术形式创造的诗歌艺术文本进行审美解析。必须申明的是：首先，我们无意指责这种文本的写作者们，只是我们在进行文本研析时发现了这一点，并指出这一点，以对今后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创作有所警示和启迪；其次，这种文本的写作者，直至今日，还是无法用年龄划分，他们当中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这一点也同样应引起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们作深刻的反省与谨慎的思考才是。可见，少数民族汉语诗人所走过的和即将要走的审美历程是坎坷而崎岖的。
那么，在建筑“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这座艺术大厦时，我们的少数民族诗人们应该完成怎样一种诗歌艺术形式本体的创造来实现自己的精神需求呢？我们认为，首先，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必须以迥异的认知观念和独特的语感能力对所使用的汉语的表意体系和诗性要素进行深刻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到全面的反省与重构的努力。通过自己的诗歌写作，令汉语走向多元意识内在整合的新的生成过程，也就是将自己所独有的异文化的文化质素和精神特质全力贯注到对汉语的创造性运用当中去，让自己的诗歌审美过程同时成为对汉语旧有的语义所指与能指体系的捣毁过程和对一部分死寂、呆板的汉语语汇的汰除过程。进而将汉语符号体系和这一体系所表征的文化积淀与本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审美、民族精神以及当代人的艺术精神进行高度熔炼之后获得一种表意系统，即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所特有的艺术形式。其次，少数民族汉语诗人运用汉语、重构汉语的最终目的依然回到营构民族寓言的前文本式的诗歌实践当中去。他们不可推卸地担当起全面建构本民族当代寓言的文化历史职责，而当代各民族寓言的基本要求就是首先对本民族旧有的文化传统作全面深刻的反省和批判，在这基础上发出对新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融为一体的新的生存精神的渴求与追问。由此，少数民族汉语诗人在一定角度看，他们先天地拥有对他们所使用的汉语形式载体创造性、启迪式运用的精神契机，他们所创作的汉语诗歌中的“汉语”应是“面目全非”的，同时，我们又不难从这种“面目全非”中看出汉语空前地获得了全新的生存空间和崭新的生命形态。总之，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前文本式的民族寓言的建构与文本实践中对汉语形式载体的再造功能共同构成了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独特的艺术魅力。
四、历史的偏离与诗意的回归
在当代中国，有一种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常被更多的文化人所忽略，那就是各少数民族文化内部正在形成某种诡秘的文化奇观：由于各民族历史文化现代化的时代必求，由于高度统一的国家意志制约的必然性，导致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精神遗产正在或行将被全部转写成汉语文献。而更加有趣的是，这些“转写者”们大都是由各少数民族文化人组成的。从直观上看，这种文化奇观现象在增进各民族文化间交流互渗的同时预告了各民族“母语叙述”与“母语文化”的终结；从文化内部机制看，这种文化奇观现象的出现并进一步加剧最终要导致两种结果：一是促进各民族完成脱胎换骨的现代变革；二是如果各少数民族文化精神实质性变迁与外在文化形式的巨变不能合拍，必将带来新的文化畸型的形成和新的愚昧的产生。
面对这种文化奇观所产生的精神两难使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不得不采取“放纵中收敛”的审美心理方式和文化运作策略。于是，以汉语当代诗美标准、诗意技法去观照本民族历史文化遗风，追念远古民族精神，缅怀本民族优秀的文化人物、文化传统和历史事迹，从中实现着观古人而返观自身，怀旧情中获得新的情感依托，这已成为当代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群体最为重要的美学行为和精神模式。由此，各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开始了以文化记忆为特征为依托的、新的民族精神神话的营造为使命的、历史偏离与诗意回溯、生存悖反与灵魂皈依并行的精神历险和文化重构的艺术进程。总之，当代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异化与文化的偏离是难以抗拒的，但抵抗历史异化的精神意志不可消弱，矫正文化偏离的宏伟的文化战略不可缺少。只有这样，才能在异化与抵抗异化、偏离与不断得以矫正所形成的文化张力场中找到新的生存意义和生存空间。我们认为，这也就是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歌最首要的艺术指谓和最深厚的艺术潜力所在。
五、当代语境中的当代诗人
我们知道，“多元共生”的当代世界文化语境与“多元一体”的当代中国文化语境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人所处的当代语境。受这一文化语境的影响，一部分具有前卫意识和先锋精神的当代少数民族汉语诗人的人格角色走向了多重性：他们自然首先是本民族诗人；他们又必须是当代诗人、当代汉语诗人；同时，他们还要努力跻身于当代汉语诗人群中的先锋诗人。这样，多重的人格角色所带来的多重的精神负荷远远大于普通的汉民族汉语诗人。各少数民族文化所处的亚文化态也决定了这些少数民族汉语诗人与生俱来地遭遇双母语的文化命运，而这种文化命运在接受时代文化大浪潮的撞击时，令作为其文化主体一部分的少数民族汉语诗人们历尽了心灵失衡、精神失衡、灵魂失衡的磨难与痛楚。
正是这些具备人格角色多重性从而承受多重精神负荷的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们，凭着他们对诗歌纯正而执著的追求精神成为未来少数民族诗歌出路的探险者。他们既不再拘囿于单一的本民族的母语意识、母文化传统，又不简单地受制于他们所使用的汉语语言意识与汉文化传统，更不会去轻率浮躁地热炒热卖“舶来品”，他们深知诗的高峰不仅仅一座，而抵达极峰的途径也不只是一条。他们天生对诗神精神的虔诚同他们用“第二母语”写作的历史契机给他们提供了出乎意外的创造可能。今天，他们以所创造的文本以及这些文本所预示的正在酝酿着的更高的创造成就为我们的理论归纳提供了可靠的论据。我们可以站在二十世纪的边缘上这样预言：一部分至今仍然处于边缘地带，却已经和正在具备更广远的未来意识、更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更宏博的世界意识的少数民族先锋诗人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以成熟丰满的诗意实践，为二十一世纪的汉语诗歌宝库奉献出不可替代的诗歌精品，同时以此为世界诗歌文化的繁荣发展增添光彩。
然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所必须走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既是语言历险与诗歌艺术历险的事业，又是文化历险与人格历险的事业。他们必须遵从多重文化带来的多种文化规律与文化指令，又必须自觉逃离这一重又一重的文化规定与文化羁绊；他们必须把持好自己的诗歌准则和艺术标向，同时又必须敏锐地迎接一切时代诗潮的惊涛骇浪；他们必须掌握好既不可选择地成为本民族诗人，又不可选择地成为汉语诗人和当代诗人之间的心理和精神分寸。
综上所述，我们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艺术这一特殊的艺术文化现象放到某种必须的文化视界和文化意识中，根据艺术文化哲学所提供的关于艺术的文化参照系，即“文化域观念”、“文化层观念”和“文化史观念”三维交叉的“艺术本身就处在这三维相交的文化空间里：艺术与其他文化因素互相渗透，交互影响，连锁反映；其表层结构变幻无穷，又受制于深层结构的支配；过去，现在与未来依次递转，艺术在时间的链环中流变，体现出深刻的历史内涵”。（周宪等编译《当代西方艺术文化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艺术文化学理论和“文学的文化阅读”、“文学的文化批评”以及“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等当代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对其当代形态和未来趋势作了一定的分析和阐述。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诚恳的学术探讨提请理论界注意：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已经以不可低估的发展势头令我们不得不及时矫正过去在思想意识和理论观念上的偏差与错误，重新走上理论导向与创造实践的正确循环的文学艺术发展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