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李纳是彝族现当代第一位女小说家。她以其特定的民族文化背景、细腻易感的女性心理、曲折坎坷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经历,创作了题材广泛的系列小说作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其小说对彝族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必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彩。
关键词:彝族;李纳;小说;艺术特色
提及李纳,或许并不为众多的人所知晓,也并不为当代评论界所特别注目,甚至在一些有关当代文学的宏观论著里还没有“李纳”这两个字。然而,她却以自己一颗真诚之心细细感受和体验着生活中一切美好和向上的东西,用自己深沉而朴实的笔触为我们描绘出一幅幅生动真切、感人至深的民族历史生活和时代生活的绚烂画面。她的小说大多充满了浓郁的乡土韵味和民族色彩,却又有许多篇章跨越了民族和地域,体现了题材的多样性和广阔性;大多有着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又超越了历史和时代,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和丰富的艺术内涵。
一 小题材、小人物而大主题
综观李纳的小说创作,从最能代表其文学成就和艺术特色的《煤》、《明净的水》等短篇小说,到最终确立了其在彝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并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一定影响的史诗性作品——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等,其题材大致可分为四类:厂矿生活系列,如《煤》、《女婿》、《杨小梅》;安徽农村生活系列,如《新粮仓》、《两个社主任》、《明净的水》;滇南民族生活系列,如《撒尼大爹》、《姑母》、《刺绣者的花》;知识分子生活系列,如《广阔的蓝天》、《温暖的心》、《涓涓流水》。其艺术眼光也大多都集中在政治劳改犯(如《煤》中的黄殿文)、厂矿工人(如《女婿》中的秀姐)、身受旧社会剥削压迫并进行了不懈抗争的下层劳动人民(如《撒尼大爹》中的高大爹、《刺绣者的花》中的叶五巧)、新时期有着较高思想觉悟和较强社会参与意识的社会主义新人(如《新粮仓》中的陈主任、《明净的水》中的竹青)、有着坚强革命意志和远大理想抱负的共产主义新型知识分子(如《广阔的蓝天》中的林筝、《涓涓流水》中的于凡)等一些平凡岗位的普通人物身上。这样的题材摄取和人物选择,真不可谓不“小”。然而,小说却以特定的历史生活为背景,通过这样普通的题材和人物,透射出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重大社会主题。这种在平淡中见新奇、平凡中见伟大的艺术构思,又可谓是小题材、小人物而大主题。
发表于1948年的以矿山工人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煤》,既是李纳的处女作,同时也是她的一篇代表作。小说刚一发表就引起国内外文艺界的瞩目,老作家叶圣陶和端木蕻良都撰文予以推荐和肯定,接着又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在美国《群众与主流》及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刊物上刊载。小说写的是哈尔滨一个有名的小偷在工会主任的耐心教育和工友们的热心帮助下获得新生的故事。作品从一个十分独特的角度,关注了社会主义新人在新社会春风化雨般的温暖之下不断成长这样一个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有着特殊意义的重大社会主题。叶圣陶老先生在读完小说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据说这位李纳还是初写小说的,她一开头就走准了路子,教人看了她的小说自然而然领会她的题旨,不但领会而且亲切有味,这一点特别值得称赞。”并认为它“传出了这个时代里一部分人生活的真相,比较按事实录还要真实”。[1]当然,小说之所以能历经时代选择而光彩未减,其原因不仅在于传出了那个时代里“一部分人生活的真相”,更在于能够避免主题的单一,超越时代,触及了人的尊严的回归和人的灵魂的重铸这一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深刻主题。评论家刘梦溪说:“旧社会把许多人抛出生活的正常轨道,使他们丧失掉人格的尊严,新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则是把人的尊严重新加以唤醒;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关心人、信任人、理解人,即把人当作人,才能唤醒人的尊严。《煤》这篇小说,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李纳同志的立意是非常深刻的。”[2]从人的尊严的回归和人的灵魂的重铸这一意义上来说,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李纳的短篇小说《煤》早在1948年就已达到30年后在中国文坛涌起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一代小说思潮——“反思小说”的思想高度。
和《煤》有着类似探索的还有《出路》、《父亲》、《爱》等众多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作者以敏锐的眼光透视变革时期的社会生活,把笔触伸向人的心灵深处,着眼于人的灵魂的重铸和人与人之间新型社会关系的重构,以真诚来感应由社会的巨大变革所带来的人的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但又不以作品中的人去表现变革时期的社会生活,而是通过变革时期的生活去表现人;不追求人的精神世界的外化,而是力图揭示人物深遂的灵魂搏斗。可以说,这些作品都较好地做到了以小见大,小题材、小人物而大主题。正因如此,在当时一大批礼赞翻身解放、讴歌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作品中,李纳的小说才显得格外深沉和丰满。即使在今天,也同样还有着非常深远的社会意义和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二 至真至善的文艺美学追求
李纳并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她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谨,基本上每篇作品都体现了其至真至善的美学追求。在全国作协召开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上,针对几篇写普通人物的优秀短篇,她曾说:“我喜欢这样的作品,我觉得写好了,比那些惊心动魄的题材打动人。我喜欢读描写人们美好感情的作品,它给人力量,使人觉得生活着有意义,使人感情得到净化。一个作家,在现实生活中,应该看到的是主要的东西,那就是美和向上的东西。”[3]这段话正体现了其长期以来在创作上所孜孜以求的那种至真至善的美学理想。李纳的作品,大多都写得扎实、细致而亲切。她一般不对生活表象做外观的“热闹”的表现,而是常常把笔触切入到人物的心灵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一些“安静”的角落,表现新生活的甜美与欢畅,揭示人们至真至善的精神美。发表于1951年的《爱》是一篇醇厚而感人的作品:农民老赵解放前受尽苦难,被迫卖妻,和儿子小福相依为命。解放后小福到城里工作,老赵多次来求小福回家:“爹不指望什么,只要每天守着你,就是喝水也痛快。”后来基层组织了解了他的身世,帮他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妻子,农村老家又土改分田,过上了好日子。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深深体验到新社会生活美好的老赵,坚决送儿子上前线去保家卫国。作品运用对比的手法,通过老赵前后两个时期对儿子的不同态度,揭示了一个获得解放的父亲的精神境界的变迁:在先前狭隘的父爱中融进了对新社会、对祖国的爱,爱的内容与方式都起了质的深刻的变化。在这篇作品中,作者至真至善的美学理想和审美追求已初见端倪。
这一文艺美学追求,到了她以女性为主人公的系列作品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李纳喜欢女性,善于描写女性,在创作中尤其对善良纯朴的女性倾注了更多的热情,注意发掘她们心灵深处的美质。她说:“我有幸接触许多平凡岗位上的人,在众多人物中,除少数外,都各自带着优美的素质走进我的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女性,在旧社会,他们受着比男人更沉重的压迫,一旦觉醒,对于旧生活的抛弃,义无反顾;对新生活的执着,舍生忘死。她们最高的道德准则,就是人民的利益。有时,她们表现得比男人更勇敢,思想比男人单纯。我爱这些人。无论在战争年代,在和平建设时代,就是在‘四人帮’横行的寒冷日子里,她们的光辉都照亮了我。想到她们,心中充满了温暖。因此,在我的笔下,我反复地讴歌了她们。”[4]李纳笔下的女性形象多姿多彩,既有饱经风霜的劳动妇女,又有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有工人、农民,也有干部,她们的共同特征就是单纯、温厚、善良,她们的美好心性往往折射着生活之光。可以说,在她笔下的每一位女性形象都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体,是其文艺美学追求的最完整、最生动的体现。发表于1957年的《女婿》,是50年代为数不多的具有浓郁女性意识的作品。小说写得明快流畅,通过某个星期天发生在纪大娘家里的一个小小的生活片断,直达妇女解放的主题。小说女主人公秀姐既没有被男人抛弃后的妇女的弱者心态,也没有对男性的依附,有的只是做自己命运主人的自信与乐观,体现了新时代妇女高扬的人格与精神世界。显然,秀姐身上寄托着作者强烈的女性意识和对妇女人格力量的赞美。在50年代中期,在广大妇女的意识深处还残留着许多旧社会的印痕之时,小说能从婚姻角度切入而直接触及女性意识觉醒的重大问题,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凭着对女性同胞的深厚感情,李纳在新时期创作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作品塑造了刺绣女工叶五巧这一鲜明的艺术形象,叙述了她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刺绣工人成长为坚强的革命者的历程。作品主人公叶五巧的身上凝聚了中国妇女固有的传统美德:温柔、善良、淳朴。但特殊的生活经历和特定的文化背景却又使她不同于一般的传统的女性,而远比她们复杂得多,并最终铸就了其反抗的性格,成长为一位坚强的革命母亲。作品在刻画叶五巧这一人物形象时,文笔细腻,特别显示出作者在写情方面的功力。作品通过五巧的父女之情、夫妻之爱、母女之情等,剖示了主人公的精神世界,挖掘出其种种精神美质,从而为我们“展现了一个默默地承受着人生重担,平凡而又高贵的中国母亲的灵魂”。这部作品明显地带有作者本人生活经历的影子,所以对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才如此可敬可爱,对人物心理的刻画才如此淋漓尽致,对一些人间离合聚散的场面的描绘才如此凄切动人。作品主人公叶五巧可谓是一位能立于中外文学作品“革命母亲画廊”的光辉形象。
三 极富生活情趣的民风、民俗描写
李纳小说的鲜明特色之一,是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特别是彝族地区特有的地域风貌和极富生活情趣的民风、民俗的描写。从《姑母》、《撒尼大爹》、《婚礼》、《月琴》等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都莫不如此。这些小说构成了李纳小说创作中极具特色的滇南民族生活作品系列,不但充满了滇南的乡土韵味,而且还具有十分鲜明的民族特征发表于1962年的《撒尼大爹》,运用童年回忆的方法,通过小女孩“我”的视角,描写了一个粗犷、慈爱、强悍的撒尼人高大爹的故事。小说中的人是云南家乡的人,景是云南家乡的景,它们都带有云南特有的风情,尤其是对云南彝族撒尼人风俗民情的描写,富有浓郁的生活情趣,给人以生活实感。
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也往往是描写云南边陲特殊风貌和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那些章节。如在作品第十七章中对“飞马洞”的描绘:“爬过一些巨石,一片岩石站立面前,姑娘们攀上岩石,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钟乳石,有的象执戈的巨人,有的象飞奔的马群,有的像冲锋的战士,有的象驮运的巨象……向导用石块撞击一面巨石,发出隆隆的战鼓声。他又对着一个石孔尽力地吹,宛如号角长鸣。”这是云岭高原特有的溶洞地形和石林风貌的一幅缩微图,形象、生动,给人以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对彝族传统节日“火把节”的描绘更是使人耳目一新：“不论城、乡,离火把节还有一二十天,遇着赶街的日子,大捆的火把就摆断了街。”“她们走出门,只见大河边一块平地上,点了无数火把,火把夹上浇油的棉花,燃得特别旺,小孩们跑来跑去,呐喊着,舞起欢腾烘热的火把。火把舞到半空,就如许多火龙绞在一起,照红天空、河水和石桥,火焰的劈剥声更增加了炽热的气氛。”“这时候,河对面的几户人家,正点起最旺的火把,围着稻田打转,预祝即将成熟的稻子,长得颗颗饱满。”云南彝族的节日,除宁蒗小凉山外,多数彝区与汉族相同,唯六月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的“火把节”最具民族特色。节日当晚,彝民多持火把歌舞,通宵达旦。小说对“火把节”的描绘可谓有声有色、美丽壮观。另外,作品对婚礼习俗、旷野舞会、民歌对唱、端午节赛龙舟、春节的庙会和摔跤比赛、正月十五姑娘们的“出行”等民俗风情的描写也十分生动、别致和真切,对彝人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更是纯正、“地道”。这是李纳作为一位彝族作家特有的生活储存,是只有长期生活在民族地区的民族作家才能写出来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并不是孤立地去展现这些风俗民情,而是将对这些风俗民情的生动细致的描绘与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故事情节的推进有机结合起来,使之融为一体。这些优美细节的描写,传达出被压迫彝人的心声。小说里出现的民歌,不仅概括了彝族人民苦难的过去,而且展示了他们跟着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势在必然:
天底下有老虎走的路,
有豹子走的路,
有豺狗走的路,
没有我们走的路啊!
天上有云彩走的路,
有大雪走的路,
有闪电走的路,
没有我们走的路啊!
李纳出生并成长于云南路南(今石林县)彝区,对彝族生活有着非常深切的体验,对彝区特有的山川景物更是情有独钟。所以,她对云南边陲特有的山川景貌和彝区民俗风情的描写才显得如此得心应手,如此真切生动,真正写出了那些古朴、纯真、奇异的美。
四 朴实、凝练的“活”的语言的选择和运用
老作家叶圣陶推荐短篇小说《煤》时指出:“这篇小说还有一种好处,就是能够运用活的语言。”[1]实际上,这种语言风格可以说贯穿了李纳小说创作的始终。
《煤》是政治味儿很浓的一个短篇,但作品往往能够用通俗、朴实、形象的语言将一些原本非常刻板、枯燥的政治道理讲说得明白清楚、透彻易懂,而没有同类作品易有的那种强烈的政治说教气息。当黄殿文夫妇感谢陈主任时,陈主任说:“这不是我的功,是共产党的功。俗话说,种大烟的多抽大烟的多,种高粱的多吃高粱的多。共产党提倡人人当好人,所以好人多……”这要比通常的政治口号形象生动、通俗易懂,收到了良好的表现效果。作者也善于以简约的笔致、鲜活的语言来描摹黄殿文在特定环境下特有的心态。
写他当初不怕坐监牢,让他自己说:“监狱就是我的家,长久不来,还想它呢”;写他不愿意做缝口袋的工作,并且煽动伙伴们也不必认真地干,让他这么说:“你们不是老娘们,这是老娘们干的活呀!”又说:“一分钱,一分货,十分钱,买不错。刨煤一天几千,咱们一天才挣千儿八百的,要认真干才是傻瓜!”后来他的“痞”气从教育、劳动和集体生活中很自然地转变了过来,作者写他对刨煤的工作产生了热爱,让他说出以下的肺腑之言:“咱们现在吃煤、穿煤,国家用的是煤,哪一家离得了煤?煤真是宝呀!”这些语言形象生动而贴近生活,朴实简练而近乎口语,能教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
这种朴实、凝练、鲜活的语言风格到了长篇小说《刺绣者的花》,可以说愈臻成熟。小说那种散文化的笔法,清新、朴实、自然、流畅的语言,让人读之而心醉不已。作者尤其善于运用符合人物特定身份的语言来表达其特有的个性。作品中,不同阶级、各种家庭的十几个地位各异的人物,各自说着不同的话,唱着不同的歌。叙事写景,也能口语化,并特别着力于劳动人民语言的选择。例如:“大捆的火把摆断了街”;“眼珠子红得象石榴米儿”;“可怜啊,大妹子,我的眼泪淌得冲倒山坡”。水域之城的航远县,“节日不用扫帚和撮箕,而是将大堤闸起来,放水冲洗。……石板铺成的街道,干净得舍不得用脚去践踏”。这些经过精心提炼的口语化的劳动人民的语言,给小说增添了不少活力。另外,富有生活哲理和乡土韵味的彝族谚语的使用,也为作品增添了不少色彩,极大地增强了其艺术表现力。
李纳在她那特定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中,形成了自己特殊的语域和语体,并自觉运用这一特长,显现出个人的独特风格。其富于民族特色的小说语言,不但具备一种内在的美,而且还富于活力,融进艺术创造之中也就呈现出了极强的艺术生命力和创造力。这是作者本人对其周围的人、物和生活细心感受和深刻理解的结果,是其心声,而非仅是其笔语。
五 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的深层融合
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说:“每个民族之民族性之秘密不在于那个民族的服装和烹调,而在于它理解事物的方式。”[5]李纳小说鲜明的民族色彩也正是体现在作品人物形象所透射出来的那种真诚、质朴、粗犷、强悍、敢于追求真理、敢于反抗强暴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和民族精神上。
如前所述,李纳的小说并不全都是民族题材,另外还有许多描写厂矿生活、安徽农村生活和知识分子生活的非民族题材系列作品。但由于作者本人身上流淌着的是彝人的血液,民族的气质决定了她的真诚,民族的精神造就了她执着的追求,所以作者本人的这种民族气质、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也就不可能不渗透到几乎她所有的作品当中去。《女婿》虽然是厂矿生活题材作品,但小藤母女身上却都明显地流露出了一些彝汉杂居区彝人的民族特质;《姑母》中的主要人物虽然都未标明其民族成分,却有着非常鲜明的纪实性,“我”和“姑母”一方面接受过较多的汉文化的熏陶,另一方面却又非常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民族气质和性格特征,尤其是“姑母”这个艺术形象塑造得较为鲜明,她善良、单纯、勇敢、正直,具有一种柔弱中见刚强、淡泊中呈高洁的彝族传统劳动妇女的优美特质。这些小说都倾注了作者自身非常强烈的民族感情色彩,所塑造的主要正面人物身上大多都闪动着一种民族精神的火花。当然,这种真正的民族性呈现得最为鲜明和强烈的,还是那些直接描写彝族人生活的作品,特别是描写彝族支系撒尼人生活的作品。《撒尼大爹》中的高大爹和《月琴》中的昂大爹,不但侠肠义骨,还有一颗易感的心;《刺绣者的花》中的普大嫂善良、刚毅、质朴,金毕江热情乐观、爱憎分明,他们均是有血有肉的撒尼人形象。正是由于作者这种强烈的民族意识,她笔下的人物才具有性格的丰富性、深邃性。这些作品,是作家自知、自信、自尊、自强的民族自我意识、民族责任感和民族精神的深刻体现。但李纳小说的成功,不仅在于渗透于其中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更主要的是这种民族性与时代气息的深层融合。“姑母”性格的闪光之处,是她敢于反抗强暴的斗争精神,这正是处于民族压迫、阶级压迫下的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如果说“姑母”和高大爹所具备的是一种质朴、自发的反抗精神的话,那么在昂大爹身上则更多地体现出了一种自觉的革命精神。这种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深层融合,来自作者对本民族独特文化心理的深刻理解和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把握,是作者用“民族的眼睛”静观默察的结果,是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
勿庸讳言,李纳的小说创作还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甚至是显著的弱点。尤其是对同类主题的挖掘上和对相似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还不同程度地留有概念化和模式化的痕迹;其作品大多都未能对生活的潜流予以大容量反映,触及现实生活中尖锐的矛盾冲突较少……但瑕不掩玉,李纳以其丰富的生活阅历,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崇高的文化品格而在小说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形成了文字质朴、着色淡雅、婉约细腻、恬静温馨的鲜明和富于个性的艺术风格,对彝族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必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放射出其更加灿烂的光彩。
参考文献:
[1] 叶圣陶.叶圣陶论创作[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2] 刘梦溪.李纳小说偶谈[M]. //文学的思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85.
[3] 李纳.李纳小说选·自序[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
[4] 陈涌.人性、人道主义和我们[J].文艺报, 1984, (6).
[5] [俄]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8.
作者简介:马国伟(1979—),男(彝族),云南大理人,助理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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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纳，云南路南人。中共党员。1943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文学系。1943年后历任延安中学语文教员兼年级主任，《东北日报》副刊编辑，作家协会作家支部驻会作家，安徽文联专业作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理事、第五届名誉委员，少数民族作家协会常务理事。1948年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