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县志办原主任李文臻去世了，是老友李德芳先生发微信第一时间告诉我的：普医生，李文臻老师1月17日凌晨3点在楚雄州医院新区病逝，感到十分悲痛。1月22日下午1至3点半在楚雄州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
天命难违，再隔不到一个月，就要过年了，老人家却在年前驾鹤西去，享年85岁，甚是惋惜。我将这不幸的消息转发在我们“南华艺苑”群里，就不时有文友双手合十表示哀悼。表达最为惋惜的是阿痴（沈华忠）文友：哎，惋惜不已啊！年初就约显宏兄带我去拜会李文臻老师。一年过完，还是没有去落实。哪知李老师突然就驾鹤西去了！此生无缘再见一面了！晚生阿痴谨向李文臻老师致敬、哀悼！祈祝李老师一路走好，天国安宁！
李德芳、普显宏拜访李文臻时合影
李文臻，1961年毕业于楚雄师范学校，上世纪七十年代，曾任南华、永仁县委宣传部部长，是新中国南华县第一任县志办主任、主编，云南地方志学会理事，昆明金碧诗社会员。著有散文集《萍踪琐记》和诗词集《学步集》《陋室诗草》等，被云南史志界誉为“修志三李”之首，即南华的李文臻、玉溪的李文彦、元谋的李坤。李文臻最大的贡献是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主持编纂了十三部地方志，于1995年享受三五政策（三十年工龄、满五十周岁）提前退休。
我与李文臻属于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南华两代文化人，两人虽没有来往，却有着文人共同的个性特征而神交已久。我1983年从楚雄卫校毕业到吕合煤矿职工医院工作的时候，李文臻刚好从煤矿调到南华县志办工作。我在煤矿成立“煤海文学社”时，就有人告诉我煤矿曾有个大笔杆子叫李文臻，只可惜调县志办去了。故在我从事业余写作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很早的时候就知李文臻其名。到南华城工作后，为查证李根源留下的“郑和故里”悬案，我翻阅了自康熙年间以来编纂的所有南华县志，陆续读到了李文臻写下的一些诗作，读了李文臻考证的《郑和为什么姓郑》一文，也就对其越发熟悉了起来。
普显宏与李文臻交流
此生我与李文臻只见过两次面。第一次算是有缘分的奇遇：2014年冬天，我从楚雄桃源湖广场上走过，迎面遇到一老头，盯我三秒后，与我打招呼：“哟！你胡子留这么长！一看就是个不简单的文化人。”此话令我大吃一惊，就问他原来是做什么工作的，叫什么名字？他报上名来：“李文臻！”我也大喜，激动地上前紧握他的手：“哎呀！李老前辈，我也认识你呀，你调县志办那年我刚好被分配到吕合煤矿工作……”但这次奇遇李文臻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脑海里就只是一个小老头影子。
说起来，我这辈子也差点踏上了修志之路，成了李文臻的同路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盛世修志的春风吹拂中国大地，全国各地大修县志，国有企业修志也同样抓得很紧，当时我们吕合煤矿也在州属重点修志单位之列，成立了“矿志办”，愁的是没有这方面的写作人才。因我读楚雄卫校时就在《金沙江文艺》上发表短篇小说，一时引起轰动，成为“东瓜文学小组”的重要成员，在楚雄文学界已小有名气。到煤矿工作后又成立了“煤海文学社”，创办《星星》社刊（32开铅印），经常被楚雄州文联通知去参加州内的各种文学采风活动，煤矿党委书记段克萱知道我有这方面的特长，就派我参加了州志办组织的企业志撰写培训班，我在班上任组长，负责分组讨论及同学发言记录，从而认识了州志办主任钱成润（姚安人，后升任省志办主任）。只是后来我不愿意离开我所热爱的专业技术，矿领导才找了两位退休的老同志沈阔、马世昌从事矿志编纂工作，他俩当时也是我“煤海文学社”麾下的成员。这一时期，我们“东瓜文学小组”小组成员熊次宪，原在东瓜轴承厂办公室工作，因文字功底扎实，被调任楚雄市志办主任，主编《楚雄市志》直至退休，可惜前几年病故了。还有“东瓜文学小组”成员张海平曾是一名下乡知青，回城后在东瓜一所中学教书，我到州志办培训时，他已经被调到《楚雄方志通讯》编辑部工作，我在班上被任命为组长就是他安排的。那时的楚雄史志界，热闹红火，从我们文学界挖去了很多有真本领的人才。
李德芳与李文臻
李文臻曾在共青团南华县委工作，后任中共南华县委宣传部部长，但他最后为何会到吕合煤矿政工科上班，我一直在疑惑。要知道，我们吕合煤矿早先是省属直管的劳教单位，是犯了错误受到处分的人才会发配到矿山劳动改造。我到煤矿工作的时候，这里还有一些被错划的右派分子，前面提到的马世昌（原国民党某军电台台长）、沈阔（解放前是弥渡某乡小学校长）便是。后来我在李文臻的文集中读出了一点端倪，这应该是有关领导不喜欢他，故意整他的冤枉。因为调他到永仁县工作的时候，只是叫他到招待所等候，事先没有谈话、沟通，车子都过了大姚要到永仁时，才突然告诉他被调到永仁任宣传部部长，将县委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和州委的调令拿给他看，心中的不快应该从此埋下。后来没处理好的一件事更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在到永仁县工作不到一年的时候，李文臻家里出了点状况，先是老父亲双眼失眠，长子得了急性脑膜炎，次子脚被单车砸断，妻子卧病不起，一个家庭已停止运转，李文臻只得丢下工作回家应急。不得己才背起一只脚骨折的次子、抱起两岁多的女儿（父亲在医院照顾住院的长子，妻子卧病在床）到州委组织部要求调动工作。结果被视为大逆不道，要挟组织（我也认为，李文臻带着两个孩子到州委组织部要求调动工作确实不明智）。在讨论李文臻工作调动的州委常委会上，又有一位领导说李文臻在“文革”中批斗过他。结果他就这样被“处理”到了吕合煤矿。找他谈话时领导说的是便于他照顾家庭，以后还可以解决妻子的农转非问题。明眼人一看就味儿不对，但组织上决定的事情，已无法改变。在我的一生中，也有过类似李文臻这样的人生经历。按理说，我们体制内的成员，应该相信组织，信任上级部门。但信任相信之后，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偏差，因为这一切最终还得由具体的个人来决策或执行，人性的复杂就在这里！
好在李文臻在南华还有知他懂他的老领导，才又作为编志人才得以重用。这当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也算是社会的另一种自我纠偏。
李德芳送李文臻放大镜
2011年我进县城到龙川社区服务中心工作后，业余致力于地方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的搜集整理、传承弘扬工作，尽量把那些即将消逝的南华故事，以影像或文字的形式留存在网络空间，发表在期刊报纸上，收藏在中文数据库里，目的就是留下一方水土的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南华。做的几乎是与李文臻在县志办时完全一致的工作。在我的十余篇文章中，都曾提到过李文臻这位南华文史界的前辈。我也与南华年轻一代的写作者李天永、徐社川、夏先龙等人表达过同样的愿望，就是南华本土写作者有责任把前人的社科成就，他们的敬业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弘扬光大。
2023年我退休后，开始着手《〈镇南杂咏〉评注》一书的写作。关于这本书的素材，我准备了整整十二年，完稿后由广州速印网印了十册收藏。需要说明的是，《镇南杂咏》一书正是李文臻从吕合煤矿调任南华县志办后，到昆明省图书馆“查史搜资”时，在古籍仓库中发现的一本唯一记载南华风土人情的个人诗集，印刷于宣统元年，即1909年春。当时还没有普及铅印技术，诗集是古老的石刻印刷，作者是福建人黄大琮。写于镇南，成书于昆明，故南华之前也不知道有此书，是省图书馆古籍孤本，显得十分珍贵。李文臻从省图书馆影印回《镇南杂咏》后，又由县文化局复印入藏于县图书馆。《〈镇南杂咏〉评注》的开篇，我写的是《〈镇南杂咏〉的发现及李文臻其人》，详细介绍了此书内容及李文臻发现此书的经过，文章发表于“彝族人网”。这一年，因退休后时间宽裕，我一口气完成了五本书的写作，《郑和与南华》《艾芜研究札记》《〈镇南杂咏〉评注》《蜻蛉河畔有伟人》《本命集》。年底的时候（2023年12月31日），我和李德芳从南华出发，到楚雄三家塘“芳华楼”看望李文臻先生，由李德芳引荐，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与李文臻神交多年，除了那年广场上的奇遇，这是我第一次拜访李文臻本人。李德芳送了他一个放大镜，我才知道李文臻一只眼患白内障，有飞蚊症，平日看书吃力。我送了他两本书，《本命集》和《〈镇南杂咏〉评注》。这一年是我的本命年，一年写下的文章合集起名《本命集》。李文臻也回赠了我两本书，《萍踪琐记》和《陋室诗草》，得知他晚年在小女儿的鼓励下，坚持每天写诗，写作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其写作爱好的天性发挥到了极致，当时已写了七千三百多首，令人肃然起敬。回来后我也为此写了一首《命运与诗》，夸赞他比诗仙李白、诗圣杜甫一辈子加起来写的诗还要多。七千多首诗，七千多个写作素材，真是不可想象。那些陈年往事、苦难经历、喜怒哀乐、人生感悟全被他写成了诗；还有南华的历史文化名人、乡村科技能手、各行业领军人物都被他写成了诗，乃至楚雄州、云南省、全中国的伟人、名人都被他写完写尽。有爱也有恨，有赞美也有批判，生动鲜活且有趣。老人家晚年几乎没有什么社会活动，已不再面对社会现实，从一位史志工作者出发，他以诗词这种方式，记录生活，写下这些人和事，是有社会意义的。这些诗或律诗或绝句或词令，传承了志书的衣钵，具有记载功能和留史价值。
李文臻赠作者书签名
李文臻一生自称是穷酸文人，居住的是“陋室”，他的《陋室诗草》由此而来，这可能是与他同时代当任领导的那些人比之故，心里有点不平衡，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下海经商”大潮兴起时，李文臻夫妻俩也想发家致富，曾跟友人跑到潞西（今芒市）入股开铜矿，亏光了本钱，才知道“小锅锅是铁铸的”，这就是文人的天真。退休后的这段奇特“下海”经历，让他认清了一个规律：文人不适合从政与经商。
我去拜访李文臻的时候，他住的是崭新的电梯房，宽敞明亮，比我们大多数人住的楼房还要高一个等级，并非是他自谦的“陋室”，退休工资一个月有七千多，也并非是穷酸文人。从我医生的观察判断，李文臻这辈子身体上的问题主要是胃病、高血压、心绞痛方面，还是没管住嘴，饮食结构没调整好。但能活到85岁，也算少有的高寿。可以肯定的是，李文臻的晚年生活比许多老年人质量要高一筹。老伴去世的第二年，他有过一段有缘无份的黄昏恋。之后，他与双柏一陈姓女子相爱，两人年龄悬殊，引发风言风语及家人反对。他们“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再婚后两人居“芳华楼”，老夫少妻的生活，一直过到他去世。我等晚李文臻一辈，思想观念反倒没有他开放，也没有他如此抗争世俗的胆量与决心，似乎与当年他背着孩子到组织部要求调动工作一样出格。但这一切要讲起法理，外人确实无权干涉。李文臻在一篇《这是上帝赐给我的福》里写道：“晚年得此老伴，饭来张口，衣来就身，无忧无虑，象小孩一样地被照顾着，关怀着。”他表示自己也要“惜取眼前人”。
离别时，李文臻杵着柺棍送我们下楼，一直送到小区门口。握着他的手，温暖而柔软。看他苍老的面容，也意识到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油枯灯灭，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我又使劲握了一下他老人家的手。
文化人之间的传承，尤为重要；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十分难得。我们今天悼念一位逝者，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的故事，用文字真诚地记载在书籍里，让后人在某一天或某一刻，还能找到他生前鲜活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