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彝文字典》封面
万年以前，彝文就在远古先民中产生和使用。据《西南彝志》中《哎哺九十代》一章所载，有十九个哎哺氏族和两个哲咪氏族。当他们各传十代（有的传八代、九代）之后，人们普遍有“心想知识、口讲知识、手写知识”的活动。最早富有知识文化的先圣举奢哲及其高徒阿买妮，就出现在那时期。而今昆明金宝山出土的一万二千年前的刻划文字可相印证。对比研究彝语和汉语、彝文和汉文、彝汉文书记载远古“人、事、时、地、物”，发现两者之间大多相同、相通、相互关联、相互补充，而最古老的即万年前的文化内涵，一直留存于彝文古籍记载中。远古先民认识天、地、人和万物产生发展的三才文化、五行文化、五色文化、五方文化；人们居住山林洞穴时就有社会组织、有部族首领；最早有畜牧业、农业；这些都出现在万年以前，由之展现中华万年文明史。
彝文原本是固定字形、字义的。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的造字方法和转注、假借的用字规律。而在彝语产生方音、方言之后，从扩大使用同音假借字，发展到各按方音口语混用同音字写作或抄誊。这样误入歧途，陷入“以音用字”的漩涡，形成各地“书不同文”，各用其字，各写其书，互相读不通，看不懂。而今在各方言土语区流传的古籍，有些记载内容相同，而各人用字不同，又各按方音口语释读其义，往往作出不同的理解。有的传说变异，又笔之于书，与历史事实相悖谬。由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各地流传的彝文古籍，必须在各方言土语区之间，各有关翻译研究机构和科研人员之间，要密切协作，共同研究、共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共同认定其确切记载内容的情况下，将固定字形、字义的超方言通用古彝文正体字，代换原抄本中的同音混用字，然后逐字对译和句译。这样把古籍整理成固定字形、字义的通用彝文本，才能在不同的方言土语区和不同的时代永远传承。
彝文改变以音用字，恢复其固定字形、字义原貌，是符合文字科学原理的。文字的形、音、义三要素，固定字形、字义是根本。只有字形、字义固定了，读音再变而形、义不变，才能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发挥其传达信息的功能。若是以音用字，读音一变，用字就变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就行不通。原因在于违背了文字的科学原理。针对目前彝文以音用字的状况，恢复其固定字形字义原貌，势在必行。
1992~1996年，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汇集一批彝语文工作者在昆明，从研究彝语方音方言入手，就各地流传的彝文中选字。共同整理一套“固定字形字义各按方音念读”的超方言通用古彝文，编成滇川黔桂《彝文字典》，以备用于深层次研究彝文古籍实现“书同文”和彝文的教学科研。同时搜集各地流传的彝文单字，汇编成《彝文字集》作为字库保存，以备研究。2002年以来，我受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书面委托，在毕节学院（后更名为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汇集各方言区编写人员，共同就《彝文字典》补充义项和彝文字，增订成《通用彝文字典》。此次增订，一是就各方言区的音位普查，有义项而未设字的，从《彝文字集》中选字补充。二是原字典中有一字表多义的，按一字一义增补，分别用字。这样在原字典中以2600余字为词头编纂条目的基础上，增加到4118字为字头编纂条目，比原字典更加完善。但我们不能说这就完满无缺，可能在各地运用中，有的义项还没有字，就在《彝文字集》中按音位选字补充，经过一段时期，再共同增补。总之，恢复彝文固定字形字义的原貌，实现“书同文”是必经之路。我们要继续坚持“大局为重、团结为重、互相靠拢、互相学习、共同完善”的工作原则，努力完成我们的重大事业。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原毕节学院）彝学研究院，与滇川黔桂彝文协作组共同就原字典增订为《通用彝文字典》，同时主持开发的彝文计算机输入软件用于字典的彝文输入工作，这将更有利于古彝文的传承、保护，彝文古籍整理和彝学教学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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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英先生介绍：
陈英先生近照
陈英，彝学研究专家，1922年出生于大方县普底乡，1977年从大方一中退休后即应聘到毕节着手恢复地区彝文翻译组工作，1980年应聘到中央民族学院任教，1985年应聘到贵州民族学院参加开办民语系工作，2005年后担任毕节学院（现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彝文古籍研究所所长，2007年，陈英以85岁高龄加入中国共产党。 陈英先生参与翻译、修订了《西南彝志选》、《宇宙人文论》(吐鲁立咪)、《爨文丛刊》(增订本)、《彝族创世志》等书籍；曾担任滇川黔桂《彝文字集》业务主编，并主持合编了《简明彝汉字典》(贵州本)和滇川黔桂通用《彝文字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