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彝族传统农耕对森林的利用程度较高,主要表现在刀耕火种、积肥及病虫害防治、物候历、农具等方面。彝族在利用森林资源开展农耕的过程中总结了大量具有科学性的经验和智慧,可视为森林应用技术。这些技术中包含着保护森林的生态观念,如用之有度、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按时而作、按需用材等,可归结为林耕共生观念,其本质是林人共生观念,正是这样的生态观念促使彝族传统农耕长期存在和发展。
关键词:传统农耕;森林应用技术;生态观念;林人共生
彝族有俗语曰:“彝族房子是木,牲畜圈也是木,漆器用具也是木,喂养牲畜槽也是木”,因木取之于林,可见彝族与森林的关系十分密切。农牧兼营的生产模式在彝族中普遍流行,畜牧业直接依赖于森林,而农耕也直接或间接地对森林有较强的依赖性。鉴于农耕与森林的密切关系,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非常有必要。有学者从总体上论述农耕时期森林文化的特征,认为农耕时期有11种森林文化特征[1];从刀耕火种的视角洞察森林与农耕的关系,认为刀耕火种民族农业资源的核心不是土地而是森林[2];也有学者论述了布朗族的森林农耕方式,认为这种森林农耕方式与森林观相适应[3]。但将农耕与森林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不多且各有侧重,未能对传统农耕中的森林应用技术和生态观念进行剖析,缺乏把森林应用技术和生态观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山地民族的农耕对森林的应用和依赖较为突出,在利用森林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套适应山地环境的技术体系,其间蕴含着深厚的生态观念,其中彝族较具典型意义。
1 基于森林的刀耕火种及生态循环
刀耕火种往往是在砍伐森林或灌木的基础上进行的。对刀耕火种最简洁的阐述就是“今岁烧荒,明年始可种荞,所谓火种也”、“森林砍荞地,箐沟砍麻地” 、“杂草烧成灰,密林开成地”,这也道出了森林在刀耕火种中的重要意义[4-5]。刀耕火种的“刀”、“火”是耕种过程中的重要工具和工序,其操作对象都针对森林,以刀砍伐森林,用火焚烧砍伐后干枯的植物。刀耕火种在彝族地区延续了较长时间并未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体现出刀耕火种与山地环境的耦合关系。这主要得益于彝族在耕作过程中总结出一套休耕轮歇及防止山火蔓延的生态保护措施,于是刀耕火种得以循环往复。
1.1 以弃耕、轮歇等方式恢复土壤肥力
长时间耕种势必耗用大量肥力,甚或带来严重的水土流失、生态灾变,而弃耕制对肥力恢复具有明显效果。彝族人明白连续耕种会造成产量下降的道理:“瘦地适合种甜荞,甜荞只能种三季,连种三季后,枝叶虽茂盛,不结荞籽了”,所以种三季后通常弃耕,为植被恢复提供条件[6]。弃耕后草木逐渐恢复,多年后可再次火耕。“不砍火地树木三年就成林,箐鸡在树林中叫,野鸡在平地上叫”生动地讲述了弃耕之后植被恢复的状况[5]。弃耕一段时间后植被得到恢复,动物相应出现,于是一个小型生态系统随之恢复。轮歇耕种俗称“息田法”:“例如甲罗农有田三块:一块今年种麦,明年即荒,后年种荞;一块今年种荞,明年即荒,后年种麦;一块今年荒,明年种荞,后年又荒。凡此种种法多与火田法并行。又多行于高山地力不足、肥料有限之荞田中”[7]。南华县的沙村也有类似“息田法”的耕作方式:“四五块荒地轮流休闲和利用,一块地段只利用一次后就让它休闲三年至五年,待地面长满小树丛和野草后,再为利用”[8]。此法主要用于离家较远的高山之地,在荒芜期间长出杂草,然后用火烧之可起到肥田效果,另外在休耕期肥力因无作物消耗而有一定恢复。弃耕及轮歇耕种保证了土地资源的肥力,其间包含可持续发展思想及循环利用资源的智慧。
1.2 采取防护措施规避刀耕火种引发山火
火被认为是森林的天敌,媒体上时有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地因刀耕火种而引发森林火灾的报道,于是刀耕火种给人的直觉是放火烧山必将引发森林火灾、造成大面积森林的毁坏。但在彝族农耕实践中刀耕火种并非与森林火灾划等号,因为彝族有两条关键的防止烧火地引发森林火灾的措施:其一,在烧火地之前,在周围刮拨开1米多宽的草叶,形成一道火势蔓延的隔离带;其二,“烧地来守火,风推人进火,火烧人身体,你见不见人心”,在烧火地过程中有人守候,可有效防止森林火灾的发生[5]。
2 利用森林资源积肥及病虫害防治
2.1 利用森林资源积肥
2.1.1收集杂草、树叶做圈肥材料
圈肥通常用于离家较近、不间断耕种的田地,割杂草和收集落叶置于厩舍积肥,既可提供给牲口舒适的环境,又可为田地提供有机农家肥。冬季大规模储积圈肥,集中在冬季积肥是综合考虑季节因素及时间条件而得出的最佳选择:冬季农活少,为积肥提供了时间保证;冬季落叶堆积,为积肥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冬季的落叶及枯草水分含量低,加之旱季道路干爽易于行走,为积肥的运输提供极大的便利。
2.1.2直接到山林里刮取植物的腐殖质或砍割树叶做肥料
树木花草的枯枝落叶可直接入肥。彝族歌谣《祭树神》道:“树神是两个,守生莫另移……叶落同草枯,你使土地肥,地肥瓜果鲜,地肥山花艳”,落叶枯草具有较好的肥地功效,置于地中能增强土壤肥力,促进庄稼成长[5]。割蕨芨做肥料是凉山彝族常见的积肥方法,农奴劳动中包括有割蕨芨草,雷波县西谷溪乡罗补其日家每年需要2个割蕨芨草工、银子曲比家每年需要1个割蕨芨草工[9]。利用枯枝落叶的腐殖质做肥料,将深山老林中多年积蓄的腐败的枯枝落叶和肥土运到地中做肥料。在山箐边开荒种地有腐殖质较多的优势,作物长势较好:“山箐边上开垦荞地,荞棵枝丫发的茂盛,今年的荞子要丰收了”[5]。
2.1.3用草木灰做肥料
七月正是草木茂盛的时节,此时砍下的草木可为来年焚烧提供更多的肥料,春天草木干透易于焚烧,焚烧后为作物提供肥料,草木旺盛的地方土壤肥沃,为庄稼生长提供有机肥料。烧地既可肥地又可消灭地中的病虫害,长出的禾苗壮实,结出的果实颗粒饱满。割杂草晒干烧成草木灰做肥料,如阿细人撒扎把灰(撒扎把灰,即把草把烧成的灰撒在地里入肥)在地里做肥料:“扎把烧好了,要撒扎把灰了,撒扎把灰的时候,你在我面前撒,我在你旁边撒。灰已经撒过了,要撒种子了”[10]。草木灰在种荞、种油菜方面较为实用,甘洛县腴田乡彝族种油菜只施草木灰肥,产量可达525~600 kg/hm2[9]。每年春播前,村民到山上砍叶子茂盛的树枝堆到地里,等树枝干了,在上面压上土块慢慢焚烧,烧后的草木灰及熏黑的土块都增加了土壤的肥力。把土地休耕期长出的杂草、灌木晒干后收拢成堆,放火焚烧,播种前将草木灰撒入土中,为土地提供肥力。
2.1.4因地制宜耕种作物以节省肥料
因地制宜耕种作物是节约肥料的大好方法。植被的生长类型与土质密切相关,不同作物对土质的适应情况存在差异。彝族善于根据植被类型来确定种植相应的作物,“长毛草处可栽稻,生桐树处种玉米”是因地制宜种庄稼的典型例证,长毛草、生桐树的地方土质都很肥沃,毛草通常生长在低洼多水处,桐树则生长在向阳坡地,而且桐树有怕水淹的特性,因此茅草生长的地方适合种水稻,桐树生长的地方正符合玉米的生长条件[11]。讲求作物品种与地理环境相适应,正如《彝族打歌调》中所唱的那样:“瓜种在哪里?瓜种在森林旁。竹栽在哪里?竹栽在坝区,坝区栽竹竹不旺,山头种瓜瓜不良,只好换地来栽种。哪里种了瓜?坝区种了瓜,瓜藤如缆绳,瓜叶似簸笑,瓜花似繁星,瓜果如木盆。哪里栽了竹?森林里栽竹,竹梢高触天”[12]。因地制宜,根据地理状况种植适当的品种更能获得好收成。荞的种植方式主要是刀耕火种,正所谓“半坡林,一把火,烧荞地”[5]。刀耕火种地较宜种荞,原因在于火烧之后的灰烬能为荞麦生长提供足够的磷钾肥料,且烧过的地土质疏松,易于荞麦扎根生长。彝族有一套相对成熟的刀耕火种种荞方法:“荞麦下种之区,原为林木丛生之地,用火烧之使成灰烬,然后应用牛犁,土地松散,即可下种。……数年之后,土地贫瘠,因弃旧地,别烧山坡林木,以作新种麦园,这种农作系原始农业方式,亦即志书上所记载的火耕之法”[13]。“水冬瓜树下犁荞地,砍下水冬瓜树枝烧荞地,松树底下撒甜荞,松树砍来烧荞地,荞子长得好,颗颗象葡萄。”指出采用刀耕火种之法种荞能取得较好的收成[14]。刀耕火种法种出的荞颗粒饱、品质高。刀耕火种地种荞是彝族充分利用土壤性质因地制宜而取得的成效,从中反映出因地制宜的生态智慧。
2.2 利用森林资源进行病虫害防治
庄稼成长除了需要足够的肥料之外,还需进行病虫害防治。彝族采用植物枝叶、灶灰或草木灰防治病虫害。用树叶去除病虫害,例如以野桑和麻柳树叶放到水田中祛除秧苗病害。毕节地区彝族采用的土农药十分广泛,其中有大量森林植物,如麻柳叶、马桑叶、白杨皮、核桃皮、苦楝子、草乌头、苦参根、羊藤蒿、野棉花、断肠草、独角莲、黄花、桐油等。隆林县德峨彝族播种时拌上灶灰,对红蚂蚁、蛀心虫能起到一定的遏制效果。将草木灰撒在发生病虫害的农作物上能起到消毒、灭虫功效。这些传统的防治病虫害方法不会对土壤、空气造成污染,更无需担心农药残留造成危害。传统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具有较强的科学性,有科学研究证明,麻柳叶和马桑叶在防治水稻病虫害方面有一定效果:“如能在水稻移栽前,针对上年的‘虫涝’田普遍用麻柳叶或马桑叶压青,杀死越冬幼虫,移栽后再及早管理,发现有虫,及时防治,定可取得满意效果”[15]。经比对10种植物提取物对稻田福寿螺的毒杀活性,可知马桑叶的毒杀活性最强[16]。麻柳叶的杀虫成分主要为柳酸,将其与小麦种分层铺放具有保护小麦种的效果[17]。
3 物候历参照下的按时而作
3.1 观林知时节的物候历
物候历是人们观察自然景物变化而积淀的经验性知识,彝族物候历多以动植物为参照对象,因此可称为观林知时节的物候历。农业生产季节性较强,按时耕作是获得丰收的前提,彝族依照花草树木、鸟叫虫鸣的变化判断时令,总结出一套对农耕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的物候历。远古时期,彝族先民观察树木开花结果而定季节:“呗博耿奢哲从树木的开花结果,去观察季节推移,看年月由旧换新,分辨大约小月;又看年界和春、夏、秋、冬四季的司主”[18]。观察树木发芽的情况来判断节令:“年早和年迟,察看树发芽”[19]。《地生经》中说到东、南、西、北四帝分别管72天,景象各不相同,东方“林木青秀,林花鲜红”、南方“林木繁茂,林丛丰满”、西方“金晃晃的禾粒成熟了”、北方“林木冻僵了,林草枯萎了”[18]。东、南、西、北的景象与四季景色相吻合,其间蕴含着彝族早期的物候历意识,而除西方的标志性景象是“禾谷成熟”(典型的秋季景象)外,其它均以树木在春、夏、冬三个季节的显著变化为标志,从彝族有物候历意识开始,就以树木的荣枯为标志性参照。十八月历是较为成熟的物候历,其中有很多内容与森林息息相关,如鸟鸣月、萌芽月、开花月、结果月、虫出月、雨水月、生草月、鸟窝月、虫鸣月、无虫月、草枯月、叶落月等,以森林物象判定月份是十八月历的显著特征。十八月历中彝族把森林物象与月份相对应,长期观察森林的结果在确定历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3.2 通过物候变化判断季节流转
彝族通过自然景物、动植物变化来判断季节流转。因春夏秋冬的物象差异性较大,于是自然景物成为常见的区分季节的标志。尼苏泼殡葬祭辞中有物候历的记载:“到了春三月,日月如山火,光照大地上,大地花争艳,大地鸟争鸣,一片生机景。春日走了后,到了夏三月,日月如同水,光照大地上,大地树木盛,大地潮湿湿。夏日走了后,到了秋三月,日月如同露,光照大地上,稼禾穗负露。秋日过去后,到了冬三月,日月如雪霜,光照大地上,树木披雪霜,照不化雪霜,树木叶冻僵,花草冻枯死”[20]。通过花争艳、树木盛、穗负露、树木披雪霜等春、夏、秋、冬的典型物候特征来区分四季,这种观物候变化来判断四季的方式是典型的物候历。又如蒙自彝族称春、夏、秋、冬分别为“能、些、除、笮”,意为“萌芽、茂盛、成熟、枯萎”。部分动物在相应的季节有明显的特征,动物特征成为区分季节变化的另一种方式。《梅葛》中以动物活动来区分四季:“怎样分四季?河边杨柳发芽了,大山梁子松树上,布谷鸟儿声声叫,大山大箐里,李桂秧叫起来了,春季就到了。河边水田里,蛤蟆叫三声,大山水箐里,青蛙叫三声,夏季就到了。山上山下知了叫,秋季就到了。天心雁鹅飞,飞飞地上歇,雁鹅叫三声,冬季就到了”[14]。另外通常以布谷鸟鸣叫作为春天的标志,以蝉鸣作为夏天的标志,如谚语所说:“布谷叫三月,树叶挂六月,蝉子鸣七月”[21]。
3.3 物候历对农业生产的指导意义
物候历是以自然界中生物和非生物的典型特征为参照的历法,对农事生产具有科学的指导意义,物候历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为农耕生产提供节令依据。彝族先民以物候历为参照开展农业生产:“哎君不知年,就看纪年树;哺王不知月,就看纪月石。一切为耕种,是摩史说的”[22]。在以物候历为参照的情况下,一年的农业生产便顺时开展:“算年月日的有了,四季也分出来了,从此大地上,好盘庄稼了”[14]。观察物候来开展农业生产在《生产歌》中体现得愈发明显:“什么是正月的伴?马缨花是正月的伴。什么是正月的粮?洋芋是正月的粮。马缨花引来什么伴?马缨花引来米贵阳。米贵阳(一种鸟类)天天叫,叫出火麻绿汪汪,叫出荞子黄满山,叫出人人生产忙”[23]。歌谣以很亲切的语调唱出了各时段不同的典型物候,并与生产事项适时对应,正月马缨花开了,这是种洋芋的好季节,米贵阳鸟叫的时候,夏天即将来临,正是收荞子和栽秧的季节,因此“人人生产忙”。凉山彝族总结出一套根据树木发芽、开花、结果等变化来确定农时的历法,如桤木树发芽至嫩叶能包住一粒种子时就该种荞了,刺诺树果实成熟是种玉米的时令,人们通过观察树木的生长情况来确定农时,这是彝族充分利用森林物象的结果。以树木的开花、花谢、结果、叶枯作为春夏秋冬的参照系,观察树木的变化来开展耕牧活动,物候历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作用,“耕牧的时间,人们不知道。树木开花时,就叫春三月。树木花谢了,就叫夏三月。树果成熟了,就叫秋三月。树叶枯萎了,就叫冬三月”[22]。布谷鸟被彝族认为是专管雨水和气候的神鸟,春耕以布谷鸟的叫声为信号:“春天来到了,阿鸡谷(布谷鸟)叫了:‘种谷!种谷!松土!松土!’阿鸡谷叫了,人们高兴了。可以栽荞子了,可以种燕麦了”[5]。彝族听布谷鸟的叫声来安排农业生产是物候历的表现形式之一。布谷鸟鸣叫是彝族春耕最常用的参照标准,“布谷鸟一年来一次,是来催人播种”、“产荞的高寒山区,布谷不到不种荞”都说明以布谷为参照开展春耕事项[21]。因布谷鸟能带来春耕的参照信息,所以彝族有不能打布谷鸟的禁忌。物候错乱则会带来生产的严重损失:“不到季节,雪雨交加,五谷不成熟”[24]。季节性特征不突出的动植物不能做为物候历的参照系:“花草别信水草花,水草花开不准时;花木莫信大杜鹃,大杜鹃开放不准时;鸟类莫听斑鸠鸣”[21]。以森林中的草木、鸟兽为参照的物候历能确保不误农时,进而保证了作物的产量,物候历在农业中的运用实际上是对森林变化与作物习性相结合的技术形式。
4 竹木农具的耐用性诉求
彝族很早就有利用森林资源为人类服务的意识,并不断探索,开天辟地传说中有“用松毛做针” 补天的说法,剥离其中的传奇色彩,可看到彝族充分利用植物为人类服务的智慧[14]。彝族善于就地取材来制作耕作工具:“在树木的周围,听说是什么?听说有犁头。在蒿枝的周围,听说有什么?听说有鞭子。在葛藤的周围,听说有什么?听说有耕索。”诗中道出了用树木做犁、以蒿枝做赶牛的鞭子、以葛藤做牵引的耕索[25]。
农具制作过程中,为增强农具的耐用性,不仅需对选材进行考究,同时也应根据农具的功能需要及部件而选用合适的材料,这其间蕴含着较高的技术含量。耕种工具用木料做成,在撒尼人《密枝节仪式歌》中有一段寻找木材做犁的唱词:“犁地需木犁,蒿罗(神山)山阱处,斯凯(树木名)做犁底;蒿罗山坡上,邦蚩(树木名)做犁把;蒿罗山顶上,欣梧(树木名)做犁辕;十二山林中,佩赛(树木名)做横担”,其中讲述了撒尼人到神山中挑选树木做犁的经过,这是彝族制犁史的口述见证,选用不同木材做犁的部件反映出对材料的考究[26]。做犁材料的外形要与用途相符合:“弯木头做不成牛杠,直木头做不成犁架”,牛杠要用直木头,犁架则用弯木头[27]。根据木材的生长环境及用途来选择适当的用材:“阳坡杉松树,杉松做耙方。箐头青栎树,青栎做耙齿”,耙方用向阳坡上的杉松制作,耙齿用箐头的青栎树制作[28]。总体看来,向阳坡上的杉松和箐头的青栎树都是优质的木料;具体到部件,杉松因不易开裂适合做耙方,青栎树硬度强、耐磨性佳适宜做耙齿。用于驮运的鞍具主要用木材做成:“鸡树板做鞍头,青菜皮树做鞍板,橡子做架子,树皮做架缰,枫树做楸珠,枫树做楸网,棕皮做硬褡”,常用的鞍具不一定用到那么多种木材,但从中可看出彝族鞍具用材的讲究。制作器具的木质比较讲究,例如做刀壳选香樟木最佳“墙上挂着刀壳,香樟木的最难找”;杉木在凉山彝族中应用广泛,被视为木材中的上乘:“杉是万树之尖,铧是犁头的嘴”,杉木常用作建房材料,青杠、松和其他杂树主要用作烧柴[5,27]。要使器具耐用,木料的坚硬度是重要因素,把握住砍树的时节非常关键,砍树的最佳时间在农历十、十一、十二月,立春后至中秋前这段时间最好不要砍伐树木,因为此时段砍伐的树木含水多,坚硬度不够好。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彝族的传统农耕依附于森林,肥料、病虫害防治、物候、农具等都取自于森林或与森林密切相关,彝族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开展农耕生产,其间具有极强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刀耕火种及积肥施肥技术解决了农耕中的肥料问题,病虫害防治解决了病虫害的问题,物候历解决了按时而作的问题,竹木农具解决了生产工具的问题,森林对彝族传统农耕具有决定意义。彝族农耕的森林应用技术中包含着用之有度、就地取材、因地制宜、按时而作、按需用材的生态观念。用之有度体现在刀耕火种方面,植被在弃耕、轮歇耕种中得以恢复,土壤肥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恢复,短期弃耕、轮歇耕种促使土地循环利用,植被与农耕交替运行,使土地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森林为农耕提供了大量肥源及防病虫害的原料,体现了彝族就地取材的农耕智慧,并按照土质情况耕种适宜的作物,反映出因地制宜的农耕理念,有机肥及土法农药的应用保证了土壤的肥力及土质的稳定性。观察森林中动植物变化来确定农耕时令,以确保不误农时、按时而作,为农业丰收提供了保障,依照物候历开展农事生产,因不误农时而确保了产量,可避免低产量或绝收造成无度开垦而带来耕地面积的扩大。制作农具讲求按需取材,在材质最优的时节采伐,适当及上好的材质能使农具的使用年限更为长久,对材料质地的追求延长了使用年限而有利于保护森林。
在彝族传统农耕森林应用技术中体现出林耕共存的生态观念,这种观念的深层内涵是林人共生。有了森林彝族农耕才得以顺利开展,农耕成果是彝族的重要生存来源,森林对农耕的益处除了肥料、农药等直接获取物外,还有减免旱灾、风灾、冰雹、病虫害等多种益处,森林、农耕、人构成递进制约关系,对于居住在山区的彝族而言,这样的制约关系尤为突出。彝族传统农耕得以长期维持的关键在于森林的存在,而彝族农耕中含有许多有利于恢复和保护森林的因素,刀耕火种有利于森林的恢复,因地制宜、按时而作保证了土地的收成而避免了开垦更多土地造成对森林的破坏,有机肥及土法农药的应用不会造成土壤破坏而保持了土地长期使用,优质农具避免了因频繁制作农具而带来的森林破坏。实质上彝族农耕的森林应用技术中包含着保护森林的观念,森林的稳定存在致使彝族传统农耕得以长期为继。
5.2 讨论
彝族传统农耕对森林有极大的依赖性,在森林遭到严重破坏时,与森林相关联的农耕体系受到冲击。部分彝族地区因森林破坏导致环境恶化,进而出现区域性贫困较为严重的现象,这种由生态环境恶化而导致的贫困被称为生态贫困[29]。依附于森林的农耕会因森林破坏受到严重影响,森林的破坏使有机肥源衰退,因土地贫瘠而影响到土地的收成;森林破坏还致使生态环境恶化、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加,造成粮食产量降低甚至绝收。当森林遭到破坏时,农业生产会受到严重影响,其它与森林密切相关的诸如畜牧、狩猎、采集等生计方式也因之压缩甚或消失,于是因生态恶化出现连片贫困。由是观之,治理生态贫困的关键在于恢复生态,恢复生态的重点在于建设具有生物多样性的森林。在森林建设、生态恢复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到森林对农业、生态以及人类的重要意义,在林人共生观念的主导下森林建设才能取得更大成效,进而促进生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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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荣昆(1980-),男,云南富源人,博士,副教授,从事环境史、民族生态文化方面的研究,(电话)18886044837,(E-mail)liurongkun167@163.com。
原载:《林业经济问题》2017年6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