冕宁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
1914年发生在雅砻江畔窝普乡的拉库起义就是不愿作奴隶的人们为了反抗奴隶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揭竿而起的暴动。奴隶们愤怒的吼声响彻安宁河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广大彝汉杂居区：
解放男女娃子！
废除抽子女！
取消高利贷！
取消无偿劳役！
反对吃绝业――
奴隶起义的暴风骤雨横扫了奴隶主阶级的一切特权和威风，被当牛作马压在最低层的奴隶们就象掀掉了榨在头顶上的石板一般扬眉吐气。
虽然由窝普发起的暴动得到周边彝汉人民的积极响应，而且各个地方都有起义领导者，但因为没有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也就是说没能建立起领导斗争的政党，所以也就没有统一的行动纲领把各地的奴隶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进行统一的行动；另外有部分较富裕的曲诺怕损害自己的利益对起义产生动摇而采取两面派手法；还有一个原因是奴隶起义仅限于安宁河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彝汉杂居区，没有把广大彝族聚居区发动起来，使奴隶主得以逃往聚居区后纠集聚居区的奴隶主势力伺机反扑。在奴隶主武装和出卖起义者利益的汉官互相勾结疯狂镇压下，由于力量悬殊过大，起义失败了。起义领袖们有的英勇就义，有的逃亡雅砻江以西的泸定、九龙；有的逃亡云南的中甸、丽江。但拉库起义是彝族历史上奴隶们用鲜血写成的光辉篇章，它极大地打击和动摇了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根基，它象一粒火种，点燃了凉山各地――受拉库起义的影响，此后三十年里凉山各地此起彼伏地发生了几次大规模的奴隶暴动。如1927年～1934年间仅越西、甘洛一带就前后举行过四次反抗兹莫乌甲残暴统治的斗争；1934年暴发越西彝汉反抗国民党军阀的联合起义；1938年会理县六华乡举行的娃子寨起义；1945年普格县次布乡反抗尔恩土目的奴隶起义……
让我们记住拉库起义领袖们的英名吧，他们是：马日什曲、达久布楚、曲木卡尔、曲木阿说、吉克约呷、吉克列且、加洛阿且、耳额洛莫子……
时隔拉库起义二十年，一根红飘带从江西中央苏区一路飘来，飘过金沙江，迎着安宁河谷五月灼人的气浪向北挺进。得到消息的中共冕宁地下党一面派人连夜连晚地从冕宁徒步赶到石龙，发动群众准备旗子、标语、茶水食物、过年才点的红灯迎接红军，向红军提供情报，使红军主力及时改道过彝区北上。一面推举教育界德高望重的云中祥老先生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安定被反动宣传蛊惑的惶惶人心：张皇帝坐天下也是百姓，李皇帝坐天下也是百姓，不管谁坐天下，自古没有不要百姓的道理……人们被老先生一番入情入理的话说得心服口服，加上红军的言行处处体现红军是打富济贫，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仁义之师。因此红军进驻冕宁就象来到革命根据地一样，处处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戴。闭目遐思，我能想象得出台上一位穿着长衫，清癯的脸庞上架着老花镜的老先生一手提长衫，一手挥舞着慷慨激昂地讲着话；台下是群情激奋的人们，然后是家家户户点红灯、挂红绸、放鞭炮，一派喜气洋洋的景象。
让我们记住这些为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先辈们吧，他们是：陈荣檀、廖志高、李祥云、李井泉、陈言伦、陈联桥……
1935年5月21日凌晨刘伯承司令、聂荣臻政委率领红军先遣部队到达冕宁，22日刘伯承司令与家住彝海附近羊坪子的彝族首领果基小约达举行了彝海结盟，刘伯承代表红军亲手将一面写着“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的红旗赠给果基小约达。以后的七天七夜里果基小约达派他的手下沙马尔古、沙马巴黑、果基子达、果基特达等，扛着那面红旗把红军护送到筲箕湾，交给果基阿最支，再由果基阿最支护送到岔罗，使红军顺利而迅速地通过彝区，直抵安顺场，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借彝人之手将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阴谋，为红军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所以说彝海结盟是红军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典范，是彝族人民对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贡献，也是红军长征中的十件大事之一。
让我们记住羊坪山坳上镶嵌在参天古木中的那湾蓝宝石般熠熠闪光的高原淡水湖――彝海，彝海的水曾为举世闻名的歃血结盟替代美酒；让我们记住彝海西北岸草坡上那三块鼓出地面的石包，虽然那三块石包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但们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甚至带有传奇色彩。因为石包上曾坐过歃血盟誓的双方――红军先遣部队司令刘伯承和彝族首领果基小约达，还有主持结盟仪式的祭司沙马尔古。
“五彩云霞空中飘，
天上飞来金丝鸟，
红军是咱们的亲兄弟，
长征不怕路途遥。
……
索玛花儿一朵朵，
红军从咱家乡过，
红军走的是革命路，
革命的花儿开在咱心窝……
每当响起《情深意长》深情的旋律时，五月里漫山遍野的索玛花丛中，朴实真诚的彝民们扶老携幼，抱鸡牵牛送羊夹道欢送红军，一程又一程依依不舍地叮嘱跟着红军北上的儿女；红军则赠以皮衣、枪支、盐巴、布匹给彝民，军民鱼水情的热烈场面总是和着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情深意长”一场中的欢乐场景在我的眼前叠印。
送走红军后，彝汉人民受到反动势力的疯狂报复和迫害。在腥风血雨的漫漫长夜里，人们想念红军，盼红军快回来。为了纪念红军，彝民们把当年或后来出生的孩子取名为“红军嫫”、“红军惹”，并冒着杀头的危险，千方百计把红军伤员和纪念品藏起来。十五年后，冕宁解放的前夕，人们兴奋地奔走相告：红军回来了！红军回来了！帽子上有五角星的就是从前长征路过冕宁的红军。因此，只要是戴五角星的派他们做什么，他们都积极响应。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红军在冕宁播下了革命的火种――1935年5月23日，朱德总司令亲自宣布建立了长征途中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冕宁县革命委员会，组织了地方革命武装――冕宁县人民抗捐军。抗捐军除了给红军带路、护送伤病员、站岗放哨外，还收缴敌伪粮食、调查土豪恶霸、没收财产、发放浮财等，大煞了地主官僚的威风，大长了穷人的志气。红军走后不久，这支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武装遭到反动势力的疯狂反扑，凡抗捐军副中队长以上职务的人都被杀害，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冕宁的土地。让我们记住先烈们的英名吧，他们是：游击队长刘彬、抗捐军总司令黄应龙、弱小民族科科长方忠、冕宁县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肖佩雄、财粮科科长彭杰、抗捐军大队长李发明，还有彭载章、吴万法、朱德安、朱发鼎、丁成顺、王仕海、黄兴茂、李正禄、陈文清、刘学谦、赵保安、赵万云、赵有志、赵有兴、邓德高、邓宇华、龙志庭、龙小开、孙登云、孙登明……
但反动势力的血腥镇压并没有吓倒经过革命斗争洗礼的冕宁各族人民。他们在冕宁地下党的领导下前仆后继，利用合法的形式进行巧妙的斗争。任过石龙小学教师、复兴小学训导主任、伪冕宁县政府教育委员的邓明鸿于1939年3月成立苍溪实验保，利用发展教育，组织训练群众；并利用担任税捐处处长、银行行长等职的有利条件，联系群众，作进步参议员们的思想工作，发展一批彝汉党员打进伪政府当乡长、保长、乡队长，把基层政权和武装掌握在手中，将参议会、县政府和财粮大权控制在共产党员和开明人士的手中。如李祥云曾任冕宁县自卫总队总队长；邓明鸿曾任税捐处处长等职；赵俊民曾任复兴乡代表、冕宁县自卫总队总队长。严伯通曾任宏模乡乡长；严载恒和卢宗林曾任过复兴乡乡长；陆子厚曾任城厢镇镇长；廖志达曾任石龙镇镇长；卢福音曾任苍溪乡乡长；在军阀邓德亮处任彝兵团团长的罗志清根据党的指示，利用中央军阀和地方军阀的矛盾举办后山训练班，扩大革命武装。
那时候安宁河两岸每个学校都有地下党在活动，主要向大一点的贫苦学生宣传革命道理，作进步教师的工作。还派党员到边民小学、边疆师范学校发展出身上层的进步青年入党，如全国人大农委副主任伍精华，德高望重的老州长瓦扎木基，已故的副州长伍文才等等都是那时投身革命的。
为了配合解放军消灭国民党残匪，地下党在冕宁等地组织了游击队――大渡河支队。还组成了三支“倮游支队”，冕宁城西的哈哈一带由伍文才负责；森荣一带由瓦扎木基负责；松林、泸沽、后山、红毛地区由罗志清负责配合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队。广大的冕宁彝汉人民就象当年迎接红军一样牵牛、送柴、背水、运粮迎接解放军，给解放军带路。一看到帽子上没有五角星的就男女老少齐出动将他们消灭。
如今当年的红军后代们在冕宁人民的支持下，把冕宁一条普普通通的沙坝沟建成举世瞩目的人造卫星发射基地，一颗又一颗的人造卫星从这条神秘的峡谷升起，带着强国之梦飞向太空……
光荣啊，红色的冕宁！
自豪吧，红色的冕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