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过去对于彝族历史的研究, 重古代, 轻近代, 这主要是资料所限的原因。本文所提供的信息是作者对清代皇帝关于彝事奏折的御批进行了选编和整理, 是重要的彝史研究资料。
关键词: 清代皇帝 彝事御批 选编整理 札记
彝族历史研究, 以前大都重古代, 轻近现代。这可能与可供参考的史料的多寡有一定关系, 如对清代彝族历史的研究就是如此。虽然有各地的方志和野史, 还有《清实录》可供参考, 但各地的方志、野史多为后人追修、追记而成, 时效性不强, 实际使用价值并不高: 而《清实录》主要是官方的公开材料, 虽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权威性,但较零散、不全面。对清代彝族史研究有价值的彝文文献也不多。因而清代彝族历史研究就显得非常薄弱。为了弥补这一不足, 我们经过近几年的努力,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支持和协助之下, 对清代末曾公开的有关彝族事务的 批奏折进行了选编和整理, 终于形成了《清代皇帝御批彝族珍档》, 意在向国内外彝学界提供比较完整、系统和新鲜的清代彝族史料, 从而推动彝族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向前发展。
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有一千万件以上明清两代的档案文件, 其中清代的奏折文书, 史料价值高, 数量也最多。清代自雍正王朝以后规定, 凡中央和地方的所有重要的或机密的军政公私事务, 都须由各该高级主管官员以奏折形式先行奏报皇帝。这样, 使奏折同明代以来一直使用的题本一样, 成为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
进言的重要的上行官文书。到清代光绪27年以后, 废除了题本制度, 专门以奏折为臣工向皇帝奏陈政务的唯一文书, 而且奏折文书上, 一般都有皇帝的亲笔批示, 这就使奏折不仅在当时具有重要的法律和行政效用, 而且其史料价值在清代种类繁多的官方文书中, 也十分突出。
清代从康熙中期以后二百多年的内政、外交、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一切机密要务, 奏折内都有记录, 其内容之丰富、系统、可靠, 是其他文献资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它们不仅是许多清史文献所载内容的最初来源之一, 而且许多内容, 还是其他文献资料所没有记载、或载而不详细、或载而不确切。可以说奏折是研究清代历史最原始的史料和最直接的历史凭证之一。
奏折按其内容可分为奏事折、请安折、谢恩折及贺折四类, 其公文程式稍有不同。所谓“ 批奏折”, 就是经过皇帝用 笔批示过的奏折。“奏折”也称折子、奏贴或折奏等, 它是写在白折线(也有少数用黄粉笺绫》制作的折子上的奏陈文书。奏折的“奏”字作为臣下对帝王进言和专词由来已久,“奏章”、“奏疏”等, 一直沿用未变。但“奏折”官方文书的出现, 却始于清代, 是为清代所特有的。但“奏折究竟产生于清代何时, 却说法不一。有的认
为始行于顺治朝; 有的认为开始于康熙朝。根据现有史料, 多数学者认为奏折起始于康熙年间之说比较可信。
但起始于康熙何年, 学术界说法不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存的最早的汉文奏折原件, 是康熙二十八年二月二七日大学士伊桑阿等的《奏谢温谕赐问平安折》。
奏折使用之初, 并不是一种机密文件。在康熙二十年, 它似乎是大学士及部院大臣等向皇帝奏报特定的交办事项的专用文书。大学士、议政王、大臣及院部大臣也经常用奏折开列呈览。因此它有时很象题奏本章的补充和文书。个别大臣有所奏陈谢恩等, 有时也使用奏折。而且这一时期的奏折, 与题奏本章一样, 是通过公开的途径进呈给皇帝, 皇帝也往往御门听政时将奏折发交廷臣们公开讨论其处理意见。康熙二十年末, 康熙皇帝十分注意江南的民情和舆论, 派亲信奴才曹寅和李煦二人, 相继出任内务府驻苏州及江宁的织造郎中。这二人与康熙皇帝有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 就令他们刺探所在地方的官场隐私及民间的动静, 随时用奏折密报。这种奏折, 按照康熙皇帝的规定, 必须由奏报人亲笔书写, 只能让皇帝一人知道, 因此也叫“密折”。除了曹寅和李熙之外, 康熙皇帝还陆续特许其它一些亲信如王鸿绪、年羹尧等用奏折向他密报情况, 其中既有督、抚、提、镇等地方文武官员, 也有中央部院衙门官员。后来, 能用密折奏事的官员逐渐增多, 奏报的内容也日益广泛。由于康熙年间具奏折权的人有严格的资格限制, 因此有关彝事批奏折只找到时任四川巡抚年羹尧的4 份。
雍正帝即位后, 为了进一步强化君权, 洞悉下情, 推行政令, 将原来只准许少数亲信官员使用的, 具有君臣间秘密通信性质的奏折, 逐步推广为内外臣工普遍采用的正式机密官方文书, 并采取和建立了一套相应的措施和制度。
1、首先规定了具奏人的资格。只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才具有奏折权, 其具体规定是: 文官为京官自三、四品京堂以上和翰、詹、科、道官员, 地方为按察使以上或负有特殊使命的钦差官员, 武官则须总兵以上等。其他中下级官员如有事陈奏, 须经上级长官转奏。所以现存的部分 批奏折中署有原奏、转奏人及多人署名的现象。
2、扩大了具折人的范围。不仅中央各部院衙门京堂以上及翰、詹、科、道官员, 地方督、抚、布、按、提、镇以及钦差官员如学政、织造、盐政、监督、各种巡察御史等皆令具折奏事, 而且还特许了一些道、府、州、县及副将, 部院司官等中下级官员径上奏折。所以, 才有了雍正年间云南临元澄江镇总兵孙弘本, 乾隆年间四川建昌镇副将袁士弼、贵州威宁镇总兵曾长治等职位不太显赫的官员所奏的彝事批奏折。
3、扩大了奏事范围。内外臣工无论是本职本地, 邻省远省, 一切地方利弊, 吏治之勤惰, 上司孰公孰私, 属员某优某劣, 营伍是否整饬, 百姓生计等如何, 皇帝之一切举措或得或失, 都属奏事范围。所以彝事 批奏折中出现了雍正年间陕西总督岳钟琪奏闻云南镇雄改土归流等情折。形成了彝事 批奏折中所涉及的内容大到调兵换防, 小到家庭中儿子欧伤其母致死案。
4、建立了录副、存档制度。军机处成立之后, 奏折经皇帝拆阅批示后, 除个别“留中”者外, 无论是否奉有批, 均交由军机处分别办理录副、发抄、存档事宜。所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上百份录副档案。本书均为批原件汇编, 故录副的彝事奏折未编此内。
5、建立了缴回制度。雍正皇帝即位后, 便令内外官员将康熙皇帝的 批奏折封固呈缴。同时规定:“嗣后朕亲批密旨, 亦著缴进, 不得抄写存留”。具奏折者接到批后即于下次具折时乘便缴进, 不得任意迟延, 并规定:
凡缘事降调或病故之员, 其未缴 批奏折者, 即由本人或家属呈明本省督抚、无旗部统代缴, 不得隐匿留存。邀回之 批奏折, 存于宫中懋勤殿等处。由于 批奏折回缴制度的实施, 彝族 批奏折才得以系统保存。
上述制度, 使具奏折人的数量陡增, 从彝事 批奏折来看, 其内容更加丰富, 数量上从康熙朝的4份, 雍正朝猛增到34份, 后来的历代皇帝都沿袭了雍正皇帝的奏折制度, 在公文程式、文体规格、收缴制度方面等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 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的 批奏折才在故宫中完整、系统地得以保存。
到了乾隆朝, 乾隆皇帝因有了奏折而谕令停止奏本的使用, 使得奏折和题本并重, 成为清代的两种最重要的上行文书。但实际上许多机密要务, 内外臣工都用奏折先行上达。它成了沟通清政权上下之间的十分灵敏而重要的工具, 而题本则日益成为例行公事, 其重要性大为降低。特别是有关军机重务, 其上已被奏折所取代。所以到光绪年间, 清廷下令改题为奏, 最终完全取消了题本的使用, 规定臣工向皇帝奏报各种事务, 一律专用奏折。
1949 年以前所有 批奏折藏于故宫文献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建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批奏折也从故宫文献馆移至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
二
《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 共收奏折234件, 其中有48件片, 所谓的片, 就是附在正式折的后面, 随正式折一并呈上的文书。片的内容, 一般是写完正式折之后,又想起的事, 补充、讲全所奏之事。但每片都是一件独立的事, 内容比较完整。《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除一件感恩折外, 其余全部为奏事折。
《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所选的奏折, 是我们从大量的汉文奏折档案中慎选、整理出来, 并根据奏折的大致内容给予每件奏折出其标题, 最后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赵雄先生、郭美兰女士对我们所选的奏折及其标题进行审定和修改而定。为了查阅方便, 并与书名相统一, 目录中新拟定的奏折的标题用字和词基本保持其原貌外, 族称则用与书名相统一的“彝”字。
采用编年体例, 按各奏折之具体时间顺序编制, 并配以顺序号。《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所选奏折的起讫年代, 从清代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 至宣统朝二年(1910年)。期间涉及有康熙等九位皇帝的御批彝事奏折, 这些奏折康熙朝4件、雍正朝34件、乾隆朝43件、嘉庆朝45件、道光朝56件、咸丰朝1件、同治朝2件、光绪朝31件、宣统朝17件。这些皇帝御批的彝事奏折,有批、墨批、蓝批、圈、点、杠、无批等7种,批、圈、点、杠即用红笔批示的奏折, 墨批和蓝批都是用墨笔、蓝笔批示的奏折, 皇室有丧事时所批的奏折, 都是墨批和蓝批。无批即无批示的奏折,《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选入了雍正朝时的两件无批奏折, 这两件奏折为什么无批? 有两种可能: 一种可能是所奏之地方官进京, 皇帝直接给予了面示; 另一种可能是所奏之事可能用别的办法处理了。雍正皇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 对奏折的批示, 不仅有批, 还有圈、点、杠等, 甚至在一篇奏折中, 朱批多处。如第二十折《陕西总督岳钟琪报乌蒙土府禄万钟遵法束川投审及亲自前往叙州府料理各情折》仅7扣, 但有朱批的就有5 扣。
另外, 第218 折《四川总督赵尔丰奏报宁远彝民滋事两次剿办迭获胜利浅出一律肃清折》为残缺件。
《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所选的234 件奏折所涉及的内容及其件数大致如下:
1、调兵遗将。包括对彝族地区设兵、设防, 为整顿营伍、防范滋事、剿抚等之目的。如第42折《云南巡抚张允随奏议御史张汉所奏预防彝民滋事诸策折》、第162折《四川总督鄂山奏报顺查彝民地区安静并勘验新建土堡兵房工程及善后增改事宜折》等共26 件。
2、剿抚。针对彝族地区出现的掠掳、烧坏衙署、抗官、滋事进行剿抚, 包括缉拿、协捕等。如第3 折《四川巡抚年羹尧奏报建昌镇地方加巴贯子等率众抢劫调派官兵剿抚折》、第14 折《陕西总督岳钟琪奏闻分兵三路剿抚凉山等情折》、第90 折《成都将军德楞泰奏报马边厅界外凉山彝民滋扰厅属前营一带派兵剿办情形片》、第133 折《成都将军那彦宝等奏报剿捕乌坡厂积年滋事彝民并追捕沙骂土司畏罪自缢等情折》、第140 折《四川总督鄂山奏陈越 峨边清溪等厅县境内滋事彝民剿捕完竣后应办事宜折》等共76 件。
3、职务的升降, 包括恩施、革职、奖励等。如第176折《四川总督琦善奏覆彝民滋扰请将策应延误及防堵不严之文武官员刘绍文等职发配折》、第203 折《云贵总督王文韶等奏报查明剿办披沙滋事人等案内出力文武员绅奖励折》等18 件。
4、参将病故, 包括优恤等。如第204 折《四川总督刘秉璋峨边营参将定长屡有战功积劳病故请优恤片》等2件。
5、改土归流。如第8 折《川陕总督岳钟琪奏报乌蒙镇雄土司理合改土归流等折》、第18 折《四川按察使程如丝奏请川南天全及泸州所属各土司改土归流折》第8件。
6、土司的任用及处理。如第1 折《四川巡抚年羹尧奏请赏给建昌土司号纸印信使事有责成准其纳粮化以礼仪折》、第30 折《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遵旨将原乌蒙土府禄鼎坤送部引见等情折》第8 件。
7、掠掳, 包括掠人口、粮食、牲口, 烧毁衙门房屋等。
8、兴学屯田。如第227 折《四川总督赵尔丰奏请添设西昌县普威巡检管理汉彝狱讼及兴学屯垦各事宜片》等3 件。
9、彝区情形。如第138 折《成都将军那彦宝等奏报彝汉互相勾结分起焚抢调派官兵剿捕并查明起衅缘由折》等4 件。
10、买粮存仓借贷彝民, 以防粮食欠收而滋事。如第77 折《云南巡抚爱必达奏请准将银两饬发缅宁通判采买粮米存仓以便彝民耀借之用折》等2 件。
11、彝民移民搬迁。其目的有三: 一是为防范滋事;二是防范私自移出或移入; 三是安插性移民。如第60 折《贵州总督张广泗奏报毕节县彝人猫儿等率众逃徒赴川屡经办理缘由折》、第147 折《四川总督鄂山等奏请将续获滋事彝民家属分拨六百里外营县安插片》等6 件。
12、丈量土地, 以免彝汉纠纷。如第120 折《贵州巡抚许兆椿奏报逐步清丈彝汉耕地以免发生纠纷片》等2件。
13、案情办理过程评价及拟处理意见。如第154 折《成都将军瑚松额等奏报查明提督杨芳办理峨边彝人案件不善缘由折》、第181 折《云贵总督程 采等他郎厅属黄应倡等人图占矿厂械斗残杀烧掠彝寨拿获要犯审明定拟折》等14 件。
14、结案。如第76 折《四川总督策楞等奏报彝人脚凹扎伤汛兵马成柱致死审理完结情形折》、第79 折《四川总督开泰奏请陕西人冠允才潜入凉山拖布地方与彝民争殴身死准按本地例完结折》。
15、开修江川河道。如第40 折《云南总督庆复奏闻开修金江通川河道善为招抚沿河一带头人情形折》1件。
16、地震。如第80 折《云南总督吴达善奏报巡查新兴江川被震地方及查阅元江等地营伍事竣回署日期折》1 件。
17、教化以移风易俗。如第44 折《云南布政使阿兰泰奏请严查汉奸以靖地方慎选蒙师以便移风易俗折》1件。
18、生态保护, 严禁砍伐。如第73 折《军机大臣舒赫德奏报金沙江黄草坪地方有内地人违禁砍伐树木请敕交川督查禁折》1 件。
19、纠正错案。如第5 折《四川按察使程如丝奏陈巡抚王景灏处置冕山营一案欺罔错误缘由及苏凯自尽实情折》1 件。
20、土司事务及对土司的管理。第148 折《四川总督鄂山等奏请准令岭如龙之妻阿谷代办邛部宣抚土司事务片》、第219 折《四川总督赵尔巽奏报勒摹糯米各支彝民相率归化请设土千户土百户令其管束片》; 第78 折《云南布政使顾济美奏请严土司滥用游民之禁以肃边陲折》等11 件。
21、感恩。如第34 折《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谢办理乌蒙之事不办积忧成疾蒙恩垂慰之恩折》1 件。
22、收复。如第35 折《云南总督鄂尔泰奏报收复永善擒获滋事彝民搜获乌蒙镇印等情折》1 件。
23、抗官。如第53 折《贵州威宁镇总兵曾长治奏报粮谷丰登续获者厦抗官案内白革等人情形折》等2 件。
24、彝人的一支曲曲鸟人情况。如第46 折《四川巡抚硕色等奏闻彝民滋扰万公堰居民相度形势添设兵汛折》、第146 折《四川总督鄂山等奏保转运粮饷清查户口各员及攻克曲曲鸟隘石硐奋勇将弁折》等12 件。
25、安抚。如第38 折《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饬令宣慰司土官先行安抚橄榄江外一带彝民片》等2 件。
26、贸易。如第55 折《云南总督张允随奏议贸易之人止许以银易物不许折算田寨及滇省广设义学等情形折》1 件。
27、清查户口。如第134 折《成都将军那彦宝等奏报总兵张琴调任建昌镇令其道经越 查派兵巡防清查户口事宜片》等3 件。
28、图占佃田。如第69 折《四川巡抚纪山奏覆余国正等图占佃田同知杜枢不即严拿遵旨申饬不即要参缘由折》1 件。
29、官员准留他地及起程进京觐见。如第86 折《四川总督勒保奏请新授陕西宁陕镇总兵马元现在峨眉剿办滋事彝民暂准留川片》、第87 折《四川总督勒保奏报峨眉彝业已平服即令马元起程进京觐见再赴新任片》2件。
三
《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第一次以彝族为系统向世人公布, 其内容全部反映彝族地区清代发生的部分事件, 这些事件不仅有时间、地点、人物, 还有起因、过程及其结果等, 都是其他文献资料没有记载, 或载而不详, 或载而不实的事件。因此, 其价值不可低估。它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价值。
一、《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 充分体现了清代王朝对彝族地区的统治制度, 因此, 对研究彝族地区乃至西南各民族地区清代各朝时期的统治制度有重要的价值。
二、《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中有一小部分不仅涉及彝族, 有的不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其他民族, 因此, 它还具有研究彝族与其他民族的历史及其关系史的重要价值。
三、《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牵涉到彝族地区土司的奏折有19 件, 因此, 它是研究清代彝族土司制度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
四、《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中内容最多的是彝族地区的动荡, 烧坏衙署、抗官的事时有发生, 共有76 件之多, 占本书内容的一大部分。充分反映了彝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不屈不挠的精神。它本身就是一部彝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历史的史书。因此, 它具有研究彝族地区与清朝统治斗争的重要史料价值。
五、《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不仅涉及到彝族地区的移民, 许多奏折中还涉及到当时彝族的居住地, 而这些地区现又无彝族居民居住, 如四川的泸州、叙永、峨眉、天全等地。另外, 还有内容涉及到“滋事”彝民家属移民安插到汉族地区等, 因此, 它对彝族迁徙历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依据。
六、《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时间跨度达200年之久, 其间彝族地区发生了许许多多的变迁, 如彝族地区行政区划的产生与变迁, 云南永善原为永宁县, 四川汉源县原为清溪县, 西昌县在本书中最早见于光绪35 年,昭觉设县于宣统二年(1910 年) , 但其县官吏及印在西昌。“凉山”的称呼最早见于雍正八年如第33 折《云南总督鄂尔泰奏将禄鼎坤等讯取确供关押解来滇处置折》。这些都是研究彝族地区历史变迁的可靠而重要材料。
七、《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中有开修金江通川河、地震、严禁内地人砍伐森林等内容, 这些对彝族地区水利建设的研究、了解历史上的地震灾情、保护生态等都有重要的价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严禁江西、湖广人在彝族地区砍伐森林, 其意是“愚民无知, 惟利是视, 遂入猓地……常有捆买人口……”或“久居猓地, 熟识头人, 勾结夷众, 煽诱诸番, 则大有关系”, 因此,“查禁采木, 毋许私越倮界, 似在裨益”。虽从政治上考虑, 不许内地人进入彝族地区砍伐森林, 实际上起到了保护森林的效果。
八、《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自康熙到宣统, 二百多年的时间里, 对彝族的称呼非常之多, 有猓猡、番蛮、生番、夷匪、番夷、生苗、赤夷、苗夷蛮、猓彝、彝贼、蛮匪、猓民、倮彝等。今天我们所用的“彝”, 在清代的许多奏折中已被使用, 最早使用“彝”字是嘉庆15 年(1810 年) ,据今已有近200 年了。另外, 最早见有“黑夷”记载如第117 折嘉庆十五年《四川总督常明奏报审明宜宾县民陶懋珑贪图彝人土地架词妄控各缘由照例定拟折》。等等。这些都是研究彝族在清代历史社会中的地位、彝族社会结构的变迁、澄清彝族族名在称呼和用字上的以讹传讹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九、《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 全部用影印方式出版, 这样既保存奏折的原样, 又可保留其书法艺术的价值, 本书保留了从康熙到宣统9 位皇帝的墨迹, 可以说是集清代各皇帝书法真迹之大成。9位皇帝的书法各有千秋, 但感觉光绪皇帝的造诣更深。其他皇帝的批示一般都是一种体, 而光绪皇帝的批示有行书、草书、楷书,体体都潇洒自如, 炉火纯青。
当然,《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由于受历史的局限, 也存有许多不足。
一、没有完全反映清代彝族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如李文学为首的哀牢彝族农民起义和咸丰年间云南石林地区爆发的彝族农民起义只字未提, 也许当时要全力对付燎原神州大地的太平天国运动, 无暇顾及彝族地区发生的事件, 咸丰年间彝事奏折只有1 件, 是清代历朝中奏折最少的朝。
二、没有如实反映事件的真相。地方官为保住自己的职位, 报喜不报忧, 有的甚至说过了头, 水份很重, 有的肆意歪曲。如第71 折《云南昭通镇总兵董芳奏报等办地方营伍制备军械等情折》中有严重失实情况, 为此云南总督张允随又不得不于同月二十三日特意向乾隆皇帝奏报《昭通地方安谧董芳所奏布置巡查之处未免张大其词等情折》; 又如第126 折《成都将军赛冲阿等奏报提督多隆武等带兵深入凉山马鞍山两地可望蒇事折》, 不实之词充满全折。
三、《清代皇帝御批彝事珍档》大部分奏折都有猓猡、夷匪、夷蛮等有辱之词, 从中可看出彝族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清朝的民族政策。
尽管如此, 这些不足只是局限于历史的不足, 不可能也无法掩盖其自身所独有的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