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阿细先民；阿细彝文；毕摩；阿细文化；典籍
文字是用来传递信息、传授知识和技能、传承人类文明的符号语言，它可以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人类文明从茹毛饮血的原始人类社会延续至今天发达而先进的信息社会，再通向光明的未来。历史上任何一种文明的有效传播传承都离不开文字，如今的汉民族文化和文明之所以能如此生机勃勃生生不息，是与汉民族很早以来就拥有一套成熟的文字语言体系密不可分的。在我国多民族的历史长河中，不少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及社会实践中创造了属于本民族的独特文字，并用之于教育、祭祀、书写历史、传递情报信息等生活生产等社会实践中，对本民族的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彝族就是其中之一。
一 阿细彝文起源和失传之谜
彝族文字被称为“爨文”、“罗罗文”、“毕么文”、“白马文”、“西波文”、“蝌蚪文”、“韪文”。学术界对彝族文字的创立存在乌蒙山吉绿老人创字说、大小凉山毕米拉吉和乌米凤布创字说、哀牢彝区伯博耿创字说和马龙州阿町创字说四种观点。[1]第一种观点源自于乌蒙山区的传说，该故事认为吉绿老人受六种家禽和六种野兽形象的启示，形成十二干支，再由原始的文字符号演化成彝文；第二种观点源自大小凉山的彝族世代传说，认为彝族文字由毕米拉吉和神鸟乌米凤布共同创造；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哀牢彝区的智慧老人伯博耿根据鸟兽的足迹和象形创造了彝文。第四种观点出自汉族文献《滇系·杂载》，其文曰：“汉时有纳垢酋之后阿町者，为马龙州人，弃职隐山谷，撰字如蝌蚪，二年始成，字母千八百有奇，号书祖。”
对于彝族文字创始者当属何人，学界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所知道的是，千百年来，彝族知识分子应用其教化民众、传递情报信息、颁布政令、记录生活生产及社会实践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政治、经济、军事、谱牒、诗歌、历史、神话、天文、地理、历算、农事、医药和祭祀等知识，不少典籍更是代代相传，影响深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彝文经典有彝族创世史诗《尼苏夺节》、《阿细先基》，有记载彝族古代社会结构和典章制度的《梭谱》、《梭莫》、《梅查》、《吴查》，有教育彝族子弟励志成才、劝训从善的道德教育经典《玛牧特依》和《理朵诵》[1]等等，可谓举不胜举。
在漫长的历史中，彝族阿细不断的迁徙和征战，专家学者尚不清楚其确切起源之地。彝族阿细学者石连顺[1]对阿细的起源作了全面而详细的考证和研究，认为彝族阿细支的祖先为南北朝以后分化出来的一个新民族——徙莫袛蛮。《元史·地理志》记载说：“弥勒州，……昔些莫徒蛮之裔弥勒得郭甸、巴甸、部笼而居之，故名其部曰弥勒。”他们认为，阿细祖先徙莫袛蛮为南诏国开拓疆土而四处征战，并战功累累。在占据弥勒之后，弥勒部统领吉输、阿欲、褒恶三步，逐渐发展壮大，后来成了南诏国蒙氏“莫能制”的军事实体。937年，阿细祖先弥勒部作为东方三十七部之一，辅助通海节度使段思平建立了大理王国，为大理国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大理国统治时期，弥勒部的发展达到前所未有兴盛时期，成为大理国“莫能制”的强悍的军事部落，并与雄踞滇东的一些乌蛮部落一起，以弥勒、泸西、师宗为中心形成了“自杞国”。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当今的阿细有蜚声中外的舞蹈《阿细跳月》及其创世史诗《阿细先基》，但其辉煌的历史功业和民族文化只能通过阿细史诗、神话及传说的形式，以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在阿细人民的记忆里。阿细彝文为什么会神秘的消失呢？为什么阿细先民所记载的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文学、医药、天文的典籍全部了无踪迹呢？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些学者对当今阿细支聚居的西一和西三地区进行了实地调查，他们在弥勒县西山的散坡村和土木基村交界处崖壁上和牛厩房村、三家村、大平地村、舍莫村和红万等村的崖壁上发现了彝文，[2]并经过与阿哲彝文、撒尼彝文和伲苏彝文比对研究，学者们“初步认为是阿细、阿武泼先民曾经使用过的彝文”。[1]
2010年，笔者曾在弥勒西三镇彝族阿细聚居区进行田野调查，先后访谈了四个阿细毕摩及一些毕摩世家传人。毕摩们提出了“玉米粑粑刻字致文字失传”之说，认为阿细先民有属于本民族的文字。
二 阿细彝文失传原因分析
一些阿细学者曾经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探索，如石连顺[6]和石嵩山[4]认为，“由于频繁的战争和不断迁徙，阿细彝文历尽艰辛，最终还是失传了”；而有些人仅仅因为今天看不到《阿细的先基》彝文记录本，就断言说阿细先民“即使从前使用过传统彝文，但也没有用来记载自己的文献典籍”。[2]据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武自立先生生前曾经考证过阿细彝文失传的时间，但截至本文行文，笔者并没有看到相关的文献。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综合了多种因素，认为阿细彝文失传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玉米粑粑刻字致文字失传”
在访谈西三阿细毕摩的时候，毕摩们指出，阿细彝文失传是因为在连年的战争和迁徙过程中，阿细毕摩们将阿细彝文刻在“玉米粑粑”上，由于征战迁徙过程中饥饿难忍，阿细部民们分食了玉米粑粑而导致了刻在粑粑上阿细彝文的失传。这种说法是可信的，凡是读过《阿细的先基》、阿细《指路经》和略微了解阿细传说的人都知道，阿细先民经历了漫长迁徙、痛苦的征战和残酷的民族磨难，颠沛流离的生活、漂泊不定的迁徙和刀光剑影的战争烽火必然对保存民族的文明薪火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但是，将“玉米粑粑”看成是阿细彝文失传的“罪魁祸首”显然只是看到表象，而没有揭示表象之后的本质。因为玉米粑粑仅仅是刻写文字的载体，载体的消失是具体物质的消亡，物质载体本身的消亡不会导致文字的消失，只有刻写文字的精神载体的消失才可能促使阿细彝文的失传。
（二）毕摩教育的特点决定的
彝族毕摩是彝族社会中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古代社会，他们行使占卜、指路、招魂、祭祀、驱鬼、行医问药、传授知识、著书立说等社会职能，是能通“神”通“鬼”的智者。作为彝族阶级社会中“兹”（君）、“莫”（臣）、“毕”（师）三位一体政权制中的一体，毕摩们具有非常高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地位，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占有文字、天文、伦理、神话、历史、地理、医药、历算等文化典籍。为了保证其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地位，毕摩教育采取世承法，一般只在父子之间或宗支之间传授，传男不传女，禁止外传。这种世袭垄断制式的教育传承使彝族社会中文化的家族占有现象突出，导致民族文化及文明难以发展、扩散。
（三）阿细先民没有建立起规范系统的学校教育体系
云南红河两岸的彝族教育经典《理朵诵》曾说道：“父母养育儿和女，教育儿女事莫忘。不论穷富人子女，小时都要严格教……”，[1]强调教育的公平原则。但是截至明朝中后期，阿细社会还处在奴隶社会阶段。在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里，只有土司、土官、土目及毕摩等上层社会的子弟才能享受教育的权利，广大的下层百姓及奴隶被剥夺了教育权。加之阿细先民没有建立起规范系统的学校教育体系，导致阿细彝文难以普及，阿细先民不仅受教育范围狭小，而且施教者所教授的知识缺乏系统性。
（四）“学在官府，学术官守”
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古代彝族文化典籍主要是利用羊皮纸和少量木刻继承下来，阿细社会没有人力和物力大量制作昂贵的典籍，造成 “惟官和毕摩有书，而民众无书”， “惟官和毕摩有器，而民众无器”；“惟官和毕摩有学，而民众无学”，再加上彝族内部严格的宗法观念的限制，彝文和彝族典籍掌控在少数人手里，[1]从而导致学术都控制在官府和毕摩手里的垄断局面，使广大的庶民和奴隶无从接受教育，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阿细文字和阿细文明的传播和继承，加大了阿细文字失传的危险性。
（五）战争因素
前面已经论及，徙莫袛蛮后裔弥勒等部占据弥勒而居之，后来与滇东的一些乌蛮部落一起建立了自杞国。历史记载，自杞国人彪悍强壮，崇尚武功，如吴儆《论邕州化外诸国状》说道：“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新唐书·南蛮传》说自杞国人“尚战死，恶病亡”。自杞国人平时为民，战时出征。农闲之余，经常举行军事训练和军事演习，为战争做准备。正如樊绰《云南志》所言：“部落之民，桑田之余便习战斗，每岁十一、二月，农收既毕，兵曹长行文书境内诸城邑村落，各依四军集人实验，剑甲胄腰刀悉须犀利，一事阙即有罪，其法一如临政。每出军征役，每蛮皆携粮米一斗五升，各携鱼脯，此外无供军粮者，蛮军忧粮易尽，心切于战。用军之次，前面伤刀剑者许将息，傥背伤刀剑辄后退者，即刃其后。”他们能征善战，视死如归。
阿细先民作为自杞国人的一部分，在元明两期曾经两次遭到封建统治阶级大规模的镇压。第一次是从1254年至1259年抵抗蒙古军队的战争。在战争中，为了保护国土，阿细先民与自杞国军队一起，前仆后继，进行了殊死抵抗。蒙古军队攻城掠池，在付出巨大代价后，终于征服自杞国。蒙古铁骑所到之处，烧杀抢夺，残忍之极。正如《元史·兀良合台传》所记载 “川谷为之一空”。在战争中，包括毕摩在内大量阿细先民被杀，大量典籍被毁，使文字传承所必需的两种载体——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遭受沉重的打击，从而使阿细文字和文明走向低谷。
第二次是发生在1514年和1521年的阿细先民反抗明王朝统治的战争。随着明朝政府对云南地区统治的不断深入和“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云南彝族人民遭受了深重的剥削与压迫，不断揭竿而起。1514年至1521年，由于不堪忍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剥削，阿细先民和其他彝族支系人民在十八寨（阿细语为摩颂笼，今弥勒县虹溪）发动了浩浩荡荡的民族起义。据《明英宗实录》记载：“初，云南弥勒州十八寨夷阿寺、阿勿等，交纳宁州吐舍禄士爵，为居民害。命巡抚云南都御史何孟春、巡安御史陈察以兵讨之，擒寺、斩勿，并俘其党千七百余人”；《明史·何孟春传》说：“巡抚云南，讨十八寨叛蛮阿勿、阿寺等”。起义遭到了以何孟春、陈察统领的明朝政府军队的残酷镇压，首领阿勿被杀，阿寺等八十三名首领被押往昆明后斩首示众。明朝军队对包括阿细人民在内的彝族民众实施了种族灭绝式的屠杀，据《万历云南通志》第九卷《何孟春传》记载：“十八寨逆酋负险，不得已奏讨；及至其寨，荡然无一贼可诛。一时军官·功。复请搜山，遂以樵苏之人首级充报功，后知之，深悔其事，已无及也。”明朝军队对彝族民众赶尽杀绝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评述：“这样的虐杀人民，令人愤怒已极！”。[11]
两次战争特别是明政府的血腥镇压使阿细先民遭受重创，大量阿细先民被杀，导致人口锐减，生产力下降；大量阿细文化文物被毁，导致阿细民族文化一蹶不振；大批阿细毕摩死亡，导致阿细文化及阿细彝文的承载者处于薪火难传的、岌岌可危的灭绝边缘。
（六）改土归流及战争后阿细毕摩地位的下降
明末清初，随着明清政府在云南彝族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彝族地区的奴隶制度开始走向衰亡。随着土司、土官、土目势力的式微，依附在奴隶主贵族身边为其服务的阿细毕摩政治经济地位下降，流入民间，食不果腹，衣难暖身，不得不为衣食而奔波。除此之外，与明朝政府发生的严重冲突使阿细先民失去了几乎所有肥沃而水源充足的土地，他们不得不退居深山老林，与险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做斗争。由于政治环境及物质条件的下降，阿细毕摩失去了养尊处优的地位。正如管仲所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不实何来礼节，衣食不足谁顾荣辱，为了生存，阿细毕摩们无暇也无能力顾及阿细彝文和阿细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从而使阿细文字走向衰亡。
（七）彝族阿细的丧葬习俗
据彝文古籍记载，古代彝族的丧葬形式主要经历了火葬、岩葬、水葬、天葬、土葬等演变。[6-7]清乾隆《弥勒洲志》所记载：“阿喜旧俗，人死火葬。”说明阿细先民跟大部分彝族支系一样，在明末清初汉文化大幅迁入以前，一直沿袭火葬习俗。无论是火葬还是土葬，阿细人都习惯焚毁丧者生前所有物品，他们认为，只有这样，丧者才不会因惦念自己的物品而不愿离去，留下来遗害乡里。这种情况下，很多辞世的毕摩的文物典籍或随丧者埋葬，或被付之一炬，导致战争中残余的阿细典籍消失，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阿细彝文的消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推断彝族阿细文字大规模失传的时间大约在明末清初。千百年来，阿细先民历经迁徙和战争的磨难，小心翼翼的保护属于本民族的文字和典籍。但是阿细彝文和阿细典籍的最终还是失传了，究其原因，这种文化从断裂到断层，是多种因素相互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有古代阿细文化教育体系不健全、毕摩教育局限性、阿细先民学术官守缺陷以及阿细丧葬风俗等偶然因子，但是，阿细文字和文化消失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阶级对阿细先民的血腥屠杀和对阿细典籍的摧残。
参考文献：
[1]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彝族古籍研究文集[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39,114,154-171,13,115,43.
[2]弥勒县彝族研究学会,等.弥勒彝族文化概览[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208.
[3]石连顺.指路经[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5:2.
[4]石连顺.阿细颇先基[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3:1.
[5]方国瑜.彝族史稿[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325.
[6]邓立木.彝族丧葬文化变迁浅析[J].思想战线,2000,(4):80-82.
[7]李平凡.彝族丧葬文化的历史变迁与现实传承——以川、黔彝区丧葬为案例[EB/OL].http://www.bimoculture.org/ culture/custom/2007-01-04/337.html.2007-01-04/2011-06-10.
作者：陈昱岿，（1973—），男（彝），云南弥勒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少数民族文化教育、高等教育研究。段家宏，红河州州委政策研究室。
原载：《红河学院学报》2014年6期 ；文稿来源：天下口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摄影：田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