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贽作为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曾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云南姚安任知府三年。期间，结合施政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进行了很多探索和思考,这些思考在今天看来也很具有现实价值的。
关键词：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现实价值；李贽
明万历五年（1577年），51岁的李贽以南京刑部尚书郎之衔，被贬外放入滇，出任云南姚安府知府（俗称姚安李太守）。居官三年，至万历八年（1580年）辞官，九年出滇。在姚安期间，他以“务以德化民，不贾市俗能声”为原则，结合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际，努力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还留下了《论政篇》、《贺世袭高金宸膺奖序》、《光明宫记》、《龙山说》、《重修瓦仓营土主庙碑记》、《卓吾论略·滇中作》、《心经提纲》等一批文稿。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进行了深入思考，并躬身实践、努力探索。这些实践和思考放在今天来看也是很有现实价值意义的。
（姚安李贽铜像）
一、李贽出任知府时的姚安社会状况
李贽生活的十六世纪中后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转向没落、政治形势较为恶化的时期。北有蒙古掠夺，南有倭寇入侵，边防海防也冲突不断。更为严重的是在当时农村大量土地被大户吞并，向豪强集中。广大贫苦百姓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迫使他们不得不揭杆而起，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在城镇，由于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在悄滋暗长，不断崛起，直接动摇了下层贫苦市民的生存根基，各地市民暴动也不断发生，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在离京城万里之遥的边陲姚安情况也好不到那里去。当时，大量土地、山林和水源都集中在豪强高氏家族等少数土司、头人手中。他们不断残酷压迫和剥削人民，造成盗贼此伏彼生、民不聊生的状况，激起了各民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洪武十六年，彝族首领自久在姚安坝子东山率领彝族群众扯旗起义，大姚、盐丰等临县各族贫苦百姓纷纷响应；1565年，武定地区又爆发了少数民族联合大起义，反抗明朝政府的残暴统治。1573年姚安铁索箐彝族首领罗思率领贫苦彝族百姓起义，杀死郡守，铸造印鉴，自封“冲天铁面大王”。长期战乱和统治者对少数民族一贯歧视政策，甚至血腥镇压造成了“元、明两代滇中士酋祸变几无宁岁”的悲凉境况。另外，地方政治和文化形势也不容乐观。少数土司头人等豪族大姓横行郡中称王称霸、把持地方政务，外来官员良政难施；明朝孙继皋（1550－1610年）所撰《宗伯集》中《姚安守秦公传》说：“姚安在万里外，文网稀阔，而大姓高某为不法，横行郡中，吏莫敢诘问。”大理著名文人李元阳（1549－1580年）在《姚安太守东淇杨公遮留记》里也说：“姚安为郡，素号难制，地有酋长，俗尚强梗。为太守者未入郡界，先入之言在其肺腑。既升郡堂，坐太守座，凡见前者无非难治之事，所临莅者无非难治之人。一切苟且塞责，庶几职满而去。自有郡以来，沿袭成俗，谓治姚安法宜尔也。豪猾欺陵，凶残吞并皆置之不问；盗贼满野，西没东生，若罔闻知。”另外，当时滇西大部分地区全民信神信佛、百姓久沐佛教，科教难兴，人才缺乏、民智未开。针对这种现实，李贽撰联说：“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形像地反映了当时情况和他的抱负决心。
二、李贽在姚安期间的施政措施及政绩
李贽到任后，面对现实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地实际的措施，有力推进了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社会进步。因政绩突出，清代邑人甘雨所撰的姚安首部地方志《姚州志》将其列入“名宦”。其主要政绩最早也载于该志：一是建城隍祠；二是开设三台书院；三是建光明阁；四是修连厂桥。另外，李元阳在《姚安太守卓吾先生善政序》也载说:“日集生徒于堂下,授以经义,训以辞章,谆谆、日仄忘倦。庙学颓圮,罄俸以营之,祀典废缺,殚力以致之。凡关系山川、风土、形势,有改作不易者,制度不可阙者,皆悉力为之,处置有法,而民不知劳。”梳理地方史籍归纳，他在姚安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代表性工程是主持修建了连厂桥。在历史上相当长时间里，姚安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和要冲。该路从成都出发，经西昌后进入云南到达姚安，从姚安到祥云云南驿后进入大理，再走向缅甸和印度。而在姚安到云南驿之间的连厂有一条必经大河，地处千山万壑间，是金沙江支流渔泡江上游河段。每逢夏秋时节，洪水暴涨，波高浪急，舟楫难行，造成商贾阻滞，无法前行。还曾多次发生百姓因渡河而被洪水冲没的惨剧。不仅阻障了经济物资交流，也给两岸百姓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不便。李贽在深入了解商情民意基础上，多方筹资，在河上组织修建了一座桥。史载说：“捐资聚石为桥，利行旅通往来”。该桥为双孔砖石拱桥，长30米，宽4.5米，每孔跨径8.6米。初名“连厂桥”。后百姓感念其恩德，将桥名改为“李贽桥”。近500年来该桥屹立不倒，极大方便了两岸往来交流。直到2003年该桥被列为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另建新桥用于车辆和行人通行后才停止使用。据载，他还组织百姓垦荒造田、修渠引水、疏浚河道，推广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等，不断改善百姓生产生活条件。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很多遗迹都未能保留下来。
（李贽桥）
2、开办书院、培养人才。姚安虽然开疆较早，早在汉元封二年（前109年）就纳入中原王朝版图，并在此设县。但由于路途遥远，关山阻隔，内地先进文化在此传播较少。早期也有司马相如、骆宾王、诸葛亮等到过此地，留下少量诗文。但总体看，明以前这里依然还是处于“蛮荒”状态，文事不举、人才缺乏。李贽就利用城南德丰寺创办了三台书院，并亲自讲学，传播先进文化。为姚安培养了陶珽、陶珙等一批享誉全滇的大家。骆问礼撰《续羊枣集》卷之九《李太守好奇》载：“姚安李知府名载贽，号卓吾，善文能书，好讲学。……然廉靖明达，上下爱之。”民国刘念学编《姚安县史地概要》中《学术》一文说：“明代邑中学术，自以陶珽、陶珙兄弟为最。珽受业晋江李卓吾，……珽著有《阆园集》，并纂《续说郛》，极称博洽。”楚雄彝族自治州地方志办公室编《楚雄人物》中也说“珽幼年即有志于学。时值李贽任姚安知府，收徒授业，珽即‘游于李卓吾之门’”。陶珽作为李贽最得意学生，被称为“龙湖高足”，1610年秋考取进士。清代高奣映撰《鸡足山志》载，“初授刑部四川司主事；二任福建司员外郎；三任山西司郎中；四任大名府知府；五任升陇右道副使；再转辽东兵备道；历任未久，改补武昌兵备道。凡七任，皆有声称，以其才高学博，故所施裕如也”。在书法、诗文、史学、佛学等方面的造诣都极高。特别是依照元代陶宗仪《说郛》体例编撰的《续说郛》一书，被收入《四库全书》，对保存古代文献具有较高价值。从创办三台书院传经开始至民国的数百年间，姚安彻底改变了文化落后状况，文脉庚续传承不断、人才辈出。涌现了陶珽、高奣映、由云龙、赵鹤清等一批又一批亨誉全滇的大家，成就了作为“迤西文献名邦”的坚实根基。
（李贽在姚安开办书院的地方——德丰寺）
3、因势利导、开化民智。李贽作为一位无神论者，其本身是不信鬼神的。但当时姚安的情况是全民信佛、信鬼神。广大百姓整日“沐于佛中”、鬼神思想十分盛行。县成内经常发生火灾，各家各户年年烧香磕头，祈求火神保佑，但都无济于事，百姓苦不堪言。李贽知道情况后，心中生疑，便亲自巡视，终于找到原因。主要是本地民房多用木料建造，沿街布局、几十间左右毗连。家中又常年香火不断，一旦起火，火借风势，殃及一街，造成极大损失。但要一时改变百姓认知是不现实的。经过思索，他决定利用百姓信鬼神心理，因势利导。便发出告示说要亲率官员乡绅设坛祭祀火神。百姓闻之，无不为新任知府关心群众疾苦而感动。祭祀当天，李贽焚香，烧纸、扣头后跪在火神牌位前曰:“姚安知府李卓吾拜告火神，连年来，吾姚城内民房被焚、财物遭毁，百姓惶恐……祈求神灵庇护我黎民百姓安居乐业。神明有何示下，敬祈明谕。”。念毕，装俯首侧听样，良久，又拜曰:“神明所示，下官谨记，当训诫百姓遵奉。”说罢，站起身来郑重宣告，火神方才示下，本城百姓多有失检点，以致酿灾，神明有怪罪之意。为此，本府发出告示，望父老乡亲遵守法令，违法者将严办。翌日，遍示:“凡房前屋后堆放柴草的，一律搬走，草垛柴堆必须远离房屋。焚香烧纸祭拜时、人不准随意离开、以示对神尊敬；凡新建房屋者,以砖块垒砌,隔几户就留一通道。房屋密集之地，开塘掘井，蓄好水源、以备救火之用,三五户之间订立合约,遭灾相互救援”。措施实施后，火灾不再发生。渐渐地百姓方才明白，李贽是利用祭祀火神之名教育引导他们。便纷纷倡议建“光明宫”纪念,且把告示刻于墙壁,让后人铭记。工程告竣，受百姓嘱托,他撰写了《光明宫记》，记述建宫原因经过。民国《姚安县志》载:“初，姚民数被火灾，贽为坛祈祷，遂免焉。及建光明宫于城东门外以祭火神。”现该建筑已成姚安的名胜景点之一。
（李贽倡建的“光明宫”——火神庙，近年修缮改造后辟为县党外知识分子联谊活动中心）
4、“恒顺于民”、“至人之治”。李贽任姚安知府期间，面对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各地此起彼伏的少数民族起义，他在分析社会现状、总结历代统治者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后，提出“恒顺于民”、“至人之治”的施政方针，采取“和抚”政策。努力践行“与军与夷、共享太平。”的愿望。极积帮助少数民族改善农田、水利、交通等生产生活条件、为他们传授先进生产技术、提供良种等发展生产，提高生活；允许和鼓励少数民族走出深山，开展各民族间的平等互市贸易；加强与少数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土司头人等上层人物的联系交流，了解他们的愿望诉求。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对少数民族地区治理实行“无为而治”办法，尽量发挥土司头人等上层人物在民族地区内部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民族地区的内部纠纷、矛盾、事务尽量用本民族内约定俗成的习惯在内部处理,不告发就不去理会。禁止各级官吏对少数民族动辄严刑苛法，残酷镇压，无理抓捕甚至屠杀的做法；他反对一味采取军事打击手段镇压少数民族起义，认为应该弄清他们反抗的原委，了解他们诉求，并切解决实际问题，从根本上根除反抗起义的土壤。并积极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之中。1578年，云南巡抚刘维在永昌府（今保山市）召开大理、鹤庆、姚安三府联防会议，布置合力围剿北胜州(今永胜县)少数民族起义的对策。在违抗不能执行不愿的情况下，他采取了消极抵制态度。会后带着下属官吏游览大理鸡足山去了。在鸡足山与和尚和同僚讲经论佛。期间撰写了《念佛答问》、《六度解》、《二十分识》、《四海说》等，这举动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回避。另外，他尊重百姓信仰，顺应民心民意，根据全民信佛、信奉鬼神的实际，还在城北修建了城隍庙。
5、坚守廉洁本性、企盼政治清明吏制清廉。贪腐是封建社会一种普遍顽疾，正所谓“无官不贪、无商不奸”。但李贽在姚安任职期间，却始终坚守廉洁本性。曾自撰一联“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自律自勉。民间常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形容封建官员的贪腐。而同样作为知府的李贽，三年离任时却是“做官无别物”、“囊中仅图书数卷”。他不仅不贪腐，而且还“俸钱常喜赎民劳”，经常用自已的工资俸钱帮助贫苦百姓。他企盼并努力构建一个政治清明、官员不贪、一心为民的清明廉洁吏制。但终因他清廉务实为民的做人和为官之道与当时社会大环境格格不入，不愿与上司、同僚同流合污，被迫于万历八年（1580年）三月离职。新编《姚安县志》说：“口直肠愤，兀傲自放，政见与众不同，故为当时的社会权贵所不容”。李贽虽然离开了姚安，但他清正廉洁、两袖清风的形像却永远留在了姚安人民心中，受到了当时和后世的爱戴和推崇。史料载，他御任离姚时，百姓万民空巷前来挽留和送行。“土民攀卧道间，车不得发”。其弟子陶珽在城东南倡建了“李卓吾先生祠堂”，并撰文记之：“先生真人也！其在姚也，当其时，尽其心；其去姚也，无系恋，无要结。如江河行地，如日月经天。”云南巡按刘维及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辑录各界盛赞其品行的赠诗留文编为《高尚册》，佥都御史顾养谦亲自撰写序言。李元阳也撰诗赞云：“姚安太守古贤豪，倚剑青冥道独高。僧话不嫌参吏牍，俸钱常喜赎民劳。八风空景摇山岳，半夜歌声出海涛。我欲从君问真谛，梅花霜影正萧骚。”
三、李贽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思想的现实价值
在姚安任职的三年，是李贽人生和思想的重要转折期。首先是完成了由“京官”到地方基层官员的身份转变，使他更有机会接触基层劳苦大众，切肤体会到他们的苦难，更加深刻地了解社会现实。其次，在这里是他仕途的终结，经历了由官到民的转变。同时又是新生活的开始。从此，一门心思做学问、著书立说，终成一代杰出思想家；第三是从内地官员转身进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执政。直接管理一个地方，对国家、民族、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等概念有了更深刻理解和体会。这些都无疑对他后续思想的形成是起到很大作用的。纵观李贽在姚安的执政实践，笔者认为他边疆民族地区治理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为民务实的“民本”思想观。李贽作为功利主义思想家的杰出代表、继承了泰州学派王艮百姓日用即道思想。一直身为中下层官吏的他接触普通民众较多、也更了解下层生活状况。百姓生活本就艰苦，遇到灾年更是难以存活。特别是到姚安任知府后，对百姓的疾苦更是有了切肤体会。当时姚安，民国《姚安县志》记载说：“滇南夫役之苦，未有如姚安之甚者。”因此、他认为统治者应该考虑百姓的利益，为人民的利益着想。要有所作为，关注百姓日常生活，重视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衣食住行是人生存的天然需要，是再自然不过的本能追求、应该得到尊重和满足；如果人连生存都是问题，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追求可以谈及。各级官吏的责任就是组织发展生产、解决好百姓生存发展问题，满足人最基本的本能需求。在姚安期间，他组织百姓建桥修路、垦荒造田、疏浚河道、筑沟引水、办学讲经、根除火患、推行清廉吏制等系列施政措施，都无不是在躬身实践着这些思想。作为封建社会官员，李贽“民本”思想的出发点其实还是为巩固统治。但从内涵和实质看，他的这些主张与当下坚持的人民至上等理念还是有许多相通或相近之处的。
2、“因性牖民”的边疆民族地区治理观。李贽认为封建统治者长期沿袭“贵中华、贱夷狄”思想和“君子之治”的方法是错误的，也是行不通的。“君子之治”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这种等级划分导致人与人之间无休止争斗。虽然“有教条之繁，刑法之施，但民事日与多矣”。对像姚安这种“边方杂夷”的边疆民族地区，动辄严刑苛法，残酷镇压，无理抓捕。只会导致民事增多，官逼民反，激起各少数民族人民不断的更大反抗。应该“因性牖民”，实施“恒顺于民”、“至人之治”的施政方针。而“至人之治”则是要“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要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和才能。只有如此，人们才能水乳交融，相安事。才能加强民族间的团结，促进发展。他认为：一个好官吏应该是“至道无为，至治无声，至教无言”。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加以疏导，开通民智。建立“尊尊而亲亲，老老而幼幼，化民成俗，各止其所……岁时朔望，积羡盈资，以兴义举，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理想社会。这些政治主张在他给知州罗琪所写的《论政篇》(为罗姚州而作)一文中就有体现。文云:“……盖予常闻于有道者，而深有感于因性牖民之说焉。夫道者，路也，不止一途，性者，心所生也，亦非止一种已也。有任于士者，乃以身之所经历者，而欲人之同往;以已之所种艺者，而欲人之同灌溉，是以有方之治而驭无方之民也，不亦昧于礼欤?且夫君子之治，本诸身者也;至人之治，因乎人者也。本诸身者取必于己，因乎人者恒顺于民。其治效固已异矣。夫人之与已不相若也。有诸已矣而望人之同;有无诸已矣而望人之同。无此，其心非不恕也。然此乃一身之有无也，而非通于天下之有无也。而欲为一切有无之法以整齐之，惑也。于是有条教之繁，有刑法之施，而民日以多事矣。其智而贤者，相率而归吾之教;而愚不肖，则远矣。于是有旌别淑慝之令，而君子小人从此分矣。岂非别白太甚而导之使争乎?至人则不然，因其政不易其俗，顺其性不拂其能。闻见熟矣，不欲求知新于耳目，恐其未寤而惊也;动止安矣，不欲重之以桎梏，恐其縶而颠且仆也。今予之治郡也，取善太恕，而疾恶也过严。夫取善太恕似矣，而疾人之恶，安知己之无恶乎?其于反身之治且未之能也，况望其能因性以牖民乎?……”李贽认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其自身的特点和实际，要“因性牖民”，无为而治。坚持各民族平等，一视同仁。要顺应民心民情，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信仰。民族地区很多事务和矛盾都可以利用其内部约定俗成的习惯处理，不必每一件事都用法律制裁。只要没有人告发，便可装聋作哑，何必去追究。他反对一味采取军事打击手段镇压少数民族起义，认为应该弄清他们反抗的原委，了解他们的诉求，并切实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从根本上根除反抗起义的土壤。这些思想从他对少数民族的态度上就能感受到。土主是姚安地区彝族百姓崇拜的一个重要神。在彝民的心目中，神界里的土主是分管一方人家家运的有实权的神。当地彝民修建土主庙后，为顺应民俗，作为一方知府的李贽特为他们撰写了《重修瓦仓营土主庙碑记》一文。文曰:“居民于嘉靖乙卵重修，告完，熔铸土主一尊，龙王，水草，五谷众神。……余惟醯首罗，佛教正神，滇省远在万里，然在处处崇信是神者众，非淫祀也。是神感应，如水印月，不择长江细流，普摄大千，是乡香火崇祀宜尔也。”对少数民族修建土主庙，他并不以愚昧视之。而是亲自撰写碑记解释说:“非淫祀也。”同时又进一步说明:“是神感应，如水印月，不择长江细流，普摄大千，是乡香火崇祀宜尔也。”真可谓是用心良苦，难能可贵矣。这些民族观和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态度做法在当时无疑是十分超前的。就是在今天看来也仍具有相当的现实价值。
3、伸张女权、反对重男轻女的男女平等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等封建思想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时至今日，在一些边远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重男轻女的思想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但李贽却坚决反对重男轻女，他伸张女权，主张男女平等。在《焚书·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书》中说:“不可止以妇人之见为见短也。故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设使女人其身而男子其见，乐闻正论而知俗语之不足听，乐学出世而知浮世之不足恋，则恐当世男子视之，皆当羞愧流汗，不敢出声矣。”任姚安知府期间，他重视教育，尤其是女教。在他所创办的三台书院招收学生中，不分男女。每日亲自给学生们讲经授义。招收女子，伸张女权，坚持男女平等，让女学生与男子同等入学受教，这在当时地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姚安可以说是一件惊世赅俗、石破惊天的大事。从李贽开始，开启了姚安女子受教育学习的先河。
4、坚持国家统一和维护民族团结的国家民族观。李贽认为国家必须统一，各民族应该团结，反对外来侵略。据资料记载，早在青年时期还在家乡时，他就曾参加过抗击倭寇入侵的斗争。到姚安任职后，结合姚安地处边疆、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土司头人等上层人士在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的具体实际，他认为对民族上层人士要以礼相待，竭以至诚。主张维护土官流官并举制度，保证好土司、头人的既得利益，发挥好他们在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安定中的作用。明万历中期，缅甸贵族侵犯云南边境，蚕食我国领土。姚安土知府同知高金宸率军队参与抗击有功，朝廷赐四品服。李贽写了《贺世袭高金宸膺奖序》向其祝贺。文云:“予尝诏高子曰:“我国家统一寰宇，泽流区内，威制六合。不务广地而地自广。盖秦皇所不能臣，汉武所不能服者，悉入版图矣。……又念其先世曾有功德于民，而吾兵初不血刃也。……将与我国家相终始，无有穷时，其何幸如之。……予既直书奖语，悬之高门，以为高氏光宠矣。因同官之请，又仍次前语以贺之。其尚知恩报恩，以勿弃余言，勿负于我国家也。”告诫他，国家的统一寰宇是从秦、汉以来就形成的版图。作为少数民族土司的高氏家族，在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次又在抗击外敌入侵中有功。但不能“恃功而骄”，要“勿负于我国家也。”
5、政治清明、吏制廉洁的清廉政治观。李贽作为明末一位“清节凛凛”的进步官员,结合自身多年官场体验,在其著作中提出过许多有关治政为官、廉洁修身的廉政思想。在姚安期间的情况看，虽然单独记载其廉政思想的文字不多，仅民国《姚安县志》中有居官素以“法令清简，不言而治”；“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自治清苦，为政举大体”等数语。但从他的施政措施、后人肯定评价记述，佐之以当地民间文学作品《悬鱼示众》、《无视纲常》、《一庭明月》等，完全可以看出他治政为官、廉洁修身的廉政思想。他认为政治黑暗、吏制腐败是造成社会动荡的罪恶根源。特别是像姚安这样地处边陲，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本来就贫困，已苦不堪言。如果再加上政治黑暗、吏制腐败，老百姓就真的无法活了。他主张明德亲民政治。认为政治要清明，为官者一定要有官德、有修养；亲民务实，积极为百姓做好事解难事；法令要简洁、管用、利于落实执行；办事情处理公务要删繁就简、反对繁文缛节，浪费民力物力。他期望构建清廉吏制，各级官吏都应该清廉为政，反对贪污腐败、盘剥和鱼肉百姓。可以说，李贽在姚安三年多的知府生涯里，他都始终践行着自已的这些理想。
结语
李贽作为我国十六世纪著名的思想家，他反对封建专制统治，一生崇尚民主自由平等。被贬外放云南姚安任知府后，他从当地具体实际出发，极积组织发动百姓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产改善民生；因地制宜，“因性牖民”处理民事、推进民族团结；开办书院传播先进文化，坚持男女平等、将女生纳入同等招生；躬身垂范，推行清明政治和清廉吏制等。他的这些闪耀着超越时代、跨越时空的思想和实践光辉！与当下我们所坚持的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等理念；实行的各民族平等团结、男女平等政策以及强力推进的反腐败斗争等是有许多相通或者相近之处，是很有现实价值和意义的，也是值得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参考借鉴的。
参考文献：
1. 民国《姚安县志》。由云龙。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11月重版。
2. 李贽的民族观浅识》。戴国斌。《楚州今古》1996年2期。
3.《李贽与骆问礼在姚安的矛盾与相知》。张海平。《楚雄社科论坛》2014年9期。
4.《李贽思想与“姚嶲学派”的崛起》。朱和双、曹晓宏。姚安县文化馆门户网站。
5.《楚雄人物》。楚雄州地方志办公室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
注：本文原载福建省泉州市社科联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李贽思想的当代价值》一书。
作者简介：戴国斌，男，倮倮颇彝族，中共党员。姚安地方历史和彝族文化学者、诗人。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生人。曾当过教师、记者、行政领导、刊物主编等职，现任四级调研员。参加工作数十年间，已有2000余件新闻、信息类作品在省、州、县各级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刊播;有100余篇各种题材论文刊发于各地的各级各类报刊和杂志。其中: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方面20余篇;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方面40余篇;民族文化研究方面20余篇;文化旅游开发研究方面30余篇。地方区域经济研究、党的建设及其它题材方面30余篇。有60余件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作品零星刊发于地方各级刊物和书籍。曾完成过《云南省情·姚安篇》、楚雄彝族自治州及各县市在香港《大公报》开展专版宣传的“姚安县专版”和《中国广播电视总汇》姚安县相关内容条目的撰稿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