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高：离故乡最近的“彼岸”
作者
杨志高
2015-12-10
原出处：《云南法制报.交通安全周刊》
他，是中国社科院的教授，是云南禄劝掌鸠河畔展翅远飞的彝家汉子，是我在北京求学时认识的朋友。至今，他那长发披肩奔走在京城大街小巷的形象犹在我心。
每每聚会喝酒，两三杯酒下肚之后，便自告奋勇站起来吟一首诗，一口蹩脚普通话让人一知半解，却让我感到暖意在心里徜徉。吟诗结束，他总是笑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普老师说普通话。”
我敬佩他，敬佩他可以诗性地活着，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吟唱一首诗歌，倾吐内心真挚的感悟。这样的生活状态现在已经为数不多了，更何况，他首先是搞严谨的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
难以想象，那些诗性的语言从他笔下跳出来的时候，他是怎样的正襟危坐，还是“激动地脱下自己的衣服却全然不知”（一文友言自己写作时的状态）。
关于诗集，2009年的时候，他送我一本《临水的翅膀》，散文组章里那首《幸福如那些看不见的泪水》获新中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全国征文一等奖。
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也多年没有相互问候过了。但我们曾有过相同的情结：在北京，遥远的北方，同样用炽热坚定的眼神回望故乡南高原的一山一水，多少次酒后的言语里也提起对故乡忠贞的爱，一样在北京里，想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界听得见。
而今，他依然在北京，继续诗歌和研究，我南回故乡，当了丽江一名交警，他成了我回忆中难以抹去的逗号、句号或者深藏心底的水晶石，而我，或许可能，也成为他那南高原诗语中可删除或者不可多得的那一句。
说到诗，我曾有过死心塌地的喜欢，早期随意抒发自己爱恨情仇写的诗，现在回看，不禁脸红，大学时也系统学习诗歌理论，参加诗会，寒冷的冬天赤膊在北大未名湖畔大声朗读诗歌，最后也认为“诗歌已死”，当网络红起“梨花体”，也就是“口水诗”，全民诗人的时代好像使我离诗歌渐行渐远。对于普驰达岭的诗，于我，这是一个由人及诗的过程。
第一次见到普驰达岭是2005年，在中国社科院，一眼看去他的办公室稍微简陋却堆满书，他让我看书，却都是些让人心烦的学术类书，怎么看也看不进去，也很难将他跟诗人联系在一起。后来，在来来往往的交流中，也逐见他的才气和凝聚在他骨子深处的民族情结、家园情结、南高原情结。
“在阳光下，当我所有的想象抵达南高原，在月光下，当我所有的幻想抵达红土地的核心地带，所感知的爱与痛、快乐与泪水、尊重与平等，它们需要像呵护双眼那样去珍视：现实的故乡给了我肉体与生命；精神的故乡，给了我弥足珍贵的诗意的空间。”（《石头的翅膀》自序），这种空间上的分离、历史现实的交融、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造就他像一名开荒的老者般矛盾和劳累。
开垦，生存的希望，也向环境交上罪恶的礼物；歇息，脚步却难以停止；向前，找不到离家最近的路。终于，他用诗的语言喊出了心声，足以安慰自己。
普驰达岭的南高原情结在远行中硬朗，在忧伤中明媚。一边是北上匆忙的脚步，一边是日夜灼热的家园挚爱，他行走的脚步总在矛盾中移动，从最初“突入城市/我们就像一支迁徙的部落无以着落”（《木炭•彝人》）的漂泊流浪之感，到想“头顶蓝天/脚踏高原/手举太阳/用响亮的口哨/放飞一群群雄鹰”（《守望家园》）的家园之恋，既然恋家为何偏要远走、既已远走何需恋家的困惑之情跃然纸上。
在北京稍站稳脚跟之后，他开始用高亮的声音喊出：“其实啊/我就是那一粒被遗忘在瓦板房墙脚的木炭/需要温暖的人会点燃了我/不需要温暖的人会熄灭了我。”（《木炭•彝人》）除了发出声音，他开始考量民族历史，如《夷龙河上的歌谣》《我用石质的呼吸仰望凤家城遗址》《颂词与玛纳液池有关》等，他也开始行走，在大小凉山、金沙江畔、乌蒙山脉、红河两岸，如《走过凉山》《走进丽江》《红土背上的阳光》《鸟飞出石头的视野》等，“我守望家园的目光永远不会弃置于路上，我将在临水而立的审视和考量中，在吟行部族深邃文化的根基上生发临水的翅膀，飞翔的翅膀。”（《临水的翅膀》后序）
故乡成他乡，他乡亦故乡，我想，离故乡最近的，只有两个时刻：一个是远走，一个在诗里。这是他给我最遥远亦或是最亲近的故乡情怀，那份深埋在心里，也显露在诗歌中的“浓情蜜语”。
每每聚会喝酒，两三杯酒下肚之后，便自告奋勇站起来吟一首诗，一口蹩脚普通话让人一知半解，却让我感到暖意在心里徜徉。吟诗结束，他总是笑笑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我普老师说普通话。”
我敬佩他，敬佩他可以诗性地活着，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吟唱一首诗歌，倾吐内心真挚的感悟。这样的生活状态现在已经为数不多了，更何况，他首先是搞严谨的民族学和社会学研究的。
难以想象，那些诗性的语言从他笔下跳出来的时候，他是怎样的正襟危坐，还是“激动地脱下自己的衣服却全然不知”（一文友言自己写作时的状态）。
关于诗集，2009年的时候，他送我一本《临水的翅膀》，散文组章里那首《幸福如那些看不见的泪水》获新中国成立60周年“祖国颂”全国征文一等奖。
我们多年没有见面了，也多年没有相互问候过了。但我们曾有过相同的情结：在北京，遥远的北方，同样用炽热坚定的眼神回望故乡南高原的一山一水，多少次酒后的言语里也提起对故乡忠贞的爱，一样在北京里，想用自己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让世界听得见。
而今，他依然在北京，继续诗歌和研究，我南回故乡，当了丽江一名交警，他成了我回忆中难以抹去的逗号、句号或者深藏心底的水晶石，而我，或许可能，也成为他那南高原诗语中可删除或者不可多得的那一句。
说到诗，我曾有过死心塌地的喜欢，早期随意抒发自己爱恨情仇写的诗，现在回看，不禁脸红，大学时也系统学习诗歌理论，参加诗会，寒冷的冬天赤膊在北大未名湖畔大声朗读诗歌，最后也认为“诗歌已死”，当网络红起“梨花体”，也就是“口水诗”，全民诗人的时代好像使我离诗歌渐行渐远。对于普驰达岭的诗，于我，这是一个由人及诗的过程。
第一次见到普驰达岭是2005年，在中国社科院，一眼看去他的办公室稍微简陋却堆满书，他让我看书，却都是些让人心烦的学术类书，怎么看也看不进去，也很难将他跟诗人联系在一起。后来，在来来往往的交流中，也逐见他的才气和凝聚在他骨子深处的民族情结、家园情结、南高原情结。
“在阳光下，当我所有的想象抵达南高原，在月光下，当我所有的幻想抵达红土地的核心地带，所感知的爱与痛、快乐与泪水、尊重与平等，它们需要像呵护双眼那样去珍视：现实的故乡给了我肉体与生命；精神的故乡，给了我弥足珍贵的诗意的空间。”（《石头的翅膀》自序），这种空间上的分离、历史现实的交融、民族文化的危机意识造就他像一名开荒的老者般矛盾和劳累。
开垦，生存的希望，也向环境交上罪恶的礼物；歇息，脚步却难以停止；向前，找不到离家最近的路。终于，他用诗的语言喊出了心声，足以安慰自己。
普驰达岭的南高原情结在远行中硬朗，在忧伤中明媚。一边是北上匆忙的脚步，一边是日夜灼热的家园挚爱，他行走的脚步总在矛盾中移动，从最初“突入城市/我们就像一支迁徙的部落无以着落”（《木炭•彝人》）的漂泊流浪之感，到想“头顶蓝天/脚踏高原/手举太阳/用响亮的口哨/放飞一群群雄鹰”（《守望家园》）的家园之恋，既然恋家为何偏要远走、既已远走何需恋家的困惑之情跃然纸上。
在北京稍站稳脚跟之后，他开始用高亮的声音喊出：“其实啊/我就是那一粒被遗忘在瓦板房墙脚的木炭/需要温暖的人会点燃了我/不需要温暖的人会熄灭了我。”（《木炭•彝人》）除了发出声音，他开始考量民族历史，如《夷龙河上的歌谣》《我用石质的呼吸仰望凤家城遗址》《颂词与玛纳液池有关》等，他也开始行走，在大小凉山、金沙江畔、乌蒙山脉、红河两岸，如《走过凉山》《走进丽江》《红土背上的阳光》《鸟飞出石头的视野》等，“我守望家园的目光永远不会弃置于路上，我将在临水而立的审视和考量中，在吟行部族深邃文化的根基上生发临水的翅膀，飞翔的翅膀。”（《临水的翅膀》后序）
故乡成他乡，他乡亦故乡，我想，离故乡最近的，只有两个时刻：一个是远走，一个在诗里。这是他给我最遥远亦或是最亲近的故乡情怀，那份深埋在心里，也显露在诗歌中的“浓情蜜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