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库乌雾在其著作《神巫的祝咒》封面上最显著的位置标识了这样一行小字：阿库乌雾人类学散文集——这一行字显然是作者阿库乌雾本人对该文学作品的定性和阐释。这样一本书和这样一个大胆而坚定的“解释”的出现无疑对文学还是人类学,都是一个崭新且值得关注的案例。
一、阿库乌雾:阐释“文化混血”的最佳标本
阿库乌雾曾经阐释过一个理论: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文化混血”,显然最能体现这个理论的就是他本人。按照“文化混血”理论的第一层“混血”——文学创作层面的混血来看阿库乌雾,作为一名有彝族身份的作家,他用自己的生命轨迹实践着民族身份的多元化。时代给予冲突显现在深受自身彝族文化熏陶同时又拥有高等的汉语文化教育的阿库乌雾身上,在多重文化面前,如果要最佳利用文化的优势,混血是不可避免的。试想如果没有文化混血的阿库乌雾,我们可能就不能读到这些由混血产生出的最瑰丽的文字。
在人类的教育史上有两种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一个是天赋说,一个是后天说。阿库乌雾的生命个体背后承载了彝族社区和他成长于其中的经历,可以被表述为先天彝族血脉的沿袭;走出彝族大山的他,又经过了多年系统的汉语教育:两种思维模式的碰撞如同两把彩色的绘笔在阿库乌雾的生命画布上构置出了特殊的花纹。如果把他比作为一个容器,这里面熔化的有彝族文化的基因、汉族文化的“驯化”、个人生命的机遇和体验。阿库乌雾恰巧选择了这样一个特殊模具:诗歌——把这些滚烫的溶浆运用细腻的文字和笔墨倾注在纸张和字里行间中。今天,我们阅读的无论是母语写作还是汉语写作的诗作,都深藏了这样一个历练的过程,只是最后呈现于世的形式可能略有不同。如果我们再把阿库乌雾的身份细化,他既是彝族的文化持有者又是汉族社区的菁英阶层,他既是文学创作者还是深谙文艺理论的学者,这些多重的认同体系造就了最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本是如此丰富和深厚。
面对《神巫的祝咒》,我看到背后的阿库乌雾犹如一个现代社会的神巫,在肆意挥斥方块字的同时带给我们最为神秘的想象。“阿库乌雾”四个字不仅仅是作者名字的标签,还蕴含了太多可以解读的文化信息。
二、人类学散文集:介于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艺术穿越
(一)人类学体裁的革新
通读《神巫的祝咒》,最大的感受是你阅读的不是一本薄薄的诗集,而是令人身心向往的浓郁深邃的一个古老民族。作者创造性的选用了散文的形式展开这段文化的旅程,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之前创作的诗歌文本的承载力。“散文”广义上讲是一种题材不受限制,表达真实内心情感的真性情体裁。《神巫的祝咒》明显采用了多段式、短小精悍的散文体例。拉长的句子既有韵律,又不断展开和延伸。弥补了诗歌艰涩的意象,在有限的篇幅下更多的融入了大量的信息。在《神巫的祝咒》中,每篇散文大概1000字左右,相对于普通诗歌的字数大大增加,所蕴含的文化符号也随即增加。阿库乌雾从最初的纯诗歌创作到今天的散文抒写,正是在一步步走进人类学写作的路程。
众所周知,人类学传统民族志是严苛的带有说明文性质的地方志记载和科学性分析以及记录,在人类学反思阶段,传统民族志缺乏个人情感因素和具有上帝视角的“客观”片面的抒写方式受到很多人的诟病。马尔库斯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民族志的文学性创作,是人们探索人类学民族志新的一条线索。阿库乌雾的散文创作补充了以往干涩枯燥的说明性质的民族志。在人类学民族志沿革历史中,带有文学创作性的作品已经比比皆是,而真正用散文甚至是诗歌创作来完整的阐释一个“族群”,阿库乌雾在用《神巫的祝咒》为此努力。
(二)选择祝咒的对象具有阐释族群特症的可能性
按照刘俐俐教授在序言中的解读,阿库乌雾就是一个神巫,祝咒对象遍及彝族原始宗教、宗教信仰、毕摩和苏尼,以及各种神器、有灵魂的大自然,还包括当代彝族人生活及所处境遇的变化等。我们现在简单分析一个对象:毕摩招魂时用的器物。出现在目录中的法器至少就有以下六种:神笠、经书、神铃、野猪牙、铜箍、神扇。除了细致的描述毕摩使用的神器以外,书中还有大量篇幅都着墨于与彝族传统仪式有关人、事、物。在阿库乌雾的诗意化的抒写中,我们可以根据图表的形式还原一个仪式。整本书中涉及到仪式的篇目散落其间,互文性极强。这些看似随意的记录和描摹,还参杂了作者的思考、诘问、质疑、呼唤,不能否认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民族志”。只不过不同于以往的是,文字可能更优美,意境可能更深邃;最后达到的效果也许是片段式的保存,然而文学的张力给枯燥的民俗事项的记载增添了另一层魅力。透过这些意象还原,阿库乌雾要带给我们更深一层的绝不是纯粹的符号记录——而是要把力透纸背的族群思考倾诉给文本的接受者。通过这些看似零散的意象,进一步阐释彝族特殊族群的文化。“毕摩”文化是彝族人的信仰、是彝族人的精神支柱,却也是彝乡民生大计的基础和守护者。作者用自己强烈的责任感和民族文化自觉感关注着我们忽略的现世乡土。长久以来,我们葆有的更多的是猎奇的心理,阿库乌雾却只说他看到的,他体验到的,他根植在故土彝乡观察给予了他最有利的武器。
三、《神巫的祝咒》:诗意化的民族志
人类学在观察异文化的时候历来提倡远距离观察,因为学者们认为远距离观察更具有“客观性”;但是在阿库乌雾这里,他用生命的几十年体察彝族自身文化并且如此近距离的观察。我们不能断然否认这样的近距离就是缺乏“客观性”的,甚至很多时候,结合诗词、散文的创作,阿库乌雾在俯视、触摸深厚的彝文化。有人说,诗人的触觉是时代最敏感的前沿,阿库乌雾兼具了诗人的敏感体质,并拥有人类学广阔的视野支撑。这样的结合,在作品中体现出的是与其他文学创作家截然不同的的关注点;也与其他人类学家不同的切入点。《神巫的祝咒》是其结合以上两种优势的实验品。“诗意化”不仅仅是指体裁和句法结构,也指向《神巫的祝咒》作为民族志的内向文学转向,这种转向贴合了人类学学科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探索: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阿库乌雾在《历史是语词的链条(代后记)》中提到:“我想通过语言文字,特别是当我母族古老的语言文字生态日渐处于式微甚至濒危的时代,除了继续坚持母语叙事以外,我想努力用我所习得和掌握的第二语言文字即汉语汉文来追溯、记录、传承、传达我的族群先民们曾经缔造过的另一种文明的踪迹。”通过文字、通过母语,阿库乌雾做到了他想获得的“追溯、记录、传承和传达”。字里行间带有的对本土文化的批判意识让我们感动和动容。准确的说,他已经开始跳出了“追溯、记录、传承和传达”,而是带有哲理性的反思和建设,这种反思的力量来自于对他对本土文化的坚持,对人类学、文学的隐忍。
【参考文献】
[1]阿库乌雾.“文化混血”: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文化构成论[J].民族文学研究,2006(1):59.
[2]乔治·马尔库斯,米开尔·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M].王铭铭,蓝达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作者简介:王寄梅,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林啸,陕西理工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