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档案属于人事部门组织建设、干部管理的保密文件，自己一般是看不到的。上个月退休时，医院给我看了我参加工作满一年转正时的档案（登记表）。在考察鉴定栏里医院领导写了如下评语：
普显宏同志于1983年8月从州卫校毕业分配来煤矿医院工作，一年来该同志安心矿山工作，热爱专业，思想要求进步，能积极参加政治学习和医院号召的各种活动。劳动态度好，遵守纪律和医院的规章制度，团结同志，积极开展墙报宣传和向《工人园地》投稿。在一年的实际工作中，能积极工作，为开展新的检验项目作出一定成绩，有一定的业务技术能力，能胜任本职工作，服务态度好。经医院党、政、工、团讨论同意按期转正，希望今后严守工作岗位。
这份档案在今天看来，少有那个年代的赞誉，对我的工作表现单位领导还是肯定的，但其中一些信息仍有些说道。
一、该同志安心矿山工作。我毕业时是楚雄卫校直接分工，把我分配到楚雄州卫生防疫站，是我在志愿书上写自愿到艰苦的地方锻炼工作，目的就是为了体验生活，写出有生活、有深度的文学作品。就这样，我的好同学李朝安从吕合煤矿换到州防疫站，我则从州防疫站换到州吕合煤矿医院工作。到环境艰苦的矿山工作是我自愿的，当然会安心工作。当时矿山对每一个分配来的毕业生，也非常看重是不是“安心矿山”这一点，也确实有一些人心中失落，不安心煤矿工作。那时人们的思想觉悟普遍比现在高，我是个心中充满理想、有家国情怀的人，在社会上能做到独善其身，但可以说当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毕业生都做不到我这一点，现在就更不用说了。如今，我已退休，我并不后悔当初自己的选择。可以证明我秉性不改的是，我到煤矿工作后，就一辈子“安心煤矿”，再也没有变动过自己的工作，这对那些一辈子换了七八个工作单位，一门心思谋仕途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期间，我可以去当矿团委书记，去牟定县广播站（电视台）、去《楚雄报》社工作，但我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在煤矿整整工作了28年，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这座矿山。我觉得有一门实用技术比当领导耍嘴皮子强。至于后来到龙川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企业改制后医院和学校交给地方政府，顺理成章并入社区卫生院，不属于工作调动。
到我退休，我在医院工作三十九年零六个月，均在临床一线严守工作岗位，克尽职守，几十年没有休过一次公休假。工作到了退休还没有出过一次云南省。我生活的楚雄州仍有禄丰市、武定县没有到过。县内的五街、一街、罗武庄、红土坡、五顶山、马街、兔街等乡镇，也是五年前去采风才第一次到过，说起来堪称奇葩。
二、积极开展墙报宣传和向《工人园地》投稿。我到煤矿工作当年，就自费订阅了十余份报刊，主动创办黑板报，宣传医学科普知识和批评社会不良风气。记得当时我在上海《采风》报头版头条发了篇六千多字的故事《小伙子变大姑娘》，稿子太长一版转三版再转四版，少有的名家待遇。这期报纸上有段顺口溜非常针砭时弊，字少意深，我就出在了黑板报上，内容大体是：厂长书记到，篮里鱼虾跳，山珍一大桌。科长股长到，白酒杯中倒，香烟两三包。工人科员到，排队买饭票，冷菜一小勺。医院党支部书记王绍淑见了站在黑板报前瞪着眼睛看了半天。
《工人园地》是煤矿宣教科用腊纸刻印的8开双面小报。当时是蔡恒太任宣教科长，戴华昌负责编辑和刻印（戴华昌1999年买断工龄，失业后在篆刻上有些成就，授聘到楚雄师院讲学，后患肝病63岁去世），我经常写稿也就成了他们的通讯员。《工人园地》因版面有限文章都很短。记得我当时写的两篇小稿观点还是超前或新颖的，一篇说的是“能挣会花”，一篇说的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当然我的文章也引起了一些争议，徐虹与我争论时间较长，她反驳的观点是“富裕也不是社会主义！”但我强调的是：社会主义首先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从现在来看，富裕也可以是资本主义的一大特征，富裕也不一定是社会主义。
档案显示，我参加工作第一年的工资是34.5元，一年后转正定级“卫级17级”，工资是42元。是根据国发（1980）317号文件精神规定，同意转正定级为卫生技术壹拾柒级伍类区月标准工资肆拾贰元整。从一九八四年九月份起执行。
我的铁饭碗是顺利转正了，成了国家的正式干部。在煤矿工作的二十多年中，我也很想实现小时候“长大后要为国家多作贡献”的誓言。但到了1999年企业改制，下岗潮使我一下子认清了现实，煤矿也有一千多工人买断工年龄回到农村，我的思想有了大的反转，就是从有理想、作贡献，变成了首先要养活自己，保住工作。如果下岗了，就成了国家的累赘，还谈什么理想和贡献。
也有没被转正的事，事隔近四十年，也不妨在此一说，那就是我的入党转正。这在当时应该也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我一直认为我的思想觉悟比一般的共产党员还要高，也就是心中想着有的党员还不如我呢，根本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我工作的第二年，也就是1984年，被煤矿评为年度先进工作者，也是我这辈子单位唯一评给我的一次奖，其余的全部在写作方面获得。我的入党介绍人是医院党支部书记王绍淑和职工医院院长谭连珠，记得还在煤矿招待所参加过一期“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本来支部大会讨论已经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也就是我已经成为一名预备党员，只需一年的党员预备期考检合格，经上级党委审核转正后，就能成为一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但在预备党员转正会议上，医院党支部宣读了一份正式鉴定，列出了我的五条“罪状”，决定我的预备党员不予转正。就是到了现在，这种情况一般是绝少有的。记得在我后一年工作的煤矿子弟学校的蔡德新老师与我一批入党，就顺利转正了。
至今，当年不予批准我预备党员转正的五条罪状我还记得前三条：一、在入党时没有把自己对文学创作的动机和目的向党组织坦诚汇报清楚；二、有骄傲自满情绪（我18岁在卫校读书时就在《金沙江文艺》上发表小说。到煤矿工作后，经矿党、政、工、团批准，我在煤矿成立了“煤海文学社”，有社员21人，任社长和主编，出版了铅印社刊《星星》第一期，并在文学创作上已取得一些成就）；三、成名成家的名利思想比较严重。这些“罪状”，我内心当然一条都不承认，但也没有与党支部沟通，就只有对某些人的“鄙视”，想想不入也罢，这就是我后来一直不入党的一个原因。当时我也没有责怪我的入党介绍人或医院党支部的意思，总认为“不批准”是吕合煤矿党委的意见，特别是矿党委书记段克宣的个人因素决定的，其实应该是医院党支部这关没有通过，当时我的理解有误。
现在想来，当年刚出校门的我，思想单纯，也缺乏社会经验。像出黑板报，创办文学社这样的大事，确实是我自作主张，没有向他们汇报清楚，只是向煤矿领导要批示（盖章），从表象上看就是我没有把医院领导放在眼里（当时主要是想着他们不懂文学，说了也不理解）。像订报刊之类，只需与医院领导沟通，办公经费就能解决，并不需要我自己掏钱……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对照共产党员的入党标准，他们的说法都是正确的，给我的“罪证”条条都是铁律，一点都没有冤枉我。但我至今认为，现在很多党员都私心严重，思想觉悟根本不如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