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要写这篇纪实

写《翻过大菩萨山的人》，最初并不是为了完成一篇文章，而是被一个问题长久地牵住了：

三垭地区的彝族，究竟是什么时候迁来的？他们从哪里来？为什么来？来了以后怎样活下来？

这些问题，在九龙县三垭地区并不陌生。许多老人知道一点，许多家支也记得一点，但大多散落在火塘边、屋檐下、村寨里。有的说“大约二百年”，有的说“尼尔家支最先来”，有的说“从凉山方向翻山而来”，有的只记得祖先的名字和辈分。这些说法并不矛盾，却像散落的珠子，缺少一根把它们串起来的线。

我写这篇纪实，就是想试着把这根线找出来。

历史不是没有发生过，而是没有被写下。三垭地区彝族迁徙史，长期靠口耳相传。解放前，奴隶制度压迫深重，人们连活下去都很艰难，更谈不上记录自己的来路。解放后，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获得了新生活，但一些珍贵的历史记忆却没有被及时系统整理。知情老人年岁渐高，年轻人忙于生产劳动和新生活，许多记忆仍在口头流传，却随时可能被时间带走。

所以，这篇纪实首先是一次“抢救”。

它不是凭空想象，也不是把民间传说简单复述一遍，而是希望把口述、家谱、地方史料和实地走访结合起来，尽量还原一段几乎被岁月掩埋的迁徙史。

二、从“大约二百年”到一个具体年份

在动笔之前，我面对的最大困难，是时间太模糊。

“大约二百年”是一个长期流传的说法。政协甘孜州委员会第一辑《文史资料选辑》中有记载，《九龙志讯》第八、九期合刊《九龙彝族迁入及家支概况》中也以尼尔家支为例作过推算，《甘孜报》第5661号三版刊登的《九龙泸定彝族的由来》也提到大致时间。这些材料共同指向“大约二百年”。

但“大约二百年”仍然不够。

历史研究最怕含糊。含糊不是错误，却会让后人失去接近真相的机会。如果只停留在“大约二百年”，那么尼尔家支究竟是哪一代来的？从凉山喜德一带怎样翻过大菩萨山？到三垭地区后怎样落脚？这些问题仍然回答不了。

后来，在走访中，我访到小金乡羊桥村一百零一岁的江李氏老人。老人坐在火塘边，想了很久，说出一句很关键的话：

“听老人们摆谈，彝族迁居三垭地区大概是清朝康熙五十八年。”

康熙五十八年，即公元1719年。

这句话第一次把模糊的“大约二百年”推进到了一个具体的年号。但它还不能单独成为结论。口述史珍贵，也脆弱。一位老人的记忆，需要与其他记忆相互印证。

于是，我又找到了尼尔家支后人踏卡乡的尼尔克吉、尼尔长木两位老人。他们对家支来历、迁徙经过和祖先故事有较清晰的记忆。他们的讲述，与江李氏老人的口述形成了重要呼应。

再结合家支繁衍代际、狗年、猪年、鼠年与公元纪年的推算，才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可靠的判断：

彝族迁入三垭地区的时间，可较为准确地认定为清康熙五十八年，公元1719年。

这个年份不是凭空得出的。它来自百岁老人的口述，来自尼尔家支后人的家谱记忆，来自多个知情人说法的相互印证，也来自干支年份与公元纪年的对照。

写到这里，我才真正感到：一个年份，不只是数字。它背后是人的迁徙，是家庭的离散与重聚，是荒山被开垦，是新生活开始。

三、走访的过程，比想象中更艰难

这篇纪实前后用了三年时间。

那时我担任县里的专职采编，借工作之便，每到一个乡村采访，都会打听当地健在的老人。买上烟酒，登门拜访，坐在火塘边，听他们慢慢回忆。

三垭地区地处山区，村寨分散，道路崎岖。知情人不仅有彝族，也有藏族和汉族。不同民族的老人，从不同角度讲述着这片土地的变迁。有的老人年事已高，记忆零散；有的细节，一个村一个说法，一个家支一个讲法。

口述史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带着人的体温；最难的地方，也正在于它容易受时间磨损。

有些老人说到祖先时，会突然沉默；有些老人记得名字，却记不清顺序；有些老人只记得“从哪里翻山来”，却说不清具体年代。面对这些零散记忆，不能急躁，也不能轻易否定。只能一遍遍听，一遍遍问，一遍遍核对。

三年里，我先后拜访了二十五位老前辈。每一次登门，都不是简单的采访，而是一次对记忆的打捞。

有的老人已经记不清太多细节，但他们愿意把听来的话再说一遍；有的老人身体不好，说话很慢，却仍努力回忆祖先的名字；有的老人讲着讲着，会突然提到某个地名、某个家支、某段苦难。这些碎片，单独看并不完整，放在一起，却渐渐显出了历史的轮廓。

所以，这篇纪实不是坐在书斋里写出来的，而是从山路、火塘、村寨和老人的回忆里一点点走出来的。

四、怎样处理口述与家谱的差异

在整理材料时，我遇到过一处很典型的差异。

甘孜州政协文史资料里罗洪则拉的一段口述说，最初进入三垭地区的人叫色呷、依格二弟兄。乍一听，像是两人结伴翻过大菩萨山。

但后来电话求证尼尔家支掌门人时，掌门人说得很清楚：开初来的是尼尔、么吉、阿约、尔体；过后才来的，是色呷、依格。

这两种说法表面上看有出入，实际上并不矛盾。

民间口传在火塘边流转多年，重的是“一起来到此地”的情实，容易把几代人陆续迁入的过程压缩成更便于记忆的故事。家谱则更重视血脉相承的序次，尽量保留名讳和代际。

口传有口传的温度，家谱有家谱的秩序。二者不是谁否定谁，而是互相补充。

在写作时，我没有简单地说哪一种“对”、哪一种“错”，而是把两种说法都摆出来，再通过家支掌门人的说明进行厘清。这样写，既尊重民间记忆，也尊重家谱脉络，更能体现历史整理应有的谨慎。

纪实写作最怕武断。面对复杂的历史记忆，作者不能只凭一种材料下结论，也不能为了文章好看而把矛盾抹平。真正可信的叙述，应该让读者看到材料从哪里来，结论怎样形成，哪些地方已经可以确认，哪些地方仍需继续求证。

五、写迁徙，不能只写“从哪里来”

写这篇纪实时，我反复提醒自己：不能只写“彝族从哪里迁来”，还要写“他们为什么离开”。

尼尔家支的祖先原本世世代代居住在凉山喜德一带。在那个年代，凉山彝族社会仍处在奴隶制度之下，奴隶主对奴隶拥有残酷压迫，广大奴隶生活艰难，人身没有保障。再加上清王朝时期的民族歧视和压榨，底层人民承受着沉重苦难。

他们不是不想留在故土。祖辈生活的地方有熟悉的山水，有祖先留下的痕迹，有家支之间的血缘联系。离开故土，意味着割断熟悉的一切，走向未知。

可是，当生活不如牛马，当生命没有保障，当压迫让人看不到出路时，离开便成了一种求生的选择。

所以，我在文中写迁徙，不想把它写成浪漫的远行。它不是游历，不是探险，也不是轻松的迁移，而是苦难逼迫下的求生。

只有把“为什么离开”写清楚，后人才能理解：翻过大菩萨山，不是一句轻飘飘的话。那背后有饥饿、有恐惧、有离别，也有对活下去的渴望。

六、写接纳，是这篇纪实最温暖的部分

在彝族迁入三垭地区的历史中，当地藏族群众的态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尼尔家支先辈来到三垭地区时，人生地不熟。他们不是带着权力而来，也不是带着财富而来，而是带着苦难和求生的愿望而来。他们向当地藏族群众诉说自己在凉山那边的遭遇，当地群众听后产生同情，划给荒山地，让他们烧荒下种。

这一举动，改变了尼尔家支的命运。

一块荒山，在当时也许并不珍贵。可对刚刚逃离压迫、一无所有的人来说，它意味着可以靠自己的双手种出粮食，意味着生活第一次有了喘息的空间。

我在写这一段时，特别想表达一种朴素而珍贵的善意。

不同民族之间，语言可能不同，习俗可能不同，生活方式可能不同。但在苦难面前，人能够理解人的苦难；在生存面前，人愿意帮助人活下去。这种善意，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土地、种子和生存机会。

三垭地区的这段历史，最打动人的地方，正在于它没有以冲突和悲剧收场，而是以开荒、定居、繁衍和共生延续下去。

七、怎样处理历史背景与民族关系

写民族迁徙史，必须谨慎。

三垭地区在彝族大规模迁入之前，曾是藏族群众聚居地，曾有几百户人家。后来由于严重疫情、人口锐减，以及当地藏族内部矛盾等原因，部分藏族群众迁徙离开，三垭地区人口减少，土地荒芜。

这一背景，为后来彝族进入三垭地区提供了客观条件。

在写作时，我尽量把这段历史放在具体环境中去理解，而不是简单化、情绪化地解释。民族迁徙往往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涉及自然环境、人口变化、社会制度、生存压力、地方秩序等多重因素。

我写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制造对立，也不是为了简单评判谁对谁错，而是希望后人理解：三垭地区今天多民族共同生活的格局，是长期历史变迁形成的。它里面有苦难，有迁徙，有接纳，也有不同民族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同生存、共同发展的过程。

纪实写作面对民族历史，尤其需要尊重事实、尊重当事人、尊重不同民族的记忆。不能夸大，不能回避，更不能为了猎奇而扭曲历史。

八、文章结构：从问题出发，向历史深处走

《翻过大菩萨山的人》在结构上，我尽量做到由浅入深。

文章开头先提出问题：三垭地区彝族究竟是什么时候迁来的？过去为什么没有写下来？

接着写“大约二百年”的笼统说法，说明已有材料的基础，也说明它的不足。

然后写三年走访、拜访二十五位老前辈的过程，引出江李氏老人的口述，把时间推进到“康熙五十八年”。

再写三垭地区的历史背景、凉山奴隶制度下的苦难、尼尔家支的迁徙经过、狗年翻山、猪年回乡、鼠年定居，以及口传与家谱的对勘。

最后写多个家支陆续到来、藏族群众的接纳、历史被记录的意义，以及这段迁徙史对今天的现实启示。

这样的结构，不是为了把文章写得很长，而是为了让读者跟着问题一步步往前走：

从模糊到清晰，从传说到考证，从个人记忆到地方历史，从一段迁徙到一个家园的形成。

九、语言上，我希望它朴素而有温度

这篇纪实写的是历史，但我不想把它写成冷冰冰的考据文章。

历史不是只有年份、地名、家支名和文献出处。历史背后是人。人有苦难，有希望，有恐惧，有善意，也有对安稳生活的渴望。

所以在语言上，我尽量朴素、克制，不夸张，不煽情，也不把历史人物神化。

比如写迁徙，我不用“壮举”“传奇”这样的词，而更愿意写“求生”“跋涉”“落脚”“开荒”。因为这些词更接近当时人的真实处境。

写接纳，我也不愿用太宏大的词，而更愿意写“一块荒山”“一次同情”“一次帮助”。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看似普通的东西，已经足以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纪实文学的力量，往往不在华丽辞藻，而在真实。真实的人，真实的处境，真实的记忆，真实的年代，这些本身就足够有力量。

十、这篇纪实想留下什么

写《翻过大菩萨山的人》，我最想留下的，不只是“公元1719年”这个年份，也不只是尼尔家支的迁徙路线，而是几层记忆：

第一，记住苦难。  

奴隶制度给广大奴隶带来深重压迫。尼尔家支先辈离开凉山，不是浪漫远行，而是苦难逼迫下的求生。

第二，记住迁徙。  

从凉山喜德到大菩萨山那边，再到九龙县三垭地区，这是一段充满艰辛的道路。迁徙背后，是人对自由、土地和安稳生活的渴望。

第三，记住接纳。  

当地藏族群众给予同情和帮助，让外来者有了落脚之地。这种民族之间的善意，是三垭地区历史中温暖而珍贵的一页。

第四，记住变迁。  

三垭地区曾因疫情和内部矛盾导致藏族人口锐减，彝族的迁入填补了生存空间的真空。理解这段客观历史，才能更清醒地认识民族迁徙与融合的复杂性。

第五，记住记录。  

知情老人离世后，许多记忆会随之消失。及时走访、整理、保存，是对历史负责，也是对后人负责。

第六，记住发展。  

从最初几户人家，到1500多户、近9000人；从奴隶制度下的压迫，到解放后的新生活；从荒山开垦，到多民族共同生活，三垭地区的变化，折射出时代进步的力量。

十一、最后的话

《翻过大菩萨山的人》写的是过去，但指向的是今天。

今天三垭地区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家园，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来自祖先的跋涉，来自陌生人的接纳，来自一代又一代人的耕种、繁衍和奋斗，也来自后来人对历史的珍惜与记录。

我写这篇纪实，只是尽了一个记录者的责任。

大菩萨山依旧矗立。山那边，是来路；山这边，是家园。

那些翻过大菩萨山的人，已经走得很远了。但他们的名字留在家谱里，他们的故事留在老人记忆中，他们的迁徙时间被定格在公元1719年。

我希望这篇文章，能让后人知道：

我们脚下的土地，曾经有人艰难地走来；我们今天安稳的生活，曾经有人用苦难和汗水换来；我们民族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的历史，值得被认真写下，也值得被长久记住。

（2026年9月27日）

作者：阿期的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