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凉山彝族社会面临着一系列的转型困境，流动和打工成为主流，导致地方传统家支秩序的松散和家庭生活的离散，以及造成一部分女性在乡土社会因背负“污名”而成为无法被承认的群体。由此，传统上被认为依附于男性的彝族妇女开始有了结群意识，试图通过结拜姐妹来获得在乡土社会可以依靠的女性力量。如果说传统中国的妇女结拜行为大都是边缘群体的生存手段，那么当下凉山彝族妇女的结拜则是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当地人为了应对乡土社会危机而作出的日常策略。这一结拜行为，既是彝族妇女结群意识的觉醒，也是她们通过构建女性自组织来适应整体社会秩序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妇女结拜；结群意识；组织建构；社会危机；日常策略
“结拜”被认为是在宗族“血缘关系”之外创造的一种“拟制血亲”，也即是非血亲双方通过家与亲属的观念来构建他们之间的“兄弟”或“姐妹”关系，从而成为受亲缘制度制约的“自己人”或“家人”。纵观中国历史，无论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有结拜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血缘和宗族的限制，弥补了儒家家庭伦理观念的缺陷，对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因此，本文对凉山彝族妇女结拜现象的关注，既是研究少数民族女性生活的一个视角，也有助于理解当代乡村女性产生结群意识的社会背景及意义。
一 研究缘起与田野概况
凉山彝族传统家支社会是一种父系继嗣的世系群，女性通常被认为依附于男性，或者说生活于男性构建的社会秩序中。在此社会结构中，男性的结拜现象十分常见，例如，彝族各家支为了共同应对社会危机有歃血为盟的传统，小叶丹与刘伯承的“彝海结盟”更是近代凉山彝族一次历史性的选择。结拜或者结盟，被当地人认为是男性参与且主导构建的社会关系网络，男性结拜也就意味着女性将被动地进入到这一关系中。随着“打工潮”席卷凉山彝族社会，传统家支秩序受到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冲击，当地男性大量外出务工，流动和离散成为本土社会生活的常态。刘东旭的研究表明大量彝人自1990年代末进入珠三角地区，人数最多时达到20万。笔者对新疆彝族“管地工”的调查也发现新疆正成为凉山彝人的另一个聚集地，人口数量峰值曾达到近10万，是当地重要的农业生产者。地方社会的变迁让那些留守故土的女性力量开始觉醒，她们试图通过构建妇女组织来应对社会变迁带来的生活危机，“结拜姐妹”成为新潮流。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在各自的利益考量中个体能够进入新的社会规范，积极建立新的共同生活规则。
依靠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通过在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Ｇ村的参与观察和对其他凉山彝区特殊案例的重点关注，形成对“妇女结拜”这一社会文化现象的整体理解。G村是西昌市一个彝族聚居的自然村落，位于安宁河流域的“二半山区”，离西昌城区仅有十公里左右。此地曾以水稻和玉米种植为生计，吸引着高山彝人迁居于此。全村现有290户，其中有接近200户是近15年来陆续从其他村落或县市自主移民至此。在这十几年的生计生活变迁中，如今全村只有一两户偶有耕种水稻，种植玉米的家庭不足一半，原有农田大都被用以修建住房，人均耕地已不足2亩，大多数家庭依靠外出打工维持生计。相较于凉山其他彝区，这里可算是最先融入现代市场经济和生活方式的地方之一。2021年5月至2022年4月，笔者在凉山进行博士论文田野调查时，在当地参加了十几场葬礼，发现彝族女性在奔丧过程中总会召集结拜姐妹为自己的夫家“助阵”。她们通常穿戴整齐的彝族服饰（尽可能选择独特的服饰风格），打着黄伞，走在奔丧队伍的最前面，也会在主人家院子里为逝者和亲友邻里跳上一段集体舞蹈，以获得赞誉。在进一步参与观察和访谈中，笔者了解到结拜姐妹如今已经成为凉山彝区一股不可忽视的女性力量，她们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 结拜对象、逻辑及其维系方式
参与结拜的女性群体大致可分为两种：第一，丈夫常年在外打工，独自留守家庭的妻子，这类女性在地方社会有着较为良好的社会形象，所占比例较大；第二，因被拐、外嫁其他民族或离异后未嫁，或无生育能力等人生遭遇而背负一定社会“污名”的女性，这类女性在地方社会中没有获得相应的尊重和话语权，急切地希望改变自身的处境。从整体的社会学特征而言，参与结拜的是那些已婚或有过婚姻经历的女性，年龄结构大约在20~45岁之间，至于单身青年或年长的妇女则很少有结拜的案例。
（一）结拜对象：基于地缘、亲缘和业缘的多重选择
第一，无血缘关系的女性之间的结拜常见于基于地缘关系的邻里间。这些女性属于不同家支姓氏，一部分是某个村落中不同家支或同一家支从其他地方娶回来的媳妇；另一部分是原本就生长于此，嫁在当地，或在经历失败婚姻后回到父系社会中的女性。她们秉持“远亲不如近邻”的思想，在长期的日常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希望进一步提升和牢固这层关系。
第二，原本就有血缘关系的女性也会以结拜来构建“亲上加亲”的特殊关系。这类结拜基于父系或母系的亲缘关系来构建，组织的内部成员或属于同一家支，或者来自两个有姻亲关系的家支，如堂姐妹与表姐妹之间的结拜。这类女性有着共同生活的历史记忆，也有对父系或母系亲缘的天然认同。这类女性在建构“自己人”的过程中，认为“和我有血缘关系的如今也并不一定是我自己人，但是结拜姐妹一定是自己人”，在这里，结拜姐妹在某种意义上超越和铸牢了原生亲属关系。
第三，经常协同工作的女性会基于密切的业缘关系结拜为姐妹。这类结拜现象在城市工作的彝族女性群体中时有发现（例如在洗浴行业的彝族妇女，本文主要关注留守乡村的彝族女性），而在乡村也常见于那些常年一起在当地打工的女性群体中。这类女性既无法完全逃离乡村，也不得不投入到打工挣钱的日常流动生活中，她们通过结拜来相互提供工作信息，共同应对工作中面临的困难，并以共同体的形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二）结拜逻辑：从感性选择与理性思考的过程
尽管彝族妇女的结拜对象划分较为明确，但就女性主位而言，她们认为自身寻求结拜的初衷多数是出于感性的情感以及个人的喜好。当笔者在田野中多次向彝族女性请教关于结拜原因的话题时，她们的表述十分简单：“出去的人越来越多，留下的越来越少，要多结交关系好的姐妹”；“有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喝酒，玩开心以后莫名其妙就结拜了”。从这样的表述来看，她们的结拜行为多数时候是非理性、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主观抉择。当然，这种主观性的形成也是妇女间长期交往和互动的结果。参与结拜的姐妹们强调个体对于集体的无私精神，将善于吃亏、不计个人得失作为一项组织形成和运行的基础。
除了个人的主观情感选择外，彝族妇女在现代社会中的集体生活遭遇和面临的现实困境，也让她们有不得不结拜的无奈。那些能力相当，有着共同人生经历的姐妹往往优先结拜，并且关系较为牢固。那些善于交际、且有精力去应付各类社会关系的女性，通常会加入多个妇女结拜团体，但是大多数女性限于自身条件需要做出加入哪一个结拜组织的选择。在这样的选择中，女性不可避免地考虑自身可能在结拜姐妹群体中的得失。例如，G村的沙姓彝族妇女选择加入同村在附近农业生产中打零工的姐妹群体，在她看来，这与她目前的生计息息相关。随着结拜姐妹关系的正式生成，为了维系组织的正常运行，组织内部无法再只是强调情感，还需要订立较为合理的“契约”。结拜后的“契约”围绕组织姐妹定期聚会、集体参与婚丧仪式和共同凑“尔普”来制定，这也是维系组织正常运行的重要方式。由于这些活动都涉及金钱开支，很多结拜团体内部大都会经历分歧、协商、妥协或者只得解散组织的过程。
（三）维系方式：基于集体活动和“尔普圈”的姐妹共同体
彝族妇女的结拜过程并无歃血为盟或集体跪拜来订立誓言的仪式场景。当她们有了结拜的意向后便逐一征得参与者的同意，约定某个吉日，共同凑钱杀牲、买酒聚会，以此庆祝结拜关系的建立。
定期聚会以及共同结伴参与婚丧仪式，是结拜姐妹们最常开展的集体活动。在日常生活中，那些同住一个村落的结拜姐妹时常会在傍晚组织集体舞活动。除此之外，每个结拜姐妹团体每年都会组织1~2场大型聚会，聚会有时在村落展开，杀猪宰羊、饮酒跳舞；有时会到城市中进行——西昌市的邛海和泸山风景区是她们首选之地，白天游山玩水、夜间烧烤KTV。定期聚会的费用由妇女们共同承担，那些经济条件较差的姐妹群体会在村子里买些简单的零食、啤酒以示聚会。聚会的目的既为了增进感情，也是为了商定集体活动的诸多细节，特别是婚丧仪式中每个组织成员应尽的义务。她们规定每个人有义务参加成员父系和母系家支亲人（通常是三代以内）的葬礼，以及成员兄弟姐妹和子女的婚礼，强调在这些社会活动中要为对方“扎起”（以实际行动做出支持）。通过频繁组织和参与这些集体活动，结拜姐妹内部联系更加紧密。
成为一个“尔普圈”中的姐妹，是结拜关系的主要象征和重要维系方式。“尔普”是当前彝族社会尤为重要的“交际圈”和互助形式，通常形式是相互“赶礼”。女性结拜后，根据成员内部的经济能力来明确规定凑“尔普”的亲属范围、数额等内容。例如，G村沙性妇女的结拜组织规定成员的父母、岳父岳母去世时，其他成员每人凑2000元礼金；叔叔、舅舅去世时，每人凑1000元；孩子考上大学，每人凑1000元；其余需要参与的葬礼，每人出100元酒钱。女性的“尔普圈”通过互助形式被建构，并且当第一笔“尔普”礼金凑出后，意味着这个“尔普圈”将很难被打破，所有结拜姐妹有了经济和道德上的绝对联系。在女性的结拜组织中，“尔普”是这一关系能够长久不变的核心要素，它要求参与结拜者严格履行规定的“尔普”义务。因此，“尔普圈”如莫斯所说的义务性赠礼、接受、回馈的礼物交换模式一样，不仅维系了妇女组织的正常秩序，也为女性及其家庭搭建了经济和人情上的应急互助机制。
三 结拜的意义：彝族妇女应对生活危机的日常策略
（一）搭建互助团体：重建生产秩序、坚守子女教育
全球化潮流下的流动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抉择问题，而是家庭或更大集体的抉择。男人向外流动打工可以使家庭收入多元化，减少单一农业经济存在的风险。同样，妻子留守故土既能维持农业生产以保障基本的家庭生计需求，也能最大限度支持子女教育。这样的分工对于女性而言，是不公平但又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她们唯有依靠姐妹的力量来缓解农忙时期家庭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并共同应对子女的教育。
当彝族社会的农业生产由男性主导转变为女性参与为主后，女性通过组建生产互助团体来应对传统互助“默契”的信用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的农业生产虽重新回归个体和家庭经营模式，但邻里之间在农忙时期仍有互助的“默契”——为彼此投入多少劳动力和时间都被精准计算并要求及时“归还”。这样的“默契”在乡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后逐渐被扰乱，导致留守妇女无法搭建稳定的生产互助机制；原本依靠个人信用运行的生产秩序变得十分脆弱，某些家庭可能会在完成自己的农事后便举家外出打工，无法及时“归还”别人的劳动力和时间。结拜姐妹则让生产互助团体在个人信誉之外，加入了拟制血亲、道德以及组织的约束力。参与结拜的妇女在农忙时期根据各自时间安排农事，召集姐妹们投入其中，并以同样的方式“归还”劳动时间——不及时或者多次逃避“归还”意味着将受到结拜姐妹们的谴责甚至除名。
同时，为了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一部分留守故土的彝族女性租住在城镇里为子女伴读，结拜姐妹让她们在乡村社会之外有了可以依靠的集体力量。教育正成为许多彝族家庭改变自身处境的最大希望，他们在家庭分工中视子女教育为首要考虑因素，将子女送至城里读书的同时也由妻子留守伴读。特别是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这一现象更为普遍。大量女性租住在县城出租屋内，每日负责接送和监督在县城小学、中学或中职读书的子女，并照顾她们的日常饮食起居。这些彝族女性的日常生活完全围绕子女展开，一旦子女进入学校后，她们需要想办法打发无聊时光。基于最初的情感和娱乐需求，在这些伴读的妇女中间也产生了结拜姐妹组织，她们除了定期聚会，每日也会聚集在县城中心广场跳舞。当她们被一些其他事务缠住时，也可以放心委托结拜姐妹照看子女。在相对陌生的县城，结拜让这些忙碌子女教育的彝族妇女得以在情感、日常生活、照顾子女等方面相互照应，获得了持续坚守教育的集体力量。
（二）维系家支的象征系统：婚丧仪式中的姐妹展演
传统的彝族家支秩序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个人和社会有着极强的影响力。解放后一段时间，尽管行政权力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个人的社会地位，但是家支仍旧是地方社会中尤为重要的组织系统。随着彝族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以及地方政府深化对乡村的政治治理后——特别是“精准扶贫”在凉山全面推行后，大量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下沉乡村主持政治经济工作，使得家支在地方治理体系中的组织、教化、管理等社会功能迅速减弱。当下彝人对家支的理解越加倾向于其象征或符号系统的意义，并且只是将其用以强调自我身份的归属。为了维系这种象征系统并表达个体或集体的身份、荣誉，彝人只得不遗余力地在婚丧仪式中表现家支的整体形象。
“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关系不再严格适用于当下彝族社会，妇女成为婚丧仪式展演中的“主角”，担负起为家支争夺荣誉的新使命。家支共同体形象在当下主要出现于婚丧仪式中，特别是老人的葬礼中尤为强调家支的整体性。但是人口大量外流导致许多家支难以凑出足够多的人数去奔丧——人数过少被认为是家支小或弱的象征。妇女结拜的兴起，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了让家支奔丧队伍看起来十分壮大，女性会召集自己的结拜姐妹参与其中。她们在奔丧过程中往往身着统一的彝族服饰，一起撑着黄伞（现在还流行手提水果篮），共同吟唱传统“哭丧调”，场面尤为壮观。同时，葬礼上家支荣誉的争斗也从传统的刀枪展示、骑马、摔跤等展现男性力量、气概的活动，转变为女性展示身体、服饰的集体舞蹈表演。尽管这类展演多数时候仍是为了展示男性（夫家或娘家）的家支共同体，但是女性成为主要的展演者。这意味着原本在婚丧仪式中承担服务性事务的女性，开始转向仪式性和社交性的集体展演，逐渐有了参与甚至主导乡土社会文化活动的主体意识。
（三）应对身份危机：身负“污名”的女性寻求社会认可
彝族社会对女性的“污名”大都来自她们的婚姻经历，外嫁其他民族或离异而选择不嫁被认为无法在集体仪式活动中作出贡献，难以获得认可。尽管经历几十年的社会变迁后，彝族社会已有突破血统、等级、民族而进行联姻，以及婚姻自主、婚变中女性具有一定话语权等现象，但仍难以成为主流。地方社会对女性婚姻的要求依旧是内婚制（等级婚观念在凉山仍十分常见），并希望她们坚守“相夫教子”的传统“妇道”。反之，则会受到传统婚姻观念的排斥。例如，那些在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下被拐外嫁后逃回村里的彝族女性很少被接纳，最后大都只能嫁给其他民族，并遭受双重“污名”；在婚姻选择中自主嫁给其他民族的女性，因文化差异而被排斥在集体仪式生活外。尽管女性被拐卖的现象很少再出现，但彝族妇女中的外嫁群体规模已越来越庞大。
外嫁作为一个“污名”标签让这些彝族女性在地方社会的象征系统中处于弱势地位，她们急切地希望在集体社会活动中重塑自己的身份和形象。然而，她们发现即便自己可以通过努力劳作或打工来改善经济地位，但在象征系统和乡土评价体系中，始终难以获得认可。结拜以获得集体支持成为她们的“救命稻草”。在当地人十分重视的葬礼仪式中，结拜姐妹们通过集体性的展演来表现自己并非另类，并宣示即便历经过诸多社会苦难也仍能在彝族社会中获取荣耀和承认的能力。葬礼中当结拜姐妹声势浩大地出现，甚至压过一些家支时，乡土社会时常出现对她们的公正评价，“人家没有丈夫那边的家支支持，但是奔丧的人很多，献出的礼金和牺牲都不少，听说她的姐妹们光啤酒就抬了100箱”。尽管社会性“污名”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消除，但至少在这样的集体性仪式活动中，她们获得了暂时的认可。通过结拜为姐妹，这些背负社会“污名”的彝族女性逐渐将自己的生活意义建构在自我身上，而非依靠男性或子女（她们有时候也有无以为靠的无奈）。
四 结语
女性结拜不仅可以帮助共同体内的成员缓解生活困难，更难得的是使女性有了情感寄托，丰富了她们的文化实践内容和精神生活，展现出女性的自主独立与集体力量。结拜姐妹作为一种结群方式或许会消失，但在当下快速变迁的彝族社会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彝族女性不应该只在生育、家庭事务、日常劳作等框架内被关注，还需要看到她们在社会性事务中有了更多的主体参与权，有了更多脱离于丈夫、子女对个体荣誉和意义的追求意识。当彝族女性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安排个体或家庭生活时，对集体性的追求成为必要的尝试。即使这一过程可能会因为遵从集体意识而牺牲一部分个人性并让出一部分权利，但权衡利弊之下这已经是彝族妇女所能找到的最佳方式。因此，今天凉山彝族社会的妇女即便没有建立明确的结拜关系，也有了广泛的结群意识，她们在自己的家庭之外建立了许多关系网——各类基于血缘、地缘、业缘的妇女聚会、“尔普圈”层出不穷，她们深知集体组织对于个体的意义。
（注释从略，详见原文）
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23年第2期；文稿来源：微信公众号-民族学与人类学Anthropology。
图片来源：彝族人网，黄平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