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古籍档案；修复档案；彝文古籍
1 古籍修复档案概况
1.1 基本概念
少数民族古籍档案按照形成方式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指新中国成立以前，各少数民族以本民族文字或汉文形成的反映本民族生产生活方方面面的、具有一定保存价值的声像、文字、图标等原始性记录，具有原始记录性、民族性、价值性[1]；另一种是指对于少数民族古籍有意识地开展普查收集以来，对前一种古籍档案进行整理分类归纳后形成的文字、图片、影像记录，在原有的特性上增添了系统性和科学性。因此，可以说，现今通行的古籍档案，是原始档案不断发展改进的结果，具有真实性、民族性、系统性、科学性、价值性等特点。古籍修复档案是古籍档案的一个分支，是应用于古籍修复过程记录的常规档案，用于记录修复古籍的基本信息、破损信息、修复方案、修复效果等。修复档案贯穿于修复过程始终，具体内容为在开展修复前对整部古籍或整册古籍的整体面貌进行影像记录，并将文献的基本信息（题名、版本、开本尺寸等）、破损情形（虫蛀、老化、缺损、絮化、粘连、破损级别等）进行详细记录，在修复工作中，对实际操作情况、发现的问题进行记录，在修复工作完成后对实际效果进行记录，对修复经验进行总结。
1.2 应用范围
古籍修复档案应用于所有需要进行修复的汉文古籍和少数民族古籍。与古籍档案不同的是，并非所有古籍都有修复档案。根据古籍修复“抢救为主、治病为辅”，整旧如旧，最少干预，操作可逆的四条基本原则[2]，通常根据古籍的破损程度，按轻、重、缓、急合理排序，集中力量优先修复破损严重的濒危古籍，对于破损并不严重的古籍，为了最大程度保持其原貌，一般暂不进行修复。
1.3 彝族古籍修复档案体系
同所有少数民族古籍一样，目前，彝文古籍并没有自己专用的修复档案和普查档案模板。现有的少数民族古籍修复档案基本是在古籍普查档案的基础上，参考文物修复档案格式，根据文物修复操作要求和修复原则，结合纸质文献特征和汉文古籍普查平台固定要素制定出的《纸质文献修复档案》（如表1所示），只在档案号、题名、文种和其他具体内容上与其他文字的古籍有所区分。目前，彝文古籍修复档案没有标准格式，也没有专门的网上互联平台。其缺点是没有像古籍普查一样规范、互联的平台可供交流使用，优点是在彝文古籍的收藏、整理、翻译仍未形成统一标准的今天，现有的修复档案灵活性强，能够在操作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修改、优化古籍修复档案。
表1 纸质文献修复档案（示例）
2 彝文古籍概况
2.1 彝文古籍基本情况
彝文，又称“韪书”“贝玛文”“毕摩文”“爨文”等，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在彝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大量丰富的文字古籍，主要分布在云南昆明、楚雄、红河、曲靖、玉溪，四川成都、凉山，广西百色，贵州贵阳、六盘水、毕节、威宁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各省公立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高校、研究院等彝文古籍存藏单位藏量丰富，云南全省约存彝文古籍5 000 册，贵州全省约存彝文古籍4 200 册，四川全省约存彝文古籍8 000 册，广西全省约存彝文古籍数十册[3]。此外，因普查不全、经费不足、个人意愿等原因，绝大部分彝文古籍还留在民间，彝文古籍的存藏数量之大可想而知。彝文古籍类目繁多，有经书、文告、家谱、账簿、地契等。种类丰富，有手抄本、木刻本、皮书、布书、竹简、木牍、金石铭文等，其中以手抄本最多。因彝文多为毕摩（彝族传统宗教中的祭司）使用，非一般平民能够书写，因此，彝文古籍大多以口耳相传及手抄的形式流传。在耳听手写的过程当中，容易受到个人理解和记忆偏差等因素的影响，所以，很大一部分彝文古籍存在多个版本的现象[4]。彝文古籍内容丰富、包罗万象，按照内容大致可分为：祭祀经、占卜经、天文历律、谱牒、历史、地理、伦理、神话传说、文学艺术、译著、哲学、科技军事、医药卫生、档案文学14 类[5]。
2.2 彝文古籍的价值和内涵
现存彝文古籍以宗教经书、神话史诗为主，创世史诗是彝族人民艺术创作的结晶，反映了彝族早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研究古代彝族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重要素材[6]。按照现有的图书分类体系来说，彝文古籍中宗教类占绝大多数，专门的社会科学类古籍稍显不足，自然科学类古籍就更少了。事实上，彝族关于社会科学、文化艺术、哲学、军事、医药等方方面面的记述，都包含在创世史诗中，以神话故事的形式流传下来，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2.2.1 创世史诗是彝族先民对万物起源的探索和理解
受生存环境、宗教信仰、科学发展、教育程度、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彝族创世史诗的故事体现的是早期彝族先民以有限的认识对万物起源的探索。以“人类起源”这一议题为例，在对彝族史诗《梅葛》《查姆》《勒俄特依》的翻译研究中，宋长宏、傅光宇等学者把这些创世史诗中有关“人类起源”的相关传说进行归纳，大致分为了天神创造、猴子变人、老虎化身、泥土造人、卵生人类等数种[7]。这些故事大多与自然相关，这是因为在人类社会早期，由于低下的生产力和生存能力，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十分低微，对神秘的自然事物充满敬畏感和好奇心[8]，应运而生的起源史诗也就有了“自然性”的特点。
2.2.2 神话传说符合早期人类记忆方式
马克思曾经提出：“在人类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逐渐发展起来，‘想象’这一对人类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的神话、传奇、传说和未记载的文字，已经给予了人类强有力的影响。”[9]在创世史诗故事中，虽然神话故事带有渲染的色彩，但同样以“人类起源”为例，在彝族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类传说故事中，已经有了与真实的人类起源比较接近的“猴子变人”说。“泥土造人”说也与我国传统神话故事“女娲造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由此可见，人类接受知识的过程是一个逐渐理性的过程。从简单感性认识到复杂理性认识，这与人类从小到大接受知识的方式“从简单到复杂”一样，符合事物发展的进程和规律。而在医药、生活常识等方面，由于这一方面的相关内容是人类长期尝试得出的有效结论，只是为了便于流传予以了艺术
加工，赋予了真实知识神话的色彩，因而，早期的人们也就更加相信有关的传说故事。
2.2.3 符合族群属性和文化认同的需求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族群不是通过血统脉络延续，而是通过保留在群体文化个体之中的持续的、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等脉络来延续的，即族群是通过包含在各种神话、记忆、象征和价值观之中的文化亲和力脉络来延续的[10]。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当中，族群符号构成了共同的文化，对于世代聚居的少数民族也同样如此。彝族史诗古籍中记录的彝族的婚俗、葬俗、宗教习俗等包含自身特色的内容，是文化传承的实物载体，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涵盖彝族方方面面的历史古籍是研究各民族古代社会、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的重要素材。而古籍修复正是当代社会为保留历史文化实物载体而做出的努力。
3 彝文古籍修复档案实际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3.1 标准体系尚未形成
一方面，标准体系尚未形成。目前，针对古籍修复档案，虽然各地依照国家图书馆、国家档案馆等大馆的形式制定出的修复档案要素相差不大，但还没有形成一个通行的国家规范版本。对于修复档案的建立和使用，目前，由各修复单位参照古籍普查档案和古籍修复要求，结合实际情况自行制定，一般仅在本单位内通行。对于使用古籍修复档案的单位来说，阅读其他单位的修复档案并不困难，但对于一些条件不足的基层古籍存藏单位，由于缺乏使用条件，因此，古籍修复档案的使用还需专门教学。少数民族古籍相比汉文古籍来说，体量小、数量少、专业人才少、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因而到目前为止，彝文等少数民族古籍的修复档案，一般参照汉文古籍修复档案制定。
另一方面，标准体系构建困难。彝文古籍多为抄本，相对来说印刷本较少，这就造成同一古籍可能有数种不同版本，没有固定的体例，给征集、普查、整理工作都造成了一定困难。同时，彝语有“十里不同音”的特点，不只是云南、四川、贵州等彝族聚集的省份之间彝语不同，同一省份不同地区的彝语也有区别。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武定、牟定、双柏等县的彝语各有区别，虽然近年来一直推进构建以东部方言区为标准的彝语体系，但是这项工作工程浩大，目前还在推进之中。语言有所区别，这就造成了文字有所差异，甚至导致不同地区、不同人对同一文字的理解和译注都有所不同，给修复档案标准体系构建带来了困难。
3.2 互联系统仍在构建
古籍数字化是古籍修复成果科学利用的体现，目前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等14家单位联合发布了古籍数字资源线上平台，免费提供给大众阅览、研究。但受版权、技术、操作资质等限制，目前大多数彝族古籍收藏单位的数字资源仍只能在自己单位内部共享，数据库还没有完整系统地建立起来，现有的（包括建设中）彝文古籍数据库有“彝文古籍数据库”（沙马拉毅，西南民族大学）、“彝文古籍数据库”（李仲良，云南楚雄师范学院）、“楚雄彝族优秀作品数据库”（李全华，云南楚雄师范学院）、“彝族文化相关数据库”（龙倮贵，云南红河学院）等[11]。现有的彝文古籍数据库或多或少存在条目众多、查阅不便的问题。彝文古籍以宗教经书、神话史诗为主，社会科学类体系并不完善，自然科学类典籍甚少，如此一来，若简单按照《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分类，会导致大多数彝文古籍聚集在一个类别之下，因此，标准体例并不适用于彝文古籍分类[12]。古籍索引的构成三要素为：一定的检索范围、特定的检索对象和便捷的检索手段。这就要求在为彝文古籍制定索书号和书名时，要兼顾彝文、汉文、汉彝译制偏差等问题，提出合理的、规范的方法体系。
3.3 专业人才缺口较大
当下，彝族语言文字人才不多，同时具备彝语能力、修复技能、档案管理能力的人更是稀缺。现有的专家和毕摩逐渐呈现出老龄化的趋势，亟待培养出适应古籍保护、修复、档案整理工作需求的接班人。
4 彝文古籍修复档案发展趋势
修复档案是记录彝文古籍从发现后的初始状态到修复完成后的完好状态全过程的载体。修复档案中所蕴含的信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物质本身，其材质、装帧、破损、污渍等提供的自然信息，另一类是作为书籍，其中的文字所提供的内容信息。因此，修复档案不只是记录修复操作过程和修复结果，还包含了更重要的使命——对历史、文化、自然的研究发挥价值。
归纳来说，传统修复的文字记述，能够便于修复人员总结工作经验、累积工作素材，着重于技艺的研究和提高；随着档案建设的发展和拍照设备的普及，图片档案开始被引入修复档案中，为彝文古籍的内容研究、历史文化研究、翻译线索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参考价值；近些年，影像记录开始逐渐进入古籍修复流程，成为修复档案的一部分，因古籍修复是一项操作性很强的技术，多以师带徒的形式进行，所以，影像档案的运用，对于人才培养、技术交流、技艺提高是十分有益的。加之彝族古籍除了有纸质文献，还有耳听手写的“活典籍”毕摩，要尽可能保留来自毕摩的知识内容，影音设备参与档案建设势在必行。因此，健全“文字—图片—影像”一体化古籍修复档案或许将成为彝文古籍修复档案发展的趋势。
4.1 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的优势
构建“文字—图片—影像”一体化古籍修复档案，从而促进彝文古籍“普查—修复—翻译—研究—开发利用”一体化建设。
4.1.1 修复技术探究
目前的修复技术水平还无法让古籍焕然新生，只能在技术允许的范围内最大程度保护古籍，延长其发挥作用的时间。古籍是记载资料的书籍，其最本质的作用和价值是提供给人们阅读和使用。我们要研究的不仅是如何将古籍修补“完”，还要研究如何将古籍修补“好”，使之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兼顾“藏”和“用”。
4.1.2 民族文化研究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要满足社会教育的需要。在彝族创世史诗中，阿诗玛、支格阿鲁等名人都拥有心地善良、勤劳勇敢的品质[13]，本质上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掘宣传彝族优秀传统文化，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具有促进作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4.1.3 科学研究
利于动植物等自然科学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如果说文化研究是对历史的探寻，是精神文明的支撑，那么，科学研究就是为物质生活的实际改善而不断努力的实用性研究。在传统彝文古籍中，许多植物、动物、药材的分布和特性等，都被记录其中。现已出版的彝族医药类书籍有《齐苏书》《彝族献药经》《彝医药》《彝医基础理论》《彝医诊断学》等，已面世的药品有痛舒胶囊、乌金活血止痛胶囊等，相关技艺彝医药水膏药疗法和拨云锭制作技艺已获得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保护。为丰富中医药种类、构建中国特色传统医药体系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4.1.4 民族地区文旅开发
文化体系建设和旅游资源建设密不可分，文化教育是旅游需要达到的社会教育意义之一，这点在文化部和旅游局合并成为“文化和旅游部”的决策上便可看出。我国共有56 个民族，对于各民族神话故事、史诗人物的合理利用，能够将神话的文化审美价值更多地转化为新型经济形态，在发展旅游文化中取得文化资源优势，使旅游产品借助神话史诗提升文化品位，神话故事借助旅游产品重焕活力[14]，如云南石林和阿诗玛就是互相成就的成功例子，作为电影《阿诗玛》的拍摄地，“阿诗玛故乡”的名气使石林实现了文化价值到经济价值的有效转化。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实现“修复档案—古籍档案—文献资源—研究材料—民族文化产业—经济效益”的转化，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贡献古籍力量。
4.2 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的努力方向
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是一件需要长期进行并合作完成的工作，需要古籍存藏单位自身、相关单位、区域联合协同进行，任重而道远。
从内部来说，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就是古籍保护单位自身对彝文修复档案的不断优化。因此，应将现有的普查档案与修复档案相结合，为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打下基础。另外，在优化现有修复档案的同时，也要兼顾原有纸质档案电子化工作。
从外部来说，构建一体化彝文古籍修复档案就是彝语通行地区之间、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修复机构、存藏单位、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联合。彝文古籍收藏单位众多，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高校、研究所等机构隶属不同地区的不同主管部门，资源整合是地区合作的目的和方式，在区域联合的过程中，机构系统、工作思路、合作模式、资金支持等都是实际面临的主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解决。
5 结语
在彝文古籍修复和彝文古籍档案建立的实际操作中，需要重点注意3 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详细记录古籍初始情况。古籍档案具有唯一且不可重复修改的特性，这里的不可修改不是指实际意义上的对记录内容进行修改，而是指每次古籍修复操作过程都是不可重复的，古籍的初始形态、破损情形和污渍种类，都是古籍在接受修复前这一段时间内的可研究线索，这些内容在修复操作开始之后便发生改变，因此，务必重视古籍初始情况的记录，走好彝文古籍保护利用的第一步。
二是，注意页码标识。由于绝大多数修复工作人员不识彝文，做不到如汉文古籍一般能够靠卷次、上下文判断书叶前后顺序，且彝文古籍没有固定的装帧形式和格式体例，因此，在拆解古籍时要尤其注意书叶顺序，谨防正反、上下颠倒导致的文章顺序错乱。面对带字的残片掉落的情况，如若不能确定其准确位置，就尽量选择空出那片位置，以空白页进行修补，将残片做好标注之后随修复好的古籍一并存档，避免因为不识彝文导致修补错误，进而影响后续翻译。
三是，遵循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档案。如今彝文古籍档案标准尚在探索当中，当前使用的通用模板虽然具有普适性，但也缺乏一定的完整度。在实际建立彝文古籍修复档案时，对于每册古籍的要素（必要时可包括文字、照片、影像等）必须认真仔细填写记录，对于新发现而档案标准模板中没有的部分，也要详尽记录，以备后续查用。切不可为了追求现有格式的统一而遗漏重要信息，避免古籍档案“模板化”。古籍修复档案在彝文古籍保护中的应用仍需进一步探究，古籍修复档案能做的，绝不仅是记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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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文化创新比较研究》2022年17期；文稿来源：参考网；图片来源：彝族人网，拍摄于云南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