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路，即指引导示标识路径行途及去向。泛言之，即指引心路历程，教化行为正途，指点人生迷津，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文人指南。彝族人的指路，有先民们古老传承的“指路碑” 恒标印记路向的习俗，也有为人疏导、教化点拨、解惑释疑人生行为的崇尚，更有念诵《指路经》为逝者亡魂指路超渡指引回归祖界的宗教信仰。
《指路》一书，是彝族历史文化文脉的指路，是彝族人《指路经》及超渡祖灵仪式的文化解读，是唐代南诏国王室宗教文化、丧葬文化在其后裔中传承的遗迹的本真记述，是对南诏千古之谜的释读。
《指路》一书，记述大理巍山县彝族腊逻拔千年不变的古老丧葬习俗，以“开路”“超渡”“指路”“出殡”“接祖”“解结”“草吊”“城隍”“揭秘”等章节，系统介绍了彝族传统的丧葬仪式、祭葬程序及宗教文化。书中介绍，腊逻拔把丧葬叫“木嘎”，盛行厚葬，兴于密子九族即哀牢九族。接气、出杀、口盒、洗尸等习俗，始兴于南诏。毕摩为亡者举行“指路”仪式极为重要，毕摩为亡魂指路，引领亡魂回到苍山之巅、祛除魔鬼、排除干扰，让亡魂沿着祖先生活迁徒的路线，不游离正道，不走弯路，沿着千年前祖先走出的干净、洁白之路，回到祖地。指路仪式中，毕摩念诵《汉裳兄妹请到家》的经文，反映的是逝者亡魂途经汉族管辖地时必须请汉裳兄妹（夫妻）引领，才可过界。这在彝族众多的《指路经》中，较为特别，一是反映了史书中记载的“汉裳蛮”的史实，二是现今巍山彝族腊逻拔彝语称谓中保留的称夫妻为“兄妹”的习俗，印证了彝族传说——远古洪水泛滥时兄妹成婚的神话，具有重要的史学及民族学意义，也反映了腊逻拔是南诏王室后裔的例证。指路仪式中，说到“滇西大路他熟悉，五诏大路他认识，河蛮王的板桥上他会过，冥路上坡十二级，登上三级反复回头看，蒙舍王的大路上，三步坎坷路，一直往前走”，这些经文，反映了南诏根源文化留存于毕摩经中。
《指路》一书，详实记录毕摩经文及仪式，其中例举有《开路径》《借后主经》《正客经》《指路经》《密枯经》《密士经》等经文，有二月八栅大路祭密枯始祖仪式，有念《牛倌和马鹿经》时，毕摩用毛笔蘸花椒水点牛馆和马鹿的“五官”为其开光等习俗，有请城隍的习俗。这些文化事象，都是南诏王室后裔彝族腊逻拔保留着的传统文化，是破解南诏千古之谜的秘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宗教祭祀文化是解读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密码，丧葬文化是解读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标识密码。丧葬仪式中的指路、教路仪式，是彝族宗教信仰文化的表征。彝族在举行丧葬仪式时，请毕摩吟诵《指路经》为逝者亡魂指路，让亡魂沿祖先迁徒路径返回祖先居地，这是不可或缺的人生仪式。对这仪式的记录及研究，历来涉及较少。滇、川、黔、桂四省彝区的《指路经》或译作《教路经》计有百余种，即其起始路径应有多地多种，归途有几种。现能见到的出版的《指路经》有十多种，大多都把亡魂送归到“兹兹浦乌”，即云南昭通及与贵川交界处。其中，中部方言滇中楚雄州武定、牟定、大姚、姚安、南华等地彝人都把亡魂送到蒙化（巍山旧称）及大理苍山，巍山彝族送亡魂到苍山。此前，学术界对《指路经》及其祭祀仪式二者联系的记述及研究，属于空白；对南诏王室及其后裔彝族的丧葬习俗及从《指路经》的研究，更是一大空缺。只廉清同志的《指路》一书，填补了这一空白。作者记述的丧葬习俗及翻译记述的《指路经》，一方面是记述毕摩口述的习俗及经文，另一方面是作者亲身经历及感受以及父母给予他的影响，形成全方位的文字概述，具有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又有深层次的文化解读，是一份难能可贵的南诏后裔丧葬文化百科全书。
对南诏文化的了解，只凭沉睡千年的汉文文献，仅凭唐标铁柱、三塔和《南诏王出巡图》《南诏奉圣乐》等是不够的，以南诏后裔现今遗存的民俗文化来解读南诏文化，显得特别重要。《指路》一书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探研，作者对抢救文化遗存所做的工作可谓意义重大。
只廉清同志有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家学渊源富积。其父是当地有名的毕摩，为彝人做“指路”，感人肺腑，他梦中经常失声高呼：“我是勿底（南诏王）嫡孙，我是彝山先知使者”。他又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当地唯一从省财校毕业的高材生，他植根于当地南诏文化厚土，钻研五行八卦等汉学，时而吟诵“避风善阐台，极目见腾越，悲哉古与今，依然烟与月……”（南诏国第七代王寻阁劝收入《全唐诗》的名作）诗句。父亲对他言传身教，使他自幼便对南诏文化及彝族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来上学工作以后，他潜心研究，并认真向毕摩学习，出版了《南诏王室后裔茶勿底》《腊逻吉地》《千年土主》等五部专著，担任云南南诏研究中心主任，自然为写出《指路》大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巍山是南诏国的发祥地，是中华彝族祭祖的圣地，巍山的彝族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生在巍山、长在巍山的只廉清是幸运的，他从小在毕摩父亲的教诲之下、在彝山古老文明的孕育下成长，长期耳濡目染，由此训练出了一双辨识文化良莠的慧眼和保护传承先进文化的自觉；他也是不幸运的，弟弟、妹妹的早逝和父亲、舅舅、舅母等亲人的去世，让他敏感的心灵一次又一次地经历了悲与痛的煎熬。这幸与不幸的相互交织，也让他对生与死有了更深一层的感悟。理性与感性的相互交叠，也使《指路》一书具有了独特的阅读价值。书里记录的毕摩主持的丧葬祭祀过程、感悟，以及他讲述的丧葬故事，因为既是其真实经历，又是亲身感受，读来让人觉得真实、浩瀚、充满人生哲理和智慧，而又直击心灵。
我自2008年起主持主祭“中华彝族祭祖大典”（已主持八届），当时只廉清同志担任大典的联络工作，他出于对彝族毕摩文化的崇敬，虚诚拜我为师当毕摩的徒弟，我虽没有更多的教授，但于彝文化的良缘挚情，与他于毕摩文化多有交流，得益良多。年初，他把《指路》手稿交我拜读，并请我写序。我详阅书稿，爱不释手，由衷感佩，是为序。
作者：系南诏学专家、著名毕摩、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毕摩文化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