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族群、宗教和文化紧紧揪住当前中国的时代之弦时，我们有必要深度考察正在关注着这些问题的思想者和诗写者。这多重要素的纠结，已不再仅仅是诗歌的或文学的，而是构成了问题的多重跨界、交叉、褶合、延异。疆域不断形成又不断被解构，从而得以生成我一直提倡的中国当代思想的缘域化境。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个跨界的重构的缘域，而只单单固执于某种狭小的疆域，那么，我们就将偏离复杂的思想和文学，也远离它所生存于其中的时代和社会。这也就是我明确反对当前民族学或民族文学研究的主流学者的原因，这些学者往往对那些所谓的少数民族作家进行一种阉割式解读，而忽略了他们所植根的更广阔文化语境。
在我看来，当前中国最容易混得文凭和套取课题经费与职称头衔的恐怕就是各种受到统战部、民宗局和民宗委们支持的民族学和民族文学研究了。这些学者似乎不将部分作家贴着上少数民族诗人或作家的标签，他们就觉得无法建构出自己需要的少数民族文学疆域和学科，就无法由此来挣得各种名利和奖励。这种严重腐败的学术泡沫在那些民族院校尤其泛滥，这些学者常常将很多跨界的完全超越地域并携带着丰富复杂文化传统的诗人，贴上一个少数民族诗人标签，就得以手起刀落，斩断那些自己无法辨析和解开文化的血脉和筋络。于是，这些研究者的笔，就成了屠刀，让一个个所谓少数民族诗人的鲜活的文本倒在他们的刀下，而后取出一大块可以为他们所用的肥肉，其余的统统扔掉。
诗人阿库乌雾（罗庆春）教授有意突破被那些少数民族研究专家们所笼罩的话语陷阱，他从写作、生活到观念的各个方面，都在尝试破疆解域，重建属己的个体化的，也属于时代的公共化的文学之场。因此，我们就看到了他的文化理念，对于时代和社会之混杂性的自觉和命名，他把这个时代明确命名为“混血时代”，它不是如某些学者那样去抽取或建构出一个不可能单独存在的彝族文学，他自觉到自己与生俱来的文化血缘，那首先是属于华夏的、中国的，而后才是地域的品性，这种地域的品性，可以命名为彝族的，就像客家人的、四川人的，只是代表着区域化或地方化的特征的显现，但其真正重要的，却是从一个主传统中汲取的文化营养，而后在枝叶处开出花朵。
正如耿占春教授所指出的：“他的写作包含着一种启迪，在濒危的‘生命伦理’的边缘，在文化的混血之中，他没有把‘差异性’作为唯一的价值，而是耐心地寻求它的相容性，共通性，把目光投向了对更广泛的人类共同体命运的关注。在主导价值、主流文化带来如此之多如此之深的危机的时刻，他发现着解读着一种年代久远的母语文化所包含的微弱的救赎性的信息。”这也是我个人一直强调的，对于一个重要的汉语诗人，他往往具备着三重品质：即地域性（彝族的或客家的）、中国性（民族性，准确意义上的民族）、世界性（普遍性）。这三者又是相互渗透的。一个优秀的诗人就是能成功处理此三者关系的诗人。
在当前中国文学研究的语境中，我们必须区分族群和民族两个概念。彝族、藏族、蒙古族、满族、回族……，这应当被视为族群，而非民族；真正民族发展的方向是中国的，我们应当称呼中国民族、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大概念和小概念必须要得到区分，民族下只能再包含族群，不然，就会出现概念的误用和语义含混的困境。这就好比一个国家之内，不能再有国家，同样一个民族之下，不当再有民族，要避免大小概念同名现象。如果五十六个族群是被称为民族，那涵盖这五十六个民族的更大民族就是虚的和假的。
阿库乌雾（罗庆春）教授，是一个重要的彝族（族群和地域的）诗人、中国诗人（民族的）以及世界诗人（人类学的）。这是我在阅读他的系列文章中所强烈感受到的。我们阅读任何一位诗人，都可以从这三个维度来解读，就是考察一位诗人在这三个维度的感受和自觉的程度，他是否扎进了自己的地方文化的根部，又承载着他所属的民族国家的主导性大传统，还要看他的世界性的观照，那种涵纳汲取中外优秀的人类精神遗产和介入世界最前沿的文学和艺术领域的敏感度与借鉴能力，而后实现成为独属于他的创造与表达。
在我阅读阿库乌雾（罗庆春）的诗歌、散文和采访中，我首先直观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冲击力，有一种高亢和雄浑的声音，在大地深处，也盘旋在天宇云端，这不是单一标签化的，而是必须放到很多个面向去描述和无遮蔽的显现的。因此，那种简单地将阿库乌雾（罗庆春）界定为彝族诗人，都是轻率的。我们阅读阿库乌雾（罗庆春）的诗歌和诗学文本，就能看到他在人类学、文化学、宗教学、民族学的多面向自觉中，寻觅着现代文明溃烂肌体里被遗忘和未被腐蚀的纯洁地基，渴望从切己的生存中建构当代中国诗学的地域性（地域性、族群性）、汉语性（民族性、中国性）和世界性（普遍性、超越性），在多元的争鸣和汇聚中获致一种生命和文化的一体感的渴望，那贯通天地神鬼人的至乐的寻求，都让作品在诡谲和怪异中又天然地禀有了纯正高贵的品格。
当然，在理论的层面，阿库乌雾（罗庆春）教授，还未完全将族群（地域性、彝族性）和民族（汉语性、中国性）区分开来，但他的写作，已然具备了这种多层面差异性又融合性建构的自觉。作为彝人之子，也作为华夏和汉文化的精神的儿子，罗庆春（阿库乌雾）教授的写作就是一种复调写作，正如他的名字，是汉名和彝名的双重结合，彝名显其殊异，汉名示其通化。因此，从更大的文化视角，我常称呼为罗庆春教授，而在先从个体性显现方面，我又常称呼阿库乌雾教授。这种称呼里就是一种显示同和异的方式，任何诗人都有自己的显示同异的方式。阿库乌雾是这种同异文化写作的自觉者。在他的精神世界和生存世界，有着一种当代文化的异托邦品质，一种突兀的奇异的写作击碎了现代文明的同质化梦想和阴谋侵略。当代华夏文化因为内在的和而不同的异的开掘，将真正熔铸出华夏汉语诗学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同质化文明的霸权宰制，这也将成为华夏汉语诗学的重要突破方向所在。
罗庆春（阿库乌雾）教授的诗篇，就是他所体验到的地域性、中国性和世界性的有机结合。阅读他的诗，我能触摸和感觉到他与神秘的出生地的自然关系，在那里隐藏着喷涌而出的大地力量，那种感通宇宙的生命力，它在古老的彝凉山的云雾和森林里，转化为诗人笔下巫术式的神奇操作和咒语式的可怕力量，这种根基性的内在写作有甚于赞颂祝祷的神恩，它最狂野的勃发就会成为那创世的或毁灭性的巫歌、诸民族的史诗。罗庆春（阿库乌雾）教授的写作就以理性的沉思深入到本原文明的地底和黑暗深处，那里有创世的幽光和暗火，将它呼唤出来，让它燃烧，烧毁当代文明的腐朽肌肉，一种新文明的重生之路便必将被开启。
在朝向大凉山地区的巫鬼文化的探险中，阿库乌雾（罗庆春）冒着探入九重之渊而窒息自己的危险，远离现代文明的水面，不断深潜以做绝地寻求。我们且看他写的《林木之光》：“鬼,无形么?我们赋之以形,而后再予以无尽的诅咒。我们深知，人的世界是有限的，于是，我们借助对鬼的想象，延伸人类意识的边沿。为了与鬼进行永恒的对抗，我们按照人的生存模式，以我们身体里残存的神性，营造了一个鬼的完整世界。达布络魔是鬼的故乡，措则莫枢阿伙是鬼的父亲，紫孜妮扎是鬼的母亲，大大小小的鬼的子女遍布我们的周遭，潜藏于我们的梦中。鬼板画则是行驶于人、神、鬼之间的一叶神秘的木舟。”勇敢地进入地方性文化的幽暗洞穴，诗人借助“鬼板画”的艺术来抵达，鬼板画，就构成了他前行冒险的一叶神秘的木舟，他不是要在那里去沉沦，而是要从幽暗里摸索、培养、发掘、生长出光明，“神性”连接着“人”和“鬼”的世界，完整性就在这种此岸与彼岸的通航中被实现。
因此，诗人高声吟唱：“我们原本就是天神播种在森林中的顽强种子，以林木为伴是我们终生的归宿；我们原本是天神放牧在草原上的绵羊，依水草而居是我们不变的天性。我们承受着林涛无尽的寂寞，我们领略着草原旷世的孤独。于是，我们掷地有声的灵肉之间，一棵鬼树开始神秘地生长；于是，我们卷帙浩繁的历史深处，一条鬼的河流贯穿始终。”这真是蓬勃的强健的生命之树，在诗人的吟唱中漫延生长，那粒种子，那位诗人，那种孤独，那种天性，就在历史的深处流贯，它生长出来了。
无言的草偶、虚拟的诅咒、神铃山谷、竹木灵牌、在抵达着物之物性、人之人性和神之神性，并共同完成着牺牲，“魔鬼只想用你鲜红的血液暂时解渴”，而诗人，“剩下你的犄角，那充满雄性阳刚之美的犄角，进入了空前的寂寞”，“成为人神互通的云梯，充当人鬼对 抗的工具”，惊恐着，冒险着，飞翔着，诗人是这片土地的巫者和通灵者，他折下来自那片森林的青枝，去招回那流散异乡的流浪孤魂，来忏悔吧，在经文的颂祷中，重新成为大地的护卫和苍天的使者。罗庆春（阿库乌雾）就以他在地的肉身化和属灵的精神化写作，翻开了自然的神秘书页和古老经卷，让我们听见了从亘古里传来的涛声与秘密应和。他在惊奇中连续发问：“鸡毛是灵魂的船桨么？山风是无边无际 的碧浪么？”诗人毅然做出了决断：“在云贵高原几万种禽类的美丽翎 羽中，我们首先选择了鸡毛。”他读懂了那古老的神谶：“我们深谙鸡毛遇到鲜血、遇到火焰、遇到神巫咒词时表现出的非凡形态及其象征的意义。”
在从黑暗到光明的渡航中，诗人的木舟，早已千疮百孔，但它却仍旧和诗人满载归来，吹过生死劫之门的山风，就像一场洗礼，诗人重新站到了华夏文明和汉语诗学的巍峨群山的高处，或者是再次被一种新的伟大的传统所震撼，这种传统是他从黑暗神秘中走出要即将参与进来的，他培育出了火种，要为那创造他精神肉身的汉语文化引入一种精微的元素以粹炼出纯钢。这就正如诗人所写的那神扇上的一滴殷红的血：“只要沾染过牺牲的殷红血滴，神扇，这竹 木的器皿就可以在灵界的时空中自由地扇 动”，“有不肖之子，乘毕摩在诵经声中小憩之时，悄悄爬上神扇，在这千年灵物之央刻上了两个醒目的字：乞丐！从此，神扇成为啼血的杜鹃。”这真是涅槃的重生，千年灵物，在诗人的祝祷中，在带血的呼告中，召唤出春天和夏天的繁荣。诗人，以他的灵的写作，为人类乞得永世流传永不衰竭的种子。
这也就是耿占春教授所叙述的阿库乌雾（罗庆春）的诗学缘域：“关于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关于个人的价值认同，我们正在从传统的血缘关系的‘民族’、‘宗教民族’的单一范式内，面临着向‘文化民族’和‘政治的民族’这样一些正在出现、将会出现的新的共同体的转换。这意味着，个人所寻求的归属，并非传统的血缘性的共同体，而是对更具普遍的价值观及其更为合理的社会规范所产生的认同。”虽然，耿占春教授未曾对于族群和民族作出明确区分，但他从阿库乌雾（罗庆春）的灵性写作中看到了一种超越地域和族群疆界的随缘生成的诗学缘域，却无疑指出了我们国内少数族群诗人写作的出路所在。构造汉语诗学的共同体，生成一个更大的具有涵容性和丰富性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就是汉族诗人、彝族诗人和任何少数族群诗人，所当自觉和认识到的使命与责任。
因此，当阿库乌雾（罗庆春）将汉语和彝语都作为其母语，而却又有了不同面向的指向，他认识到彝语作为他的母语的自然性质，然而这种地域化的自然性又是必须被超越的。正如诗人海上所指出的，彝族本来也是汉族的一个部分，或者说，彝族在居于大山和向外迁徙中，本身就形成了孕育着它所属的汉文化的丰富性的分支力量。只是在后来的生硬的族群划分 中，这种内在关联的血缘和文化筋脉被生生割断。因此，在进入汉语这个更本源和更广阔的血缘和文化力量中，方言的、族群的，便将被部分否定掉和被超越。汉语，就成为具有文化和身份政治身份自觉的中国诗人走向世界的通道，开始汉语写作，就是进入了世界的话语场，就获得了海洋的浩瀚和穹苍的广阔。族群性或地域性，就将在汉语性和中国性中得到储藏，而中国性和汉语性又必须在每位诗人的地域性和族群性中获得其繁育的土壤。
当一个大山的儿子，一个彝族的诗人，实现了这种从地域性向中国性的转换时，他就获得了一种参与世界舞台的中国诗人身份。这也是我当前研究地域诗人所提倡的，即四川诗人或广东诗人，都必须完成其对于木土性的源初确认，认识到自己所承担的地域文化建构的任务，而后又必须认识到自己作为汉语诗人和中国诗人所当承担的民族诗人之责，他在参与世界诗歌或诗学的交流中，才知道自己如何汲取更多种的元素，又不能生硬地随意择取。比如，那些对于欧洲人、美洲人所熟悉的语言、意象、隐喻、象征，就可能对于中国人是陌生的，这时，我们就不能简单地进行一种新奇化的选择，而必须完成一种本土化的再造。特别是很多中国诗人笔下充斥了太多的西方人名或符号，这有一种炫酷化的趋向，它确然带来了陌生化效果，但超过合适的限度时，就已不再是在言说我们所属的生活与存在，这时他就应该成为一位英国诗人或意大利诗人。然而，当他的诗篇，不大可能被意大利或英国人普遍阅读时，他就成了一个“无”的没有所属的存在。
因此，我们认为，一个伟大的重要诗人，必须是先为他自己所属的地域、族群、民族而写作，并被他们最大限度地接纳，才进而可能被世界接受。《论语》《老子》《西厢记》《红楼梦》是否是经典，其实与西方人接受到多大程度无关，在西方人接纳之前，他们早就成为经典。当这些典籍成为一个民族的经典时，它就代表了这个民族和这种文化，而这也是它民族和它种文化与我们相遇时必然要面对的先进行译释的最重要的代表性文化。那种想从世界性为开端，而遗弃本土性和民族性的写作，便必然是舍本逐末的。诗人的火热的灵魂，必是爱人的，不是爱着抽象的普遍的人。当有自居为诗人或哲人的人说，他们爱普遍的人，不爱哪国哪个民族的具体的人，舍弃他吧。好像犹太人会这样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祖国。然而，这是因为犹太人最初没有自己的国。当他们在20世纪中叶重建了自己的国之时，他们的心便有了集结之地。舍弃阿伦特式的平庸的女人的哲学吧，伟大的灵魂，都是为他的出生地呼喊，也为他的民族和文化引吭高歌的雄鸡。
我们太多的诗人去追随阿多尼斯，或追随那个成为阿訇的张承志，这都是真正失落了自我精神也无法成为真正中国诗人的盲从症的体现。当张承志自居为伊斯兰文化代表时，他只不过成为宗教族群的代言人。阿多尼斯在为他所属的巴勒斯坦同胞写作，正如托尔斯泰为着俄罗斯大地叹息。我们的诗人呢？是当更爱阿多尼斯笔下的巴勒斯坦人或托尔斯泰笔下的俄罗斯人，还是应当更爱自己可以更多关注到和写作的中国人。我们可以这样追问：为何那些流亡到国外的中国诗人，就写不动了，因为他们不再为自己的出生地和文化同胞而写作，他们为西方写作时，西方不认为他们能写出西方。悲哀的中国诗人，当他们抛弃了中国人时，也就丢失了自己。然而，阿库乌雾（罗庆春）却是一位永远为着自己的族群和中国人而写作的诗人，不放弃具体的现实的人，诗人方能在焚烧和淹没这个民族的大火和众水中涅槃重生。
蜕变吧，在彝人之子阿库乌雾的雄浑的巫歌，在汉语诗学的自觉者罗庆春教授的浩荡的诗学里，凤凰涅槃的蜕变正在开始。我们是否已经听见，他的歌声里那原始精灵的力量正在召唤每个人的身体和灵魂复活！这是属于中国诗人的，也是属于一位世界诗人的。这也是我2017年在珠海文艺评论家骨干班听到阿库乌雾（罗庆春）教授谈到汉语作为母语所激发的，而后再读到他的诗篇时所想到的。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少数族群的诗人能站在中国诗人的文化民族和政治民族地基上展开写作，这也才是中国诗人的可能的远大的未来。
（2019.2.7 19:25 于广州白云山麓广外校园）
作者简介：何光顺(1974-)，男，笔名 蜀山牧人，自然名 绿竹，华南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外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州青年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哲学、魏晋文学、中西诗学、基督教文化等几个领域的研究。热爱诗歌，近年介入当代诗歌创作与批评。在《哲学研究》《现代哲学》《文艺理论研究》《南京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代表著作为《玄响寻踪——魏晋玄言诗研究》，主编《珠江诗派》《宋词鉴赏辞典》等。目前正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1项、主持并完成教育部青年基金课题1项、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课题1项。参与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4项。
罗庆春简介：罗庆春，男，1964年5月生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彝名阿库乌雾，九三学社社员，西南民族大学彝学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四川省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副理事长，四川省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会秘书长，四川省青年联合会副主席。1986年西南民族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至1994年到北京大学中文系骨干教师进修班进修。1984年开始发表彝文作品，1986年后从事彝汉双语创作。出版《混血时代》《走出巫界》等多部著作，1994年出版的诗集《冬天的河流》是中国第一部彝文现代诗集，1998年出版的散文诗集《虎迹》是彝族文学史上第一部彝语现代散文诗集。
文字来源：搜狐网 云山凤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