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马戎教授）
德国著名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教授的新书《凉山彝族企业家》已经在2005年10月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本书讲的是少数民族企业家的发展状况，但是在更深的层次上又与我国整体民族关系的发展态势密切相关。
在西欧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民族-国家”政治建构以各种形式传播和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之前，亚非拉等地已经生存着许多不同的人类群体。这些群体在本地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群体划分体系、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他们在互动中也形成了本地区群体关系的整体框架，各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所具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本地的整体框架和社会体系中都有着比较稳定的制度性安排。在东亚大陆的例子，就是费孝通教授总结出来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样一个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群体关系的体系，是在几千年社会经济发展和群体互动的进程中逐步形成的。
在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理念和政治建构通过和平传教和文化交流活动，特别是武力殖民侵略进入到其他地区之后，这些地区原有的政治结构和群体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并被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重新整合。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发展较慢、人口较少的群体就在西方军队的攻击和奴役下消亡了（如南美的印加帝国和北美印第安部落），有些原来的多族群帝国（如奥斯曼帝国）分解为多个独立政治实体，有些原来并立的多个群体被殖民政权统一在直接的行政管辖之下，并在殖民者退出后在原殖民地的行政管辖范围内组建了新的国家（如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有些原来的多族群帝国经受住了外来势力的冲击，基本上保存了原来的领土和人口，但是不得不为了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民众的要求而在许多方面进行重大调整（如中国），在这些调整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民族-国家”政体形式下来调整各族群之间的关系。
为了与新的国际政治环境与国际交往相适应，每个多族群国家必须加强全体国民（特别是边疆少数族群成员）的国家公民意识，努力把“国家公民”塑造成每个国民心目中最重要的政治认同，对全体国民进行政治整合，从而维持国家的统一，避免因族群、宗教和意识形态差异而导致可能出现的国家分裂。同时，国家政权必须促进全国各地区之间的行政整合，当年秦始皇推行的废诸侯、设郡县、统一货币、统一官职、“书同文、车同轨”等各项措施,是中国古代实行区域间行政整合的范例。与此同时，国家还必须对具有不同文化宗教传统的各族群进行一定程度的“文化整合”，推动一种本国各族群通用语言文字的应用，发掘与宣传本国各族群共有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联系，在关注各族群之间文化差异的同时一定要强调他们之间历史上即存在的“共享文化”，使各族群的政治整合、行政整合具有“共同文化”的基础。由于历史上各族群居住地区的发展可能是不平衡的，处在边远地区的少数族群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教育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可能低于国家的核心地区，推动这些边远少数族群地区的经济发展，使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达到比较均衡的水平，是多族群国家进行“经济整合”的前提条件。对于一个具有古老文明，但在近代被动接受外来“民族-国家”政治体制的多族群大国来说，在政治认同、行政体制、文化传统、经济发展这四个方面的整合实际上是不可或缺的“补课”。只要这些必要的“补课”工作没有完成，国家分裂的前景就像希腊神话中的“达摩克里斯剑”一样，始终悬挂在人们的头上。
要发展少数族群地区的经济，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要区别开“少数族群地区的发展”和“少数族群的发展”。这是20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根据中国民族人口地理分布的特点而首先提出来的。因为我国的少数族群地区居住着相当数量的汉族人口，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镇并从事非农产业，有时当地产值的增长可能主要是由这些从事非农产业的汉族职工创造的，实际上从事农牧业的当地少数族群民众并没有明显受益。所以需要深入和系统地调查当地各族就业人员在各产业中的分布，关注在制造业、服务业就业劳动力中少数族群所占的比例，调查在政府公务员、法官、律师、教师、工程师、技术工人队伍中少数族群所占的比例，分析究竟在多大的程度上当地少数族群真正参与到各产业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之中。
二是要在私有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调查和分析少数族群企业家的成长。美国学者在分析美国的“族群分层”时，十分关注黑人开办的银行在全美银行中的比例，关注在全美排名前100名的公司企业中，由黑人担任董事长的公司占总数的比例。如果各族群受教育水平相近，在就业和发展机会上没有受到歧视，那么各族群产生的企业家的比例与他们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应当大致相等。当然，由于历史上各个族群在行业、职业的选择上具有不同的传统，有些族群（如犹太人）经商的比例可能高于其他群体。这些都是需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系统分析的。
在二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中，我国沿海地区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制定了“西部大开发”的发展战略，在投资等各方面向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倾斜。这可以说是建国后对少数族群地区进行经济整合并通过经济整合进一步推动政治与文化整合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大形势下，西部地区各个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到了千载难逢的契机，也必然会迸发出新的活力。但是，在西部每一个具体的地区，中央的各项政策和对经济发展的推动究竟发挥了多大的作用，当地干部、民众和企业家们是否及时抓住了这一大好的发展契机，真正使当地的经济发展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地的少数民族企业家群体是否真正成长了起来，这些都是需要社会科学工作者去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才能够回答的问题。
凉山民族研究所的彝族学者们关注到了这些问题，并在与德国学者的合作中共同开启了关于“凉山彝族企业家”课题的调查研究工作。2004年，当我从托马斯•海贝勒教授（他喜欢人们称呼他的中文名字王海）那里得知这一课题时，我是十分兴奋的。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彝族学者们对当地社会的发展情况十分了解，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则是长期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著名专家，相信他们合作研究的成果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凉山彝族企业家的成长状况一定会提供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并解答我们所关心的一些问题。
在我们的交谈中，托马斯•海贝勒教授表示希望由他和凉山彝族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能够用中文出版，希望纳入由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社会学人类学论丛”,并请我为这本书写一篇序。那时我的同事于长江教授恰好正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从事一年的访问研究，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就请于长江教授承担了他书稿的翻译工作。原来在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工作的王铁志，过去曾经和我一起组织了我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课题，他那时调任民族出版社的总编辑，表示愿意出版这一课题的研究成果，这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经过了大家一年多的努力，这本书最后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除了托马斯•海贝勒教授本人的书稿之外，本书还收入了由四位彝族学者分别撰写的四篇论文。这四篇论文各有特色，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凉山地区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历史、彝族传统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彝族传统的经济观念、彝族特有的“家支”组织的经济功能，提供了许多作者亲身观察到的社会现象并进行了归纳分析。我相信，参加这一合作课题的实地调查和成果撰写工作将会推动凉山民族研究所今后的研究工作。
托马斯•海贝勒教授的书稿《凉山彝族企业家》是这本书的主体。他和合作的彝族学者们一起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的10个县里访问了138位民营企业家，并采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的问题涉及当地社会、经济、政策、民族关系的方方面面，具体而深入，这些实地调查工作向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表格和数据。当然，从方法论的角度上我们可以提出不少质疑：这些调查方法的设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当地社会实际情况，调查时提出的具体问题是否符合当地民众的思维习惯，这些被访者在彝族企业家当中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在使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和推论时所使用的西方理论和观点是否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国情，是否存在生搬硬套的现象。诸如这样的问题，我们可以提出很多。但是，即使对于国内的学者来说，如果他是去一个自己不熟悉的地区去做调查，那么这些问题也是同样存在的，我们不应过于苛求。在学术上，我们需要一个彼此宽容和平等讨论的学术环境。托马斯•海贝勒教授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国，娶了一位中国太太，讲一口流利的汉语，对中国比较了解和友好，出版过专门讨论中国民族问题的英文著作，也先后主持过多所德国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工作,在欧洲汉学界很有影响。他这次积极与中国少数民族学者合作，和他们一起到基层去从事实地调查研究，共同发表研究成果，我想这是应当鼓励的。
我希望今后能够有更多的外国学者与中国的学者合作开展研究，通过他们的笔向西方国家的读者们客观地介绍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当代中国的发展新貌，在介绍中国的特点时也发现中国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共同之处。我觉得这些外国学者在新世纪的跨文化对话中可以成为文化沟通的桥梁，扮演十分积极的角色。不同的文明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会带来沟通中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出现矛盾，但不是会必然导致美国学者亨廷顿所预言的那样不可调和的冲突。中国人从历史上就主张“和而不同”，赞成文化的多样性和兼容并包，这种东方的智慧造就了一个延续数千年历史和拥有13亿人口的文明大国。我相信，具有这样悠久历史的人类智慧也会为未来世界上可能发生的文明冲突提供化解的思路。
原载：《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4期
作者：马戎，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字来源：彝学微信公众号；主编：巫达；推文编辑：邱运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