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凉山彝族的高额“彩礼”（即身价钱）近几年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而过去凉山彝族的身价钱并非是如今的“天价”。在高额身价钱的背后，其根本的文化逻辑是来源于凉山彝族长期以来的家支体系与现代性经济概念的流入。本文以峨边彝族自治县为例，探讨人类学视角下小凉山彝族婚嫁聘金自民主改革以来的变迁。
关键词：人类学视角；彝族；婚嫁聘金；变迁
亲属制度是人类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作为亲属制度缔结的一大板块，婚恋的研究十分重要，因为婚姻是缔结亲属关系的根基。在凉山彝族社会的婚姻缔结中，“彩礼”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凉山彝族社会，一方面，地处于彝汉交界的阈限地区，例如小凉山的峨边、马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前的彝汉交流中已受到他者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主体部分在六十年代之前还较为封闭，自现代性流入后，对凉山彝族社会固有的文化观念和社会形态造成了冲击。在多种文化的互相交融下，呈现出当下凉山彝族的“彩礼”文化体系。同时，“高额彩礼”和“因为婚姻而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等这样的字眼成了凉山彝族婚恋观研究成果搜索中的高频词汇。
婚姻制度在任何社会中都是衡量文明与进步的标尺。它通过文化习俗和法律规定反应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1]。峨边彝族自治县，作为彝汉交接地带，相比起凉山彝族主体地区来说，有其特殊性，其社会制度既有早期的彝汉文化交汇融合，又受其后期现代性流入的影响。因此，“彩礼”体系也颇有特色，既有世界体系中现代性的一面，也有彝族本身固有的社会制度与汉族文化交融的一面。彝族婚姻制度本身的特点有三个，即家支外婚、民族内婚和等级内婚[2]。民族内婚强化了彝族内部的凝聚与整合，从而弱化了族际交往。等级内婚巩固和加强了上层群体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同时也抑制了底层流动。但是，在彝汉交流与民主改革、市场经济和婚姻法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因素下，民主内婚和等级内婚实际上已经出现松动。在这一条件下，妇女的自我解放意识逐步诞生，并壮大[3]。
彩礼作为维系彝族婚姻稳定的一大机制，如今形式和内涵都产生了改变。因其婚姻制度的特点，“彩礼”这一纽带在婚姻缔结中受到了重视。“彩礼”的变迁也折射了凉山彝族婚姻文化观念的变迁。
一、文献与研究回顾
马鑫在《公共管理视域下四川凉山彝族妇女“乌然者”（身价钱）高的现象研究》此期刊中指出随着经济发展，凉山彝族身价钱变高，让“卖女儿”式的婚姻成为严重问题，他认为这是受婚姻习俗，重男轻女封建思想以及彝族根深蒂固的认为身价钱该存在的原因。并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尊重彝族风俗更新婚姻习俗，同时发展凉山彝族地区经济，缩小地区贫富差距。吉古五呷在《家支文化背景下凉山彝族婚姻中的者果》一文中梳理了家支在者果协商制、支付过程中的作用，它对身价彩礼的来龙去脉做了一个深度分析，最后集中研究了身价彩礼对凉山彝族社会的积极和消极不同的影响。冯敏在《凉山彝族婚姻中的身价钱问题研究》里面认为身价钱是买卖婚的重要标志，并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从历史到现在的分析，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沙马阿青在《凉山彝族婚俗中聘金的变迁》一文写道凉山彝族传统婚姻中的聘金本是一种加强人际关系的媒介，但是聘金在一定的环境中被异化，形成了一种不良风气，成为了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包袱，所以要”移风易俗“。阿苏克的莫《彝族婚俗中高额”乌让遮“》一文从彝族传统文化的视野阐述彝族婚俗中的婚嫁钱飙升的现状，并对其影响提出了相关建议，她认为必须因势利导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由上所述，我们可知彝族的婚姻制度已经发生了许多的变化，伴随其婚姻制度的彝族彩礼发生了许多的变化。
二、峨边彝族婚姻中的“彩礼”
峨边彝族自治县，作为彝族小凉山区与汉族地区的交接地带，其婚姻体制在长期变迁中，既保留了彝族婚姻中以家支、父权和夫权为主导的彝族特色，其婚姻形式与内容又受到了汉族文化的影响[4]。同时，现代性的流入又使其文化逻辑产生了变化。首先在此我们需要阐述两个概念。对于“彩礼”这一概念在彝族婚姻中指代“身价钱”，作者认为并不适用，原因在于“彩礼”一词来源于汉文化概念，这一概念套用到彝族文化逻辑中并不能很好的理解其文化，甚至于产生误读，所以对于所谓的彝族“彩礼”在彝族文化中的体现，转译为汉语应是“身价钱”。汉文化中的彩礼通常是指男女双方结婚前送给双方的聘金或礼金，而彝族文化逻辑中的身价钱并不只是单纯的礼金，其中还包含了“叔叔钱”、“舅舅钱”分配等一系列文化逻辑[5]。
峨边彝族婚姻中的“身价钱”，在当今互联网妖魔化的误读中，变成了一种落后的象征。而这作为文化逻辑本身，存在一些误读。同时究其根源，在峨边彝族历史中，身价钱自身也因文化的再生产而发生了改变，从而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其自身文化的再生产使“身价钱”的文化内涵产生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一）、二十世纪以来，由于现代性的经济概念流入使得峨边彝族女性以改善经济条件为求偶的动力。（二）、峨边彝族固有的传统依然潜移默化的使峨边彝族认同传统潜规则。（三）、依然认为传宗接代為女性的责任。（四）、峨边彝族依然固守以承担家庭主要责任的男性为主导的家庭观。在这四个原因的交融下，峨边彝族“身价钱”的文化内涵呈现出一种既有现代性经济概念、又有过去大传统下约定俗成且二者互相交融的文化范式。
三、峨边彝族婚姻中“彩礼”的变迁
峨边彝族的婚嫁中的身价钱，开始并不是如今这般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彩礼也水涨船高。如今，峨边彝族的婚嫁彩礼随着时间推移有越来越涨的趋势。
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婚嫁彩礼主要以牛、羊与银钱等物品进行支付供给。通常情况下，都是经过嫁娶双方的协商后，进行身价钱的定夺，其中，彝族的德古起到了中间调和的重要作用[6]。民主改革后，又经历了三次婚姻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身价钱的支付主要是通过金钱的形式。从最初的二三十元到的几百元、上千元，演变到当下的万元或几十万元甚至百万以上。金钱在此成为了一种具有表征意义的媒介。同时，民主改革后，现代的经济概念逐渐进入凉山地区，因此身价钱的内涵再次产生改变。这种改变，类似市场经济体系下衡量一件“商品”的价值高低，“商品”是否精致，是否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都成为了身价钱文化中的一部分。
婚嫁钱的高低与以下几个因素有关。第一是家支的庞大与否，即彝族人常说的骨头好或者不好有关，骨头好的意味着家族势力庞大，骨头不好的则意味着家族势力弱小且在过去凉山彝族社会分层中处于较低的地位[7]。此时对于家支力量影响身价钱的内涵其实已发生了改变。民主改革前在凉山彝族社会非常注重社会等级分层，而民主改革后，过去的权贵阶层实际上已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瓦解，所以当下的骨头与过去社会赋权中的阶层虽有一定关系，但实际上却已不是“骨头”好坏的主要原因。第二则是女性的文化知识。比如有没有上过学，是小学初中高中，还是大专本科或者更高的文化水平，也决定了身价钱的高低。甚至民间有过这么一个人，为了鼓励女学生努力学习的笑谈：“不读到高中，可能你就值二十万，读了高中，你肯定就值30万，大学本科嘛，40万妥妥有，研究生博士那更是好的不得了。所以为什么让你们读书，还不是为了让你们的阿爸把你们卖个好价钱，你们自己也为家里多挣钱。”第三是和女性的相貌有关，若要迎娶的女子长的十分漂亮出众，比如彝族说一个女孩长的像彝族美神甘嫫阿妞，则新郎会付一份单独的钱，这叫做“捏扎哲”，这份钱来自于对女性美貌的赞赏。因为凉山每年都有选美比赛，许多女性都热衷于参与选美，若是能获得选美的某个头衔，则自己的身价钱又会增加，这一头衔也是对于自己“值”这身价钱的验证。
自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和女性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也不乏许多为了爱情对抗过去这一文化体系的案例。许多凉山彝族女性逐步开始重视女性自身幸福，选择不再以传宗接代、改善家庭经济条件为己任，也产生了许多对抗过去身价钱背后的家支文化与父权体系的经典案例[8]。
四、案例分析：以峨边彝族自治县平等乡阿呷（化名）家三代婚姻中的身价钱为例
阿呷是峨边彝族自治县平等乡的一位普通居民，今年已经八十多岁（具体因阿呷出生时当地并未有公元纪年法，所以阿呷自己并不知道自己生日，只知道按当地彝族说法，现在自己已八十多岁）。阿呷嫁人的时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嫁人那年阿呷十六岁。婚姻是由父母所包办。五十年代还并未民主改革，对于阿呷自己的身价钱，阿呷只记得通过两个家支父母协商后，当时给了十六头羊和八头牛。其他的还有一些银元和银饰。具体银元数量已记不清楚。
婚后一年有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和二女儿嫁人是在民主改革后，70年代。这时候的身价钱经过民主改革，政府和当地彝族德古的宣传下，身價钱从牛羊变成了粮票。大女儿嫁人的身价钱是“八十斤肉票，六十斤米票”。二女儿因为读过小学，其身价钱比大女儿略高，是“一百斤肉票和八十斤米票”。儿子娶媳妇时，已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具体时间在八十年代后期。因此当时儿媳妇身价钱是以人民币来衡量的，总共是六百六十块人民币和一些银饰。
儿子结婚后，生下了两个孙女和一个孙子。孙子现在还未结婚。大孙女二零一零年结婚，属于自由恋爱，因相貌出众，有初中学历（高中未毕业），当时的身价钱是十八万。二女儿则是二零一五年嫁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地方经济发展，再加上二女儿有本科学历和教师编制工作，以及曾经参加当地彝族选美成绩出众，最后身价钱经双方商量后是“三十五万”。
通过阿呷家三代人婚姻中的身价钱可得知，随着民主改革以来，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峨边彝族自治县彝族婚姻的身价钱变迁。这种变迁既有时代背景，又包含着彝族人固有的身价钱文化观念。
五、结论与思考
从民主改革以来，峨边彝族的身价钱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现代性观念的流入以及彝汉文化的融合。从最初父系社会中体现婚姻之中家支交换的关系，到现代性流入，女权意识产生与改善家庭经济条件融合形成的身价钱文化。其背后原因绕不开凉山彝人固有的“家支观念”，尽管现代性观念的流入使其产生了文化混融，但依然离不开彝人对家支文化的认同。
当然，目前的高额彩礼也使得凉山地区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贫困的代际传递以及大龄单身男青年难以娶妻的问题等。因此，我们必须紧密贴合文化逻辑分析，寻求解决之道。
参考文献：
[1]王卓，张伍呷.凉山彝族婚姻制度的松动与走向研究——兼析彝族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03）：173-180.
[2]颜小华，李林凤.西南彝族传统婚姻形态的宗法性探究[J].贵州社会科学，2005（02）：37-39.
[3]马林英.凉山农村彝族妇女可持续发展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10）：22-30+158.
[4]蒋育红.峨边彝族村落未婚女性婚恋家庭观的分析[J].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04）：49-52.
[5]程雅群，景志明.彝族祖先崇拜对婚姻习惯法的制约刍论[J].宗教学研究，2009（01）：119-124.
[6]凉山彝族道德研究[M]. 四川大学出版社 ， 苏克明等著， 1997
[7]彭逢铭.当代凉山彝族婚姻家庭的特点和趋势[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3）：17-20.
[8]马林英.当代凉山彝族婚姻文化中女性角色的变迁[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9（04）：28-32.
基金项目：该文系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项目编号：CX2020SP92。
原载：《看世界·学术》2020年1期；文字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