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马碧鸡：蜻蛉文化的一种解读

　　神话的栖居
　　静静地想一想，“七彩云南，旅游天堂”的美丽云南，从古至今都生活在神话的光彩里。这种幸福的神话栖居，在远古神话终结之后的中国大地，是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秘境和人文秘境。
　　“彩云南现”、“金马碧鸡”是云南古代神话的典型代表，这是后人毋庸置疑的。
　　彩云异象呈现于祥云县境内。祥云地处昆明通往滇西的交通要冲，云南驿因此设立，地处彩云之南的滇土，因此冠名为云南。祥云县为“彩云南现”之地毫无争议，由祥云县升华为云南省的文化符号，其中的层次递进关系清楚分明。
　　与彩云南现相对应，“金马碧鸡”成为云南省会昆明市响当当的文化标志，这就有些来历可以根究了。
　　正本清源，“金马碧鸡”是昆明的本土特产么？它为何定格为昆明的文化名片？
　　金马骋光而绝景，碧鸡倏忽而曜仪（左思《蜀都赋》）。
　　从未到过云南的魏晋时期大诗人左思，为何在他歌颂成都的诗赋中，把“金马碧鸡”纳入他的篇章之中着力熏染？如此说来，金马碧鸡又是从何时开始蜚声滇外？
　　不管怎么说，自“彩云南现”与“金马碧鸡”神话诞生以来，云南的历史，现实，乃至未来，都栖居在神话的光彩里。这个神话中的神话，是云南人民永远的骄傲和自豪。

　　金马碧鸡的诞生
　　风景如画的滇中腹地，有一条哺育滇中人民的母亲河——蜻蛉河。蜻蛉河静静的流淌，在崇山峻岭中万古逶迤、蜿蜒，她流经姚安、大姚、永仁、元谋四县地界，再汇入比她名气更大的金沙江，滚滚东流，直达长江，以至东海。
　　在蜻蜓飞舞，鸟语花香的蜻蛉河畔，自古生息着一个名叫“蜻蛉蛮”的强大的氏族部落。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以氏族名设置蜻蛉县，属越嶲郡。
　　汉宣帝年间，一个神乎其神的民间神话传说从蜻蛉河畔飞出，名闻遐迩，声震朝野。这个神话传说大体是说：在蜻蛉县城的东方，有一座云遮雾绕、缥缈如仙山琼岛的禺同山。当云开雾散，晴空丽日惠风和畅的时候，青翠山色直插蓝天白云间的禺同山上，人们往往能看到光彩夺目的金马一匹、碧鸡一只在山中自由自在地倘佯。碧鸡毛色青翠，碧玉雕成一样的通体绿色，它栖居在禺同山中，踱步顾盼，眉目生辉；它能够破石而飞，所到之处，神光闪闪。飞入高空，蓝天丽日把碧鸡映衬得五彩缤纷，绿霞万丈，空中的碧鸡啼声清清，数十里外都能清晰听到。那金马毛色金黄鲜亮，阳光一照，浑身金光灿烂，神采飞扬。它无羁无笼，飘洒自如，日行千里，足不点地。金马碧鸡不食人间烟火，它们好像天生的伴侣，出入山中，形影不离。天空是他们自由欢戏的场所，碧鸡展翅御风飞翔，金马奋蹄驾祥云狂奔。每逢此时，天空呈现五彩云霞，祥光万丈；当地百姓欢喜雀跃，争相观看。这种奇异的景象不胫而走，一直传入了汉宣帝的耳朵中。相信方士、喜好神仙的汉宣帝，从长安派出钦差，希望招回金马碧鸡到长安宫中饲养和观赏。
　　这不是痴人说梦，有确凿文字为证。汉代大史学家班固，在他编著的《汉书·郊祀志》中从民间所言：“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议谏大夫王褒奉使持节而求之”（如淳注：金形似马，碧形似鸡）。《汉书·地理志》又说：“越嶲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县十五……蜻蛉……有金马碧鸡”。《后汉书·郡国》更明确指出：“越嶲郡，武帝置。蜻蛉境禺同山，俗谓有金马碧鸡”。
　　《华阳国志》载：“蜻蛉县，有盐官。濮水出，禺同山有金马碧鸡，光影倏忽，民多见之，有山神。汉宣帝遣谏议大夫蜀郡王褒祭之，欲致鸡、马。褒道病卒，故不宣著”。
　　时光如梭，到了北魏时期，金马碧鸡的传说日趋完善，欲捉金马碧鸡而不逮，不说好事之徒，连千古闻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也扼腕叹息之至，感情决堤之状溢于言辞。《水经注·淹水》曰：“东南至蜻蛉县……县有禺同山，其山神，有金马、碧鸡，光景倏忽，民多见之。汉宣帝遣谏议大夫王褒祭之，欲置其鸡、马。褒道而卒，是不果焉”。

　　特殊钦差——王褒
　　从《汉书·王褒传》等典籍中迈着八字方步走出来，王褒神采奕奕。
　　“王褒，字子渊，蜀人也。”王褒降生于天府之国，从小绝顶聪明，才华出众，颇得当时任职于西蜀的益州刺史王襄的赏识。机缘成熟，王襄一纸奏章送达皇宫，火候分寸把握得十分老到：“……王褒有轶才，可堪重用。卑职以身家性命担保，望圣主详察叙用……”
　　初入长安皇宫，王褒如履薄冰。他精心伺候皇上，巧妙周旋同僚，丝毫不敢马虎大意。因此，很得汉宣帝的赏识。后来，王褒以一篇《圣主得贤臣颂》的应制文，纵横古今，引经据典，辞采与智慧并茂的文字收入《汉书》留传后世。
　　然而，真正使王褒名垂千古的，却是因为“金马碧鸡”。
　　“或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醮祭而致，于是遣谏大夫王褒，使持节而求之”。
　　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桩钦差了：持节而往，招“金马碧鸡”回朝复命。
　　生长于西蜀的王褒，此番沐浴着浩荡皇威，衣锦出宫，心境自然大不一般。毕竟千里迢迢，南行路上少不了崇山峻岭，险径连绵。忠心耿耿的钦差王褒，率一班人众夜住晓行，风餐露宿，说不完的人困马乏，道不尽的饥餐渴饮。或许大山大水的壮美景观，激发他的浪漫诗情，王褒仿佛觉得他已拴住金马，笼了碧鸡。在风景如画的南行途中，凭藉自己丰富的想像力和高超的才情，王褒在成都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碧鸡颂》（又名《移金马碧鸡文》），以抒发欣悦情怀。
　　可怜天不假年，肩负特殊使命的钦差大臣病故于途中，使一场汉朝盛事留下无尽遗憾。
　　一代才子王褒，《移金马碧鸡文》成了他的绝笔：
　　“持节使王褒谨拜南崖：敬移精金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广乎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归兮翔兮，何事南荒也？！”
　　《汉书·王褒传》以这样的句子结尾：“褒于道病死，上闵惜之。”
　　汉宣王遗憾万分，一桩旷古美事付诸东流，岂是“可惜”二字可以表达的？汉宣帝自信是真龙天子，一定程度上说，失去金马碧鸡，比失去他金鸾殿中浇铸的真金蹯龙还可惜万分。
　　王褒意外亡故了，金马碧鸡神秘缥缈地消失了。

　　金马碧鸡嫁移昆明
　　不，金马碧鸡并没有神秘消失。
　　文化是超越地域的生命。经历曲折，金马碧鸡变幻出入之地不算少。
　　“金马碧鸡”长出文化的翅膀，飞越云贵高原，“光影倏忽”的影子时不时栖落于中国史籍，令人刮目相看。
　　金马碧鸡首尾完整，安土重迁，正像云南土著人民溺称的“家乡宝”、“门槛侯”情结，他们生命的根在云南，外面的世界再精彩，对云南“家乡宝”也很无奈。对于金马碧鸡而言，汉宣帝与王褒招（移）不走它们，那是天子王公的遗憾；后世之人没有忘记它们，那是外面世界的羡慕；金马碧鸡扎根云南，这是云南人民的骄傲。
　　金马碧鸡永恒的娘家是蜻蛉，是蜻蛉河畔的禺同山。女大不中留，金马、碧鸡入赘和出嫁异乡也在情理之中。
　　以笔者不算广博的阅读视野，至少在元代，金马碧鸡已被文字陪嫁出蜻蛉地界。
　　民国罗养儒《纪我所知录》开篇之始，就在《云南掌故·金碧神话之一》中引述元初滇人张道宗《纪古滇说集》所言：东周末期，西天竺摩竭国阿育王生有三个儿子，长子福邦、次子弘德、三子至德。阿育王有一匹神马，毛色如金，日行八百里，三个儿子都想得到它。手心手背都是肉，到底把这匹宝贵的神马给谁呢？老王爷左右为难，权衡再三，他决定解羁放缰，让神马自由驰骋，名誉上让三个儿子凭自己的本事去逮，谁能逮住神马就归谁。实际上老王爷悄悄把马笼头传给了他十分偏爱的小儿子至德。不出老王爷所料，神马被最聪明的小王子至德追至昆明东面的山冈捕捉到，山名因此称金马山。接着，长子福邦、次子弘德也率众相继赶到了，听到至德已经将神马捕获，他们就屯住滇池边的西山脚下。当时有一只绿凤凰在西山翱翔，乡民称这种从未见过的神鸟为碧鸡。阿育王知道三个儿子为追夺神马到了滇池，他担心身在异国他乡的三个儿子难以返乡，万分火急地派遣他们的舅舅神明率兵前来迎接，在即将到达昆明之际，因部落战争，神明的军队被哀牢夷所阻，三个儿子都客死昆明。忠厚善良的滇人哀悯他们，传说福（扶）邦死后变为碧鸡山神，至德变为金马山神，弘（宏）德变为岩头神。我们不能否认，这个版本是一个有始有终、结构动人的神话故事。而且，比班固的“金马碧鸡”原型，多了许多宫廷贵胄和人间烟火气息。
　　公元７６５年，唐代中期，南诏王阁罗凤派其子凤伽异在昆明筑拓东城，云南政治、文化的中心随之逐渐东移昆明。从洱海到滇池，南诏王阁罗凤、凤伽异父子从必经之地姚州带走什么地方物产，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道的是，金马碧鸡从此由蜻蛉河畔嫁移到滇池岸边。云南人把滇池称为海，海枯石烂，金马碧鸡与滇池白头偕老，不离不弃了。
　　并非一步到位，金马碧鸡的嫁移是一步一步的。
　　唐末樊绰《蛮书·山川江源第二》：“金马碧鸡”条目云：“金马山，在拓东城螺峰山南二十里，高百余丈，与碧鸡山东南西北相对。土俗传云，昔有金马，往往出现，山上亦有神祠……碧鸡山，在昆池两岸上，与拓东城隔水相对。”
　　明朝倪辂辑撰，清代王崧校理、胡蔚增订的《南诏野史》中，金马碧鸡进一步发挥了元初张道宗《纪古滇说集》中原始形象，作者写道：南诏“蒙氏”开拓疆土达到滇池以后，封金马碧鸡二神灵为“景帝”（“至蒙氏封为神”），而且“武帝遣王褒求金碧神。褒至蜀，望祭而回，祭文曰：归徕！归徕！汉德无疆。褒回，道卒。祭文在汉罗山，碑泐程石门，镌于归寺。”
　　金马碧鸡被封赦为“景帝”，这在中国古代动物神话中，可谓尊荣至极，独一无二。但，问题接踵而来，两个历史年代的浑水，使我们摸头不着脑：“蒙氏”与阿育王同时么？汉武帝（或宣汉帝）又与“蒙氏”同时么？依作者阿育王与周天子同时的原意，那么，离楚威王时代“庄踽王滇”还差好几个世纪。楚时，昆明周边皆少数民族土著，“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司马迁《史记》），南诏尚未发祥，“蒙氏”入主昆明，为时更在千年之后。如果说“蒙氏”封金马碧鸡二神灵为“景帝”在前，而汉宣帝遣王褒招“金碧神”于后，那也犯了历史常识的错误。汉魏之后，唐代中期（公元７６５年）南诏凤伽异才从洱海到滇池筑拓东城。而汉宣帝遣王褒招“金碧神”事在公元前５７年（汉宣帝五风元年）——唐代凤（蒙）氏与汉朝宣帝年间，历史时差八百多年。时过境迁，莫非王褒在汉朝死后八百年，到唐代蒙氏主滇时代，又转世轮回，再次为早已作古的汉宣帝第二次招金马碧鸡之魂？
　　金马碧鸡长出文字的翅膀，从蜻蛉（大姚）飞到昆明（拓东城），而且由禺同山一母同胎所生、相亲相伴的神秘灵物，变成滇池两岸两座遥相对望、至今永远不得亲近的真实山岗——金马山、碧鸡山。这种神话中的神话，直教后人如何分得清楚：鸡生蛋，蛋孵鸡，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成书于明朝景泰六年（公元１４５５年）的《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山川》开篇即是“金马山”，其文云：
　　“金马山。在郡城西，周围十数里，峰峦碧色，石壁如削，下瞰滇池，为诸山之最。其北为关，曰碧鸡关。按：王升碑勒以为，昔有碧凤翔翥于此，讹为碧鸡，因以名山，理或然也。
　　金马山。在城东十里许，山不甚高而绵亘东南数十里。有长亭，其下为关，曰金马关。旧传有金马隐现其上，因与碧鸡齐名。今城南三市街有‘碧鸡’、‘金马’二坊，盖表其为一方之甚也。然二山皆有祠。汉宣帝神爵元年，修武帝故事，闻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遣谏议大夫王褒持节祀之。褒至蜀，惮其路遥，望而祭之，故今成都亦有‘碧鸡’、‘金马’二坊，盖诸本此也。使臣王允恭有代祀二祠《诗》，附于别卷。”
　　这部由明朝正统年间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后在景泰初期出任云南布政司右布政史，在滇任职六年又入朝为官的陈文，以史家的权威性，在滇修撰完成《云南图经志书》，并直送朝廷，把金马碧鸡进一步坐实在昆明，可以说是一部“金马碧鸡昆明说”影响最大的志书，而且道出了成都也有“碧鸡”、“金马”二坊的史实。
　　细心人会注意到，陈文翰林把曾经同属于“益州”的昆明、蜻蛉两地混为一谈，从而忽略了《汉书·地理志》：“越巂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县十五……蜻蛉……有金马碧鸡”；《后汉书·郡国》：“越巂郡，武帝置。蜻蛉境禺同山，俗谓有金马碧鸡”的史实，忽略了金马碧鸡原产地——蜻蛉”、“禺同山”两个关键词，把原先在滇中蜻蛉禺同山天空中“光影倏忽”的金马碧鸡之神，招祥到滇池东西两岸。且从民间所言，命名金马山、碧鸡山，再后又顺理成章在昆明城中修建金马坊、碧鸡坊。这是史家笔墨落入民间传闻的开端之一。
　　到了明朝天启年间，一代方志大家刘文征撰修《滇志》，在“补山川·南中山水”条目云：“《汉书》：越巂郡，青（蜻）蛉县有禺同山，俗谓有金马碧鸡。今以姚安为古青蛉，而姚安无禺同。且云有金马碧鸡，则禺同又似在会城矣。”
　　刘文征祖籍陕西，生于云南昆明，就在右卫（今金碧路）长大。出身仕宦之家，学有渊源，科举中了进士。入仕三十余年，阅历十分丰富。由于古今地名变异，刘文征把古姚州的蜻蛉（大姚），错认为蜻蛉的邻居——姚安。禺同山在大姚，姚安当然没有禺同山。博览群书的刘文征先生在书山中迷路了，他最大的失误是，把金马碧鸡的原产地禺同山，想当然地移植到昆明（会城）。
　　时光推移到了清末民初，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名状元，也是云南历史上唯一的状元、博学多才的一代学者袁嘉谷先生，在其著作《滇绎》中，对金马碧鸡考据最详。他引经据典，目光遍及《汉书》、《后汉书》、《水经注》、左思赋、《思别传》、《昭明集》、《神山寺铭》、《南诏碑》、《魏书》、《文艺文类聚》、《文苑英华》，骆宾王《破蒙俭露布》，杨升庵《云南山川考》……最终，他落笔道：“今则昆明之山以金马碧鸡为名矣。山下有金马碧鸡关，城南有金马碧鸡坊，又有金马寺、碧鸡寺。旧督署有金马台、碧鸡台。建水有金马市、碧鸡市，京有金碧园。近有谓‘金马碧鸡当在蜀’……”
　　可见，金马碧鸡一旦“飞出”大姚禺同山，不但频频被文人史家捕捉于笔端，而且频频现示于天竺、大理、昆明、建水、四川、京城。尽管它们在后人的翻版下时空不同、形象各异，但，金马碧鸡的原型，在汉代蜻蛉县禺同山就先天性注定了。
　　金马碧鸡是Ｏ型文化血型，可以为任何文化输血，但其他任何文化也改变不了它们的血型和基因。这，就是奔驰、翱翔于蜻蛉和滇池为中心的金马碧鸡灵魂！
　　我们发自肺腑的感慨：金马碧鸡是云南神话的殊荣，更是大姚文化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