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都高腔为彝族人民在野外活动时演唱的民歌，多为一人歌唱，也常用于彝家男女青年情歌对唱。因音调高亢悠长、节奏自由舒缓、演唱难度较大、音乐风格刚健豪放而被誉为“彝人的京剧”。阿都高腔属于典型的口传音乐，口传音乐与以乐谱为主要承载工具的书面音乐有着明显的区别，口传性为其最基本特征。但当前对口传音乐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表演后”产生和形成的音响与文本，缺乏对口传音乐本质属性口传性的探讨，因此本文对阿都高腔在口传过程中的关键因素——稳定性与即兴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更好地把握阿都高腔的本质属性。
关键词：阿都高腔；口头传统；稳定性；即兴性
彝族阿都高腔约产生于秦汉时期，又叫“耶”或“耶伙”，是流传于大凉山阿都方言区彝族人民在野外活动时所唱的民歌。阿都高腔属于典型的口传音乐，口传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主要体现在口头编创、口头表演、口头传播和口头传承四方面，其与以乐谱为主要承载工具的书面音乐有着明显的区别。口头艺术是以人自身为传播媒介的形式，它与脱离于人自身的工作媒介的书写艺术相比，有着完全不同的形态特征和运作规律。千年以来，阿都高腔一直在彝族人民中口口相传，其口头传统具有稳定性、沿袭性、规定性、即兴性、即情性、即时性、随意性等多种特征。当前对口传音乐的研究更多聚焦于“表演后”产生和形成的音响与文本，缺乏对口传音乐本质属性口传性的探讨，故本文对阿都高腔口传性中口头传统的稳定性与即兴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以更好地把握阿都高腔的本质属性。
一、阿都高腔口头传统的稳定性
任何一种口头艺术都有自身的口头传统，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指出，“当传统的延传只是口头的而非文字的，……当它的创始者或发明者是无名的，而不是有名姓可查证的，传统才能成为真正的传统。”口头传统正是因其快速、简洁、通俗的特点为口头艺术在民间获得了极为广阔的表现空间和生命力。同时，这些传统又会因为历史、文化、民族等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口头艺术的传播方式为口耳相传，核心是即时性，其中个体的即兴创造尤为重要，但这种即兴创造必须高度依赖于传统并受制于传统。作为口传音乐的阿都高腔是对历代彝族口传经典的忠实记录和再创造，因此在口头传统上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主要体现在演唱形式与演唱内容、情感表达与交流模式两方面。
（一)歌唱内容与情感表达的稳定性
调查中得知，历史上阿都高腔的歌唱内容十分丰富，包括史诗、婚嫁歌、丧葬歌、情歌等，是彝族社会生活的历史记录和人们生活状况、思想情感、理想愿望的真实反映。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随意歌唱任何内容，比如关于爱情的内容就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在阿都高腔里虽然有很多是表达爱情的，但是很少进行情歌对唱，如果要进行情歌对唱，那对唱的人必须是未婚男女，且双方都处于单身状态。同时，在进行情歌对唱时，男女双方不能直接面对面的唱，必须利用山、石、树之类的自然景物来进行遮挡，否则便会被人嘲笑、看不起。即使在当代彝族人的心里，高腔的歌唱内容也必须按照传统的规矩来进行，不能随意改变。
其次，阿都高腔口头传统稳定性的深层因素来自于彝族含蓄内敛的情感表达习惯。阿都高腔中最常见的歌词内容是思念，其对象可以是亲人、恋人、朋友、家乡等。如《离家》中的“家已经在我身后，我来到了异国他乡。平原不一定都有庄稼，木头不一定都能盖房”，《美丽的姑娘》中的“树木长在家乡，树叶飘到了他乡。小伙留在家乡，美丽的姑娘嫁到他乡”，这些歌词直接来源于生活，它没有强烈的、富于戏剧性的情感表达，也没有精雕细琢的文辞修饰，但语言质朴清新，情意自然，充满着人性的温暖、单纯和淡淡的忧伤。此外，阿都高腔里还有很多古老的谚语，如《树与山》中的“山上的两棵树，虽然长在两边，但是风吹叶落的时候，它们就会聚在一起”，《走得远》中的“老虎豹子走得远了就有吃的，老鹰飞高飞远就有吃的，姑娘小伙子走得远见识就广”，这些谚语通俗简练、情感真挚厚重，富含人生哲理，充分显示了彝族人民的生活智慧和质朴旷达的性格特征。正是由于阿都彝族人遵循了歌唱内容的传统规定，保持了固有的情感表达习惯，才使阿都高腔的口头传统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二)歌唱场所、形式与交流模式的稳定性
阿都高腔歌唱的地点必须是野外，不能在家里或村子里唱。在歌唱形式上，由于阿都高腔是彝族人民在山间野外放牧或劳作时所唱，其重点在于自我情感和自我意识的表达与宣泄，自娱性很强，因此其歌唱形式多为独唱，少有对唱。其歌唱方法以真假声自然交替为主，音调高亢嘹亮，拖腔自由绵长，情感质朴奔放，风格粗犷刚毅。虽然音乐的表现手法较单一，但个性突出、特色鲜明。这种自由的歌唱形式和歌唱状态决定了其口头传统的稳定性。
阿都高腔山间野外的歌唱场所和以独唱为主的歌唱形式决定了它交流模式的独特性。其在客观上缺乏与他人的互动，歌手并不介意是否能通过歌唱与他人进行交流，而是通过自己与自己的对话来满足自身的情感需求。因此，这是一种特定的交流模式，不是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完成的。阿都地区的彝族人自小受到这种口头音乐的熏陶，不自觉地便接受了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个人创造形成的表达方式被群体认可所形成的传统，也应看作是历史的一部分。而他们对传统文化的肯定和认可又反过来增强了阿都高腔口头传统的稳定性。笔者在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采访了凉山州数位阿都高腔艺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歌唱阿都高腔时的各种要求，印证了其口头传统的稳定性。总之，阿都高腔外在的行为规范和内在的情感模式确保了其口头传统的稳定性，使之得以保持原貌，不轻易被外来因素所改变。
二、阿都高腔口头传统的即兴性
在口传音乐中，个人创造与历史传统之间始终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历史传统具有延续性、同一性、持续性的特点，而个人创造具有即兴性、多样性、偶然性的特点。传统是不同个人创造积淀的结果，而个人的创造则离不开传统的土壤。因而，在对口传音乐进行研究时，不仅要重视传统，更应将个人创造置于重要的位置，将其作为探究历史构成和社会维护的基本因素。在世世代代的流传过程中，阿都高腔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即相对固定的音乐形态与歌词题材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成不变的。由于每个高腔歌手所处时代、各自的生活状态、个人经历、个体性格等都不相同，因此在高腔的歌唱上也呈现出灵活多样的特征，其决定因素是歌手在歌唱过程中的即兴创造。一个好的阿都高腔歌手必须具有较强的即兴能力，这种即兴能力既来自于歌手本身对传统积累的丰富程度，如高腔的歌唱内容、曲调框架、传统曲目等，更来自于歌手本身所具有的编创能力，即其能否将头脑里储备的高腔知识进行有效的组合，并准确予以表达。事实上，阿都高腔就是一种程式化明显的即兴歌唱形式，其即兴性主要体现在歌词内容与音乐形态两方面。
（一）歌词内容的即兴性
口传音乐中“曲体相近而唱词不同”是一种普遍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就在于歌手即兴创作的个体差异。阿都高腔的基本音乐结构多为两句式和三句式，但歌词内容却纷繁各异、指向丰富，其歌词可以根据情感需要进行即兴增减，并由此改变音乐的句式。历史上阿都高腔的歌唱内容十分丰富，歌词有传统的固定唱词和即兴编唱两类。固定的如史诗、说唱、谚语等内容，但现在史诗和说唱内容在阿都高腔中已经很难听到。即兴编创则主要表现为借物言志或借景抒情，多为依生活劳动场景的即兴创作，或直接表达夙愿和愿景的即兴创作。
阿都高腔在歌词的编创上随意性较强，并没有严格限定的词汇要求或句式衔接，通常歌手会根据时代的变化或者实际歌唱场景和情感的变化即兴编创歌词，以表达此情此景。在阿都高腔中，人们已经把即兴创作作为闲暇愉悦、抒情达意、言物叙事的重要手段，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生活技能，因此一个高腔歌手要想得到人们的认可，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靠他即兴编创歌词的能力。正如洛德所说，“歌手的艺术较少体现在经由不断重复而实现的对古老程序的学习上，而更多地表现在一种能力之上，即他能依靠以基本程序为基础而建立的模式，为即兴的表达去创作或再创作一些词语。”
（二）音乐形态的即兴性
通过调查发现，每个歌手在演唱阿都高腔时，其曲调的基本框架相同，但在一些细节处则显示出了细微的差别，如对拖腔的处理、装饰音的运用以及音乐结构的临时改变等等。首先，对于同一首高腔，不同的歌手有时会在演唱时采用自己组合的歌词，同时对曲调也会即兴处理，出现一曲多词的现象，但这些改变都没有一种严格固定的形式。可见，阿都高腔的即兴性具有明显的偶然性、即时性和唯一性，这也是所有口头音乐的共性特征。
其次，根据场景和感情表达的需要，歌手会临时增减歌词，由此引起音乐结构的伸缩变化。为了与歌词相配合，阿都高腔音乐结构主要采用的变化手法是重复、引申与模仿。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音乐结构的变化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它通常是歌手的一种临时行为，而不是固有的传统模式。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阿都高腔的歌手都并不能说明这种即兴编创的动机或缘由，但这种演唱过程中的即兴性确实既在主观上体现了歌手个人能力水平的高低，也在客观上造就了阿都高腔的灵活与多变。
结语
迄今为止，作为口传音乐的阿都高腔都是保存得较为完好的彝族原生态音乐，极具民族色彩和地方特点。对于老一辈彝族人而言，阿都高腔的演唱是日常生产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歌唱”方式不是表演而是一种语言与情感的自然表达，是人际间的自然交流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当今社会的发展，更多的彝族人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条件，他们不断地离开生长的土地、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滋养。阿都高腔已经由一种娱己性的音乐逐渐演变为一种娱人性的音乐。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非遗保护的大环境下，虽然阿都高腔也授予了省级、市级的非遗传承人，但这些传承人基本上都在参加各级各地的各类非遗音乐表演，在现实生活中反而很少演唱阿都高腔。这种改变了歌唱环境和歌唱对象，脱离了传统生存土壤的阿都高腔究竟还具有多少原生面貌不禁让人存疑。尤其对于口传音乐而言，口传性是其最基本的特征，如果在口传的过程中不能将口头传统的关键性因素把握好，其完全可能在口口相传的过程中使其固有的本质性特征消失殆尽。
（注释略，详见原文）
原载：《四川戏剧》2021年4期，文字来源：微信公众号-民族文学学会。
作者简介：赵璐，博士，绵阳师范学院教授。杨梅，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在读，绵阳师范学院副研究员。
