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珠昂奔：来自彩云之南的深情咏叹
黄玲的专著《高原女人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出版了，值得祝贺！据我所知，这是第一本以新中国建立以来云南几代多民族女作家队伍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其价值和意义不言而喻。
为这本写几句话，我感到难。其难有三：一是我对女性文学缺乏研究，二是我对云南的女性文学更缺乏研究甚至了解，三是我虽然从未停止过阅读和写作，但近些年研究文学少了，缺少理论补充和思想积累。但是，我也必须为这本书写上“我的态度”。其因亦有三：一是我在云南工作过，那是我留下过工作脚步的地方，全省129个县（市区）我走了102个。我热爱这片土地，对她总有一片思恋之情。二是文学伴随我走过了青少年时期，如今虽因工作繁忙，不再与她时时相伴，但她仍然给予我温馨和力量，在未来的岁月里，文学仍然是我精神上的家园。三是20多年前中央民院那个来自云南的言语不多的彝家女儿黄玲，如今已成为作家和学者，弹指一挥间！
20多年前，由于研究藏族文化，我曾花很长时间阅读宗喀巴大师的四本书：《菩提道次第略论》、《密宗道次第广论》、《辩了义不了义论》、《菩萨戒品序》。法尊法师翻译的这些书，有时我们去请教他，他的解释我们听起来都很吃力，关键是缺乏系统佛学知识和理论。为了搞清楚其中的奥妙，我曾经求教过许多人，包括当时的藏学大家东嘎仁波且、贡唐仓大师等。佛理所论之成佛道路离不开自身，离不开对对象的深刻了解和漫长修持――观修时的基本方法也是本尊身对自身，本尊语对自语，本尊意对自意。实际的实践中手结印契不难，口颂本尊真言不难，心观本尊也不难，难在修行者要使自己的身语意三业清净，与本尊的身语意相应。
在那个过程中我得到一个启示：我们进行研究工作，不论进行自然科学的研究还是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都需要解决观想（修炼）的对象问题。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尤其重要的是：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行为。对于文学，尤其是对于一个具体地区和民族的文化、文学的理解也是如此。
黄玲的《高原女人的精神咏叹》，是一本对云南各民族文学中的女性文学现象作整体研究的学术著作。黄玲通过这本书追寻云南女作家们写作中的个性特色，探讨规律和共性，以及她们的写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提供的审美内容及其价值意义。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云南各民族女作家有数十人，各类作品近百部，这些文本都需要认真阅读，从而准确把握其风格特色和内涵。不仅如此，还要关注她们作为民族、女性在写作活动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云南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它的丰富多彩又使这些作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思想文化、风俗行为各有不同。要准确地把握这些作家作品，必须兼顾她们的创作背景，只作文本的阅读显然是不可能很好地完成这一课题的。只有从事过学术研究的人，才能体会黄玲写作这本书的艰辛。她提供给我们阅读的这本30多万字的书稿，我虽然无法对其做出准确的学术评价，但这些文字似乎又让我回到了我曾经走过的山山水水，尤其是回到了那些山水的精神层面。
我们将美丽的云南称之为“多彩的云南”，这个“多”在何处？我想可以是：一省多气候、一省多民族、一省多宗教、一省多文化、一省多经济形式，一省多政务类型，甚至一省多灾害。我在云南工作期间对此感受很深。这些特点是云南女性文学发育成长的重要环境条件（这些归结仍然属于浅层的“大印象”）。文学作为形象的艺术、语言的艺术和细节的艺术（我常常这样认为）表现更为细腻而具体――每个出生在特定环境中的民族作家所反映的多是这一特殊环境，处于特殊民族文化环境中的民族必然是反映这一民族特殊文化、特殊的行业和个人特殊的心理体验。
云南女性文学的从无到有，从简单到丰富，其实也是云南各民族女性精神历程发展、建构的真实写照。从女作家们的创作中可以感知到各民族女性变化中的精神追求，和心灵的日益觉醒。到目前为止，云南很多民族都有了自己的女作家和作品，她们已经成为民族女性的代言人，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眼光表现民族生活中的特殊内涵。为民族文学增添了全新的审美内容。在共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各民族女性的参与有着重要的意义。女性在政治、经济上的解放意味着社会制度的进步，而女性对文化的参与则意味着一个时代文明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在中华文化的大家园中，少数民族女性生活应该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她们的希望、理想、追求，在女作家笔下都有生动表现，她们因地域而形成的独特边地生活，因民族而形成的形态各异的生存方式，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内涵。
我们的世界是多元的世界，只有多元的世界才多彩。这也是七彩云南教给我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回到北京后，我的脑子中时时浮现着云南：想起了版纳雨林里的傣族，就想起热闹非凡的泼水节；想起洱海边上的白族，就想起了三道茶；想起玉龙雪山下的纳西族，就想起了东巴经；想起了石林秀地的彝族撒尼人，就想起了阿诗玛、火把节；想起佤山的佤族，就想起了甩发舞；想起红河的哈尼族，就想起了元阳的哈尼梯田……还有生活在不同地域的苗族、傈僳族、怒族，基诺族、景颇族、拉祜族等。在我的脑海里，没有一个民族脱离他的环境而存在，脱离他的语言、文化、风俗而存在！具体的人――具体的民族――具体的风俗、行为――具体的环境――具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它们融为一体，彼此依存，彼此映衬，彼此融会，完整统一。
许多人对费老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表示赞同。为什么？“各美其美”就要允许“他美”的存在，只有文化霸权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是不允许别的文化存在的；“美人之美”，就要欣赏别人的优秀文化，古人讲“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个民族从远古走到现代，都是靠自己适应自然和社会的文化做支撑，因而他们的文化中必然地蕴含着科学的合理的可供人们欣赏、借鉴的东西，只有狭隘和浅薄才会搞文化排斥；“美美与共”，需要一点境界。倘如我们像列宁所倡导的，对人类产生以来的一切优秀文化都进行吸收，那么我们的文化就会跃上一个新台阶、进入一个新境界。诚如2006年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所说：“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明不断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
因此，我们一要树立多元思维、多元理念。要承认多元，尊重多元。因为即使我们如何漠视它的存在，它毕竟存在；存在就需要发展，这是事实。尊重事实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漠视事实必然会埋下隐患。二要认识多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和价值。自然界有生态问题，生态是多元的，就因为是多元的，在自然界中形成了完整的生态系统。人类的语言有语言的生态、人类的文化有文化的生态，都是如此。虽然物种在不断消失，但它对自然、对人类都有着深刻的价值。我们必须认识这些价值。三要认识影响多元的主要因素。多元的反面是单一。虽然改革开放后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日新月异的巨大成就，但面对文化，我们必须深刻认识经济全球化、市场经济甚至工业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那种“一刀切”，一个模式、一个要求、一个标准、一个品种、一个口味等，一旦形成思维定式，同样十分危险！
云南几代的作家群中不乏女作家，这是极好的事。“当冷风吹着老人的头时，女人用脊背去门缝上抵着；刺棵戳着娃娃的脚么，女人拿心肝去山路上垫着”。（摘自电视片《高原女人》插曲）云南红土高原的女性是伟大的，伟大就伟大在她们的牺牲精神，她们的吃苦耐劳精神，她们的善良和勇敢。自然这个“伟大”群体中也包括红土高原的女作家们。我祝愿她们能奉献出更多无愧于红土高原天地人文特色的作品来。同时我想，黄玲对自己姐妹们的作品进行理论研究，体现了一名民族学者的责任心和学术良知，对云南民族文化建设也会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这是我阅读黄玲书稿的一些想法。
降红燕：云南女性文学研究的“创造工程”
云南有女性文学吗？如果有，那么“云南的女性文学有研究价值吗？”这也许是一些文学研究者内心的疑问，一如他们对女性文学的存在至今仍心存疑问一样。其实早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之后不久，晓雪先生就发出了“云南女性文学在崛起”（《云南女性文学的崛起》（《文艺报》1995年11月10日）的预言。只是当年晓雪先生的短文只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勾勒，而今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黄玲女士的新著《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云南出版集团公司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的出版就是对这一预言和断言的有力印证和深入阐释。
《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主要以云南当代女性作家创作的作品为评析对象，用社会历史批评、审美批评等多种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的审美蕴涵。全书共分为十一章。第一章关于女性和文学，首先阐释女性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表明著者对于众说纷纭的女性文学概念界定的观点。第二章概述云南女性文学的特色与风格。第三章至第五章以族别为界分别对云南少数民族女性文学进行扫描。第六章开始以作品体裁、样式的不同，对汉族女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进行论析。第九章评说云南女作家群中的“80后写作”，最后两章关注的是女作家的纪实文学和儿童文学创作。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该著确实可以称之为云南女性文学研究的一项创造性工程。其创造性首先表现在这是我国第一部研究云南女性文学的专著，填补了云南女性文学研究的空白。女性文学研究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文学界的一个热点，但是云南由于地处边疆，文学总体的创作和研究在全国均处于相对薄弱位置，女性文学也不例外。只是由于全国性热点的辐射影响，也有一些零星的评论文章出现，但都没有形成规模，也不成系统。《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则煌煌38万字，第一次全景式地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创作进行评析和研究。该书的筚路蓝缕之功不仅在云南文学研究界，而且在全国女性文学研究界都有着较强的现实意义，也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其次，《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的创造性还表现在其“本土性”特色上。本土性是女性文学研究界经常使用到的一个词语，它是针对西方而言。众所周知，女性主义（feminism）理论是一个从西方舶来的概念，中国女性文学的勃兴与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大举进入的大背景密切相关。但是西方文化土壤生长出来的理论来到中国，必然有一个水土不服的问题，因而本土化改造就是任何西方理论要在中国水土中扎下根来的必经过程。相对于西方，中国的可谓是本土的。目前我国已出现本土化的“中国的女性主义”，荒林女士主编的一份以书代刊的刊物就名之为《中国女性主义》。这里借用“本土性”，指相对于内地中心研究界而言，边疆的云南也可以称之为是“本土”的，带有浓郁的云南地域本土特色，而云南的“本土性”尤其体现在其多民族性上。著作标题中的“高原女性精神”就是“本土性”的象征符号。这群“高原女性”不仅仅有少数民族，也有汉族，而且由于历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汉族在数量上还占据多数。但是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更能彰显女性文化的意义，这一点同时身为彝族作家的黄玲更能体悟。因而，著作中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聚焦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董秀英、赵银棠、李纳、娜朵分别是佤族、纳西族、彝族、拉祜族的第一位女作家，新一代女作家何晓梅是纳西族的第一位女性小说写作者，黄雁则出版了哈尼族历史上的第一本由女作家创作的小说集。这些开创、书写少数民族女性文化史的女性经由《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记录下来，对我国当代女性文化建设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宏观与微观、感性与理性的结合是该著作的又一个显著特点。宏观和理性是对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的整体把握，微观和感性则是对作家作品细致入微的探讨和评析。黄玲从女性立场和视角出发，立足性别但又不仅仅限于单一性别（“是女性但不主义”），条分缕析地探讨云南女性文学从由他者代言到女性自我言说的历程。她从众多的云南女作家作品的阅读中归纳提炼出云南女性文学的高原精神：创作时既立足于云南本土厚重的人文资源，对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作生动表现；同时又不受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以开放的胸襟和视野使作品呈现人类精神的某些共性，使之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比较高的文化立足点（著作第21－22页）。
著作中最精彩的是对作品文本的评析部分，这也是著作的重心、主体。这与作者黄玲兼具评论家和作家的双重身份相关，这也是黄玲的一大优势。作为评论者，她可以和文学现象、作家作品拉开距离，以冷静、理性的眼光来审视、观照对象。而一旦进入具体文本，富于诗意的、感性化的创作者身份又在黄玲身上复活了。她能够感同身受地进入具体文本，似乎和文本作者一起，享受写作的快乐。比如她以“在迷宫中起舞”来评价先锋女诗人海男的诗歌：“海男的《女人》组诗，诗的意象像鸟的翅膀一样翻飞出纷繁的景象，却让人无法抓住它的脚踝。目光、头颅、呼吸、海洋、寒冷、水草、野兽、墓穴，展示出一场生命和死亡的盛宴。她不需要描述一个完整的意义来‘表现’人生，而是依靠诗人的直觉和经验将人生破解成无数碎片，再将它们呈现在世界面前。……《女人》所要呈现的正是主体心灵对女性生命的‘破格’和变形，是对常规思维方式的突破和颠覆。……这组诗可以看作是诗人生命激情的宣泄和突破，对自己性别的感性认知。它让我们惊奇地看到，女人生命内部的缤纷多姿和错综复杂。在爱情、生存、死亡的缝隙中穿梭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舞蹈”（第280－281页）。类似的灵动飞扬、文采斐然的语言文字在行文中比比皆是，尤其是在评论女性散文、诗歌部分。
该著还具有一定的文学史意义。在我国女性文学研究格局中，女性文学史研究是一个难点问题，1995年盛英主编的《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史》填补了一项空白，但是总体的中国女性文学史至今尚未出现。倒是在地域女性文学史研究方面有了一些成果，比如2005年朱小平的《现代湖南女性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看，黄玲的著作也可以算是加入了地域女性文学史写作的行列，尽管标题中的“云南当代女性文学综论”定下以评论为主的调子，行文中以女作家作品评析为主要篇幅的安排似乎也在加深这种印象。但是阅读全书可以看出，它依然体现出了以论带史的特点。仅以小说而论，从十七年时期的柏鸿鹄，经第二代张曼菱、何真、黄晓萍等，第三代海男、王坤红、杨鸿雁等，到80后的陈佳妮、杨南鸥等，云南女作家已形成了四代作家同堂写作的态势。
近年来，我国女性文学研究在经历上个世纪90年代表面的热闹繁盛后，进入了一个似乎相对沉寂的时期。其实不然，很多研究者沉潜下来，默默耕耘，这些沉潜者的成果也在逐步出现。黄玲就是其中的一员。作为身为女性的同行，我可以想象黄玲写作本书付出的艰辛，哪怕她有着搜集资料的条件优势。我特别认同、赞赏她在《后记》中的一句话：“文人应相亲而不是相轻，最重要的就是应该有欣赏和承认别人才华的气度”。我愿以这句话作为本文的结语并和广大姐妹们共勉。
郭鹏群：为高原女性文学写史的厚重之作
云南虽属边地，进入20世纪后也和全国一样，开始了它艰难的现代解放之旅，恩格斯则有句名言：“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1）而妇女解放并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解放，最能体现妇女发展水平的应是她们对文化的参与。纵览整个中国文学史，也只有从20世纪开始，女性文学才开始以独立的面目出现于文坛，成为能与男性作家相抗衡并日益发展壮大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云南，这样的女性文学，只有在建国后才成为云南文坛傲人的一翼，特别是在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坛，张曼玲、海男、先燕云、陈约红以及这两年才名声鹊起的汤萍，都在全国有着较大的影响。
而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黄玲女士最近出版的《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就是追寻云南女作家半个多世纪的足迹，着力从她们的“精神突围”中寻找云南现代思想的发展轨迹，并在这些女性作家的个性特色中，总结其民族特色与共性规律，探讨其审美经验与卓越贡献，这堪称是云南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这也需要我们云南学者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后人的启示。笔者认为，该书在研究方法上做到了三个融合，既“女性意识与人文意识的融合；史学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融合；地域意识与开放意识的融合。”表明作者具有清醒的学术使命与扎实的学术功底，现围绕这三方面做简要阐述，以使我们对这本学术著作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女性意识与人文意识的融合，是这本学术著作成功的关键
在这本学术气息浓厚的著作里，黄玲女士首先关注的是云南女性作家的创作轨迹，并在著作的第一章专章论述了“女性和文学”的话题。黄玲女士认为：“性别是一个无法抹去的符号，任何试图超越或者改写的做法都是无用的”；她还指出：“只有承认写作中存在不同的性别视角，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的把握作品的内在意蕴。”在此基础上，作者进而对自己所使用的“云南女性文学”做出界定，她说：“她应该是生活工作于云南的女作家，她也许并没有明确的女性立场和观点，但她的性别因素在文学写作过程中却会影响到其风格的形成，她的女性意识在其作品中也会自然呈现。”但作者在强调女性立场与性别因素的同时，也强调指出：“她们对文学实践活动的参与，意味着高原女性文化和心灵的觉醒。其作品中体现出的理想、愿望和追求，都附着了特定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带着高原女性的精神走向。”（2）
这样明确的界定，正显现了作者对本书的价值取向，一方面，作者探讨了云南半个多世纪的女性文学，剖析了作家背后的女性意识，并以“女性”这样的性别立场烛照全书，从而在整个中国文学研究中，第一次集中对云南女性作家全面扫描，具有无可争议的开创性。但另一方面，作者把这种女性意识升华到了“人文精神”层次，认为在这样的女性意识中，意味了云南女性的文化以及心灵的觉醒，它承载着云南人“现代性”的发展与突变，从而增加了这部著作的写作深度，给读者以“厚重感”。
如在介绍评论云南著名先锋作家“海男”的小说时，黄玲女士首先指出她的作品：“基本都是以女人作为小说的主要角色，表现她们的生命历史和爱情传奇。作为女性作者，在处理和女性相关的题材时她体现出驾轻就熟的趋向，或者说她熟悉她们的身体、情感和欲望”。而在论述了海男小说的女性意识与先锋特色后，作者进一步从“对云南高原的精神回归”这一更深层次来论述海男创作的心路历程，指出“这是一段从突围到回归的精神之旅”。作者认为海男的早期作品是一种精神突围，而且这精神突围是成功的，其诗歌与小说引领海男走向高原以外的精神世界。但到了近些年，随着阅历的增长，海男的作品却开始向高原精神回归。这种女性意识与人文意识的融合，能使读者从更高层次上认识“海男”的创作背景、个性特色以及背后的云南女性思想变化，从而使得这种论述“中肯而有深度”。（3）
二、史学意识与民族意识的融合，是这本学术著作十分显著的特色
黄玲女士的这部学术著作，并不仅仅是对云南女性代表作家的分散研究，而是有着较为明确的史学意识，其研究范围跨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漫长时空，有的作家创作甚至追溯到了革命战争时期。在这样的纵向追溯中，作者对这部著作的体例安排很有特色，它既有对云南女性文学特色与风格的总体论述，也有对云南女性作家的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的概括总论，还有对云南重要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歌、小说、儿童文学创作的概要分析，而在这些总论之下，又具体分析了各个时期、各种题材的代表作家的创作概况、独特风格以及文学史地位，从而使读者能够清晰地看到云南女性文学发展的线索，并对那些代表云南女性文学的精华部分有更深刻的了解，这种独具匠心的安排，体现了作者总体把握的能力和全景式展开的史家眼光。
在史学眼光的笼罩下，黄玲女士还对云南女性文学的民族性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云南是一个拥有26个民族的边疆省份，随着云南现代化的起步以及人的觉醒，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遗产比较丰富，但在这50多年中，虽有少数学者对其中的个别篇章作过深入的研究，但关于云南少数民族文学的全面研究，特别是云南少数民族的女性文学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黄玲女士在这本学术著作中，拿出了三章的篇幅论述云南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创作，并以“少数民族女性文学扫描”为题，对纳西族女性文学的创作历史，回族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以及彝族作家群，哈尼族和其它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创作给予了精辟概说，对代表作家赵银棠、和晓梅、白山、李纳、董秀英等的文学成就也给出了自己富于个性的评论，从而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做出了个人定位的独特贡献。
我们来看这部著作对少数民族作家董秀英的小说评论，作者说：“董秀英小说特色的鲜明是有目共睹的，她以独特的民族生活形态和特殊的表达方式冲击着读者的阅读习惯，带来新的审美效应。尤其是她的语言，以和正规汉语表达方式迥异的方式呈现出全新的视角和语感，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也不多见”。这段话，在民族特色中也显现着史的评价，从而使读者能对云南少数民族的创作有着更深入的认识。
三、地域意识与开放意识的融合，是这本学术著作成功的最重要基础
黄玲女士在这部著作中说：“读云南女作家作品的时候，我耳边不时会响起电视片《高原女人》中那些古朴歌声的旋律。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但二者都是高原女人发出的声音。可以引导我们寻着这声音，一步步走进一片沉寂太久的心灵世界。”而在这沉寂的心灵世界中，作者进一步说，云南女性作家的创作“既立足于云南本土厚重的人文资源，对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作生动表现；同时又不受民族地域的局限，而是以开放的胸襟和视野使作品呈现出人类精神的某些共性，使之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和比较高的文化立足点。”这段话可看作是作者对自己研究著作“文眼”的具体阐释，是对“高原女性精神”的具体概括。（4）
在作者看来，云南女性作家，首先具有云南地域特色，其作品，是对多元并存的民族文化的生动表现，但在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作者更指出了其开放性，认为无论是老一代的作家如刘琦等，还是新一代作家如汤萍等，都在文化吸取上具有开放的胸襟和视野。作者在承认云南具有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以及独特的民族特色时，也强调了外来的中原文化与先进的近现代思想对云南女性作家的巨大影响；在承认云南女性作家的民族身份对其写作有一定的制约和影响外，更强调了对民族文化身份的立足和超越。黄玲女士在分析纳西族作家赵银棠时，就表达了对云南这样的看法：“它虽然地处边疆，却不像某些人误会的是一块蛮荒落后的‘不毛之地’，这里1911年曾经发生著名的‘重九起义’，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250多年的封建统治。后来名震全国的‘护国讨袁运动’，又是云南率先发起。赵银棠求学时的昆明，可以说既有都市的繁华，又有社会观念的进步，在很多方面和全国有着同一的步伐，甚至走在时代的前列”。（5）
正是在这种地域观念与开放观念的融合中，作者就可以把她所评论的女性作家，都能够放在一个恰切的位置上予以审视，也使这本研究著作既反映了云南这个多元的，略显神秘的女性文化世界，又揭示了云南女性的精神突围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的紧密联系，更使得这本学术著作的研究具有了某种开阔的视野。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黄玲女士本身也是云南彝族中的一名作家，先后出版过《李乔评传》《孽红》以及《纸房子》《苍天有泪》等作品，这使她能够了解体味云南女性作家的创作甘苦，具有较好的文学感悟能力。而她同时又在高校任教，从事学术研究与文学评论多年，具有很好的理性概括能力，终于使这部学术著作成为云南文学研究的一种典范，贯穿其中的研究方法与使命意识，也必将对以后的云南文学研究产生较好的影响，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云南文学研究在此基础上会取得更大的突破。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1页―412页
（2）黄玲：《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第1页、15页、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3）黄玲：《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第186页、189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4）黄玲：《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第18页、2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5）黄玲：《高原女性的精神咏叹》，第57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